本帖最后由 toughkid 于 2012-7-3 23:52 编辑
节目揭露问题，而不是掩盖问题，这无论如何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至于说语言，可能过于感情化，逻辑上有点儿incohérent.
比如说吧，一方面，他否认“上大学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又拿一个民工与设计师的例子，说明两个秉赋差不多的人，确实因为上不上大学，命运迥异
再比如说，一方面贬低国内的科研水平，贬低高校管理这个乱局，然后，再没有附加任何新的例证的情况下，突然冒出了一句：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真的吗？聪明是什么？我觉得，在封闭型竞赛中表现优异，就肯定是最聪明的？一本《数学分析》加一本《微分方程》，我虽然当年学得不好，也能说上来七八个法国名字：笛卡尔，傅立叶，柯西，拉普拉斯，泊松，拉格朗日，嘉当...
中国的人口是法国的N倍，能找出等量齐观的“大师群”吗？凭什么，就无缘无故地认定中国人“最”聪明？
我觉得，对于这个“高考畸形”的现象，不满是应该的，愤怒则不必。因为不满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愤怒，一般都是”道德批判”，它只适用于“为了避免消除噪音而荼毒满池青蛙”等个别的缺德行为，而不适用整段评述。
中国“高考制度”的迫不得已，并且百姓对“高考”无上关注，是有着深刻的背景与成因的。
我粗粗一想，就找出来了以下这么三条：
一、腐败与作假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录取，都是根据学生的申请材料。高考分数，只是一个参考。招生工作者都是经过了很严格的训练的，不太容易被主观好恶影响了取舍，而是根据比较成熟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来评判学生。总体来说，这是一套灵活又可靠的体系。大多数“偏才”或“实践型人才”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与对待。 而在中国，因为无法保证录取过程的“廉洁”，所以这套体制无法正常运转。其实，倒不是校方受不了富豪的利诱；而是顶不住领导们“外柔内刚”的强压，或纪检、司法部门“口蜜腹剑”的威胁。稍后要谈到的两条因素决定了父母对子女高考的重视程度，如果他们能够影响录取结果，很多人都会无原则地给学校施压。 在很多学校，“特长生”已经成了“关系户”们的泄洪道。这里所说的“特长生”，是指具有（或声称具有）某项特长，而得到破格录取待遇的学生；不要与考入专业学校或院系的“体艺类”考生相混淆。现在，扩大这个录取渠道，无疑是要将泄洪道变成主河道。这样只会导致更多的腐败，学校招上来的，恐怕会有更多的“王子公主”。 并且，中国学生的申请材料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也会令录取人防不胜防。 这样，“考分决定录取”，是在强权与作假泛滥的国家里，最为“公平与经济”的录取方式。一方面，严格认真的考场管理与阅卷（技术上比较容易实现，至少比防止“自主录取舞弊”与“申请材料作假”容易多了），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公平；另一方面，基本按成绩录取的制度，使绝大多数考生（提档线以外者）无法通过“托关系”来对录取人提出过分要求。 高考，既然是大规模的统一考试，那么必须以客观题为主了，大部分的主观题，也需要有参考答案。否则，评卷速度难以保证，新的腐败也有可能滋生，如：凭答题内容或笔迹来请阅卷老师的关照等。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试题改革来鼓励学生创新能力，其结果只会是增加题型，增加学生负担。 所以，如果说高考对“素质教育”特别是民族创新能力的损害，那就是导致我们的教育必须工业化，标准化，并且，在书面上考不出的能力，几乎统统“不用”教了。
二、“高校悬殊大”
听说过一个笑话：从中央下来一笔资金，投入211工程。资金数额十个亿。分配方案是，清华三点五亿，北大三点五亿，其余九shiba个学校去分剩下的三亿。 笑话虽然夸张，也反映了中国的“名校”与“非名校”经济待遇的悬殊。有的名校，修葺一下草坪就耗资几千万；而有的末流学校，总资产才几千万——各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可想而知。为了享有优越的发展条件，学生自然对“名校”趋之若鹜。入名校只能靠高考，于是，学生只能一心准备“应试技巧”。稍微上点儿档次的高中，体、音、美或多或少都是开设了的，但根本没有得到学生们应有的重视。老师在上面讲，大部分人在底下做数理化题；久而久之，老师也只得表示理解了。至少我上学时，就听老师课前辛酸地宣布“不想听的同学，可以学其他，只要你觉得能提高高考分数，除了说话，怎么着都行。” 在法国，因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高分”并不能成为多占公共资源的理由，所以，政府对各公立大学的拨款基本均等；而大学里，又有足够的座位提供给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这样，想上大学就能上，各学校之间差别又不大，所以学生的升学压力很小。只要掌握了中学课本的基本知识，就能上大学，免费的大学。（个别渴望得到精英教育的人，可以选择Grande école。也许需要支付一定费用，但如果足够优秀的话，会有奖学金。） 这样，没了比较之心，学生倒是可能焕发出“无欲则刚”的光彩。乐于艺者，“三月不知肉味”；乐于学者，“终日不违如愚”。虽然，法国学生的解题能力比中国学生差了一大截；但他们在文艺、体育等方面，都比中国人才多。虽然法国的理工科学生比例低于中国，但因为留下的都是爱好者，所以法国人也是诺贝尔自然科学（理化医）奖的常客。 中国没有足够的实力为每个学校都配备一流的硬件与教师，又需要尖端人才来参与国际高端竞争，只能采取目前的资源分配方案。既然无法“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考试竞争必然激烈。素质教育，就只能围绕着应试教育来培养一些技能，活动余地就很小。在一片纸屑上，是写不了大文章的。
三、“百姓福利观”
中国的百姓曾长期处于穷困状态，政府又吝于对“生活”与“伤病”提供保障，所以百姓的福利观都很简单：“收入高”就是幸福。 怎么实现这个愿望呢？“创业”？这可是需要本金的，一般百姓拿不起，并且风险也太大。稳妥的办法，找个好工作。最常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靠关系；二是靠学历。 比“高校招生”更严重，国有单位招聘，会受到更多来自强权与人情的干扰。所以，很多单位只能搭起“学历标杆”，挡回大部分的“开后门”者。然后，再在符合条件的求职者中选出三四成“名校或精英”与六七成“关系或后台”。好的私企，也倾向于招收名校毕业生，以免被“巧言令色者”所骗。毕竟，不能否认，由于生源与办学条件悬殊，名校与烂校毕业生总体上确实存在很大差异。这样，草根如果想得到好工作，就更要全力拼高考了。 这样，学生们也倾向于通过“考名校”，来找个“好工作”，其实，也就是高薪工作。然而，除了极少数肥差（早被“王子公主”们填满了），大部分的岗位，收入与责任、劳动量都是成正比的。中国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要职官僚，时常（甚至时刻）处于辛劳与焦虑之中。清华北大这两年去世的教授，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三岁。官场上，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折磨病，折磨死的干部就更多了。 无业者或临时工们生活缺乏保障，百姓们的福利观太过肤浅，也是“考学竞争激烈”的一个原因。如果人人都无基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并且安于自身条件，满足于与自己能力、意志相匹配的工作，应试压力就能从恶性变为良性。社会总体幸福指数也肯定比现在高得多。
所以，由上可以看出，高考问题，政府，百姓，高校，各个方面都有责任。各个方面，也基本都是无奈的。面对这个事实，有必要那么愤怒吗？或者说，愤怒指向谁呢？如果指向所有人，那不成“反人类”了吗 （这句话是玩笑话）
唯一值得不满的，就是高考的公平问题。对于公平，可能难以定义，但当前的“马太效应”的做法，肯定是不公平的。
刘瑜：谁有特权上大学
这个“不公平”肇端者是谁呢？竟然是我最崇敬的伟人，邓公。也就是说，以省为单位进行招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才开始实施的。但是，既然是邓公的决断，我这个水平，可能难以完全领会，所以，不敢过多评判，只简单说两句。
首先，我对于这种为了“效率”或”战略发展” 竟然置“国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于不顾的做法表示遗憾。
然后，我坚信，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这种不公平现象迟早会得到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所有国民的反对。比如说吧，今天如果在法国搞公投，要求废除黑人与阿人的“公民权利”，将他们打回“二等公民”，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法国souche们也不会投赞同票... 我相信，中国的教育办得再糟，客观上还是能一步步提高人的认识水平的。
一个人的素质提高，是分阶段的：前半阶段，是追求自我发展，追求对别人的超越；后半阶段，是追求与周围人的和谐共存与良性互动。在我国，大部分人的发展，还处于第一阶段，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阶层矛盾”，“地域歧视”，一些人只是在某些层面实现了超越，所以就形成了优越感，并且排斥周围人。但是，我坚持认为，随着其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他们也会意识到与人“良性互动”，“平等存在”的重要性，也不会就那么心安理得地永远“既得利益”下去。
至于我个人，根本无法对抗国家大局。我渴望人人平等，如果暂时实现不了，那就让我来当这最humble的一族吧。我shiba九时就有这个想法了，所以当年去天津上学，故意不转户口。结合现在的情况，我将来有了孩子，选择也是两条路：要么让他在法国，享受与周围人平等的“受教育权”；这么让他回国，跟着我的户口，去高考的重灾区之一，河南农村。正好，我从小就给他（她）灌输灌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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