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国民党敌后战场

橙色路灯

国民党广阔的敌后根据地何以中途夭折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原因一：国民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国民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100余万，其先后开辟的游击区与抗日根据地，又大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这些地区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害，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根据地长期“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这种牵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短期作用，则如前文提到的，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又如枣宜会战期间，大别山游击部队“自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生极大困难”……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国民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如以10万兵力扫荡中条山根据地；以五万兵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而日军以万余兵力反复扫荡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则更是极为常见之事（如鲁南游击区）——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原因二：国军其实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
国军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失败，也有战术方面的原因。国军在敌后战场，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团战；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三面围攻中条山时，根据地内的7个主力军被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于学忠在鲁南战区，庞炳勋在太行山根据地，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相比而言，共产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毫无办法，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因为尽可能减少了部队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共产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可谓中肯之语。

原因三：与中共部队摩擦不断，内耗严重
国、共冲突，也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坚持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奎松说：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国共间的这种摩擦，几乎遍及长江以北的所有敌后根据地。在河北与山东，八路军取得了完胜，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力量彻底从二省退出；但在苏皖地区，则遭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双方摩擦不断，最后终于出现皖南事变——事变前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发出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开始选择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如此，一方竭力谋求扩张，一方竭力阻碍扩张，激烈冲突自然在所难免。


结语

无论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还是其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本是无待后人“重新发现”的史实。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就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上的贡献。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泪水的季节

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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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

1938年，赵老太太和她的游击队因媒体报道而举国皆知
赵老太太是何许人也？从上面这幅名为《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赴港募捐抗日》的照片中可以略窥一二：老太太一身黑色长褂端坐正中，左右环绕者是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前排座位左二）和邓颖超（前排座位右一）等贤达名流。可见老太太当日的声望之隆。

三儿子赵侗（左四）与晋察冀八路军干部合影

1939年亲自参与伏击赵侗的八路军老干部萧锋绘制的《全歼赵侗匪帮》示意图

儿子赵侗死于八路军之手。因为这个缘故，在内战爆发之后，老太太选择了追随国民党政府，最终在69岁高龄时被解放军捕获并枪毙。

日军战俘尚且能被遣返回国，而我们的游击队之母却以近70高龄命丧同胞枪下。侵略之仇，阶级之恨，哪个更深刻？

全文链接

http://view.news.qq.com/zt2012/zltt/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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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侗部被八路军歼灭，也反映出，皖南事变之前，国共合作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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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看到一个新闻，可以证明，类似的政治态势绝不是仅仅发生在我们老家那里。当然，国共内战争夺民心的时代，这类历史是不能让老百姓了解的。

1940年内蒙八路军为何与伪军签互不侵犯协定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3_09/16/29645007_0.shtml
党报的文章，不可能说的太露骨，各位自己体会吧。

在日本占领区域内，无论是马占山等民间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的游击队，都在抗日过程中逐渐耗尽。唯有中共的武装却能在日军占领区内不断壮大，其与日军的斗争程度如何就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