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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德国的X先生的专访记录,仅提供一 种可讨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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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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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 22:02:44

新浪微博达人勋

本帖最后由 farrell 于 2012-3-8 11:27 编辑

第二天

记者:昨天您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文化问题,今天我有一不情之请:为什么你始终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辩护?是出于您的礼貌,还是为德国国家的利益着想?比如:出于德国的战略利益,希望中国的崛起牵制俄罗斯。

X:俄罗斯与西方在历史上的纠缠的确很多,俄罗斯一直是出生波兰历任美国国家战略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一派认为的西方战略安全的根本问题。可我不是波兰人,波兰当代政治家似乎并不亲中国(笑)。

记者:谢谢您的坦诚。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在当前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党专政问题?

X:我从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就像你们的邻居日本就一直一个党执政,只是最近新的党组阁了,看来事态并不妙。


记者:如果仅一个政党专政,似乎少了制约的力量。

X:共产党内不是也有派别吗?这和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有什么区别?看来不论他们哪个党赢得竞选,国策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

记者:这是互相牵制、平衡的结果,那似乎意味着中国今后改革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X:那是因为美国一直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如果这种危机更激烈和迅猛,我想结局就会不同。中国也一样,似乎中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是个警示,它无意间成了中国改革的推动力,因为统治阶层是有惰性的,正如您所说的内部制衡的问题。

记者:中国有俗话说“温水煮青蛙”(笔者解释)

X:很形象。

记者:说到政改,中国台湾的选举目前已经逐渐成熟了,似乎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因为之前有人担心中国文化和国情很难适应西方的政治制度。您的看法是?

X: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台湾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很有特殊性,因为两大阵营是围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而定义的,背书的一面还有美国,这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处。

记者:这就是您所说的特殊性?

X:是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政治是中国大陆和美国政治的延伸,受两个世界最强大力量的调和。因此与其说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是台湾内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外化平衡的结果。

记者:(笑)很有启发。那您认为如果当前中国大陆沿用台湾的政治制度,会有什么结果,您乐观吗?

X:关于台湾的政治发展我没有仔细研究,有一些了解。据说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现在成熟了很多,期间经历了很多动荡。仅从内部动力来说,我想主要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独裁,否则很难克服保守力量。如果太宗健康状况多允许他十年,中国(大陆)今天的改革也许会顺利的多,一个民族在复杂的困难时期是需要英雄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政治改革错过了一个良好的窗口期?

X:当然,按中国俗语,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机会总是会有的,几十年前,国际主流对太宗的改革和89年后的中国前景也不那么看好。即使假设成立,我想太宗也不会模仿台湾的政改模式,因为他清楚台湾政治模式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昨天我似乎谈过这个问题。


记者:大卸八块的问题?

X:是的。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经不起台湾曾经历的政局动荡,国际竞争也不会给中国多留出几十年的窗口期。

记者:您指的是经济的发展方面?

X: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大规模的政改首先必然对稳定有冲击,虽然从长远来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会恢复,也许会更好,但经济不是孤立于一国国境内的。中国经济核心是制造业,是长期投资资本,他们倾向于确定性的未来,失去了他们未必会回来。

记者:您说的是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可能会把握这个机会?

X: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迅速提升,已经有这个趋势。大规模政改造成的政治整合期,我想在中国不会低于几十年。

记者:看来,您对中国政改不抱乐观。

X:您别误会,我指的是台湾政改模式而言。


记者:您对中国国内的左派和右派各持什么态度?

X:无论左派右派,我想其主体应该是把中国推向更高和更健康的发展阶段,但过左过右可能对中国都是个悲剧。过右的新自由主义,将会释放精英和资本的潜能,短期内经济效率会更高,国际竞争力会增强,但也会迅速推升中国已经很高的基尼系数,社会不稳定性也会迅速累加,迟早面临政局危机;过左毫无疑问,将会限制思想的进步,并吓跑投资,最终还会形成全面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下降,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对抗会招致连锁反应,没人能预料到什么后果。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庸之道?

X:准确说,应该是或左或右,目前中国的政策个人认为应该是趋左合适,目前过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权益低得可怜。但无论如何,左右有共同的公约数,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解决贪腐的根本问题,提高底层的权益和言论的自由度。

记者:似乎左派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又投鼠忌器,那您的政改建议?

X:我想,应该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加民众监督的模式。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X: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共产党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X: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X: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记者:可目前人民呼声很高的仅仅要求高层公务人员公布个人、家庭财产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民众的力量很弱。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害怕清算,他们骑虎难下。您不觉得这是一党专政的后果吗?

X:我觉得这是当年太宗改革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我本人并不认为是您以为的一党专政的问题。

记者:印度可能是个反证,不是吗?

X:印度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1948年立国之初就开始推动立法,到如今轰动世界的阿纳•哈萨雷的绝食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这个立法问题。因为这将既得利益者逼到了墙角——而民众清楚,革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最后理性的结果是双方妥协。

记者:您的建议是中国民众和既得利益阶层达成某种默契下的妥协,承认既得利益换取人民的权力?

X:您的感觉很敏锐,是的,默契下的,而不是公示下的,之所以要承认既得利益,因为没法彻底清算,也不能彻底清算。

记者:谢谢!就我对中国民众心理的了解,人民很难接受?

X:情感是一方面,理性是最重要的,否则最受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


记者:关于中国的改革,在国内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模式很多。现在主流的有两种,一种是温总理和广东的改革模式,可能更西方化一点;一种是重庆模式。您了解吗?倾向哪一种?

X:知道一些。两种模式都有不确定的地方,即使有好的理念,也不能保证最终的执行效率。通常情况下,一个看起来具有良好理念的方案和另一个执行有保障的方案,二者中我个人更倾向选择后者。

记者:譬如?

X:重庆模式的优点是,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可以参考,类似太宗80年代的特区实验模式,成功了,就推广。这就看你们是否认可了。

记者:既然有了这个实验区,那您个人应该对它有个评价吧?

X:还是需要具体考察才知道,我想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对过去红色中国的历史过敏,可能会因此丧失理性判断。当然个人威权也是很难有保障的,这些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重庆更像新加坡模式。

记者:您对温总理的改革方向有何见解?

X:温总理的模式,我想也不会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也不会支持,可能会是渐进式的,但截至目前,我可能比您了解的更少。


记者: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18大三月份就要召开了,到时会有更多层面的透露。

X:我会关注。

记者:您不觉得应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吗?

X:这涉及到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请允许我先谈国企改革的历史问题。

记者:您指的是前总理开始的国企改革开始?似乎您对前总理赞赏有加。

X:准确地说是国企改制,当年前总理改革主要面临的是国企效率问题,总体上,我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就效率本身而言吗?

X: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前总理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X: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X: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X: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食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X: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获利会更多了吗?

X: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迅速,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X: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就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X:不仅仅限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给每个公民平均按人头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了。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后来这些股份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X:譬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采取了行动。

X:是的,他回收了很多资产,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来说,这些行动有些是非法的,但毕竟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他们国民的福利以及其它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

记者: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很多体制内的人及亲属却分享了更多财富,您觉得公平吗?

X: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能民众对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改良的信心。

X: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国有企业,但并没有您在中国见到的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说明这是个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些国企给个人带来什么,反而是高价质低的服务和产品。

X:我了解到的情形是,这些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了国家资产的账户上,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是这样,阿联酋是这样,这些国家把这些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之一。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X: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X:应该说是否决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

记者: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国企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X:我认为应该是农村问题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记者:那能否先谈第一点呢?

X:应该说,这两点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X: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比过高,或者说农业的生产效率过低,可以说,你们内陆农业生产还处于欧洲中世纪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已经严重过剩了,这部分农业人口除非转移到服务领域没有别的出路;而如果产业不能升级,工人的收入会很低,城镇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内需自然不充足,仍然摆脱不了过渡依赖外贸的局面。

记者:而实际情形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出现了用工荒,造成工资上升,产业外移,似乎并不是农业人口过剩状态,你怎么解释呢?

X:您观察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政府在有意提升农产品价格,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这使一部分农民返回了农村;另一个事实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受制于18亿亩红线,土地稀缺,城镇生活成本骤升。这说明,中国政府一直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根本要务。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不仅仅造成农业人口收入低的现实,也造成了和工业抢占劳动力的现象。

记者:看来您并不担心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

X: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会大大抵消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因素,中国在今后十余年会一直是隐形的劳动力过剩的状态。

记者:我注意到您说的“隐形”这个词,似乎和表象不同?

X:是的,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达到美国一半的情形(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00余亩,笔者注),你们的农业将会解放几亿新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服务业,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他们大多实际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就是您看到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依然尽力挽留哪些几乎微薄利润的企业,因为对一个大量农村人口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经济体,劳动力的工资也可以看做“利润”。


记者: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关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X:中国最近几年开展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改革,我注意了很久,似乎步伐很慢,我想还是农业人口过剩以及粮食生产安全的双重悖论问题。

记者:这个双重悖论如何解释呢?

X: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必然远远高于小家庭的生产模式,但是单产必然大幅降低——中国粮食的单产其实已经很高,这样必然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那另一重悖论呢?

X: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如果大刀阔斧地进行土地改革,这些解放的劳动力只能进入服务行业。由于城镇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并没有得到迅速解决,这些城镇服务业的收入必然会更低,也就是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在印度、巴西都比较明显。所以这个土地改革的过程和城镇产业升级是个对立的平行的改革过程,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


记者:看来您对计划生育持肯定的态度。

X:中国的人口控制虽说近乎残忍,但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否则中国现在会有17-18亿人口。以现有的生活水平计算,这不仅接近中国资源的极限,也会让世界恐惧。

记者:但有人说,印度还是活得很好;资源匮乏、人口稠密的日本小岛也享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X: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关于印度,您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在提高,但贫困人口却在增加,他们的贫民窟人口也在持续增加,饥饿和婴儿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很高,而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他们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而人均消耗粮食是你们的一半。关于日本,这个假设则更加荒谬,如果你们的人口不加控制达到18亿,中国的人口将是他们的18倍,即使你们拥有日本的产业技术和人口素质,这个世界的资源也供养不起18个日本,更没有足以容纳18个日本规模的高端制造业国际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掏空欧盟、美国的制造业,欧美的收入在逐年下降,今后还会持续这样。长期来看,最终中西方人民收入趋同,或者说地球最终是平的。这都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农村改革面临双重悖论,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X:就我个人意见而言,这个悖论的出路之一,我想应该不局限于中国的这个内部系统,而是找到外部的资源。

记者:(笑)可是我们没有殖民地。

X:但是你们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如果不进入实体,最终是一堆纸片。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全球进行农业资源的开发?目前在南美、非洲、俄罗斯、中亚,都有大片荒芜或待开发的土地,你们可以根据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曲线尝试进行租恁或长期开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思路,现在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进。

X:似乎力度并不够,目前中国的海外屯田更多的是粮食结构性的补充,而不是有意识配合国内的农村土地改革。考虑到土地集中式经营,可能造成平均单产或总产量10%左右的减量,目前的这些屯田规模远远不够,当然前提是需要博得更多的国际信任。一旦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加上已有的大量粮食储备,我想中国的土地流转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记者:果真如此,可能城镇土地供应量会大大提升,会解放整个房地产业。但国际上是否会担心,这是中国模式的殖民化,新的中国威胁论?

X:根据中国人口统计特征,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将会大幅减少,我想这个过程是过渡性的方案,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记者:感谢您的建议,似乎您也顺便回答了我一直想问的中国国内房地产问题的出路。目前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主要是拆迁问题。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X:我想本质上应该是宪法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城镇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因此国家拥有不可否认的征用权,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土地的增值收益必然归国家所有。这在实际执行中必然造成冲突。

记者:那国家能否把这些土地增值收益重新给予国民呢?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土地改革没收的。

X: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返还那么应该是返回给原来被没收的对象或他们的子孙,而不是目前的使用着,否则怎么向他们做政治上的交代?60年前上海的某些街道整个可是属于某个家族的,是否应返还?

记者:我的爷爷辈是过去的地主,如果现在把土地的增值收益权再给“新的地主”,个人感觉是不太容易接受。可是事实上在中国的城镇,土地的增值收益国家通过高额补偿返还给了原使用者。

X:这是妥协的结果,但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把土地增值收益权全部给予土地的使用者,那就按市场价值解决,可是政府又不可这么做,因为这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化。这就出现了无法逃避的纠纷,没有标准,也没有法理依据。

记者:您不觉得这是当初前总理房改的遗留问题吗?

X: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和严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计划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当初的房改把目标设定的更加理想化,可能会无法推进;二是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个人的私利,默认或怂恿了这些政策。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应该是大多数城镇居民,他们掌握有媒体发言权。受损最多的是农民,他们没有声音,是冷漠可怜的旁观者,而他们应该是主人——因为这些资产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长期以来“工农业剪刀差”积累的国家财富,是农民贡献的,而农民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财产公案。

记者:想来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可却是事实。作为农民的子孙,我有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想,我们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呼声很高,而这些呼声更多的是国外或者说美国的压力,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压力的?

X:我想压力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另一个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的压力,就美国而言,表面上是解决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和贸易逆差问题,这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姿态而不是筹码。美国人很清楚,人民币汇率大幅提升只会把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不是美国,因为这些都是利润极其微薄的产业,它们支付不起美国人的工资,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只会相应转移到这些地区;开放资本市场是美国资本的现实需求,毕竟这是个封闭的市场,每个人进来都会有很大机会。

记者:您觉得中国是否应该屈服于外部压力开放资本市场?

X:我想这应该是个交易问题,取决于交易的筹码。

记者:对等的筹码会是什么?

X:我想中国可能会要求欧美开放技术市场和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记者: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怎么看?会有哪些障碍?

X:我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担忧。这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由兑换,而如果这样,中国政府会担心造成国内人民币资本的大逃亡,因为毕竟中国对外汇的管控非常严格,这些资本无论在谁手中,都是在中国国内,为中国的经济服务,而一旦自由兑换,资本就无法控制了。

记者: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元的量化宽松造成中国大量储备外汇缩水,这是不对等的货币体系。对中国来说,似乎进入两难境地。

X:这是我认为中国会支持欧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最终会加速走向国际化,这需要中国先做好自己国内的体制安排。

记者:非常抱歉,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预定的采访时间了,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X:没关系。

记者:假设某一天中国的发展会重蹈过去100年历史戛然而止,您认为最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

X:(思考)我想可能会是战争,从目前来看你们还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点,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战争背景由草原民族的入侵变成了更为广阔的全球利益。而在我看来,战争最可能的后果,要么国家被严重破坏,要么是重新被国际社会孤立,其中孤立最为可怕,因为即便贸易可以用内需替代,但你们的技术源泉却来自于西方。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两天的采访,您的每一句话都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大的善意,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对您表达深深的敬意。

X:我的荣幸,为您祖国的发展表示祝贺,希望看到强大而和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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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尔虞我诈的争夺之后,人才能心平气和的看看身边的事,客观公正的说一说自己内心的想法。

越是面临危难的时刻,越需要冷静的头脑,没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相互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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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本帖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我不打算辩驳,网络传媒的特性本来就是真真假假,所以我一开始在标题上就标出了“真假自辩”
但是我个人任务,通观文章本身,不也提供了一种可供讨论的非常沉着的观察和论述么?无论“专访”是真是假,让我们自己遮蔽掉无意义的名称,擦去这些代号背后做代表的影响力和政治立场,用更加中立,更加客观的视角来看这个文章。对其论点进行思考,结合自己看法进行论述不也是很有意思的么?

当然如果有违版规,锁删自便,谢谢版大~
aubonj
2012-3-9 00:38
嗯,我也是看到真假自辩,刚好在人人上有人发起了纠错,就顺手贴过来了:) 
2012-3-2 2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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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相当不错,我看到了一些现行国家政治中的转机,德国总理水平不错,不知道中央能否比他更聪明,主要的是如何实施
2012-3-7 16: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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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文章或许是编的
2012-3-7 22: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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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本帖最后由 aubonj 于 2012-3-8 02:49 编辑

对于这个的真实性有点怀疑,,,
用语和遣词造句觉得有些奇怪,语风比较像进步社的那种一贯的调调

尤其是讲到三峡水电那里,那些话是真的吗,(“菲薄的电费收益!?”是李小琳告诉他们的吗),怎么更加像一个完全对于电力缺乏知识的网民编出来的。这段关于水电和国企的那段话似乎完全是从别的地方摘来的。 http://bbs.m4.cn/thread-3341420-1-1.html

而且有硬伤,比如记者说“中国共产党的18大三月份就要召开了”,实际上显然应该是9月或者10月。
2012-3-8 02: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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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本帖最后由 aubonj 于 2012-3-8 03:15 编辑

还有关于垄断,国企,竞争的章节,真的是出自德国政客之口吗,还是恰如某些成文摘抄
德国恰恰是在这些国企的拆分上走在大部分欧洲的前头的。法国只有一个电网,德国有四个。在促进竞争造福民众问题上,德国历届政府似乎不分左右还是有很高的共识的
虽然有些章节也有道理,但是是否夹带了不少私活,希望能够对于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有高度的审慎

ps
我去查了查wiki对于Helmut Schmidt(社会民主党员,长期与基民联和基社联组成政治联盟,路德宗基督徒,早期倾凯恩斯主义,后来反对扩展主义的财政政策,但是一直还是非常中规中矩的传统经济学支持者,因此文章中的很多话让我不禁怀疑)的生平和政经事迹的记录,更加怀疑文中的很多章节和字句
2012-3-8 0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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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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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8 04: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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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如果放下谁对谁的采访不说,在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仅心平气和的概观这篇访谈的的观点如何?
有何不足之处,有何偏激之处?讨论一下岂不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都不是做学问的老学究,非要有个适当的出处,否则就是用心叵测,非要有个强硬的立场不可
我删所有人名,大家就论点本身评价一下如何
2012-3-8 1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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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Helmut Schmidt
可以看看,是真是假又或者真假参半都不重要。 文中 表达出的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金融殖民主义,国家资本福利制度 等建议很有新意。
farrell
2012-3-9 01:03
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在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之类的小国家运行的还不错 
2012-3-8 2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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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本帖最后由 aubonj 于 2012-3-9 00:41 编辑

我觉得大体上很多打了颜色的章节其实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其实就看这些的想法的话,我都挺支持的,至少它们都说出了现实的重要的一面。
不过除了里面关于国有,垄断,既得利益的概念和看法不能赞同。

因为似乎文章对于国有资产的执行者抱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但是就我的观察,国有资产的执行者和持有者可以算得是中国而今最不要脸和最大谎言印刷机……当然,这个也许见仁见智,同时也受每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左右。不过就看看而今当红的某任总理之女的言行,和其治下的那个行业,不需要什么学术的高言大志,tout simplement,不可信。(当然,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

所有的这些关于货币管制为了保证资本不外逃啊,产业如何升级啊,农村问题和相应的公平发展问题啊,提法和理论都非常发人深省。但是问题是,一切政治经济的事情,其实都是需要信息透明和信任,如果信息完全透明,人们完全诚实,独裁和民主,计划和市场是一样有效的。可是问题是,中国难道要把其命运交给最不可信的一些人么,或者说已经没有人可以值得相信呢。

瑞典是个奇特的国家,外在,他们有持久的抵抗外敌的历史,内在,却基本没有内战,而且每次社会变革,阶级革命在他们那里都是和平进行的。他们和平的皈依天主教,没有经历条顿骑士团,他们和平的完成了宗教改革进入新教时代,没有经历其他国家的宗教战争,他们和平的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内战,国王至今仍是最富有的人,却广受尊重,没有什么三妻四妾和道德丑闻,他们在战后和平的进入福利国家,没有六八风暴,没有嬉皮士,没有文革,而今面对国际化,瑞典的外来移民,哪怕是个餐馆跑堂的,英语水平都比一般法国人好。

所以我觉得,这么多的争论和学术都到头来无所谓,重要的还是人的心,也许最需要的,是从拯救每个人自己的内在生命开始。
没有启蒙的革新是无法带来进步的。
2012-3-9 0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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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对了,评论最后落脚到信任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要那么较真,看到有些觉得不实的段落而怀疑文章的杜撰性。
因为道理谁都可以讲,就像楼主所说的,哪个人哪个名字都不重要。
但是信任,和诚实,这是买不来的财富。
正如版主说,而今博客和微博多有不实,也许这才是中国最糟糕的地方吧,不是实名制能改变什么的,因为人们已经在现实面对面的生活中就长久喜欢这些说谎游戏,乃至于中国人最喜欢的麻将,斗地主,等游戏都是建立在欺骗(操纵信息)上面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国内无法发展的人,到了国外的简单环境里面往往能有不错的成绩。

真真假假,是真是假,不是不重要,是至关重要。
认认真真,认真就输了,不是有理,是指鹿为马

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是无法进步的,纵然暂时光鲜,但是他们的脚却实在处在滑地,跌倒了也无人能救。
春江水暖鸭先知,官员们率先送孩子移民,即便嘴上还信誓旦旦。

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是无法被阻挡不进步的,哪怕是百万大军压境,洪水海啸也无法阻挡。
因为生命力,是那种能够复制和延续的力量,启蒙enlightenment,就是被光照的意思

乖僻的人,必以乖僻待他。
但是,清心的人有福了。
2012-3-9 00: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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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bonj 发表于 2012-3-9 00:35
对了,评论最后落脚到信任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要那么较真,看到有些觉得不实的段落而怀疑文章的杜撰性 ...

信任危机这笔帐恐怕还是要算在TG自己身上,在10年的混乱之后,一种长期深入人心的儒家哲学道德系统被打破之后,却不能建立可靠的新体系。造成了一 两代人的道德缺失。历史上中国人就更加迷信现实主义,这给我们了灵活多变的处世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快的发展速度。缺点是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中国人做事无道德底线的问题。解决方式老祖先就已经说过了“仓廪实 而知礼节”

至于说垄断企业的腐败问题,这个其实在西方各国的银行业体现的非常明显。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绑架了本国政府,美国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但没有办法有效复兴制造业,反而钞票都装进了大型投行,金融机构高管的口袋成了到处惹事生非的热钱。但是,不能不承认华尔街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美国人都惹不起的经济寡头。我觉得,相对于一个人两个人的腐败,这种问题更加恐怖。

我这里所同意的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大环境下,将一些重要的命脉性质的垄断企业盲目私人化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在非常情况下搬出炮舰去跟别人谈判的准备。
2012-3-9 0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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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ubonj 于 2012-3-9 02:57 编辑
farrell 发表于 2012-3-9 01:18
信任危机这笔帐恐怕还是要算在TG自己身上,在10年的混乱之后,一种长期深入人心的儒家哲学道德系统被打破 ...

嗯,也许在一般性的讨论中,在国有化,私有化,垄断,竞争这上面都有不少的混淆

私有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竞争,因为国有垄断企业在历史上无一例外的完全没有创新而且扼杀社会上的其他创新者,不论是科技上的还是体制上的,而且大量消耗社会资源,降低社会效率,导致社会不公。这个历史从路易十四的工厂,东印度公司,到不列颠铁路,美国电信,后来的微软,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国有化能促进竞争也行。或者在体制内有真实竞争也行。因为事实上人类没有多少好的管理社会的方式,竞争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一般对一个产业进行私有化,目的为二,第一,分开裁判和球员,第二,要有好几个球员彼此竞争。
其实,如果有一个私有的裁判,和好几个国有的球员,那样也行。

可是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似乎有意无意的,问题的关键都被人们搞错了。问题的关键不是具体的命脉企业的所有制,而是竞争!而且正是由于是命脉企业,其竞争力和成本更加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非常重要。可是要知道而今中国的能源成本要高过南韩了。不少能源密集型半导体企业取址南韩而非中国也是为此。

也许会有很多业界的人又会过来blabla一堆,命脉啊威胁啊。这样的话已经是家常了。大家都不稀奇。
好吧,请看,英国有十多家发电公司,没有一家是英国的,全是外国公司或者外国过半控股。但是英国的电力能源没有受到威胁。关键是竞争反而导致英国电力行业的每个公司各自为自己的饭碗而努力。
不过英国电网确实是英国自己拥有的。这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战略设施,和公共产品。
ps 英国的能源监管和竞争是属于比较成功的例子,法国的是属于往往可以用来吸取教训的,中国的就不说了。

因此,我不同意这里将拆分垄断企业的问题说成是私人化危险这样一个伪命题上去的说法
反过来看,每当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相抵触时,他们总会利用手中的优势力量去掩饰或者给出一些事实而非的说法。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社会始终有一些个独立力量,例如独立的法院,独立的学校的存在,的好处
2012-3-9 02: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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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ell 发表于 2012-3-9 01:18
信任危机这笔帐恐怕还是要算在TG自己身上,在10年的混乱之后,一种长期深入人心的儒家哲学道德系统被打破 ...

说到美国银行业腐败的问题,我同意绑架的说法

仅仅是我的看法,其实很多程度上,网上的讨论有人们对情况不了解的猜想成分。

事实上,美国的银行业的监管和竞争促进是很严格的。而且美国的银行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光是简单对比美国银行和法国银行的客服就是天差地别的。

但是如果具体看看各个金融机构的情况,我们发现,在近二十年,由于有效的促进资本市场的竞争,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也是好资本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资本互相竞争,使得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有个正确(有效)的比例。
但是人类社会永远都有权力和操纵。
各个金融市场上的资本回报率往往都比较正常,甚至有时候已经由于激烈的竞争和当时的货币政策而适度偏低,可是那些金融机构的高级雇员的“劳动回报”却出奇的高。(事实上有人通过统计证明,并没有真的所谓的某个高管就有如此厉害的技能,非他人莫能比,因此必须要维持如此高的工资)
这里似乎更加是劳工对于资本的要挟了。

在战后逐渐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使得社会大众其实都成为社会各个企业的资本所有者,这是通过诸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国家基金的方式。按理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回报因此能够在广大劳工和资本所有者直接有效分配,而且也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资本家和劳工。甚至你和我,还有那些拿救济的人,都是广义的资本所有者。

因此,经济寡头的概念并不再是马克思书里面的那些资本家了。况且,很多创业者在美国也能够相对容易的获得资本,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说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寡头。

但是的确,一些高级金融劳工,他们通过行业规则和圈内人的潜规则,达到了对于资本方的优势势力。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对冲基金经理的个人薪酬往往高于他们客户和雇主的回报。

因此,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如说是行业规则的问题。因为资本回报并没有成为“寡头”,反而是高级劳工团体拥有过多的势力和贪欲。
同样的例子在医药界,法律界也一样存在。就如在南美,很多医生世家把持医药行业,他们的子弟才能去那些指定的医生学校,别人没法成为医生,等等。

所以,如果有一天,相当部分的人都可以较容易的成为基金经理(当基金经理多如牛毛的时候),以及相当部分的人都可以对于资本有一样容易(或困难)的access的时候,或者说,当相当部分的人都能比较容易的获取医生牌照(哪怕先是仅仅治个小感冒的见习医生,或者赤脚医生证,让市场去给不同的行医证定价),这时,资本主义才能再回到良性运转
2012-3-9 23: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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