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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五心向上,盘腿而作练起了辟谷大法·······
1956年是个好年份,大掌舵的个人声望达到了一个高峰,1953年约瑟夫叔叔死了,就共产主义阵营而言,似乎大掌舵的将成为第一号人物,在1956年一五计划铁定是要提前完成,人们在几年的辛苦劳动后,拜TG的好政策所赐,没有出现多收了三五斗里说的那样惨,贫穷的人们惊喜的发现自己的兜兜里有了些钞票,人们消费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不仅国产的工业品就是苏联花布也大卖,的确凉啊·····给我一件的确凉·······人们哼着这首歌骑28自行车。
自行车是如此好卖,以至于TG高层在考虑十年后是否要向国民提供摩托车,而这些摩托车将要耗费大量石油,如何得到更多的石油成了TG高层伤脑筋的问题,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浮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否可以适当的调高些?
1957 年一五快要结束之年,公有经济仅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一,人们不乐意了,这太底了。一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总目标是:五年经济增长50%,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40%这个比较现实的数字,但人们不满意:这太底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于是层层加码不切实际。尽管周恩来进行了反冒进的斗争,但人们听不进理智的声音,狂热的激*情无法遏制。
人民乐呵呵,他们不知道灾难就要来临了!
世间的事如果一开始就很好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好,1956年之后,在政治上TG放弃了过去的宽容,一个反击右倾,使TG失去了党外监督,随后党内民主气氛也消失不见,工业大练钢铁,原本自愿参加的互助组变成一定要参加的人民公社,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前往苏联一方面要求和苏联重谈外蒙问题;一方面要求苏联对自己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进行支援,至少毛泽东认为1956年东欧动荡,中国支持赫鲁晓夫,那么赫鲁晓夫是欠自己情的,那么赫鲁晓夫就该支持自己。
苏联被这大胃口的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一个部长气得直打哆嗦:这是敲诈勒索!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要求。
三年自然灾害在以前被称为三年经济危害,286时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这几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令人郁闷的是还是以前的三年经济危害的称呼最为贴切。
毛泽东没能获得想要的,那么大跃进是要资金的,因而出售粮食成为资金来源的一个很大部分;那么人民公社里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不许有自留地,不能有私人财产,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能干的干死,会偷懒的乐死,那么农民开始消极怠工。他们没想到消极怠工的后果要用饿死的代价来承担。
更雪上加霜的是采用苏联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的理论;那时人们不知道特罗菲姆·李森科根本就是假冒伪劣的货。
1958 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粮食,老农两次都不吭声;问到第三次的时候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又问能产800 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请记住800斤这个数字,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 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接下来就有亩产十万斤的数字,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
最厉害的是河北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于是就该超英赶美了,在牛皮吹的漫天乱飞的年代里,正直的官员被处理,留在位子上的吹着亩产15361斤 亩产十万斤 亩产12万斤的是些什么人我们心里有数了,既然粮食产量如此高那么向外出售粮食就成顺理成章的事,可以想想那些混账东西是怎么做的,饥荒露头的时候是怎样隐瞒不报。
1959年,不是没有机会改正错误年中的时候曾经调整过,然而庐山会议结果让人叹息!一直到1959年底大饥荒总爆发,TG高层才明白问题严重性。但在1960年还打肿脸充胖子进行对外援助,如向阿尔及尔无偿援助一万吨大米。
因为对农民的劫掠造成了大灾难,人民币功能弱化,TG发行了上千种票据替代人民币的某些功能。
1959年-1961年三年,中国非正常死亡1500万,这么多人饿死,同类相食也就不奇怪了。
1959 年当中国人说粮食多得吃不完时,赫鲁晓夫笑了,他笑得意味深长,这位1955年在莫斯科对来访的西德总理阿登纳提到过“黄祸论”希望阿登纳能帮助他对付赤色中国的人,忽然提出中国可以延缓归还债务,那笔债60多亿人民币,但不要忘记这是一笔流动资金,在平时还不怎么样,在灾年要了命了。
可是有条件,中国放弃核武。
中国自然不能同意,于是嘿嘿。
更糟糕的是,由苏联担保的外汇汇兑没有了,中国同外国做生意的信贷就没有了,中国只能把国内的贵重金属(包括搜刮的资本家的)卖给英国伦敦金融市场,以换取粮食。
不知何故,苏联向英国出售大量黄金。
直到加拿大小麦委员会说服加拿大可不必通过信贷直接向中国出售小麦,随后中国通过法国转口了价格更底的美国小麦。
不知此时一心要超英赶美的毛泽东心中是何感想。
那么这场灾难是谁的错?刘*少*奇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慷慨激昂:这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没错,毛泽东应付主要责任,但事后的诸葛亮好做,砍到的树好伐,庐山会议的时候,政治局常任委们在哪里?1960年打肿脸充胖子进行对外援助的时候,政治局常任委们在哪里?
若干年之后,286说了一句:“你们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总说主席如何如何,但那时谁不急?少奇同志急不急?总理急不急?陈云同志急不急?我就很急。”明白了,这不是某个个人行为。
回想1949年,刚建国时,那些职业政客们说着漂亮的恭维话时,毛泽东诚惶诚恐连说不敢当当不起,十年之后他心安理得的接受人们的欢呼:毛主席万岁!
谁的错?人们总是喊救世主,却不知道根本没有救世主。
大跃进使TG高层矛盾公开化。为文革埋下伏笔。那位在1961年交上七万言书的十世班禅在文革中被扣押监禁。
本来这个帖子我想写成调侃的,但那段历史太沉重,调侃不起来·······
最后用狼狼听一个老人讲的故事结束吧:
1961年,苏北一个16 7岁的小伙子倒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人们检查他的下身尽然发现他连毛都没长齐,更让人伤心的是大饥荒没几天就结束了,历史啊从不缺乏倒在黎明来临之前的人。 |
2011-2-18 17: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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