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师揭中国官场风水情结：官员借巫术诅咒对手

jamo

“被利用”的风水学 当代中国企业成长之惑
当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以祈求公司可以平静下来，不再处于“跳楼门”的恶梦中的时候，“富*士*康”三个字再一次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风水先生和各方术士也都纷纷就此发表评论。尽管富*士*康的行为被等同于个人请风水先生看阴宅遭到批判，一个被忽略的核心问题是，与3～5年前企业家个人信仰危机完全不同的是，富*士*康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信任、管理和精神危机。

“风水”、“宗教”、“法术”等等这些神秘而说不清道不明的“术”或“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企业推崇。

再看近日博锐管理在线登载的一则消息，说来自15个中央部委的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培训期间自主选学。其结果是42个讲座中，与国学、宗教哲学等相关的多达19个，参与人数在前三位的讲座分别是北大的“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小至风水、大至国学，形成热潮已经是事实，2003年7月，华为公司就开办了系列讲座：周易与思维方式。当时不少读完MBA的人选读周易，都希望通过学习和了解，不再迷惑。采访和调查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大胆地判断，目前的风水行业和各种术士基本依赖于企业需求而生存。

风水或者各种宗教信仰是否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其实并不是持严肃态度的人关注的核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有现代化企业不过20余年。这20年来中国企业同样走过从解放思想到抄袭西式管理，到信仰危机，到经历严重的类似富*士*康的社会和管理危机。如果说3年前企业家还在大谈特谈“信仰”，以一种“自了汉”的方式解决企业家个人的信仰出路，那么现在面临重大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企业就不得不考虑，单纯的模仿可靠性，是否在企业家修己和个人信仰之外，能够给整个企业及其管理寻找到一条契合社会需求的精神出路。

当然，中国的精神信仰基础结构异常牢固，独以企业之力走不了太远。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在喜欢“风水”的同时利用传统文化对企业、企业管理，乃至更大的问题做出积极的探索。

风水外衣

“企业要有信仰，人更是如此。”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说。马云自己解释，之所以有如此的判断，是因为原来坚信的模式的瓦解。

让马云有如此判断的原因是阿里上市后，股价从14块涨到40块，结果所有股东都跑掉了。他认为，导致上个世纪出现过多贪婪的原因之一就是信奉“股东第一”。用他的原话来说：“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你的往往是股东，坚持跟随你的是员工，对你寄予厚望的是客户。”

尽管谈论企业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有时日，但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容易将企业家的个人信仰和社会责任感混同于企业本身。对企业整体提出精神信仰要求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难分辨的思想发展过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精神问题的探索是基于具体需要和个人需求。这也是风水或者其他纷繁芜杂的各种“术”或者“道”大行其道，却又难辨是非的原因。

大致而言，企业对传统文化的利用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利用风水求利、在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寻找企业家个人信仰、追求企业本身信仰。风水或者国学是永远不变的外衣，其内核却因企业的认知发展历程而大相径庭。包括马云本身，个人也非常讲究风水。马云的例子众所周知：因为相信风水，他一定要设立七个分公司；他说公司位置太高，风水就不够好。而且他还相信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如果建当地最高的大楼，这种公司都要倒霉。

事实上，早在国学热之前热得一塌糊涂的就是风水。什么时候看风水呢？和谐风水国学堂的创始人之一陈贵康说：“看风水，都是希望自己选择的地方顺应天地人和，这样公司可以发展长久，最重要的是要赚钱啊。”

在北京小有名气的周易分析师金灵子对记者说：“一般要看风水，主要是出了什么事，自己不能解，找风水师。”金灵子谈到之前来找他看风水的客户，本来一直发展不错，但是近期不知道怎么了，什么都不顺，直接来找他给自己的办公室看看，是不是风水出了问题。

风水在企业界的流行从中国有现代化企业就开始了，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盛，并且有着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案例。

比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他不仅相信风水，还相信测字。办公室中一定要有风水轮；对于自己的品牌 “娃哈哈”，他解释说：“娃哈哈的‘娃’字土多，根基不会倒；三个字都是9笔，为至尊之数，最大、最强；口字比较多，容易产生是非。”

汇丰(HSBC)银行被封为最讲求风水的企业。汇丰银行位于香港滨海地区的总部，由诺曼·福斯特勋爵(Sir Norman Foster)设计，设计出来之后被公认为风水极佳，理由包括其海港风景和大厦入口处的狮子。而这种讲求风水的做法在全球都是一致的，因为该行在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办公大楼门口也放着类似的一对狮子。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记者采访一位刚刚成立公司的吴先生，他的公司不大，选择在东直门内一条胡同里的聚才大厦。问其原因才知道，他的很多朋友都介绍说这个地方旺小公司，尤其是初创公司。他知道的至少有三件真实事件说租用这里办公室的公司，一年左右业务就直线上升，做大之后搬出去，结果业务开始下滑，直到再搬回来，业务还可以好转。吴先生说：“我还真的做了不少调查，直到我听到第5个案例之后，决定把公司注册在这里。”吴先生认为，应该对风水一说保持应有的尊重。他说这个世界不可解释的事情太多，而风水之说至少讲求一个“顺”的道理和“赏心悦目”的外部风貌。“我本来就要租办公室，这里的租金在我的计划之内，各个地方都符合我的要求，还有这样的风水传说，没有道理不租这里。”谈到以后的发展，吴先生也并不担心，“本身有发展，外部条件也自然要跟得上，只要顺应一切，我相信一切都不是问题。”

相信风水，相信风水可以改变命运，虽然很多风水师得出结果，却说不清理论，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就这样信着，做着：买房子之前，要请风水师看看；结婚请风水师算算；关乎到新一年涨薪水的问题，许多白领都从各种书籍当中找到解决办法：买盆绿色仙人掌放到老板鼻子底下……各种办法不一而足。

这可能是大部分企业愿意相信风水师的根源，反正无害，不如顺应。对于从上世纪末发展起来并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尤其如此。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聘用了风水师担任企业顾问，随时提供咨询。由此看来，企业的想法很直接，有好的风水，就可以赚到钱；有好的风水，企业发展就相对顺利。

直至现在，把风水先生当成财神爷来对待仍旧是企业最基本的需求。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家的另一种追求——个人信仰。

jamo

私人信仰

赵斌(化名)是一位职业经理人，2007年之前在一家知名企业做副总经理，管理能力以及业务能力自然比较强。面对自己人生再次抉择的时候，他反复思量，认为是时候发展自己的事业了，合作创业自然比给人打工要离自己的梦想近一些。

赵斌的事业中，他认为自己很强，是一条龙。这条龙曾经逼着另外一条龙必须从他(赵斌) 和另外一位合作人之间选择。“那个人明显没有我的能力强，我还没有将我的能力完全发挥呢！”赵斌说起当时他们三个合作伙伴之间的矛盾，他说他忘了有一个过程是必须的：那就是要经过别人的评价、琢磨、评估实力。这个阶段就是初九卦词：潜龙，勿用。

赵斌说，他当时过于自我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和另两个人的合作就解体了，“现在我理解了一点，即便是人家看上了你，你也需要当一段时间的‘潜龙’，忘了这个原则，死得会很难看。”

赵斌离开后没有很快工作，他说他当时对自己的为人有了一些怀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在一次大学聚会的时候，听几个同学在聊《易经》，觉得很受启发。“回家我买了图解易经，最开始是好玩，后来真的有触动。”他说，他当时看到“潜龙勿用”这四个字的时候，整个人都定住了，突然间他理解了“潜龙”是有时间让大家建立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一瞬间一年前的疙瘩全都解开了。“不瞒你说，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怀揣《易经》，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当今社会像赵斌对《易经》这样痴迷和推崇的商贾富豪数量在不断上升。赵斌的问题还仅仅是在合作与交往上的困难。实际上，就在2007年，中国企业家曾经爆发过一次整体层面的精神信仰危机。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若干位著名的企业家提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信仰危机。这是一次企业家自我坦承而非理论家总结的危机。求解的道路是寻找宗教信仰。2000年以来，宝马撞人案等一系列与企业家相关的社会性矛盾事件不断涌现。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鹏认为，从深层次上讲，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队伍，是没文化、没信仰、没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个人，非常能干；作为一个团队，非常无能，他无能力去保护自己，无能力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充满真正的敬重和信任，尚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早些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解决个人信仰问题上曾经尝试过很多道路。潘石屹信过基督教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教派。但他觉得基督教并不非常适合。在接触更多道教和佛教之后，潘石屹似乎有了对中国传统宗教更明显的倾向性，以至于有人将潘石屹归于“佛商”。在这场潮流中，各种各样的传统人物和偶像、非偶像都纷纷出场。传统中国的人文之祖，如黄帝、炎帝、伏羲、大禹……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甚至武则天等等，也都在企业家的个人信仰中，展现了信仰魅力。

比如王永庆、李嘉诚、林梧桐、龚如心、郭台铭这些世界华人富豪，无不对易经风水趋之若鹜，崇拜有加，更认为《易经》是学问中的学问，哲学中的哲学，是高明的帝王学、领导学、谋略学。易学专家刘玉胜则评价《易经》是对铸德领域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识论、方法论。学易经是学哲学，关键时刻可以预测。

企业人相信风水可以让自己的企业发展顺利，最终是不是风水的原因，还没有确切的科学根据。事实上，风水辅助了中国很多企业走过了单纯谋取利益的时期，并在某种程度上助力于企业家的信仰问题解决。

但是，无论是风水、易经还是孔孟之道和各种宗教，它们所解决的仍旧是企业家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私人宗教，尽管它对于企业非常重要。

修己与安人

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相同的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企业面临的已不是企业家个人形象与精神困惑问题。

富*士*康的经验，包括阿里巴巴的经验都表明，一贯沿承西式管理模式的中国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局面波动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思考用传统文化来弥补西式管理的不足。这也是马云提出企业需要信仰的原因。

北京汇通汇利公司董事长胡小林说，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他的经历看他都达到了，想上大学，上了；之后想赚钱，赚到了；要出国，出了；赚了大把钱之后，他得癌症了。他说如果能治好癌症，去扫大街都成。结果，他的癌症治好了。他又开始了风生水起的生活，之后他抑郁了，每天想自*杀，不得不靠服药来抑制那种深度抑郁。他说他的神经极度紧张：员工出问题，他骂街；员工笑了一下，他都可以直接骂人；到了办公室就很紧张；不敢看合同……“西医让我吃药，让我回避一切可以刺激我的，但是没用，直到我学了中国传统文化……”胡小林最后说他信佛，认真学传统文化，背了《弟子规》之后，他明白了，直到现在他每天还在读《弟子规》来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善于从传统文化，从《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中汲取企业发展的智慧，从《易经》中探求企业发展的灵动力。在海尔工业园里，按照他的构思修建了一个泉水景观，并命名其为乾泉，其含义源于《易经》“君子终日乾乾”，是海尔人自强不息，追求奋斗卓越的精神。

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峰师从南怀瑾，平日一身中式对襟衫、练功裤、布鞋，素白的太极打扮，爱围棋、谈儒礼佛。在海航内部，陈峰要求员工必备两册书：一册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一册是以南氏精髓编写的《员工守则》。《守则》开宗明义：“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但是，无论哪一家企业都很难说靠自身的探索和实践去彻底解决问题。如果说企业家的私人信仰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企业自身的信仰以及涉及的管理问题、社会问题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

实际上，企业家忙于解决个人信仰的同时，社会大众也没有闲着。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一说3亿)，信教人数呈平稳增长态势；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比1997年增长约5万所；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团体近 5500个，宗教院校110余所。

但显然，宗教的兴盛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就如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指出的：“特别是那些私密式的、个人的信仰，实际上还是私人的东西，仅关乎私密的自己，难以进入公共行动领域，构建一种社会共享的信仰共同体，发挥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功能或规范功能。”在这一点上，企业又能做出多大贡献？由于缺乏信仰共同体带来的管理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又能够承担多少？

风水前世今生

传说中的伏羲以“一画开天”，通过对时间、空间、自然现象、星辰变化、民耕生活等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了八卦，风水理论的基点由此诞生。

现代风水师认为，风水理论的实现，是在周易、中医、建筑规范化等思想建立之后，逐渐成型的，而其根源周易的产生，至关重要。

周文王姬昌在他82岁的时候，被殷纣王怀疑不忠，而被囚于羑里城(今河南安阳)，这是当时的国家监狱。在被囚禁的7年时间里，周文王将伏羲的八卦渗入他的“天道、地道、人道” 思想，并进一步推演为64卦。

很多人将易经作为风水学的本源看待，然而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说，与易经几乎同期产生的还有《黄帝内经》、《黄帝宅经》。《黄帝内经》绝对就是一本医疗理论的百科全书。

“简单来说，风水与周易、中医等关系就是，天、地(也是天的一部分)、时的变化影响人的体内经络，影响人的五脏六腑，进而影响人的健康、情绪、工作、生活与未来。”金灵子从中医角度认为，古人将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易学衍生出来的精髓，也是不同时代风水变化的重要根源。由此，随着风水理论基础的逐步完善，中国开始迎来数千年的风水知识、风水行业的发展。

先秦时代，中国尚未有风水术的明确界定，但与风水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产生。而到了西汉年间，风水术与当时空前发达的地理学相结合，形成了真正的相地学，风水术开始成型。

《易经》对中国的道教、儒家、中医、文字、数术、哲学、民俗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易经》是一种人工编码系统。它由阴阳通码卦符组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个不同水平的系统层次，同时配以卦辞和爻辞进行文字说明，有着严密、完美的内码数理结构，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文明中层次最强、结构最严密的符号系统，也是最早运用系统论的典型。《易经》系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后世系统论应用树立了典范。

《易经》编码遵循严密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规律，运用简单卦符系统对宇宙万物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摹拟，找到了事物间的抽象关联，比之研究具象关联的现代科学可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中的奥妙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

全球经济不稳 风水师走俏

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古老的哲学——风水术，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商业社会的统治者们……中国网络之父马云请风水师为七个分公司选址；台湾首富郭台铭为给自己的妻子治病，苦心在多个城市修建风水楼；亚洲首富李嘉诚一生笃信风水，在盖香港长江集团总部的时候，充分听从风水师“长江集团中心要高过旁边的汇丰总行(179米)，但要矮过另一旁的中银大厦(367米)”的建议。你可能还没注意到，从内地到香港，从上海滩到华尔街，几乎每个大企业家身后，都站着一个神秘莫测的风水师。

危机多 收入多

在北京小有名气的风水师金灵子，出身中医世家，90年代初找他看风水的人就得提前预约，金融危机过后，金灵子的年收入更比往年翻了一倍，“10年前找我看风水的人都遮遮掩掩的，现在来找我的人都能跟我盘道。”金灵子回忆说。说到金灵子的客户群体，他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商界、政界、警界、娱乐界都有他的忠实客户。有些人甚至出差都请他过去给看看。跟风水不分家的地产商是金灵子企业客户的主要群体。“有一块地皮，能不能要？地皮已经买了，怎么盖？盖好了，怎么装修？装修完了，怎么布置？布置完了，怎么改？几乎每个环节地产商都会请风水师过去看看，如今地产的不景气，让地产商更加依赖风水师，他们一般不只请一两个风水师，有几次我过去的时候，都有好几位已经到了。”金灵子除了本职工作——看风水，去北大、清华给企业家讲课渐渐成为他的另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西安的课程现在还没有开始，目前只是在北京授课，课多的时候，每月2次，每次2个小时，主要讲如何读懂与掌握《易经》。”在金灵子看来，作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家庭支柱，自古都在寻找一个出路，尤其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有些科学发展到一定地步上可能停滞不前了，所以很多人开始从中国易文化中寻求一个出路。

现在很多欧洲人开始向往东方“天人合一”的理念。企业家们也纷纷按照风水师的指示办事。例如某著名汽车企业销售业绩不好，他们就改变了办公室的格局，目的是让“气”更加流通。前些年，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曾一度让德国议员们头疼不已，风水师查看之后认为困境的原因是“议会大厦的玻璃拱顶把议员们的精气全部吸光了”，建议给拱顶覆盖上一层金属薄片。欧洲人讲风水除了受中国影响，也有不少是“原创”的风俗规矩。比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建筑大多是坐南朝北，因为那里气候炎热，需要避掉过多热量；到了日照时间短的北欧，西晒的房子则成了香饽饽；厨房是家庭沟通的重要场所，因此不能有门和墙，要与厅隔开；中国人利用屏风聚敛财运，西方人则通过天井包住得来不易的“阳气”……

“我要承认，每次新公司成立，都会找风水师去看看。”一直在IT界做得顺风顺水的景先生，6年前经朋友介绍开始接触风水师，如今，他说自己也可以粗略地讲讲自家的风水了。而景先生身边的朋友们，但凡买房子、搬家、迁祖坟，都会请风水师帮忙，有的甚至会每年固定付给风水师一定的佣金。

“现在生活中说不准的事情太多了，地震、火山爆发，各种自然灾难咱们就不谈了，金融危机大家也都听得耳朵生茧了，找风水师，无疑是希望保持好运势。坏运势通过办公布局的调整、家具布局的调整，能够有所改善。总之，没钱的变有钱，有钱的别破产；没结婚的能结婚，结婚的没有小三儿；家里无子女的能添丁，家有儿女的能够健康成才，一句话：家庭和谐。”景先生分析说。

在房地产开发热潮以及人们急功近利的心理驱动下，现在稍有名气的风水师年收入堪比90年代打工皇帝的百万身价，“我们这行一般不谈价格。每个人都有一个大概的收费标准，客户认可就会通过朋友找到我，也不会讨价还价。”金灵子说，“风水师的收费标准，主要看客户情况而定。若是帮朋友看看，可能分文不取；若是看商业楼盘，上万元算是很便宜了。”在内地，每看一个楼盘，风水师的收费多为10万元左右，在香港，收费则至少在十几万元，动辄上百万也并不罕见，以至于现在的风水师还处于一个没有明确收费标准的市场。

眼看不断升温的 “风水热”，一些没有读过几本书，完全是为了跟风赚钱才披上“风水大师”外衣的人也全面出动了，他们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慌乱情绪中获得了生存的基础。

jamo

无门槛 骗子多

据史料记载，风水师最早出现在周朝，魏姓的祖先就是掌管全国风水的，他们由皇帝授权，并且由皇帝发薪水，其他人一律不能从事风水工作，如果从事，视为违法。风水术在皇权的专制下披着神秘的面纱在皇宫中流行多年，而那时的民间只能望而却步。

经过几千年的辗转流传，目前中国传统的风水学主要分为两大门派：一为峦头派，二为理气派，二者都以《易经》及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虽说风水学理论上只分两派，但在民间，光理气派就被分出100多个门派，而且都是有根有据有名字的，比如说玄空派、八宅派等等，“他们的差别在于他们的方法不一样，主要是我把他们归结成不同的方法。比如我们都学数学，我学加减乘除是一种方法，你学微积分是一种方法，只不过他们叫派。”曾任某国企风水顾问的陈贵康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民间的风水师，他们是靠留下来的口诀，比如八宅派他们只需学会那本书，加上他们的口诀，就可以了。至于理论来源他们不管，你问他们八宅派的理论从哪来？他们也不知道。并且很多人来找我学风水，都只求你教会我一个方法，我算准了，就可以马上赚钱。”

陈贵康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风水师，他自幼便跟着父亲学习看风水。陈贵康告诉记者：“要想学到一定水平，没有几年是不行的。我们同行之间也基本不交流，一是家族中很多东西都是保密的，二是一聊天自己有多少墨水马上就会显露无疑。”很多风水大师自称，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们对科学依据有了“较深刻的体会”，可体会是什么，究竟如何深刻，他们却始终避而不谈，也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的解释。

“目前中国风水师从业人数有1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是我通过走访的镇、乡之后统计出来的。我高中的同学，现在有七八个都是从事风水师行业。”陈贵康说，成长于乡村深处、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农民，构成了中国最底层、最大规模的风水师群体。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也从未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入研学，更多的只是靠经验或一张嘴。而稍有些文化的，多以“风水行业协会”的面目示人，这些协会几乎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主要针对客户开办收费讲座，同时邀请行业内人士“授课”。在国内首开风水课的北大教授于希贤几乎每天都会接到邀请电话，只要愿意，他一年能开200个类似的讲座。但实际上，也就是两节课，然后发给“学员”一个证书，要价却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能标出如此高的价码，是因为有市场存在。为了能让自己沾上一定的师承渊源或学术背景，风水师们大都热衷于上课、拿证。

正是这种无门槛、无监管的入职状态，让很多人钻了空子，本来在古时地位崇高的风水职业，在现如今有些人眼中变成了下三滥的骗人把戏，“风水实际上是结合了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综合自然科学。”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说。“虽然一名真正的风水师很受人敬仰，但由于目前风水师水平良莠不齐，再加上那些靠其行骗之人，导致目前的中国风水师成为一个没有具体规范的行业。”陈贵康说。而在亚洲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韩国大学的风水专业是最吃香的专业；韩国的风水教授也是最高薪水教授之一，小到普通老百姓，大到总统，都信奉风水给人带来的积极作用。

公司多 规模小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风水学的真实面目，中国部分高校和学者也在积极推动正规的风水教育。据北京大学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早在1985年，在时任地理系主任侯仁之的强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就正式开设了风水课，于希贤便是主讲人。2008年，在新一轮的“风水热潮”中，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建筑与风水”课程，选修人数竟远远超过50～60人的平均水平，达到130余人，且70% 以上为非建筑专业学生。目前在国内，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与风水相关的课程，且多设在环境建筑系、哲学系和地理系等专业中。据北京师范大学易学与建筑文化研究生课程班负责人介绍，该班每期招收的学员约为30～40名不等，要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习课程，学习包括《堪舆易学》、《易学与预测学》、《建筑风水学》、《家居易学》等内容，学员中80%都是来自房地产、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一部分是风水爱好者或专门的风水师。

“以前，我们的衣服都是父母做，现在没有了。后来是时装，现在是化妆，但是再下一个过程，除了穿时装、化妆之外，对环境的美化一定是我们追求的第二个生活目标。”陈贵康告诉记者，大家对于风水的需求，会让它更学院化的普及。因为环境的美化一定是日后每个人所追求的。

1949 年之前，风水主要是指建筑行业和修建坟墓，它与算命、预测、打卦都没有联系。但现在，随着人们危机意识的增强，风水与预测、打卦、算命一并成为风水公司获利的主要业务。对于各家公司的未来发展，陈贵康告诉记者，他打算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中国的兰德公司，“美国兰德公司的资本完全靠各种讯息的掌握，他们掌握的讯息与自然的归类都是靠数学方法的推理、时间期限的推理，这些我们都已经掌握，但我们更会掌握地球运转规律对人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能超过他们。”而其他风水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对于未来并没有过多的妄想，他们更多地还是以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顺带与房地产商或学校进行合作，来获取公司收入。想要把风水公司集团化的想法，目前只有陈贵康一人敢想，多数风水师还是希望以小公司的形式生存。“从理论变成产业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是在于学问的特殊性，一个是变成产品是不容易的。”陈贵康说，这中间有一个认知过程，还有一个变成产品必须跟文化产品相结合的过程。如果单独前进，只有走咨询行业才能做大，咨询行业本身没有核心技术，所以在陈贵康看来，风水公司除了现在的单打独斗外，还可以往咨询行业的模式靠近，但能走多远，能做多大，那就谁都说不清楚了。

周易之热

周易学说在当代社会的风靡，是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依据社会学理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革。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都在一一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一个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

周易“被利用”

“我曾经利用易学理论，来决定人力资源方面的调整。”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管理学博士黄玺庆在谈到易学应用的时候说，“当时我们项目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业务人员，但她的做事风格与周围很难融入，而我通过周易的生克关系，重新进行了职位调动，最终实现团队和谐、业务快速提升。”黄玺庆认为，如依据西方管理学思想的利益驱动、自由竞争和契约精神，一切以订单、绩效为核心，就容易忽视对人本质和内心的建设，长此以往内部矛盾会加剧，企业核心竞争力会被削弱。黄玺庆是一位周易研究爱好者，由于个人兴趣，他喜欢把周易和自己的企业管理工作联系起来。

在中国企业中，如今似乎也有一种流行趋势，就是更多地使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一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算命、看风水，而是努力向成熟的管理思想和制度贴近。

相信周易的人认为，周易是拥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根基，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包括孔、孟、庄、老、墨等一系列理论分支的核心基础，其强调改变世界的同时，要尊重世界的存在，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而商人是趋利的，企业也是为了盈利而存在。因此，如何“利用”国学弥补西方哲学思想的缺失，解决现实中存在于企业管理、社会心态、行为方式等环节中的问题，才是目前企业高管们关心的重点。而学习易经之后，黄玺庆尝试从内部建立和谐团队入手。“对于任何一个员工，你知道他的‘性’了，从管理上就变得容易了。一句话，什么叫人性化管理，就要明白他的人性到底是怎样啊？而这些在西方管理学当中是不被重视的。”

黄玺庆依据所学的周易理论，将人员调配与中国五行相结合。他的做法是，“火性的人，你要他搞研发，那肯定完蛋了，一会儿一个主意，还都不能落实，不如去搞推广；金性的人最好让他开疆拓土，如果让他闷在家里，那就完全浪费了；水性的人，你让他做战略、做管理，这都是很好的。而木性人，做事严谨，属管理型，比如说质检，就需要这种类型的人；而土性人，比较实在，做一般的员工，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依据周易五行理论，黄玺庆对公司的各个部门进行了分析之后，明确公司的每个部门是什么性，要配什么人，找对了就会变得好管理。

改变和改进人的状态，是相关的周易理论的重要应用之一。而对于公司经营方面，周易同样被重点“利用”着。例如在常规应用层面，如今大多数房地产公司，多会通过聘请咨询顾问的方式，利用周易的衍生学科——风水术来解决选址、规划、建筑设计等问题。按照有关理论而上升至战略层面后，周易的三大核心思想则体现为“不易”，保持并延续优秀传统；“变易”，对现有的操作寻求符合规律的创新；“简易”，推动流程、制度的合理化缩减。由此，利用周易相关理论，实现企业基业长青，是现阶段国学热的核心推力之一。

当汲取了多年西方营养，并发现开始营养不良之后，国人才惊觉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现如今，周易国学虽被“利用”，寻找企业和企业人的精神本源，明白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国学魅力不仅在于实践，更在于理解和接受。

缺失 碎片化社会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庆在分析日本商业社会发展规律时曾提出：以日本为例，当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从属性主义原理向成就主义原理转变，“中间” 阶层意识进一步增强，社会地位不一致性推动了多种类型的“中间阶层”形成。这一规律表明，社会群体在这一阶段更加渴望平等地获得社会资源，收入均等化成为此阶段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在中国，当企业不得不用高于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薪酬水平来挽留农民工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个体在这一时期，期望获得认可与尊重，期望获得稳定和发展的心态，遍布整个高速经济发展的地区。然而，正是这种追逐金钱、地位、权利的心态驱使下，使现阶段的社会缺失集中呈现：感恩意识缺失、社会责任缺失、社会诚信缺失、个人信用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信仰缺失，甚至有些人(如富*士*康员工、校园血案制造者等)以死亡来回应社会的不公平，回应弱势群体的被忽视。

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碎片化状态的延续体现。所谓碎片化状态，是指当一个社会的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时，这个社会便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而此过渡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社会的“碎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都在一一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一个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

因此有专家判断，中国正处于这种“碎片化”现象漩涡之中。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在现阶段的文化结构中国人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具体来说，就是当全球化进程加速时，西方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已完全渗透入整个中国经济社会，而一味遵循西方化哲学、管理的中国社会，现阶段就会不断遇到“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情况，当社会收入均等化问题尚未得以“相对解决”之前，就会形成对比差距的心态，因而易产生极端的迷茫状态，从而形成“碎片化”状态。

重建信仰 周易热的必然

台湾著名主持人何日生曾说过，“没有修身与修心的东西，现代人就失去了与内心对视的功夫，虽然聪明，却无法达成生命的智慧。”而今正是为了应对“碎片化”社会的迷茫，使得一些人期望通过中国古老文化去寻找自己的信仰和未来。

而对于当下信仰与国学热的对应关系，“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认为，“中国这几年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一种规模经济之后，所谓经济发展的目标感没有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原来的价值观都失掉了，钱太多了，破坏了一种基本的伦理，所以需要找寻一种新的伦理价值。”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需要注意经济背后的伦理价值，不然的话就失去了控制，会影响到经济本身的发展。而这正是我们要回到周易等传统文化理念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经济发展还需要一种多元文化的支持，全球经济需要多样性的文化。成中英说：“比如说做了那么多电视、那么多洗衣机，还做了很多网络产品，看来没有多少区别，那么怎么来赢得别人的关注？这就要通过艺术，通过对人性的一种关怀，这便是文化的作用。”因此，经济发展到最后是一套理念经济，在如今信仰“碎片化”的阶段中，需要周易相关文化的支撑。“第三，经济发展可能产生国际冲突，对中国来说，这几年国际上就产生了一种‘大国威胁论’。因此要把经济纳入到文化发展的轨道当中，说明经济发展只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现象而已。”成中英认为，文化本身的目标是和平主义、尊重他人，不要因为经济发展而影响他人。因此，经济发展是要用文化来软化的，软化它的发展势头，让经济为文化服务，为人类文化服务，不是用经济来削减或者消除人类的文化。也就是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道德才是目标。

此外，从制度与管理角度，有专家也提出了与成中英先生类似的观点。即当全球范围内采用西方哲学意识和管理思想，产生类似当下的社会问题时，西方人采用了积极改进社会福利系统、平衡贫富差异的方式维系社会稳定发展，而其本源核心的“人人独立，物物分离”却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社会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反观中国在总结这些矛盾产生根源的同时，一方面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正在探寻曾经被我们忽视的传统文化信仰，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类似周易传统思想的持续高热，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当中产生的。

Maxiccino

我非常相信建筑、住宅与风水的关系。

JAIMEAZUR

大师来啦

kekek

感觉像一篇学术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