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德宣战

李云龙

这篇文章是我通过看了一些关于北洋时期的历史研究书籍所汇集到一起的,里边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汇聚在一起的,我只是起了一下衔接的作用。但是我想对我们重新的审视我们的历史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历史，而不是随意的用一些简单的词语来形容。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我们要探究它产生的原因。不能苛求前人!

—写在前面

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被简单的等同为“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使得人们无法对它有一个全面贴近历史真相的认识。但是留在你我心中的难免有一个疑问：难道作为一个政府它就希望留给后人千古罪人的骂名吗？北洋政府就不想让中国主权独立，国家富强吗？人们对这一点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最终中国代表未在和约上签字，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转折点，以前我们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从此以后具有抗争精神的中国外交家走向了世界。然而我们对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基础条件——参加一战大多说成是“府院之争”、“派系之争”、“美日之争”，并且一一加以贬斥。带者这些疑问，经过翻阅资料和反思，就北洋政府参加一战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可能这种利益会与某一派系的利益有局部重合，或为某一派系所利用）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1914年夏，当欧洲展开一场空前的世界大战之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仍处在困境之中。近代以来，中国有关战争的经历，一次次的挫折和一次次的丧权，使得中国人对战争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避之尤恐不及。因此无论是以中国的处境，实力还是以历史的经验来说，对这场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战争采取中立立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1914年8月6日，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北洋政府这一中立宣告看起来是一稳妥的，合乎时宜的对策，其实不然。在正常情况下，这一对策不应引起争议，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是欧战双方在中国皆有租界和租借地，皆有一定规模的驻军；二是有强邻在伺，而这个强邻与交战过英国又订有同盟，它很可能借此而卷入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作战。因此可以说，这场看似遥远的战争其实离中国并不遥远。

为防止出现中国所不愿看到的任由别国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的被动局面，曾有人提出较为积极的主张。在北洋政府宣告中立之前，原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便曾向陆军总长段祺瑞提议，中国应对德宣战，他主张最好能促使德国自动交还青岛，这样日本便没有出兵的借口；如不成，则对德宣战。可惜这一主张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段祺瑞也赞成宣战的主张，但当时绝大多数军政要人都不赞成主动卷入。

北洋政府希望以中立之身而不使欧洲战火烧到中国。因此，北洋政府竭力强调自己的中立国权力。如果当时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能够得到保护的。企图力保中立的北洋政府提出了限制战区的想法，希望将战争限制在欧洲地区，然而这一想法遭到了非欧洲国家日本的反对。由于日本的反对，北洋政府不得不放弃了正式提出限制战区建议的设想。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身为弱国，中国求自立自保竟不可得。

面对日本将要进入中国作战，又有人提出了中国应主动的先走一步的建议，主张中国先行对德下手，直接解除德国在华军队的武装，收回胶州湾租借地及德国在华权益，以免日本觊觎。但袁世凯始终没有接受这一采取积极行动的建议。

北洋政府的优柔寡断使自己丧失了一个可是占得先机的机会。此后的结果众所周知，日本出兵山东，不仅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和其他权益，且其驻军地域远较德国为大，所获权益范围也远超德国。次年，日本又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大批军队驻扎中国无疑是迫使袁世凯政府屈服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日本在对德宣战时声称。胶州湾将在战后交给中国，但是要从日本手里拿回胶州湾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后，如何收回胶州湾一直是北洋政府反复思量的一个问题。使中国有资格参加战后的和会，从而获得声明自己主张及维护国家权利的机会便是主要的考虑之一。作为中立国，中国没有资格参加战后的和会是人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对此，日本的立场是“至于和平会议，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之资格”。这些言论对北洋政府考虑中国在战争中的地位不能不产生相当的影响。

北京外交部对和会问题自是非常重视，力求找出解决办法。一份题为《媾和大会论》的政策研究报告便体现了这一考究。该报告考察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1856年巴黎公会，1878年柏林公会三次和会的召开情况，将与会国家分为“直接关系国”和“间接关系国”，指出这两者之间存在这相当大的区别：“直接关系国”通过共同协商，取得意见上的一致，容易通过，而“间接关系国”之意见实行甚难。无疑，争取成为和会的直接关系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利的选择。

随着战争的进行，协约国方面开始出现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的想法。1915年11月，英国公使与俄国公使提出愿意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而以中国向其提供军械出口为条件。俄使并表示“如因中立生外交问题，英俄均可担任”。消息先由报界传出后，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注意，日本驻华公使到中国外交部询问此事，北洋政府表现出畏缩，后来答复说此事不实，英俄并未有此提议。由此可见，在1917 年之前，北洋政府内部希望能参与一战的想法便已存在，虽然和者不多，但是参战之意仍不绝如缕，不时显现出来。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恢复对协约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德美关系恶化，随后美国宣布与德绝交，并希望其他中立过采取共同行动。美国驻华公使为此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力劝中国追随美国采取行动，美国的这一举触动了抑制许久的有关中立或加入战争的话题，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提供了契机。

不少人主张中国乘机改变政策。复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指出“为中国计，当自动参加，以取得在世界上之同情及国际上之地位”。英国，意大利也积极劝告中国采取行动。2月9日，北洋政府迈出第一步，向德国提出严正的抗议，指责其无限制潜艇战，措辞颇为严厉。

中国对德抗议提出后，协约国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向绝交宣战的方向发展。日本也一改过去的反对态度，催促中国对德断交。英国也希望着事情进一步朝着绝交的方向发展。其实舆论界对日本支持中国加入欧战的用意多有怀疑。章宗祥也主张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认为，为了使山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加入协约国。

德国政府极力避免事情向断交宣战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国的抗议措辞严厉，但德政府表现出了忍耐态度，表示希望北洋政府千万别为他国的游说所动，而且又以未来议和时为中国讲话为诱饵，劝中国保持中立。

围绕着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的问题，中国内部出现了一场大争论。外交官、政治家、军事将领以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这场争论，意见纷呈、莫衷一是。支持与反对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而言，以下几方面分歧较大：

第一.谁能赢得战争？对战争形势的不同判断是双方分歧的基本原因。反对对德断交的人认为德国有取胜的希望。一些地方实力派也看好德国。也有人认为，无论协约国胜败与否，对中国均无利益。黎元洪的总统顾问蒋百里便指出“如协约国胜利，起所获利益中国未有染指之望，而如果同盟国胜利，割地赔款必取自中国”。因此其呼吁中国仍应保持中立。比较起来，更多的人相信在美国站到协约国一方后，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出席和会是否对中国至关重要？反对者认为，出席和会对中国并无大助，冯国璋副总统便认为，列席和平大会，并不能遏止列强的野心。即便中国有幸与会，“能保列强不垂诞乎？”。张勋则主张保持中立，置身局外，将来出任调停，对中国更为有利 。

赞成者自已使中国能出席处理战后重大事宜的和会为一极重要目标。梁启超便认为，对德绝交，“利余于害”。

第三.强邻日本会有何动作？对日本的担忧双方都有，只是看法迥异。反对者如冯国璋认为一旦附属战团则财政枯竭，军械两缺，若再起内乱，未等战争结束主权就不知在谁的手里了。

赞成者认为参战之后可以借助协约国的力量，阻止日本今后进一步危害中国，若日本有侵略举动，协约国必援助之，因此决不能再守中立之策。

第四.参战对中国的内政影响如何？反对者担心的是加入协约国后，中国在提供、粮食方面不能不答应，但当时中国自顾不暇，再帮助他国，必有隐忧，万一发生内变，不能应付。

而赞成者则认为通过对外战争可以达到整治内务的目的，如果协约国战胜，则会壮中国国威而彰国权，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即使失败，则会使国民奋发直追，振兴我国。此外他们还认为，继续中立会给中国的外交带来被动，而参战则能带来实际利益，可以乘机改订关税及租借地、裁判权等不平等的条件。云南督军唐继尧认为欧战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中国最大限度的追求其国家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主张一边观察美国的举动，一边要求废除不平等的条约，这样既不失本国利益，又比较稳健。

在这场争论中，孙中山等革命当人是竭力反对参战的，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内政而非外交。他们认为一是怕引起国内像义和团一样的盲目排外情绪，二是有回族国民与土耳其国民的信仰相同，容易引起国家分裂。应该说这些理由是与现实有些脱节的。

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但是此时府院之争已经深深的介入到了外交讨论之中。于是出现了黎元洪拒绝在内阁绝交咨文上盖印、段祺瑞辞职出走、冯国璋北上调停及段复职的一幕。

段祺瑞回到北京后对德绝交一事很快就付诸实施了，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将改变近代以来一直奉行的均衡与中立政策，在两大阵营中作出倒向何方的抉择。在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对德绝交案后，3月14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宣布与德国断交。

绝交之后对于是否向参战推进仍然有不少争论，但是对于国内问题的考虑、国内各种力量的争斗占了越来越大的分量。最终出演了罢免、复辟和“再造共和”的一幕。

参加一战是中国对战后处理的一种远期投资，是为中国本身所需要的。但是北洋政府也意识到中国的参战又为协约国现实所需要。因此中国期望在加入协约国方面后能够得到回报。但是中国争取得到回报的过程比预期艰难的多。在中国打参战牌的时候，协约国也在打牌，在打经济利益牌。此后经过双方在外交上的激烈斗争，与1917年7月北洋政府和各国达成了中国参战的要求和利益的共识，但是比预期的要少的可怜。至此中国加入协约国的道路已经铺就。

无疑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是这一抉择的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此，美国驻华公使傧恩施曾经有这样的评价：“这是中国第一次独立的参加世界政治活动，中国已经摆脱了长期的超脱状态，在现代国家中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也许不准确，但是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参战标志着中国的外交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洋政府的后期的积极外交可以说是由此发端。

至于后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未能受到平等待遇，没有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这不是评价参战决定是否正确的标准。中国能够参加巴黎和会，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国际舞台上做一出色的亮相，其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参战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