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一本书~~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杨志

我看过，这是自传体小说，二战期的犹太人。很小大约10几岁时读的，但印象还很深，因为在巴黎见过这本书的法文版。

柒爷

Post by 巧遇筱桑
找一本约瑟夫-若福的自传~~翻成中文的~~~

中文书名好像是《弹子袋》~~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我在这先谢了~~~

第一章

  衣袋里的一个弹子球在我的手指间滚动。
  这个弹子球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总是把它随身带着。有趣的是，它是所有弹子球里最难看的:同哈梅大街拐角上吕邦大爷的店铺橱窗里所陈列的弹子球一点也不一样。那些是令人羡慕的玛瑙弹子球、铅制弹子球，而我这个却是泥做的，光滑的釉面已经斑斑脱落，凹凸不平，曲线纵横，象是教室里那张地球平面图的缩制品。
  我很喜欢它。口袋里装个地球多有意思，高山、大海，这一切都藏得好好的。
  我是个巨人，我身上有所有的星球。
  “喂，他妈的，你拿定主意了吗?”
  莫里斯等着我弹下一个球，他坐在猪肉食品店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的袜子总是穿得皱皱巴巴的，爸爸叫他"手风琴演奏家。"
  他两腿之间有个四个弹子叠在一起的小堆，一个弹子压在另外三个摆成三角形的弹子上面。
  艾普丝丹奶奶坐在门口看着我们玩。她是个保加利亚老太太，干瘪瘪的，满脸皱纹。她奇特地保留着大草原的风沙在脸上涂的紫铜色。她坐在门洞里的草垫椅子上，克利尼昂库门一带铅色的天空是不能使这个巴尔干半岛人的容颜褪色的。
  她每天都坐在那里，冲着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微笑。
  听说她是徒步越过整个欧洲，逃过沙皇对犹太人一次次的大屠杀，来到巴黎十八区的这个角落安身的。在这儿，她遇到了东方的逃亡者，俄国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托洛斯基的战友、知识分子和手工艺人。她到这儿来已二十多年，虽然脸上颜色没变，对往事的记忆己该淡漠了。
  她看着我身子左右摇摆，笑了，两手搓着旧哔叽布的围裙。这围裙和我的小学生罩衫一样黑。那还是所有小学生都穿黑色衣衫的时代，一个戴重孝的童年，这在一九四一年是个不祥的征兆。
  "哎呀，他妈的，你干什么呢?"
  我当然要犹豫啦。我弹了七回了，都没弹中。莫里斯，他倒挺美的，光是在课间休息赢的弹子，就把他的几个口袋鼓得象皮球一样。他的身上装满了弹子，都快要走不动啦。可我，只剩下最后一个——我心爱的那个。
  莫里斯发着牢骚:
  "我才不屁股擦地等到明天呢……"
  我下手了。
  手心里的弹子微微颤动，我睁大眼睛弹射，又射歪了。
  好，完事了，没有什么奇迹，该回家了。
  戈尔登贝格猪肉食品店的建筑风格挺别致的，好象是外面罩着一个玻璃鱼缸。马卡德大街的铺面参差不齐。
  我的脸朝着左边看，因为莫里斯走在我右边，这样，他就看不到我哭。
  "别哭啦。"莫里斯说。
  "我没哭。"
  "你一往那边看，我就知道你哭了。"
  他用一只衣袖的背面朝我抹了一下，我的脸干了。我没吭气，加快了脚步。我们要挨叱了，因为半个多小时以前就应该回到家。
  我们到了，那不是，克利尼昂库大街。那边有我家的铺子，宽宽大大的字母油漆在门脸儿上，笔划有粗有细，和预备班的女教师写得一样好，"若福理发店"。
  莫里斯用胳膊肘推了推我。
  "拿着，真有意思。"
  我看着他，拿起他还给我的弹子。
  刚赢了别人最后一个弹子，又还给他，这才象是对待兄弟的样子嘛。
  我收回了我的"小地球"。明天在学校的室内操场里，我要用它赢回一大堆弹子，还要把莫里斯的弹子也赢过来。他别以为比我大那么该死的二十四个月就可以对我发号施令。
  再说我已经十岁了。
  我记得后来我们进到了理发间，顿时各种气味向我袭来。
  每个人在童年都曾体会各自特殊的气味。我呢，曾享受到从熏衣草到紫罗兰各等香水的气味。直到今天，回忆那橱架上的香水瓶还历历在目，我还能嗅到白毛巾的气味，听到刀剪的咔嚓声——我的启蒙音乐。
  当我和莫里斯到家时，理发间已经挤满了人，所有的椅子都被占上了。迪瓦利埃先生如同往常，当我经过他身边时，拉了一下我的耳朵。我相信这老家伙要在理发厅过一辈子。他大概是喜欢这里的装饰和闲聊的气氛……这是可以理解的，上了岁数，又是鳏夫，呆在西玛街五层楼的三间套房里，一定不好受，所以他上街到犹太人的家里消磨下午的时光。他总是坐在靠近衣帽架的老位子。等所有的顾客走光
了，才起身坐到理发椅上，吩咐说："来刮刮胡子。"
  总是爸爸给他刮脸。爸爸会讲各种神奇美妙的故事，是街上的故事大王。他后来死在焚尸炉里了。
  我们做完了作业。我那时没有手表，可是估计不会超过一分钟。我对目己的课程总是没学就会的。我们在房间里磨蹭了一段时间，免得妈妈或某个哥哥把我们轰回来学习，然后我们又出门了。
  阿尔贝正招呼着一个大个的卷发男人，卖力地给他理着美国头，可他还是回过头来。
  "作业做完了吗?"
  爸爸也看了看我们，我们却趁他在钱柜那儿找钱的功夫，溜到了街上。
  那才是最美的时光哪。
  一九四一年的克利尼昂库门是男孩们向往的地方。
  今天，建筑师们所说的"给孩子们的创造"总是使我惊奇。在新建的住宅区里的街心广场上有沙坑、滑梯、秋千、成堆的新玩意儿。这些娱乐设施，都是那些持有大叠儿童心理学毕业证书的专家们特意为孩子们设计的。可是这还不行，孩子们闷得慌，不管是星期天还是其它日子。
  于是我就想，是否所有这些专家都应该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时在巴黎的这个区很快活。那时的巴黎是灰蒙蒙的，店铺灯光闪烁，屋顶高耸入天，狭长的天幕在头上伸展，长条的人行道上满是我们可以跳越着玩的电铃，真是应有尽有。有突然冒出的守门人，有牲畜拉的车，有卖花商人和夏季咖啡店设的露天座。这一一切，是望不尽的，是一个迷宫，是街道纵横交错的大海……我们常常去探险。记得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条河，它在我们脚前流淌，拐过一条肮脏的街。我们俨然感到自已成了探险家。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马尔克运河。我们眼看着漂着浮子和柴油的波纹流动，直到夜色降临才依依归去。
  "走吗?"
  差不多总是莫里斯提出问题。
  我刚要回答，眼睛转向了大街，大街口上。
  于是我看到他们来了。
  他们是引人注目的。
  一共两个人，身穿黑色的衣服，都是高大的男人，系着宽皮带。
  他们穿着高筒皮靴，大概他们整天擦油，那靴子才会那么光亮。
  莫里斯转过身来。
  "纳粹德国党卫军。"他小声说。
  我们看若他们走来，走得并不匆忙，迈着缓慢而笔直的步伐，就象是走在满是鼓号的广场上一样。
  "你敢打赌说他们是来剃头的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有了这个念头。
  我们象两个连体孩子一样贴在理发店的门面上，两个德国人进去了。
  这一下我们可乐了。
  我们身后遮挡的是贴在玻璃上的一张通知，黄纸黑字"犹太人。"
  理发间里，在从来没有过的异常沉静中，两个德国党卫军人耷拉着头，在犹太顾客中屈膝而坐，等着把他们的脑袋托付给我的犹太父亲或是犹太哥哥。
  外边，两个犹太孩子笑得直不起腰。

柒爷

第二章
  亨利掸完了比比·科恩的领子，后者离开椅子走向柜台。我和莫里斯站在柜台后边，看着事态的发展。
  我心里有点不安:这样做可能有点过分了。让这两个狡猾的家伙进到犹太人领地的中心，这太大胆了，太过分了。
  亨利转向一个德国人。
  "先生，请您过来吧。"
  这个党卫军人站起身，坐到转椅上，军帽放在膝盖上。他在镜子里端详自己，那神情好象他的脸是个毫无意思的东西，甚至有点令人厌恶。
  "您坐好了吗?"
  "坐好了，请分一个直缝。"
  我站在自动记录器后看着这一切，惊得傻了眼。一个会法语的德国人!更不要说，他讲法语此本地区许多人的口音还要纯正。
  我望着他。他有一个很小的手枪套，锃亮锃亮的，枪柄在外边。上面挂着一个小环微微晃动。一会儿他就该明白是在什么地方了，他会掏出枪来，发出叫喊，把我们都打死,包括楼上正在做饭的妈妈，她还不知道有两个纳粹分子在她的理发间呢。
  迪瓦利埃在他的角落里读着报纸。他身边是克雷米厄，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的邻居，他领儿子来理每月一次的平头。我认得克雷米厄的儿子，他和我在一个学校，课间和我一起玩。他一动也不动，个子本来就矮小,而现在他似乎想变得更加矮小。
  还有哪些人，我应该是认得的，可是因为当时光顾着害怕，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阿尔贝在他顾客的波浪形头发上洒了洒洗剂。
  "战争不是好玩的，是吗?"
  党卫军人吓了一跳。这可能是第一次一个法国人向他说话。他的身子向上挪动了一下，好象是有了什么意外的收获。
  "嗯，不是好玩的……"
  他们继续谈着，其他人也插入了谈话，气氛变得友好了。讲法语的德国人给那个不懂法语的同伴翻译，后者用摇头点头参加了谈话，以致亨利不时尽力地扭正顾客的脑袋。这关系到是否会给这个日耳曼种的老爷的脸上留下一块刀伤的问题，这样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我看到爸爸全神贯注，伸着舌头。我的屁股已经为即刻可挨的殴打而痛起来了，不用等这两个家伙出门，我就会摔在阿尔贝的腿上，而莫里斯倒在亨利腿上,还要等他们打得手痛了才能继续理发。
  "该您了，请过来吧。"
  这是我爸爸在招呼第二个德国人。
  后来尽管害怕，我还笑了一回，那是在萨米埃尔进来的时候。
  他晚上常来，老朋友般地向我们问个好。他是个旧货商，在离我家二百米远的跳蚤市场上做生意，专营旧挂钟。货摊上什么都有，我和莫里斯常去那里乱翻……
  他兴高采烈地进来了。
  "大家好。"
  爸爸手里正拿着毛巾，他麻利地把它叠好，然后放到德纳粹党卫军人的脖子上。
萨米埃尔刚巧看到德国人的军服。
  他的眼睛变得此我的弹子还要圆，还要大三倍。
  "噢，噢，"他说，"噢，噢，噢……"
  "噢，对了，"阿尔贝说，"我们这儿来人了。"
  萨米埃尔捋了捋胡子。
  "不要紧，"他说，"等这儿不忙了我再来。"
  "好的，代问您太太好。"
  萨米埃尔仍旧没有动弹，惊愕地看着奇特的顾客。
  "一定办到，"他小声说，"一定办到。"
  他又木呆呆地钉在那里几秒钟，然后蹑手蹑脚地走掉了。
  三十秒钟之后，从欧也妮－絮大街到圣－马昂大街，从每家犹太人开的饭馆灶堂间到每家犹太人开的瘦肉食品店的后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若福老头成了招引德国园防军的理发师。
  真是惊天动地。
  在理发店里，谈话变得越来越友好。我爸爸巧妙地应付着谈话。
  德国纳粹党卫军人在镜子里发现了我们俩的头。
  "这两个男孩子是您的吗?"
  爸爸微笑了。
  "是的，这是些小坏蛋。"
  德国人摇了摇头，露出怜悯的神情。真可笑，在一九四一年竟会有德国纳粹党卫军人怜悯犹太孩子。
  "哎，"他说，"战争是可怕的，这都怪犹太人。"
  理发剪子没有停过，现在该用推子了。
  "您这样认为吗?"
  德国人不容置否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确信如此。"
  爸爸象个艺术家一样眯起一只眼，在德国人的鬓角上最后压了两下。
  他手向上一掀拿起毛巾，然后请德国人在镜子里欣赏发型。
  纳粹党卫队员满意地微笑了。
  "很好，谢谢。"
  他们走向柜台结帐。
  爸爸绕到柜台后边找钱，我蜷缩在爸爸身边,看到他脸仰着，非常愉快地微笑着。
  两个大兵重新戴上军帽。
  "你们满意吗?头理得好吗?"
  "很好，好极了。"
  "那好，"爸爸说，"在你们走之前,我得告诉你们,所有这里的人都是犹太人。"
  爸爸年轻时演过戏，每天晚上他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样做着丰富的手势。
  这会儿，没有一个在舞台上成排的脚灯前的演员能象柜台后的若福老头这样有尊严。
  理发间里，时间停滞了。后来克雷米厄第一个起身;他紧拉着儿子的手。他儿子也站起来了。其他人随着他们也站起来。
  迪瓦利埃什么也没说，他放下报纸，收起烟斗。于是，这个在圣·欧斯达施教堂受洗礼并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弗兰索瓦·迪瓦利埃，即杰克·迪瓦利埃和若埃米·马什格兰所生的儿子站起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
党卫军人并没有发作。我觉得他的嘴唇忽然显得薄了。
  "我指的是富裕的犹太人。"
  硬币在柜台的玻璃板上弹响，然后是一阵靴子的声音。
  他们可能已经走到大街的尽头了，而我们还凝固在那里发愣。我觉得有一阵子就象在神话故事里一样，一个精灵的仙女把我们变成了石头人，我们永远也转不活了。
  直到魔力过去，大家又都重新缓缓坐下，我才醒悟自已躲过了打屁股。
  爸爸在重新投人工作之前，轻柔地抚摸我和莫里斯的头。我闭上双眼，为了不让我的小哥哥在同一天里第二次说他看到我哭了。


  "你们安静点儿好不好!"
  妈妈在隔板后喊着。
  象每天晚上一样，她来检查我们的牙齿、耳朵和指甲。她给我们铺好床，拍一下枕头，然后拥抱我们一下, 就离开房间。还象每天晚上一样，门还没关上，我的枕头就在黑暗的房间里腾空飞起，砸向莫里斯，他大喊大叫起来。
  我们常常打架，特别是晚上，还要尽力不发出太大的声音。
  一般都是我先动手。
  我竖起耳朵听着，听到右边被单磨擦的声响:莫里斯下了床。弹簧床吱吱一响我就料到了，现在他可能已准备向我扑过来了。我绷紧全身的肌肉，又怕又喜地喘息:我已准备着一场激烈的战斗……
  灯亮了。
  耀眼极了。莫里斯跳到他床上，我也尽力装出彻底休息的样子。
  爸爸站在那里。
  装是没用的，他从来不受我们这套鬼把戏的蒙骗。
  "来继续讲故事。"他宣布说。
  这太棒了，这是最来劲儿不过的事。
  我的童年是短暂的，这点不久就会知道。可是在我童年所有的记忆里，讲故事是给我留下的最好的记忆之一。
  有的夜晚，爸爸进来了，坐在我的或是莫里斯的床上，开始讲述爷爷的故事。
  孩子们是喜欢听故事的，大人给他们读，给他们编，可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故事的主人翁是我的爷爷，我只在客厅里看到他的一张镶在椭圆形镜框里的用达格雷照相机照的相片。他那严肃的、布满胡须的脸膛，随着年代的推移已经染上一种浅浅的玫瑰色，就象婴儿衬衣常有的那种颜色一样。在剪裁得休的服装下，可以猜想得出他的肌肉很发达，大概当时摄影师强迫他挺着身子，更加强了这个印象。他靠在一个椅背上，椅背显得单薄得可笑，随时可能在巨人的重压下散塌。
  在有关他的故事中，我只模糊记得一系列的险遇，这些险遇象套桌一样互相重迭，其背景是白雪茫茫的荒原，是金色的小钟楼点缀的市中心崎岖的街道。
  我爷爷有十二个儿子。他是个富有而慷慨的人，在村民中享有声誉并受到尊敬。他住在俄国贝萨拉比州地处敖德萨和伊莉沙白格勒以南的一个大村子里。
  他生活得幸福，还领导着村庄，直到沙皇当局对犹太人开始了大屠杀。
  这些故事充满了我的童年。我仿佛看到枪托砸开了大门,砸破了窗玻璃，看到农民发狂地逃命，火舌吞灼着枞木室的房梁。我的眼前是乱刀的拼杀、跑马的喘息和马刺的闪光,而在这混乱之中，我的祖父雅克布·若福的宽阔的脸膛在烟火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我的爷爷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朋友被屠杀袖手旁观的人。
  每天晚上，他脱去他漂亮的镶有花枝图案的睡袍，下到地窖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穿上木吉克的皮靴和服装。他在手心里唾口吐沫，把两手在墙上蹭蹭，再往脸上一抹。满脸是尘土和炭黑的他，独自在夜幕中走向兵营和士兵的破房。他在黑暗中窥测着，一旦看到三、四个兵，就不慌不忙地，怀着正义的纯洁之心，把他们的头猛击到墙上直到死去。然后，他哼着一支犹太歌曲，心满意足地归来。
  于是，大屠杀加剧了，爷爷明白他的惩罚行动己没用，便遗憾地放弃了。
  他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悲愤地告诉他们，他一个人是不能把沙皇派到本地的三个兵营都杀光的。
  所以必须逃走，而且要快。
  剩下的故事是一支活跃的车马队伍穿越欧洲的旅行:罗马尼亚、匈牙利、德国，在那里不断遇到的风雨的黑夜，纵酒作乐的聚会、欢笑、泪水和死亡。
  那天晚上，我们象往常一样听着故事，嘴巴张得大大的。莫里斯虽然十二岁，还是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灯光在地毯上映出了一块块的影子，爸爸的胳膊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挥动着。墙壁上好象聚满了逃亡的人群、惊恐万状的妇女、嗦嗦发抖的儿童，他们的眼神流露出焦虑。他们离开了有着精雕细刻的建筑艺术的、昏暗的、阴雨绵绵的城市，离开了这痛苦的过去的地狱，离开了冰冷刺骨的大草原。然后，有一天，他们穿过了最后一道边界线。于是，天空明朗了，队伍来到一块温柔阳光照耀下的美丽平原，这里莺歌燕舞，麦田无际，树木葱郁，村庄明亮，红色的房顶上矗立着钟楼，梳着发髻的老太太们坐在椅子上，和蔼可亲。
  在最大的房屋上刻着一行字，“自由——平等——博爱”。顿时，所有的逃亡者放下了包袱，或是松开了手推车，恐惧从他们的眼睛里消失了，因为他们知道总算到达了。
  法国。
  我一直感到法国人对祖国的热爱是无私的，这是十分好理解的，无疑也是很自然的。可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比我的出生在八千公里之外的父亲更加热爱这个国家。
  我象实行政教分离和免费强制性教育初期那些小学教师的子弟们一样，从小就聆听一整套冗长的说教。在这种说教中，道德规范、公民教育、爱国主义互相争鸣，混合在一起。
  没有爸爸领着我，我从来不从十九区的区政厅前面走过。爸爸用下巴努努大楼门脸儿上的字问我:"你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吗?"
  我很早就认字了，五岁就开始了。我给他读出了三个词。
  “对，约瑟夫，你读得对。只要这些字刻在那上面，就说明我们在这里平安无事。”
  的确，我们平安无事，至少过去一直如此。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当时德国人已经来了，妈妈问：
  "你不觉得现在他们来了，咱们该遇到麻烦了吗?"
  我们已知道希特勒在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干的事了。在那些国家里，种族主义正在横行。我妈妈是俄国人，她也是靠假证件取得自由生活的权利的，她有过恶梦般的经历，没有爸爸那种美好的乐观。
  当时我正在洗碗，莫里斯负责擦干，阿尔贝和亨利收拾理发间，我们隔着板壁听到他们的笑声。
  爸爸象法国喜剧院的演员那样安慰地挥了一下手。
  “不，不会在这里，永远不会在法国遇到麻烦。"
  一段时间以来，美好的信心已经当真开始动摇了，从履行证件手续的那一天起，特别是从两个穿风衣的家伙来不声不响往橱窗上贴布告的那一天开始动摇的。我还记得个子高的那一位，他戴着贝雷帽，留着小胡子。他们一贴上布告，就象小偷一样在黑夜中溜走了。
  "晚安，孩子们。"
  爸爸把门关上，我们又处于黑暗中。躺在被窝里真舒服，一阵压抑的谈话声传来，然后安静了。这是一个平常的夜晚，一九四一年的一个夜晚。

柒爷

第三章

  “轮到你了，若若。”
  我走过去，手里拿着上衣。已经八点了，外面天还全黑着。妈妈坐在桌后的椅子上，戴着顶针，双手颤抖地拿着黑线。她勉强地微笑着。
  我扭过脸去。在灯罩下，莫里斯一动不动地呆着。他用手掌轻轻抚摸自己左衣襟粗针大线缝上的黄星星：
  犹 太 人
  莫里斯望着我。
  "别哭，你也要戴上这标志的。"
  我当然也要戴上的，全区的人都要戴的。今天早晨，等人们出门的时候，将会出现一个严冬的春天，一个自然的花期:每个人的纽扣旁都戴着一朵报春花。
  一戴上这玩意儿就干不了什么事了:再也去不了电影院，乘不了火车，也许再也没有权利玩弹子，也许再也不能上学了。种族主义的法律真不赖呀。
  妈妈拉直了线，沿着布把线咬断。好了，我算是被盖上了印记了。妈妈用刚才缝纫的手指头轻轻拍了拍黄星星，就象高级时装店里的裁缝完成了艰难的活计那样，这太难为她了。
  爸爸推门进来，我正穿上衣。他刚刚刮过脸，带进一股肥皂和酒精的气味。他看了看黄色的大卫星，又看了看妻子。
  “噢，好好，这就完事了，”他说，“完事了，完事了……”
  我拎起书包，拥抱了一下妈妈。爸爸拦住了我。
  “现在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不知道。”
  “要第一个到校，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莫里斯答道，“为了让希特勒头痛。”
  爸爸笑了。
  “如果你愿意，”他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外面真冷，我们的木底皮面套鞋在马路上咔咔作响。不知为什么我回过头去，我们房间的窗户在理发间的上方，我看到爸爸和妈妈在窗玻璃后面看着我们。几个月来，他们消瘦了不少。
  莫里斯在前面开路，他气喘吁吁，吐出缕缕哈气。弹子在他的衣袋里响着。
  “这个星星咱们要戴很长时间吗?”
    莫里斯停下来看着我。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它别扭吗?”
    我耸了耸肩膀。
  “碍我什么事呢，它也不重，也碍不着我快跑，那么……”
  莫里斯嘲笑我说: “不碍你的事，你干嘛要用围巾遮住它呢?”
  这家伙，什么也瞒不过他。
  “不是我把围巾拉到前面的，是风吹的。”
  莫里斯打趣道:
  “你说得对，我的小朋友，是风吹的。”
    不到二百米处，是学校的铁栅栏，里面是长着栗树的院子，这些栗树在现在的季节都变黑了。也不光是因为季节，费迪南·弗洛孔大街小学的栗树在我看来一直是黑色的，也许它们由于在沥青上生长早已死去了，挤在铁栅栏当中，这不是树木应有的生活。
  “喂……若福!”
    是泽拉蒂在喊我。他从预备班起就一直是我的同学，按每年消耗三条裤衩计算，我们俩在那些该死的凳子上已磨破了整整两打裤衩了。
  他跑着追上我，鼻子从羊毛风雪帽中露出，冻得红红的。他戴着连指手套，蜷缩在我常见他穿着的那件灰斗篷里。
  “你好。”
    “你好。”
      他端详着我，直盯着我的胸口，眼睛变圆了，我咽了一下口水。
  人小的时候沉默显得格外长。
  “他妈的，”他小声说，“你的运气可真不赖，这下盖了！”
    莫里斯和我都笑了，我松了一口气，我们三个人走进校园。 泽拉蒂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哎呀呀，”他说，“这象一个装饰品。他们真有运气。”
    我本想告诉他，不是我自己要戴它的，可是他的反应使我放心了。说到底，确实，它象一个大徽章一样，虽然不亮，可也挺显眼。
室内操场上已经有几群孩子，有些孩子奔跑着，迂回地绕着支撑房顶的柱子奔跑。
  “喂，快过来，你们瞧见若福了吗?”
  这不是坏意思，相反，泽拉蒂是想把我炫耀一番，在别人眼中提高我的地位，好象我在什么时候完成了什么英雄业绩，而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似的。
  一个人圈形成了，而我是中心。
  克拉贝尔立刻微笑了，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不光你一个人，二年级也有戴这个的。”
  在后面的阴影里，人群骚动。出现了两张脸，两张完全不笑的脸。
  “你是犹太佬吗?”
  衣襟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很难回答说不是。
  “就是犹太佬作孽才发生的战争。”
  嗳，这使我想起不久前的某件事……
  泽拉蒂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体重不超过三十五公斤，在二头肌健美赛时他总是最后一名。他尽最大可能活动了一下肌肉，结果只鼓起了一点点。然而，他转向那个大个子学生。
  “你呀，你是个大笨蛋，发生战争这事能怪若福吗？” “就要怪他，应当把他们赶走，这些犹太佬。”
  一阵窃窃低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个小男孩，玩的是弹子、小锹板、骑马和玩具，还要学功课;爸爸是理发师，哥哥们也是，妈妈在家做饭;星期日爸爸带我们去著名的隆桑跑马场看赛马，呼吸新鲜空气，平时上课，就这点事。可是一下子，别人给我贴上了几个平方厘米的布，我就变成犹太人了。
  犹太人。先说这是什么意思嘛?犹太人是什么?
  我因为弄不明白而感到加倍愤怒。
  人圈又围紧了。
  “你瞅见他鼻子了吗?”
  在马卡德大街上有一张画贴在鞋店门口，正好在街角上，是张彩色的大宣传画。上面有一个在地球上爬行的蜘蛛，那是一只毛茸茸的蜢蜘，长着人的脑袋，难看的嘴巴，又长又大的眼睛，两只耳朵象菜花一样，嘴唇厚厚的，一只可怕的鼻子象弯形大刀。下边写的字大概是:“犹太人企图霸占世界。”我常和莫里斯从那前面走过。我们对这张画麻木不仁，这个鬼怪又不是我们！我们又不是蜘蛛，也不长着那样的脑袋。感谢上帝，我是个金发小孩，眼睛蓝蓝的，鼻子和大家一样。所以问题简单得很:犹太人，不是我。
  可是一下子，这蠢货对我说我的鼻子和宣传画上的一样，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了一个星星。
  “我的鼻子怎么啦?和昨天不一样了吗?”
  这个大傻瓜找不出话来回答我，我看他在找词儿反驳，这时，铃声响了。
  在进队列之前，我瞥见莫里斯在院子的另一端，身后有十来个学生，好象也刚刚吵过架，他站到别人后面去的时候，脸色阴沉沉的。我觉得铃响得正是时候，因为再呆一会儿就非打起来不可了。
  我有点磨磨蹭蹭，这并不是我的习惯。我站到队伍的尾巴上。
  我们在布利埃伯伯面前分两行进到教室，我在泽拉蒂边我的位子上坐下。
  第一节课是地理。布利埃伯伯己经很久没有向我提问了，我有点害怕，但相信还是能混过去的。他象每天早一样把眼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但没有停留在我身上，他的眼光滑开了，最后他叫了拉法尔去黑板前拾图钉。这给我留下不祥的感觉，可能我现在己不算数了，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了。还有好几节课，本来我是很高兴上这些课的，可现在我讨厌上课了。他们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和我打架还是让我安然离去?
  “请拿出你们的作业本。在空白处写上日期，在命题处写上:罗纳河凹地。”
    我象其他学生一样按老师的话做了，可是他没向我提问这件事使我坐立不安!应该让我弄明白，应该让我知道我是不是还存在，我是不是已经一文不值了。
  布利埃伯伯有个怪癖，就是绝对的安静。他总是愿意听到苍蝇飞的声音，每当他听到说话声、笔帽落地声或其他什么声音，他绝不拐弯抹角，食指指向犯错误的人，判决断然而下:"课间休息罚站，把‘今后少出声音’的动词变位的复合过去时、愈过去时和先将来时抄写三十行。”
  我把我的石板放在课桌角上。那是一块真正的石板，在当时是稀罕的。大部分人用的是长方形的黑纸板，不能沾水，在上面也写不好字。
  我却有个真正的石板，装有木头框子，还有一个系着海绵的小洞洞。我的指头碰了一下石板，它晃了几下落到了地上。
  砰啪！
  布利埃正在黑板上写字，他回过身来。
他看了看摔在地上的石板，又看了看我，所有其他的人注视着我们。
  很少有学生是自讨挨罚的，这样的事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我，那天早上，我真是付出了代价，老师用食指指着我对我说:“四点半留下。”这也许可以证明一切都没有变，我还是我，一个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得到祝贺、受到惩罚、接受提问的小学生。
  这时，布利埃先生的眼光变得呆滞起来，好象他的全部思想都一下子飞跑了，他慢慢地从讲台桌上拿起大尺子，放到墙上的法国地图边上，指着一条从里昂市到阿维尼翁城的线说：“罗纳河凹地把中央高地古老的高原与较年轻的山脉分隔开了……”
  课程开始了，而我却明白，对我来说，上学是结束了。
  我机械地写着课文简述，一会儿，传来了课间休息的铃声。
  泽拉蒂用胳膊肘碰了碰我。
  “来呀，快点。”
  我走出教窒，来到院子里，顿时喧嚣骤起。
  “犹太佬！犹太佬！犹太佬！”
  他们围着我跳着法兰多拉舞。一个小子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撞到另一个人的胸脯上，我又挨了一下，退到后面。我总算没有摔倒，冲撞着想打开人圈。我总算逃出来了，可是看见莫里斯也在二十米外搏斗着。那边也在喊叫，我顺耳听到了一句:
  "犹太佬!犹太佬！犹太佬！"
  我的拳头打出去了，同时屁股上也重重地挨了一下，我觉得整个学校都压在身上了，觉得在这群乌合之众的重压下我都要窒息了。
  我的学生服被扯破，耳朵上又重重地挨了一下打。学监的哨声把这一切都平息了下来。我模模糊糊看到他走过来。
  “怎么，这里出了什么事?你们给我滚开好吗?”
  我感到耳朵已明显的肿了，于是我开始寻找莫里斯。他的膝盖上扎着手帕，血迹已结成棕色的斑点。我们没能交谈，必须上课去。
  我坐下，眼前黑板上方是贝当元帅的头像。一个带着军帽漂亮而威严的脑袋，头像下有他著名的一句话，“我遵守我的诺言，甚至还履行别人的诺言。”我心想，他会向谁许诺让我戴上一个星星?这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别人找茬打我?
  这半天给我留下的除了挨打，除了高班学生的无情，就是这种无法理解的感觉。我和别人有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脑袋，我以前听说过有不同的宗教，而且老师也告诉我过去有人为这个而打仗，可是我，我没有宗教信仰，星期四，我甚至和其他男孩们一起去天主教会的少年之家，在教堂后边打篮球，我很爱这样做。到了下午吃点心的时候，天主教士给我们一大块点心:一块灰色的巧克力夹面包，是德国占领时期那种中间粘而发甜的巧克力。有时甚至还加一根脱水香焦 、一个苹果……妈妈知道我们在那儿就很放心，她宁愿这样而不愿看我们满街乱跑，在圣—马昂门的旧货摊前闲逛，或在拆除建筑物的工地上偷木头，修建小房子或是制作宝剑。
  唉，我同别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十一点半了。
  耳朵一直疼得很。我穿上衣服走出去。天气寒冷，莫里斯在等我，他受伤的膝盖已不流血了。
我们都不说话，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一起走到街上。
"若若！"
有人在追我，是泽拉蒂。
他有点喘不上气来，手里拿着一个用绳套束着口的布袋。他把袋子递给我。
"咱俩交换。"
我没有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
"换什么?"
他别有深意地指着我大衣的衣襟。
“换你的星星。”
莫里斯一言不发，他等待着我，左脚的木底皮面鞋碰击着右脚，发出嘎嘎声。
好吧。
星星是粗粗缝上的，线不太结实。我插进一个指头，然后两个指头，猛地把它揪了下来。
"给你。"
泽拉蒂的眼睛闪着亮光。
我的星星换了一个弹子袋。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交易。

爸爸把他的工作服挂在厨房门后的衣架上。为了省暖气，我们已不在饭厅吃饭了。在上桌之前，爸爸查看了我们。我的耳朵肿起来了，学生服撕破了，莫里斯的膝盖受伤，一只眼也变成淡紫色的。
爸爸把勺子插人面条，摇摇头，费了很大劲才强作出一丝微笑。
他咀嚼着，艰难地吞咽着，看着妈妈，她的双手在盘子两边抖动着。
“今天下午别去学校啦。”他宣布。
莫里斯和我听到这话，勺子都掉到了地上。我先拾了起来。
“这是真的吗?那我的书包?”
爸爸作了个无所谓的手势。
“我去取回来，你别管了。今天下午，你们自由了，可是天黑以前要回来，我有话对你们讲。”
至今我还记得那种使我陶醉的欢乐和轻松。
整个下午都是我们的，而别人却要用功！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他们排挤我们，那好，该我们胜过他们了。他们为各种难题和过去分词苦恼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好好在街上兜一兜，在最好的街上逛最好的地方，那些街是我们的王国。
我们跑着来到通往圣心堂的街上。那里的台阶高得可怕，两边的斜坡陡陡的，孩子们顺着台阶扶手可以从上面滑下来，屁股被冰凉的金属冻得发疼。那里还有街心广场、树木、饥饿的小猫，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还没被各种住宅楼的守门人变成野味的小猫。
我们在这一切之间穿行，穿过偶尔有几辆带有煤气发生器的出租汽车和几辆自行车通过的空荡荡的马路。圣心堂门前站着一些德国军官，穿着拖到鞋跟的长斗篷，腰带上别着小匕首。他们嘻笑着，照着相。为了躲开他们，我们绕道而行，加快脚步往回走。
在马让达大道我们停下采喘口气，双双坐到了一座住宅的门廊里。
莫里斯摸了摸妈妈重新给他扎的绷带。
"今儿晚上咱们再偷上一笔好吗?"
我点点头。
"好吧。"
我们不时地要偷拿一回钱。趁大家都睡觉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的房门，瞥一眼走廊里是否有人，当拿准周围确实没有动静之后，就下楼到店堂去，光着踟，不出一点声响。必须用脚尖探索一下，再踮着脚慢慢往前走，不让脚跟落地。到了店堂，我们沿着椅子走，那才是最惊心动魄的呢。
朝街的一面门窗已拉上了铁帘子，一点光也透不进来。在漆黑中，我的手摸着了柜台、刀片包、爸爸在上面找钱的凹形玻璃板，又触到了抽屉，那里面总有一些零散的钱。我们拿走了这些钱，然后上楼睡觉。在童年时代，我们从来不放过喝甘草汁的机会。那种粘胶状的黑液粘在牙齿上和肠子上，使我们得了严重的便秘。
说定了，今天晚上我们又要当盗贼了。
这会儿闲着没事，我们把早上发生的事全忘了，我们就爱叼着桉树烟在城里游荡。
这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在当时的法国烟草奇缺，男人们都受到十日一小配额的限制，我进到某个药店，用忧愁的眼神望着药剂师。
"我想买点桉树烟，我爷爷得了哮喘病。"
有时还需要很多花言巧语，而一般总是行得通的。我拿着一盒烟凯旋似地从药店出来，然后到十米远以外把它打开。于是“烘烤嘴唇”开始了，我们两手插兜，在香喷喷的烟雾里，在没有烟吸的成年人的怒视之下，象皇帝一样漫步在街头。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烟送给迪瓦利埃、科恩和附近的旧货商，他们感激地收下，可是刚吸一口，就为吸不到地道的本国烟而遗憾不已。那烟太次了，也许正是由于昨天的那些假烟，才使我再也不吸今天这些真正的烟草了。
在广场的小丘上，莫里斯忽然说：
"天黑了，该回去了。"
真的，在圆屋顶的后面，黄昏的雾幕已经拉起来了。
下方，城市伸展着，变得象衰老人的鬓发那样，灰蒙蒙的。
我们沉默地看了一会儿。我爱这些在远处沉入暮色的屋顶、建筑。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再也看不到如此亲切的景色了。我还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我就不再是个孩子了。

克利尼昂库大街上，我们的理发店关门了。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已在近日走掉。爸爸和妈妈在他们之间谈论着，我从他们的窃窃低语中听到了几个名字，这都是来我家理发的常客，晚上常常聚在一起喝咖啡。他们差不多都走了。
他们的谈话里还常出现一些词:身分证、司令部、分界线……也有一些城市的名字:马赛、尼斯、卡萨布兰卡。
我的两个大哥哥年初就已经走了。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理发生意越来越萧条了。
有时，在过去拥挤的理发间里，只剩下永久的迪瓦利埃，他永远是忠实的。
但是，爸爸第一次在平常的日子里拉上了窗帘。
在楼梯口，他的声音传到我们耳朵里，这声音是从我们的房间发出的。
他在莫里斯的床上躺着，双手枕在头颈下，欣赏着我们的王国，好似要用我们的眼光来欣赏它。
我们进屋时他才动了一下，然后坐起来。
我和莫里斯面对面坐到另一张床上。于是他开始了长长的独白，那声音后来长久地在我耳边回响，现在仍然回响不息。
我和莫里斯听他讲话，就象第一次听人讲话一样。
"自从你们懂事起，在很多晚上，"他开始说了，"我给你们讲的故事，那都是一些真事，里面有咱们家的人。今天我发觉我从来没谈到过我自己。"
他微微一笑，接着说:
"我的故事不很有趣。在那些夜晚，我如果讲了，你们也不会爱听。可是今天，我要把主要的情节讲给你们听。我 小的时候，比你们还小的时侯，住在俄国。俄国有个强大的首领，人们叫他沙皇。沙皇就象现在的德国人一样，喜欢战争，于是他想出了这样的事:派遣一些密使。"
他停了一下，皱起眉头。
“你们知道什么叫密使吗?”
我点点头，尽管脑子里并不清楚，我想不管怎么说，反正不是好东西。
“他派这些人到村子里去，在那儿专抓象我这样的男孩子。他们把这些男孩带到兵营里。给他们穿上军服，教他们走步，无条件地听从命令和杀敌。于是，当我到了可以当兵的年龄，这些人就要来到村里，把我和其他一些同样大的孩子带走时，爸爸和我谈了话，就象……”
他的声音变哑了，他接下去：
"就象我今天晚上和你们这样谈话。"
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只能在窗户上隐约分辨出他的身影，但是我们三个人谁也不提开灯。
“爸爸把我带到农庄的一间小房里，他常爱独自在这儿思考，他说: ”孩子，你愿意当沙皇的兵吗？”我说不愿意。我知道我会受到虐待，而且我不爱当兵。人们常常以为男孩子都是梦想当兵的，可是你们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反正我不是这样。
“那么，他说，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逃脱，你还是个小孩，趁早走吧，到外边去想办法谋生，因为你并不傻。’
"我说好吧，后来我拥抱了他和姐姐之后就走了，那时我才7岁。"
说话间，我听到妈妈在走动，摆放桌子。身旁，莫里斯好象变成了石头人，一动也不动。
“从俄国人手里逃出来以后，我自己谋生。听我说，那不总是容易的。为换一块面包吃，我曾用比我高两倍的铁锨铲雪。我遇到过热心帮忙的好人，也遇到过坏人。我学会了使用理发剪并当了一名理发师。我走过很多地方，在这个城市呆三天，到那个城市留一年，后来我来到这儿，在这儿我曾经过得很幸福。
“你们的妈妈和我的经历差不多，所有那些往事实际上是很平常的。我在巴黎认识了她，我们相爱并结了婚，生了你们。最简单不过了。”
他停顿了一下，我隐约可以看到他的指头在黑暗中摆弄着我床罩边上的穗子。
“我开了这个理发店，开始很小。我的钱都是自己挣的。”
他好象要接着讲下去，可是突然停住了，声音也一下子模糊不清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吗?”
我知道，可是我犹豫着要不要说出来。
“知道，”莫里斯说，“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的，孩子们，你们要走了，就在今天，轮到你们了。”
他用胳膊作了一个又立即克制住的爱抚的动作。
“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再不能每天被打成这样回来，我知道你们有效地进行了自卫，而且你们也不怕，可是必须明白，当你们不是最强有力的时候，当你们只两个人而要对付十个、二十个或一百个人的时候，最勇敢的行为就是把自已的自尊感放到一边，走得远远的。再说，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我感到有一团东西塞在嗓子里，可是我知道我不会哭。在昨天也许又会流泪，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
你们看到了吧，德国人对咱们越来越坏了。又是人口调查，又是在铺面上贴布告，还搜查了店里，今天让我们戴上黄星星，明天我们就会被抓起来的。所以，必须逃走。”
我跳了起来。
“那你，你和妈妈呢?”
我看到了他安慰的手势。
“现在亨利和阿尔贝己经在自由区。你们今天晚上就走。我和妈妈要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然后我们也走。”
他轻声笑了笑，弯下身来把两手分别放在我们的肩上。
“不要担心，俄国人在我七岁时都没把我怎么样，纳粹也不会在我五十岁时抓住我的。”
我松了口气。事实上我们要分离了，显然，战后我们又会团聚的，战争不会没完没了的。
“现在，”爸爸说，“你们要牢牢记住我马上要讲的话。你们今晚出发，乘地铁到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在那儿买一张去达克斯的火车票。在达克斯你们必须越过分界线。当然，你们没有过分界线的证件，必须自己想办法。紧靠达克斯有个名叫阿热莫的村子，你们到那儿去，那儿有人专门带路过分界线。一旦到了那边，你们就得救了，你们就到了自由的法国了。你们的哥哥们在芒通，我过一会儿在地图上指给你们看在哪儿，就在紧靠意大利的边境上。你们去找他们。”
莫里斯发言了。
“可是要乘火车？”
“别怕，我会给你们钱的，你们要当心别丢，也不要被人偷走。给你们每人五千法郎。"
五千法郎!就是偷钱最多的夜晚，我也从来没有过十法郎以上的数目!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呀!
爸爸的话还没说完，从他的语气中我昕出他要说的是最要紧的事。
“最后，”他说，“你们必须知道二件事。你们是犹太人，但是永远不要承认这一点。你们听见了吗，永远。”
我们两个脑袋一起点着。
“对你们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说，甚至你们之间小声说也不行，你们要永远否认这一点。你们记住我的话了吗:永远。约瑟夫，你过来。”
我站起身，走过去，现在我一点儿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约瑟夫，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
一声清脆的响声，他的手落在我的脸颊上。直到那时，他从来没打过我。
“不许撒谎，约瑟夫，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
我情不自禁地喊起来，不容置辩地、把握十足地喊叫。
爸爸站了起来。
“好，就这样，”他说，“我觉得该说的都说了，都说明白了。”
我的脸颊仍然火辣辣的，可是我有个问题，从谈话开始就一直在脑子里转着，需要导到回答。
“我想问问你，犹太人是什么?”
爸爸挠了挠头。
“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约瑟夫，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望着他 他大概觉得还应该说点什么，他刚才的回答会使孩子们感到他畏缩了。
“从前，我们住在一个国家，别人把我们赶了出来，我们到处流浪，有几个时期就象现在一样，这种情况又继续发生。驱赶又重新开始，那么就必须逃走，藏起来，等着驱赶的人累了。 走吧，该吃饭了，吃完饭你们马上就走。”
吃饭的情景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勺子碰撞盘子的细小声响，要求递汤、盐和别的东西的低语。门旁的一个草垫椅子上放着我们的布背包，装的满满的，有换洗的衣服、盥洗用品和叠好的手帕。
过道的钟打响了七点。
“好，”爸爸说，“一切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在你们背包的口袋里，就是那个装有拉锁的边袋里，有给你们的钱，还有一张写有亨利和阿尔贝确切地址的纸条。我这就给你们两张地铁车票，你们和妈妈说声再见，就可以走了。”
妈妈帮我们穿上大衣，系上围巾，还给我们提了提袜子。她不住地向我们微笑着，也不住地流着眼泪。我感觉到她的面颊贴在我的脑门上，湿漉漉的，她的嘴唇也一样，又湿又咸。
爸爸把她扶起来，哈哈笑着，这是我所听到的最虚假的笑声。
“哎呀呀，”他大声说，“好象他们这一走就永远不回来了似的，好象他们是刚生下来的婴儿似的！喂，你们快逃吧，再见，孩子们！”
他飞快地亲吻了我们，把我们推向楼梯，挎包压在我胳膊上。这时莫里斯打开了通往黑夜的大门。
爸爸妈妈没有送下楼来。后来我才知道，等这一切结束以后，爸爸长久站立着，身体轻轻晃动着，闭着眼睛，忍受着今日无法追忆的痛苦。
在没有光亮的黑夜里，在荒芜的街道上，在千家万户正要熄灯就寝的时刻，我们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我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柒爷

第四章


  “从这儿过来，快点儿！”
  莫里斯抓住了我的袖子，在嘈杂拥挤的人群中拉着我走，我跨过一堆手提箱和背包，我们在行李和汗流浃背的人们中穿行。
  “来，这儿还有一个入口。”
  我们是在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准备开出的车次很少，站台上挤满了人。这都是些什么人?也是犹太人吗?
  莫里斯绕着人群前进，就象一个足球运动员，在许许多多站立着的运动员当中，做着佯攻的假动作，奔跑着，踢着一个看不见的球。我把挎包紧压在腰上，使它碰不着腿，紧跟着跑。
  “从那边过去，远点，可是人少些。”
  在玻璃天棚下，运货的小车发出叮叮铛铛的声音。很多自行车被撞倒了。透过肮脏的玻璃窗，隐约地可以望见站台和塞纳河。塞纳河象一个黑色的深渊，上面的白色线条是横跨两岸的桥梁。更远的夜空里是巴黎圣母院，再往远处就是我们的家了。
  可是不应该想这个，现在要紧的是上火车。
  我们跟在一个很能挤的搬运工人后面，他推着行李车钻入人群，好象他的车是专门把人群分开的机器。这个策略很高明，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售票窗口，耳边叫声、喊声、哨声和高音喇叭声响成一片。站台都要挤得弯曲了。
  “前面站队的那五个人，谁的样子比较好说话？”
  我逐个看他们的脸，个个都是眉头紧皱、神情紧张。有个穿浅色大衣的太太正在把她掉下来的发绺往帽子里塞。她的嘴唇显出严厉的神态，有一条我不喜欢的皱纹。不能找她。
  那个胖男人好象挺和气，可也不一定。
  “找排第三的年轻人，就是领子倒翻着的那个人。”
  莫里斯走过去，靠近了买票的队伍，他己经不太犹豫了。他大胆地向那个年轻人走了过去。
  “先生，我这是为了我弟弟，他脚疼……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您是否愿意……”
  那个家伙看了看我们，我一瞬间很怕他拒绝，可他做了一个懒洋洋厌倦的手势，这手势里既有善意，也有听天由命的意思。
  “买吧，小伙子，”他说，“晚买一会儿没什么。”
  莫里斯道过谢，很快就轮到他买票了。
  “请给我俩张去达克斯的三等座票。”
    当他收拾找回的零钱时，我接进车票。有意思的竟是没人注意我们这两个人群中的可怜虫。所有这些人自己的烦恼就够了，也许他们以为我们的父母就在这儿不远的地方。
  莫里斯往前走去，指着木牌说:
  “走第七站台，还有半个多小时开车，咱们争取找个位子。”
  大厅里蒸气弥漫。铁柱子向上伸展着，他们的顶部淹没在烟雾中。
  行了，到了列车跟前了。
  莫里斯咒骂了一句。这是有原因的，车厢都满了，过道里和折棚里到处都是满满的，再也插不进脚去了。从敞开的车门可以看见成堆的箱子和袋子。我看见一个男人躺在行李架上大声争吵着。
  “咱们再往前面看看。”
  在离火车头较近的地方我们上了车，希望能找到空位子，可是那也都是人群、人堆。我惊奇地蹦了起来：有三个包间是空的。不过这是留给德国兵的。这些空位子真叫人眼馋，可是怎么也不能去冒这个险呀。
  “喂，咱们去那边。”
  踏板很高，我钻进了隔壁，有些急于动身的人靠在窗户旁。也有人为了预订的车座争吵。两个男人挥着同一车厢座号的车票吵起来了，嗓门越来越大。找位子是没有希望啦。
“喂，就这儿呆着，这地方不赖。”
  那是一块很小的空隙，一边有个箱子挡着形成一堵墙，那是一个有金属把手的栗色大纸箱。我们可以把背包放在地上，坐在背包上，背靠着包间与过道之间的隔板。
  我们并排坐下了。我查看了一下我的背包，得意扬扬地举起一个小包，这是一大块夹有黄油和火腿的三明治，真是好极了。莫里斯也查看了一下，他也有一样的小包。
  我才吃了两口就渴了。我十岁了，十年来我多么想喝一杯冰镇石榴果汁呀。我头一次口袋里有了一笔财富，可我竟不能给自已买一杯石榴果汁。应该说我的财富有一大笔被旅费占去。很快我们的一万法郎就会所剩不多了。今后还要靠这点钱过日子哩。但是钱是可以挣的。等我们到了自由的法国，我们一定会有办法活下去的。
  在我们对面的一条铁轨上，有另一列空荡荡的火车，可能是一列郊区车，它慢慢地启动了，一点也没有发出碰撞声，朝巴黎站的方向开去。我张开了嘴，和哥哥一样感到惊愕。这时才发现我弄错了，那辆列车没有动，而是我们的车动了。行了，我站起身，把脑门贴在窗玻璃上。
  外面铁轨纵横交错，我们从一些铁架天桥下通过。一个个煤堆在月光下闪亮。火车仍旧滑行着，铁路岔道的线路似乎在上下起伏。
周围，人们谈论着。一个奶奶坐在大纸箱上，望着我们，她的样子很和气，就象我课外阅读书画上的老奶奶们一样，完全一样:梳成发髻的白发，蓝眼睛，皱纹，领子的花边，灰色的长筒袜。
  “孩子们，你们去很远的地方吗?”
  她一直微笑着，对着我们两个，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你们自己旅行吗?没有父母吗?”
  我马上意识到从现在起要对一切提高警惕，就是对这个课本上的奶奶也一样，她什么也不应当知道，一点儿也不行。
  莫里斯用他的三明冶堵住了答话的嘴。
  “我们有父母，我们到那边去找他们，他们生病了。是妈妈病了。”
  她神情变得忧伤，我几乎怪莫里斯不应该向她说谎。可是他是对的，现在，我们命里注定要说谎的。我想起了布利埃伯伯上的道德课，叫人永远不应该说谎，“一个谎言者是永远不会取信于人的”，等等。讨厌的布利埃，敢情他说这话时身后没有盖世太保在追他。
  “你叫什么名子?”
  “约瑟夫·马丹。他叫莫里斯·马丹。”
  她又微笑了，向紧挨着她裙子的篮子弯下身去。
  “喂，莫里斯，我敢说你吃完那片面包很渴。”
  她手拿着一瓶汽水。
  莫里斯活跃起来。
  “一有点，”他说。
  她微笑着注视着我。
  “你呢，你也渴了，我敢打赌……”
  “是的，太太。”
  她的篮子里什么都有，她又拿出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塑料杯。
  “来，我们喝点，可只能喝一点，因为这瓶水我们要一直喝到终点站。”
  这汽水真好喝，它在舌头上和嘴里冒细泡。一串串气泡甜甜地在我的唾液中爆破。杯子里的汁随着火车的摇动轻轻地有节奏地晃动，忽上忽下。车开快了。我在窗玻璃里看着自己，窗外是农村，转了一个又一个弯，还是农村。
  她最后一个喝汽水，用毛巾擦净了杯子，把东西都收进了篮子里。
  莫里斯闭上双眼，头靠在包间的门上，随着列车的颠簸晃动着。那边，在老奶奶的身后，传来笑声、歌声，那声音不时地淹没在轮子和铁轨的振动声中。

  在这块地方呆着挺好，直到达克斯都会是平安无事的。达克斯火车站有德国人的检查，我们必须想法躲过去。我还不用去想它，我先睡一会，至少是休息一下，以便我明天能精力充沛。
  我回过头去。在玻璃后边的包间里有八个人，都是运气好有座位的人。一个男人正看着我，他的脸在夜灯蓝色的光亮映照下勉强能看得清楚。
  他大概已经看了我半天了。他的眼神里含着的东西很多，就象忧郁的人总不想笑一样，他显得心情沉重。他的衣领很奇特，扣子扣得紧紧的。我的眼光滑向他，落在他身上穿的那教徒的长袍上。这使我放了心，也不知这是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在这位老人的庇护下，将在这辆载着我走向生活或走向死亡的列车上坠人梦乡；我们互相没说过一句话，可是我觉得他了解我的一切。他在那里，在喧嚣声中守着夜。睡吧，小人儿。
  夜里，天空比大地明亮。窗玻璃在框子里颤动。两个男人站在我面前。他们弯下腰，他们戴着皮帽子，穿着红靴子，套着和朱阿夫兵（注1）一样的裤子，留着长长的黑胡子，一半向下弯，另一半往上竖着，把脸分成了两半。这是两个俄国人。
  “是你吗?约瑟夫?你跟我们走吧，沙皇要见你，你将成为一个士兵。”
  我在过道里跑着躲避他们，真奇怪，我在他们头顶上飞过，很舒适，象鸟儿一样飞翔，他们在后面追我，抽出锋利的长刀。我大概是跳了车，因为我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跑着，可追我的这回不是俄国人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在向我呼唤。我停了下来，那是泽拉底;他气喘吁吁的。
  “快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们在陌生的街上跑着，火车站不见了，我们一直在荒芜的街上跑着，这是在夜里，一个永无止尽的黑夜，太阳可能永远地消失了，它再也不回来照亮这些建筑物的墙面，这些树木……忽然，我认出来了，这是费尔迪南弗洛孔大街，我的学校，那是布利埃伯伯拈在门口，他胸前戴着一个黄澄澄的大星星，他的两只胳膊奋力挥动着。
“来呀，若福，来喝点儿汽水呀”
校园里到处都是瓶子，成千上万的装满汽水的瓶子，教室里是瓶子，房顶上也是，这些瓶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布利埃伯伯身后有个人，他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看到他的军服在闪亮。这是那天爸爸给他理发的那个德国纳粹党卫军人，我还认识他。
  “你有喝这些汽水的证件吗?”
  布利埃笑得越来越凶，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那个纳粹党卫军人样子很可怕，手攥着我的胳膊，越攥越狠。
  “快拿出你的证件来！你现在在达克斯，需要看看证件。”
  我必须逃走，要不惜一切代价，否则他就会把我带走，坏蛋，他会逮捕我的，必须喊救命，让别人来救我。布利埃笑得瘫倒在地上，泽拉底失踪了。
  “救命！”
  可能是我的喊声把我惊醒了，我看看四周，没人听到我的声音，莫里斯睡着，张着嘴，一只手放在背包上，老奶奶手托着下巴打着盹，过道里有一些模糊的人形，那些人也一定睡着了。
  我渴得要命，如果我还能继续做我的梦，夺过一瓶汽水，仰着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就好了。
  不，我不应该这样想，还应该睡觉，尽可能地多睡……
  达克斯。
  这站名在我耳边响了起来，就象抽了一记响鞭一样清脆。火车又滑行了几米，车闸发出嘎吱声，被紧紧拉住的车轮在轨道上又滑了几米，然后停住了。
  莫里斯站着，阴沉沉的天空在玻璃窗里看起来更显得阴森可怖，这使莫里斯的脸色变得灰蒙蒙的，我的脸也一定是这样的。
  我吃惊地看着周围，过道基本上空了，在身后包间里有的座位也空了。教士还在那里。
  “很多人在火车减速时都跳下去了。”
我看看车厢那头:门边有一对夫妇等待着，他们脸色苍白。我看到那妇女的手痉挛地抓着一个小手提箱的把手。
  扩音器里播着一句长长的德语。突然，我看到他们了，共有十几个人在站台上，他们穿过铁道向我们走来。这是一些德国宪兵，他们胸前挂着一个如同中世纪的粗项圈一样的金属牌。还有一些穿风衣的便衣宪兵。
  那对夫妇倒退了，男的在前面走，他跑着，从我面前过去，我感觉到他的呼吸很急促。
  莫里斯抓住了我的胳膊。
  “往里走。”
  包间的门滑动了，我们走进去。教士身旁有个空座。
  他一直瞧着我们，他也是面色苍白，他的胡子一夜之间长长了。这把傻乎乎的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教士也有留胡子的，我在教会的少年之家里认识的教士都是光下巴的，我还以为……
  车窗边上，一个瘦女人已把通行证紧握在手里，我看到白纸片在抖动，上面盖着又圆又黑的图章，当中有些三角形，有签字，都是用浓墨印上的。如果我们手里有这么多准许通行的图章和花押，该多么安心啊…… "站住！"
  喊声从车外传来，我们扑向窗子。
  那边有个男人在跑，在那头！
  有十几个德国人分散在铁道上。一个穿便衣的德国人用德语下着命令，跑着，爬上旁边不列火车的踏板，从兜里拿出一个哨子，尖厉的哨声把我的鼓膜都要震破了。突然，一个男人钻了出来，就在我的下边，他可能从火车底下车轮之间过来的，他越过一个站台，又一个站台，踉跄着……
  “站住。”
  他在枪声下站住了，可是没被击中，我肯定他没被击中。
  他忽然举起了双手，两个士兵迅速地把他带往候车窒，我看到他挨了一枪托，那个德国便衣一直吹着哨。
  我还看见刚才的那对夫妇被两个德园兵押着走了回来，现在，他们似乎变得很瘦小。那妇女仍旧紧抓着她的小箱子，好象她的生命装在里面似的。她走得很快，从我们身边走过，她那大大的泪汪汪的眼睛不知看到了什么。
  那边也有人被抓住了，日光照亮了钢盔和枪栓。
    我觉察到教士的手放在了我肩上，早就放在我肩上了。
  我们慢慢地回到座位上。火车上现在静悄悄的，德国人把住了每个出口。
  我的话不自觉地来到嘴边。
  “神甫先生，我们没有证件。”
  他看着我。嘴里露出离开巴黎以来第一次微笑。
  他弯下身来，我费劲儿才听清他的耳语。
  “如果你是这么个害怕的样子，德国人不用你告诉就会看出来的。你们坐到我身边来。”
我们紧紧靠到他的身边。
  老奶奶也在那里，我认出了她放在头顶行李架上的箱子。她好象还在睡觉。
  “证件……”
  德国人还离得较远，在车厢的头上，他们好象人很多，互相讲着话，我只听懂了几个字。爸爸和妈妈常讲犹太语，犹太语与德语很相象。
  “证件……”
  他们走近了，听到他们开关门的声音了。
  老奶奶始终闭着眼睛。
  “证件……”
  现在他们到了隔壁的包间了。我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我的肠子一下子不连着身体，要从肚子里钻出来了。一定不能让人有我害怕什么的印象。
  我打开背包，拿出剩下的三明治，咬了一口。门开了。
  莫里斯非常冷淡地看了他们一眼，那眼神是那么天真无邪，我很欣赏哥哥这种象老练的喜剧演员一般的镇静。
“证件……”
  瘦女人递过了白纸。我看见一只军服袖子、肩章、皮靴就在离我的脚几厘米的地方。我的心尽想别处，跳得正常而有力。最难的是吞下嘴里的东西，我又咬了一口。
  德国人读着证件，仔细检查后，还给了瘦女人。他又把手伸向有汽水的那个老奶奶，老奶奶递过一张绿纸，一个身分证。
  德国人才看了一眼。
  “就这些?”
  她微笑着点头。
  “拿上您的箱子，站到过道里去。”
  一些人站在窗外走廊上聊着天等着检查。他们当中有个德国兵。
  教士站起来，拿下了箱子。老奶奶出去了，一个宪兵拿着她的篮子并向她做着手势。她的银白光滑的发髻在日光下闪了几下，在德国人身后消失了。
  别了，老奶奶，谢谢您对我们的关切，祝您运气好。
  教士出示了他的证件又坐下了。我仍然咀嚼着。德国人看了看照片，与本人对照了一下。我还是咀嚼着。
  “我比过去瘦了一点，”教士说，“可这是我本人。”
  检查员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战争，”他说，“限制了食品供应……”
  他没带什么口音，有一点儿也是在很少的辅音上。他归还了证件并说:
  “当神甫的吃不多。”
“这样看完全不对，至少对我来说不是这样。”
  德国人笑了，把手伸向我。
  教士仍然笑着，在我脸上轻轻弹了弹。
  “孩子们是跟我一起的。”
  快乐的德国人飞快地敬了礼，门又关上了。
  我的双膝开始抖动。
  教士站起身来。
  “现在咱们可以下车了。既然你们跟我是一起的，咱们就一起去车站餐厅用早餐吧。行吗?”
  我发现莫里斯比我还激动，这家伙，别人打他耳光也不会流一滴泪，可是只要对他好一点，他就会深受感动。现在，他又激动了。
  下车到站台上，又经过检查行李、检票，然后跟着我们的救星走进了车站餐厅。
  餐厅里死气沉沉的，屋顶是藻井的、凳子是黑色人造革的，镂空的大理石独脚桌沉甸甸的，一些穿黑色外套系长围裙的男招待靠在柱子上等候招呼，他们手里拿着亮闪闪的空托盘。
  我们的教士现在挺高兴。
  “咱们来点咖啡牛奶和面包片，”他说，“可是我先告诉你们，咖啡是大麦做的，糖是糖精，奶是不存在的。至于面包片，需要有面包票，你们大概没有，我也没有。不过这至少可以给我们暖暖身子。”
  我轻轻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首先，我和莫里斯，我们要谢谢您，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他窘迫了一会儿。
  “可我做什么了?”
  还是莫里斯把话接了下去，他的语气带有诙谐。
  “为了救我们您扯了谎，说我们是跟您一起的。”
  教士轻轻摇头表示否认。
  “我没有说谎，”他低声说，“你们跟我在一起，就象全世界的孩子是跟我在一起的一样。这甚至成为我当神甫的原因之一，我当神甫就是为了能跟他们在一起。”
  莫里斯没有答话，他用一个镀锡的小勺摆弄着糖精片。
  “不管怎么说，没有您，他们就把我们带走了，这才是主要的。”
  沉默了一会儿，教士问:
  “那么现在你们去哪儿呢?”
  我感到莫里斯有点拿不定是否应该告诉他，可是我一想到教士会以为在刚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们还不信任他，就觉得难受。
  “我们去阿热莫，到那儿过分界线。”
  教士喝了一口饮料，把杯子放在碟子上，同时作了个鬼脸。他战前一定很爱喝真正的咖啡，他好象不习惯喝这些代用品。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说。
    莫里斯又说下去。
  “然后，我们去南方我父母。”
    他是觉察到我们有些畏缩呢，还是事情已很明白，没有必要再问呢?反正他现在什么也不问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套着皮筋的大钱包，拿出一张夹在一写宗教画片中的小白纸和秃尖铅笔，潦章地写了姓名、地址，然后递给我们。
  “你们会顺利过去的，”他说，“要是你们成功后能告诉我一声，我会很高兴的。还有，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我帮助的话，这也是可能的，你们可以给我写信。”
莫里斯拿上小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神甫先生，我们要走了，可能很快就有去阿热莫的汽车，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他看着我们把背包带从头上套过。
  “你们说得对，孩子们，在生活的某些时刻行动要快，这是必要的。”
  我们又呆了一小会儿，他那伤感的目光直穿人我的灵魂，我们感到难过。他向我们伸出手，同我们一一告别。
  莫里斯先向外走了，他径直朝着大厅另一头的转门走去。我却好象还有不放心的事，必须问问教士。
我转过身，又走到他身边。
  “神甫先生，他们把老奶奶怎么样了?”
  他的眼睛变亮了，嘟囔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说：
  “没怎么样，他们没把她怎么样，只不过因为她没有证件，他们把她送回家去。就这样。”
  真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以为她已进了监狱或在某个临时集中营里呢，我知道什么呀。他们把她送回家了，不过如此，没什么要紧的。
  门外，莫里斯等着我。太阳发出冷淡的光，刚才他脸上那种铅灰色忽然消失，我也觉得有劲儿多了，好象这阳光一下子洗净了我们的脸，消除了我们旅途的疲劳。
  公路汽车站不太远，只要穿过一个有树的广场就行了。那些树，树干租长隆起，我叫不上名子来。应该说，除了马卡德大街、圣一马昂煤气店和圣心堂一带的树，我没见过别的什么树。
  “有去阿热莫的汽车吗?”
  柜台后，那家伙头都没抬。
  “两小时以后有一趟。”
  “我要两个座位。”
  现在我们兜里有了两张票。我们的钱库又受到巨大损失，可这没关系。我们走在达克斯的马路上，自由的法国离我们不远了。我们将通过分界线。

柒爷

第五章

  汽车在村口停了下来。途中，有一辆满载军官的德国小汽车超了我们的车。我一时有点胆怯，但是他们过去了，一点儿也没注意我们这辆哐铛哐铛乱响的破车。

  天空睛朗，各处烟囱冒出的烟味飘过来。这个地方很平坦，农家的房屋紧围着教堂的钟楼。 莫里斯又背起背包。

  “往前走!”

    我们大步走过一座小河上的窄桥，细细的水在卵石下流去。 中心街道微微向高处延伸，石铺的路面很是不平，走在上面叭叭直响。我们来到一处建筑前的喷泉旁。街上空无一人，时而有条狗穿过，嗅嗅我们的腿肚，又跑开消失在小巷里。这里可以闻到奶牛和木头烧焦的味道，新鲜的空气似乎也畅通无阻地涌进我们的气管。

  在这条看来是主要的街道上，有两家门对门的食品杂货店，但都关着门。

  “他妈的，”莫里斯不满地说，“这儿的人都死光了。”

    我也开始对这种寂静感到奇怪。经过火车的轰鸣，旅程的忙乱，我们仿佛突然失去了听觉，耳朵里被塞上了两大块棉花球。

  “他们可能在田里干活呢……”

    头上，教堂的钟叮铛响了，莫里斯搔了搔头皮。

  “噢，对了，”他说，“现在是中午，大家都在吃饭。”

  这可是绝对不能提的话。三明治早已吃完，咖啡也无影无踪，这迎面扑来的清新空气使我越发感到饥肠辘辘，一闭眼就会看到炸牛排。

  我们随便地在村子里拐了个弯，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荒芜田野，田野的边缘是森林。

  我们又折回来，来到一个新的广场，比第一个小一些，在一座可能是镇公所的房屋对面，有一家供应热饭菜的咖啡店。

  我们同时发现了它。我惶惶不安地瞅着莫里斯。

  “我们也许可以吃点东西吧……”

    莫里斯犹豫了一下，他肯定比我还饿。在家的时候，总是不住嘴地吃，我知道他能够从午前的甜食--直吃到下午的巧克力（注1），再一刻不停地吃到晚餐。

    “我们进去，”他说，“不能把人饿昏了。”

    我们推开门，停在门坎上。虽然街上没人咖啡店可正好相反。长条餐厅的尽头摆着个柜台，上面有个古香古色的咖啡壶。一百来个人围坐在餐桌边。三个女招待在过道上跑来跑去，递送盘子、凉水瓶、餐具。大厅里很暖和，因为有个陶制的大壁炉。它的管道曲折地从大厅的半墙中穿过。门后有三个挂得满满的衣架。

    “孩子们，你们想吃点什么?”

    一个脸膛红红，头发纷乱的女招待一边整理着头顶上散开的卷发器，一边发问。她使劲整了一阵子，又扔下了。

  对这里的热闹气氛始终惊鄂不已的莫里斯回答：

  “我们想吃饭。”

    “这儿来。”

  “她领着我们穿过充满刀叉碰撞声的大厅。紧靠柜台有一个没盖桌布的独脚小圆桌，女招待在上面摆了两个盘子。

  “有肥肉片炒扁豆和茄盒。甜食嘛，是没有油脂的奶酪和一个水果。你们看行吗?我可以先给你们上点盐腌小红萝卜。”

  “很好，就这样。”

  她向厨房跑去。从里面出来了另一个女招待，每只手拿着一盘扁豆，好象里面没有什么肥肉片。

  我看了看吃饭的客人，都不是农民。他们和我们在火车站和侯车室里遇到的混杂的人们一样，都是城市的男人和女人。也有一些孩子，甚至有很小的孩子。

  莫里斯伏在他的盘子上对我说:“在这个饭馆里，就象在马卡德大街一样。”

  这些人都象我们一样是逃命的，当然也是犹太人，也等着过分界线。谁知道他们等来的会是什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

  我们的女招待来了，手上的盘子里有三个腌小萝卜。她把盐罐放在我们俩之间。

  “孩子们，祝你们胃口好。”

  莫里斯向她表示感谢，我补充说：

  “你们这儿常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人吗?”

柒爷

网上只能找到这五章

Ruru

幸好，不然你就太辛苦了

柒爷

Post by Ruru
幸好，不然你就太辛苦了

篇幅太长了点啊

巧遇筱桑

。。。。。

谢谢了~~~~

LILASSS

dddddddd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