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动物福利”
所谓“动物福利”运动其实就是在人类现有的对于动物严重依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条件下,为最大可能降低动物因此所承受的痛苦而做的努力。由于这些努力本身是要兼顾人类对于动物性制品的需求和动物的生存状况,所有它必然是在两者间的一个权衡,必然是阶段性和历史性的,并且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和提升的过程,因为它有利于动物本身的考虑的起点是相当低的。和其他所有的社会改革一要,动物福利的提高也必然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
我想,这些都不是什么晦涩的道理,赵南元是应该明白的。下面是就针对他对于“动物福利”运动当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所表示出的异议以及时下动物保护当中的热点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伴侣与流浪动物的“计划生育”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绝大部分动物的自然繁育数量都是超过保存其物种所需要的数量,越是处于自然食物链条下面的动物越是如此。那些原本在自然食物链条中并非处于顶端的动物,如果由于某种非自然进化原因不再有天敌,那么,他们的数量将很快会对其他生物构成威胁。人类本身以及人类城市当中被遗弃的猫、狗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由于技术的发明与进步,人类使自身物种跳出自然食物链条,为了控制人类的生育数量,人类要实行计划生育;为了控制在城市中流浪的猫、狗的数量(也包括其他伴侣动物的繁殖速度与数量),人就要对他们实行计划生育。这些都是从总体环境利益来考虑的,而不是从动物个体本身的意愿或者利益来考虑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可以是自主的(虽然很多人都是被迫的),后者是被动的。由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获得这种自主性,而动物则不能。从自然主义的立场上看,动物的“生育自由”,积极地说,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的权利,消极地说,也是动物自身所无法罢脱的“自然的奴役”(slavery of nature)。
确实,如赵南元所说,目前我们所可能讨论的“动物保护法”或“动物福利法”都是有极大水分的,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名实不符,因为它们都不可能在充分的意义上“保护”动物或者考虑到他们的所有“福利”,这些法律更多是从管理动物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只是希望这些管理能更加人道一些)。这其中的困难不是来自动物保护理论,而是来自人们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习惯。我们剥削与奴役动物的时间已经太久,虽然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使我们完全可以摆脱对于动物性产品的依赖,但是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时间。
在这一点上,赵南元虽然说的没有错,但若以此来捍卫他自己的立场却不可能。如果赵南元真的是一个连“猫球”都要捍卫的自然主义者,那他更应该是主张不吃肉才是:因为自然主义不仅仅支持自然的性生活,首先要支持就是生命的自主权与自主性。我想他在这里所用的“流浪汉”与“太监”的对比并不恰当,应该用“实行计划生育以提高生活质量”和“沦为流浪汉且被诱捕和杀吃”才恰当。
在对待流浪动物问题上,赵南元的知识显然还没有升级,其自以为得意的论调让稍有良知的人都大跌眼镜,但这却很能代表赵南元的思想风格:“在中国的文化大环境之下,‘流浪猫狗’本来不是问题,到时候自有牟利者将它们捉去卖给饭馆吃掉,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还无须浪费纳税人的银子。偏偏有常教授这种食洋不化的人跳出来,舍弃中华先进饮食文化,引进西方落后文化,给无辜者平添罪责,无端增加社会负担,破坏饮食业的正常经营,损害猫狗食客的口腹之欲,制造满盘皆输的局面,真不知是何居心。”
且不说抓垃圾猫杀了给人吃能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为什么城市流浪猫吃城市老鼠就不是一个良好的生态平衡呢?况且善待这些流浪动物就一定是西方人的主意呢?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提醒他不要强扯“中国文化”和“中华先进饮食文化”作大旗。“吃”亦有道,真正的美食家是注重“食德”的人,其中就包括在宰杀动物要动物承受最少的痛苦,不活着烹饪动物等等。爱护生命、崇尚自然是中国的文化,素食也是中华先进的饮食文化,二者是儒、道、佛都推崇的,请不要把您不喜欢的东西都扔给西方人。
(二)被用于肉食的动物的“安乐死”
赵南元将“安乐死”的动物福利实践视为法西斯行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修得像个公共浴室,里面有淋浴喷头,告诉那些走向死亡的犹太人他们是去洗澡,脱光衣服,放着音乐,谁也不知道一分钟后是什么。然后关上门,放毒气,痛苦十分短暂。真是‘反虐待’到家了!每当看到有人在鼓吹现代化屠宰厂在杀猪之前放音乐,我就会想起历史上的这一幕,难免不寒而栗。”
如果读了这段话,你以为赵南元反对给动物实行“安乐死”是因为同情动物,那您就大错特错了。以他的逻辑,他谴责的不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而是谴责他杀他们杀得太“伪善”了,他应该像中国的非现代化的屠宰厂或者屠宰散户那样将他们当着同类的面很粗暴且很痛苦地杀死才够正确和真诚。
(三)打狗与“狂犬病”
关于今年汉中打狗的事,赵南元也让人们充分见识了他的偏激能走多远。这样疯狂打狗的政府行为,由于在中国农村过去一贯如此,所以到了现在,当有人站出来说它太野蛮、太残忍、太不科学时,像赵南元这样旧脑筋的人就听不进去,仍要为这种不人道路的、不可取的做法辩护。到底谁对谁错,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都已经有了说法。我只想简略说明以下几点:
1. 就是把狗全打死,也不可能消灭狂犬病毒:因为犬类只是可能携带这各病毒的动物之一。因此,在病发区,限制狗的活动范围尽最大可能避免他们咬伤人(如将他们关在自家院子里),并对狗进行免疫是最有效的手段。在汉中打狗开始后,有国际动物保护组织主动提出为划在“疫区”内的所有犬只免费打疫苗,但遭到有关部门的拒绝。
2. 狂犬病虽然不可治,但是绝对可防。在汉中,所有死于狗犬病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及时打狂犬疫苗:一方面是由于村民对于狂犬病的危害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拿不出是高达三四百元的疫苗费。在今年六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有关会议上,国家首席兽医师、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当好的解决方案,即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携手,在中国农村防疫站为被犬咬伤的人免费接种疫苗。希望这一解决办法能早日实现,因为目前在济南郊区和赤峰地区又出现了以防狂犬病为名的盲目打狗的现象。
3. 根据在湖南狂犬病高发区工作多年的传染病预防专家白晓蓉的分析,汉中防疫部门在此次打狗事件中,对于“疫情”和“疫区”的判断与界定都不准确。他们没有求助于有经验的专家对于疫情进行分析和判断,而是一开始就沿习旧法,在过度恐慌当中采取了过度行为。这些盲目的暴行所伤害的不只是动物,还有拥有这些动物的人。
4. 在目前的条件下,人道“扑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严格来讲,应该只限于那些确定带毒且有攻击性的犬只。在汉中这次打狗事件中,政府50元一天的打狗费和100元一条的处理费无疑给打狗队注入了经济动力,许多打过疫苗的狗也因此而被强行打死。搞好管理就能解决狂犬病问题,这是贾幼陵从多年实践当中得出的结论。新时代不只需要新的管理理念,还需要拥有这些理念的地方政府。
五.结语
总结起来,赵南元攻击动物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策略:
第一,进行所谓伦理探讨,坚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想从理论上完全将人类对于非人类动物的关怀排除在任何可能的考虑之外。这一点,我在第一部分当中已经作了足够细致的反驳,恕不赘言。
第二, 将动物保护贴上“宗教”甚至是“邪教”标签,再将宗教定义为“迷信”、“伪道德”,甚至是“恐怖主义”,然后再一棒子打死。这样的做法,正如网友评论所言:真是太“文革”了。
第三,用自己天真的猜测或者臆想的情况来攻击动物保护者所援引的事实,称其为“谎言”。事实胜于雄辩,我在前一部分当中引用的都是职业记者的报导,其目的就在于向人们展示他们目睹的事实。
第四,将世界“动物福利”运动当中一些历史性的、阶段性的、对于人类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无奈的妥协办法或 “权宜之计”作为靶子,用更加激进的自然主义来攻击它们。其实赵南元忘记了,自然主义更接近于动物解放理论,其本身就是动物权利的一种理论基础,即自然权利理论。这种理论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支持他的“通吃通杀主义”,更不支持他为虐待与虐杀动物所作的辩护。
2009-9-9 00:4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