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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C,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C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C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由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C,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C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C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C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
2009-7-12 19: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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