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公共知識分子
每當遇到危機,人們便更期待能夠引領走過黑暗的明燈,或者這裏也借亨廷頓的治學和社會參與,讓我們重新審視對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期望。
公共知識分子一般予人的印象是﹕站在批判建制的左翼最前線,但亨廷頓從不諱言自己的保守傾向(雖然他在晚年不遺餘力地批評布殊政府)。他在處女作《士兵與國家》已肯定軍事力量對國家穩定的重要性,並在一遍反越戰聲中,以國務院顧問的身分建議以非民主化的軍事方式對付越共。反建制、鼓吹make love no war的左翼學者容易吸引學生,像亨廷頓般的保守派便要承受學生的反響。據說,有學生甚至曾在他的課堂上傳閱「將亨廷頓送到河內」的字卡。
這位在哈佛大學執教逾半世紀的政治科學學者,透過理論和研究直接介入現實政治。上街示威、聯署聲明、組織社運都不是他那杯茶,反而他更欣然接受政府的任命,直接參與權力周邊的運作。亨廷頓曾在詹森和卡特的任內擔當政府顧問,除了越戰時的提議,一直認為冷戰期間的美國不應只重視與蘇聯的競賽,而應競逐中東。去年底出現在加沙的以巴衝突,可說是當時政策的後遺症。
敢於政治不正確
亨廷頓的鷹派立場令他極受爭議,他的治學亦備受質疑,曾經兩度被美國國家科學院否決會員的提名。不過,他敢於提出新理論並積極應用於現實政治,實則克盡學者的責任。他在遺作《我們是誰》中提出,大量的墨西哥移民正摧美國的身分認同,只有透過同化才能保持美國價值。在民族大熔爐之下提出這種觀點自然受批評,但政治不正確卻是當頭棒喝的一種。按他的思路分析,奧巴馬是因為接受了美國的核心價值(例如常將American dream和may God bless you掛在口邊」)才不致被攆走,但他並未能破除文明間的衝突。
去年,當亨廷頓已氣若游絲,《外交政策》雜誌選他為世界百大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亨庭頓並不熱中於媒體曝光,但他的原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後,引起了廣泛討論,且更在九一一恐怖襲擊後被奉為經典。至此,亨廷頓不再是越戰時那位被咒罵的保守學者,切切成了社會科學學生入門必讀、站在理論前沿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平安夜去世的他,趕不及每年一度的回顧和倒數。但在返回天國、重見真主或輪迴之時,亨廷頓或者仍想提醒我們,當文明的一端在慶祝自以為是普世歡騰的節日時,他正過著平凡的一天;至於在他們認定為文明的黑暗角落裏,卻可能正在露出猙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