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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问：实际上，除了国企问题，您对金融改革也与主流观点有不同意见。
何：是的。1994年2月台湾《中国时报》知名撰稿人何频先生打电话提出想采访我，我要他将采访提纲传真过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最近中美财长会谈，中国已同意金融与国际并轨。国内金融市场将走向开放，人民币将走向自由汇兑。”他问：“您如何评论此事。”
我回答说：这表明，美国赢了。我讲我担心，如果这样走下去，国家会失去主导金融的自主权，那么本世纪末中国金融将会走向崩溃。[③]
［那次采访问答原文如下：
“何频：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可以说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正承受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建议及理论学说，采取美国式的私有银行体制，我国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走向解体。
何频：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胀而崩溃（就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就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介入。最终在“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
何频：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8次联合声明》如何看？这份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这件事，美国赢了。”］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尖锐批评了私有化的问题。我当时讲这种话，当然是有所指的。
［原文：“何频：你批评的所谓休克疗法的实质是什么？
何新：就是以不计后果的激进货币主义政策，以大规模私有化形式推进向自由市场体制的改革。从俄罗斯及东欧的覆辙看，实施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有三个：
一、少数人利用国产私有化进程，趁机掠取社会财富达到暴富。社会急剧两极分化。
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遏制国有企业的生机，导致国有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化，员工大批失业。
三、以自由主义的价格政策激励通货膨胀，多数国民走向贫困化。
中国在1989到1992年的治理整顿时期一度有效地放弃了休克疗法，而采用针对具体问题的、务实的渐进改革方针，重新整合了呈现紊乱失调的国民经济。但近年以来，经改方针中的激进声调正在日益升高，政策中又一次明显地显现出‘休克疗法’的印迹。”
“要知道，中国的国情有两点与俄罗斯不同。第一，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远不如前苏联多。第二，俄罗斯乡村中劳力不足，而中国农村中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过剩人口。在资本、技术以及市场发育不足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力量是具有巨大破坏性的。”[④]
这个谈话当时在台湾和海外都公开发表了。我当时也将这个谈话全文报送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央。
问：这是否表明，您当时对金融改革问题是持有异议的。那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您是否已经有所预感？
何：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我已从香港报刊上注意到国际金融力量对香港房市及股市的热炒。我感觉到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价的急剧飙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来自国际金融力量的手在操作。
我记得1997年5月我在昆明，曾当面对一位领导讲过我的忧虑。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我已几次就金融问题向中央进言要警惕爆发类似南美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货币危机的问题。这些话在当时是一种不和谐音。
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这篇文章，这是1997年3月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夜，我写报中央的一个金融问题研究报告。[⑤]我认为这是我在9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这篇文章中指出：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结构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趋势。”
文中主要谈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问题，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发生的地租攫取和“级差地租”的问题。
我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软着陆已获成功”的说法，我说：
“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
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我又指出：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已迅速崛起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我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最近两年已浮出水面的“温州炒金团”。他们近年在京、沪“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温州这个地区在中国很有意思，很特殊。20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温州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八十年代沿海走私浪潮中开始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九十年代成为上海若干纺织、机电产业技术转移的新加工产业区。而在九十年代末通过股票证券市场脱颖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为今日中国的地下金融“华尔街。”
在那篇文章中我当时还指出：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呼“以内需推动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论”，主张压抑出口产业。我在文章中给予了反驳：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正在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出现贸易逆差。
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来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将失去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一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问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
我在该文中还指出：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
我警告当局：
“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暴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问：您的这篇文章，作用和反响如何？
何：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我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建议。
事实上，1995—1996年间，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现在人们公认，正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汇兑，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和决断，他们还是听取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最近重读了一下此文。从今天看，个别论点不能说没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仍仿佛是针对当前问题而写的。换句话说，当时我看到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更严重了。
问：您是否承认，在现代国民经济中，金融已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何：当然，不是重要，而且支配性的地位。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主体是财政经济，金融是从属于财政的。金融被简单地理解为银行，就是印发货币、融通货币、回笼货币。
计划经济下的投资主体是财政投资。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金融取代财政成为投资主体。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金融在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经济全球化，实质是金融全球化。
八十年代，曾经流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一本书《第三次浪潮》，流行一个词“服务业”，“第三产业”。托夫勒说，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 将取代传统制造业（第二产业）和农业（第一产业）成为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笑的是，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国人，都把服务业看作剃头、洗脚、卖大碗茶这种传统的服务业，认为这种行业在未来经济中将取代制造业（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殊不知，发达国家所谓“服务业”，实质是金融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问：直到今天，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问题仍是改革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政部今年以来，不断施加软的和硬的压力，要求中国解除汇率管控，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其中理由之一，仍与1988年弗里德曼的建议一样，是为了帮助中国改善通货膨胀压力。
何：国有金融体制今天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结合美国今天在汇率和金融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就会发现其中第一条，正是要求中国“立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自由兑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种非常善良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是如此地热爱中国——因此他们一直在急切地想着用推动金融汇率改革的办法，帮助中国快速走向富强。而我们那些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帮助他们这样做！
阿门，My God！
问：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
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上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赵当年曾批评我的话）。
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
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许多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慎言崩溃。这是我对自己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
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
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3、市场原教旨主义必将搞垮经济改革
问：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改现在已到了“攻坚”的最后阶段。一个十字路口，向前走，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后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死路。
何：什么叫完善市场经济？墨西哥算不算？论人口，主要也是白种人，拉丁文化渊源，95%的居民笃信天主教，依附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美国边境只是一线之隔。但它的经济和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去过那里的人知道，那里存在触目惊心的多数人的贫困，沉重的国家负债，是毒品和犯罪的渊薮！难道人们希望中国最终变成这样“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吗？
究竟什么叫好经济？我认为，只有能安国利民的经济才是好经济。否则，乱国害民的经济，祸国殃民的经济，不管可以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明智的统治者都应当坚决摒弃之！
我从不反对改革。我主张不要从理念、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评价改革。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事实，依据政策的后果，依据实践。
人们谈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讲了各种原因。其实我认为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主导下发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崩溃，这是前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强大的苏联帝国，毁灭于少数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大崩溃。强大的苏联经济体系，也毁之于一小撮经济学家在哈佛制作出来的“500天计划”。现在人们看到了，这500天哈佛私有化计划造成的后果，是使苏联在经济上至少倒退了50年。
中国当前确实也处在十字路口。近五年来私有化运动的后果，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广泛层面上，逐渐浮现。中国的社会形势、安全形势和国际环境当前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再往前继续沿这个方向攻关攻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前景。
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我个人认为，对今天中国隐伏着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作严重估计并不过分。
我认为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如果讲德政，这是最大的德政，会大得人心的，尤其会得千万下层人民之心。中国当前的国力是能够解决国企问题的，只看政府想不想解决。
问：您在2000年3月，曾发表过一篇谈“十年后的中国”的采访。您当时曾说，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许是腾飞的十年，也许是一切积累问题总爆发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被引爆出来。现在已经过了五年，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何：2000年3月，中新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向他谈了一些看法。这篇采访后来全文发表在当年第4期和第5期的《广角镜》上。在这个采访中，我比较系统地反思了那几年“新政”下的经济路线。
我当时在文中谈到的问题，是我当时已憋了很久的话。
例如我尖锐地谈到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的问题。我说：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下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殆乎完全崩溃。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致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
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贵族庄园和贵族子弟学校。但是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资（什么“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国立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
我看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
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正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的孩子世世代代将被抛弃！而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费、半公费医疗），也被从根本上破坏了。
不要说毛泽东。我相信就是邓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绝不会同意这样干！
问：您的这个采访，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大陆的许多朋友也许看不到这篇文章。请问您当时这篇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何：我当时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首先抨击了当时热得烫人的“新经济”（“知识经济”），我说那是一个“大泡沫”、大骗局，并且断言泡沫即将破灭。
第二，我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强敌外患，而是指导改革的整体思路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有问题。我说中国人不能老是被美国人和西方提供的经济改革模式所诱导。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第三，我说当前中国经济中应当最被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增长率，而是失业问题，这将是今后将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社会发生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高楼大厦、长桥快路暗然失色，使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失去意义。
我说很奇怪，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关系经济景气评价的最重要数字。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入统计。
［原文：什么增长率多少，多少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第四，我说我认为，近些年搞的税制改革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套基本悖离中国国情的分税体制。
这个税收体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体系。它是一个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的高税率制度，任何生产企业按此制度纳税，最终都会逼得破产。所以设法逃避，早已成为各类企业不成文的约定。
我说中国的税收本来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再加上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也正是国企垮台的原因之一。
但是其实，当年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还不够，因此并没有谈透彻。
问：那您现在可以深入讲讲。您当时为什么如此关注财税改革问题？
何：所谓税改，根本是财改，因为税赋是财政的来源。90年代的这次税改给予地方很大的财税独立自主权。各地与中央分灶吃饭，各挣各的钱，有钱吃肥肉，没钱就饿着。实际上，种种地方保护、地方自治、地方割据已经孕育在这种分税改革中了。
在此次税改之后，国家对地方财税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各地的地方主义大大地得到加强。
你看今天的中国，富的城市车水马龙，每年种花养草可以花掉上百个亿。而众多贫穷的地方，不仅教育没钱，公用事业没钱，连基层小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
国家、中央面对如此严重的区域性差距，竟视若无睹，束手无策！其实办法很简单，国家从富裕地区多征一些消费税、多调一些钱过来，不就可以帮助那些穷地方吗？不是不能办，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少干预”的主张不让中央政府这样办。
这种不平衡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严重的区域性两级分化。穷的地方穷死，富的地方富死。沿海富裕地区与内陆贫困地区的对比是如此强烈，让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属于同一个国家。一面是经济发达世界，另一面是极不发达世界。
这些年来，一是国家放任市场自流，不作干预；二是任凭私有化拜金主义思潮泛滥，这两大问题就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
问：中国目前的区域性差距，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何：这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不良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其实总根子就在这个财税改革里。税改之后，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区经济割据由此坐大，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削弱，地方苛捐杂税丛生。
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每个省争办能给自己创利的产业。比如造汽车赚钱，各地就争先恐后一拥而上造汽车。因为烟草是巨额利润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结果各个省争办自己的小烟厂，形成国内烟草市场的恶性竞争。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对外地产品实施或明或暗的种种关门和封杀政策。
正是由于税制改革、分税制的实行，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层层地方保护，可带来短期利润的生产部门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生产力的过剩。
国家曾多次发起打击假冒伪劣品的“市场规范”运动（所谓“3·19”）。但是为什么，市场上假冒伪劣品愈打愈多？如今几乎是遍地有假，几乎无货不假。哪个超市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假货？原因究竟何在？
殊不知，各省、各地区对假冒伪劣明打暗保，边打边保，决不打死。对伪冒品生产，许多地方睁眼闭眼，因为它们是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官员考绩以及官员收入。
有些基层乡镇，财税主要来源靠的就是当地的假冒伪劣产业，当地当然要实行对假冒伪劣品生产的保护政策。各种滥罚乱收费等恶政，也都由这种新税制而来。
另一方面，沉重税率压死了国企。而对外资企业，则给以种种优惠不平等的税收和引资政策，以不公平待遇为民族工业戴上沉重的枷锁。[⑥]
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并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当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
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4、对走过的改革道路必须作反思
问：也就是说，您认为假冒伪劣等现象的产生实际是源于制度问题？
何：当然有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教义，是鼓吹自由私有化市场制度可以导致经济繁荣。其实私有制度哪里是什么“新制度”？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几千年全世界一直实行着私有制，这是历史上最最陈旧的制度。全部私有制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类几千年互相争斗残杀的血腥史。也就是一部人类的阶级斗争史！
真正的新制度学派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学派，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革命论。马克思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革新经济学。
近年来的私有化、自由化势必导致尖锐社会矛盾。因为富可敌国的一个新阶级已经兴起，而且正在积极谋求对于政治的主导权。
官员阶层中许多人也沦为为大款爷们操刀执印的“服务者”。腐败之所以深入政治结构的骨髓深部，根源就在于此。自由派说什么只有“民主化”才能根除腐败问题，纯粹是胡扯！国家再放任不管，越民主越腐败！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最最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
的确，腐败正在导致社会政治组织和控制系统的瓦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正在涣散着人心。前景非常危险！ |
2008-8-22 14: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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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