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作完成以后，大卫将《马拉之死》递交给1793年11月14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作为一张画，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能够博得众多人同情的革命领导人形象，不过在现实中，人们对马拉的所作所为则颇有争议。他的言论过激，煽动性强，革命的狂热往往代替了理性的分析。雅各宾派对旧式贵族和反对派采取的暴力和恐怖措施，与马拉的倡导不无关系。政治，不是一种能用好与坏、善与恶来简单概括的东西，尤其当身陷斗争的漩涡中，公正而恰如其分的表达更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同的立场，便会导致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好在不管怎样，《马拉之死》并没有因为雅各宾派的倒台而过时，它超越了人物和事件本身，成为一次祭奠、一种理想。
马拉之死
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将法国大革命时代被刺杀的雅各宾派领袖之一马拉看成了不起的英雄，这种观点在中国更成了一个几乎无人质疑的历史定论，实际上，马拉在西方一直就被认为是个臭名昭著的煽动家，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们爱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嗜血者。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马拉之死这一历史公案，也许应该从一个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法治立场而不是一个简单化了的、神经错乱的阶级立场出发看待它。
一、案件背景
马拉（1743-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曾经在英国生活过十年，回到法国后成为科学家和著名大夫，由于当时法国的集权专制，马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789年马拉参加了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在此之前直到死，马拉一直不断发表文章、小册子宣扬革命，先后发表了《奴隶制的枷锁》、《献给祖国》《献给祖国（续）》等，1789年8月马拉创办了《爱国者导报》，1789年9月马拉创办了举世闻名的《人民之友》，这份报纸几乎每天一期，有时甚至一天两期，《人民之友》为底层的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马拉鼓吹不断革命，“不停顿地反对社会敌人”，号召人民起义反对新的权贵，它在百姓中迅速传播，成为10月5日巴黎群众再次起义的号角，马拉因此于1790年1月被搜捕而不得不逃亡英国，5月马拉返回法国，重新创办发行《人民之友》，继续抨击新政权，并且以莫须有、捕风捉影的方式诽谤当政者米拉波与国王勾结，诽谤无私的自由战士拉法耶特“与一切革命的敌人勾结”，他也诽谤法王路易十六、皇后安托瓦内特，力主废黜乃至处死他们，这些都成为日后国王和皇后被激忿的群众送上断头台的原因之一。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专制、独裁，并且倡导革命恐怖。1793年4月，马拉被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紧接着，马拉立刻下令指示各地雅各宾俱乐部请愿撤换试图拯救路易十六的国民公会代表，要求逮捕国民公会里的革命敌人及所有嫌疑分子。吉伦特派于是指控马拉阴谋颠覆国民公会。马拉因此被审判，但是，由于法官和陪审员都是雅各宾派，形式化地询问了马拉几句就无罪释放，马拉安然无恙。1793年6月2日，马拉伙同雅各宾派其他领袖煽动群众最终推翻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取得了政权。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马拉等人的存在，雅各宾暴政已经近在咫尺。
于是一个悲剧悄悄来到马拉身边。
1793年的夏天，通过看报纸、听人议论，24岁的夏洛蒂·科黛在了解社会状况后，决心作一名爱国的复仇者，一名共和事业的殉道者。在她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在我们的恐怖处境中，如果以我之死能换来他人之生，那于我将是莫大的欣慰。”科黛受到的是传统教育，熟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著作。她是一名共和制的捍卫者，她把共和制看成改造法国的一条途径。科黛认为雅各宾派正在破坏革命，她下决心杀死马拉。7月11日，科黛抵达巴黎。13日早上，她动身前往皇宫。途中路过一家商店，她买了一把五英寸长的木柄菜刀。
科黛原希望能当众将马拉杀死，但是没有机会，只好到马拉的公寓去找他。她大约上午11：30分来到马拉寓所，当时马拉正患病，由于他曾躲藏在巴黎的污水管中，使得皮肤病严重恶化，只有在投放药液的冷水浴中，他的痛苦才可缓解一些，因此他将浴盆搬到办公室。一位妇女将科黛挡在了门外，称马拉染病不能接待访客。于是，科黛给马拉写了一张简短而使他感兴趣的便条，声言她带来了镇压潜逃的吉伦特派成员的计划。
下午7点，科黛返回此地，以另一张便条请求面见马拉。她在一片有人来送面包和报纸的混乱中，来到楼梯的顶端，大声谈论发生在冈城的叛国事件，马拉听到后请她进屋。科黛坐在离浴盆不远的一张椅子上。科黛给马拉提供了一份阴谋反对雅各宾派的冈城居民名单。“很好”，马拉说，“几天之内，我就会将他们全部送上断头台。”这时，科黛抽出那把菜刀，刺进马拉的胸部。马拉沉进水中，血从伤口中涌出。当马拉叫喊时，他妻子闯进来，拿起一把椅子向凶手砸去。一名邻居听到喊叫声穿过街道跑进来，试图为马拉止血。然而，几分钟之后马拉便死了。刺杀发生后，6名警察立即在马拉的公寓里对科黛进行了审问。科黛并不想否认她的责任。她说，她从冈城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便是杀死让·保罗·马拉，她是独自行动的。无论是群众还是革命法庭的法官们都确信科黛背后必定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雅各宾派的乔治·考东坚持认为：“毫无疑问，这个披着女人外衣的恶魔是冈城所有谋反者的一个使者”。但是，科黛只承认曾读过吉伦特派的报纸。“你就是从这些报纸上得知马拉是一个破坏分子的吗？”审判长雅克斯·蒙塔内问道。“是的，我知道他正在使法国走上邪路。我杀了一个人，但拯救了千万个人。在革命之前我就是一名共和主义者，我从未动摇过。”科黛答道。法庭迅速对科黛作出裁决，她被判处死刑，并于1793年7月17日处死。科黛死后，雅各宾派暴政变本加厉，但是就在一年以后的7月28日，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暴政最终被推翻。
二、谋杀的非法性
从一个法律的视角，科黛的刺杀行为无疑是一件罪行，而且是一件极端严重的罪行。根据一个最基本的自然法精神，任何人都有不受侵害和平生活的权利。如果以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这是人类所能够得到的最基本的理性启示之一，它被霍布斯列为十九条自然律中的第一条，生命权在人类各项权利位阶中处于最高等级，任何理由都不能构成侵犯他人生命权的合理依据。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同时也是平等的，因此，任何一个人既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命权，也有权对于侵犯自己生命权的行为进行自卫。生命权之所以拥有如此神圣的地位，是因为生命权作为人的一项权利，它是人的其他权利存在的基础，如果生命权消失，其他权利也就没有存在的物质基础了。同时，生命权不可被侵害也基于一个最基本也最古老的伦理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我们可以假定，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自己的生命权被任何人随意侵犯，因此每一个人也就不得随意侵犯他人的生命权。
尽管如此，人类的生命权至今在许多地方依然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般性侵犯他人生命权的犯罪行为，这在所有国家都被认为是犯罪；第二种情况是在法治国家的立法中，法律明确规定对于某些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侵犯具体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可以或者应当判处死刑；第三种情况是在非法治国家里，任何进行与强权者根本利益冲突的行动者都有可能从肉体上被消灭，这是由集团暴力侵犯生命权的犯罪，它的不正义性一目了然，无须详细分析；第四种情况是按照自然法或者法治国家的立法应当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个人以正义的名义对罪犯进行惩罚将其杀死的行为。这四种情况都是侵犯生命权的行为，都不认为生命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这四种侵犯生命权的结果却有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人们对正义的观念不同。
第一种在一般性情况下，是完全非正义的，无须祥论。但是，正当防卫导致的罪犯被杀死是否正义问题比较复杂，它应当包含在某些情况下的特殊正义，如被害人是正在行凶的杀人犯，不将他击毙会危害他人的安全，这时不得已剥夺其生命权的行为应当是正义的。
第二种情况目前在全世界分歧很大，这种分歧来源于人们对正义的观念不同。例如，有些国家的立法认为，任何性质的犯罪只要到达一定程度，罪犯都应当被判处死刑，这种正义观的根本依据是罪行足够严重（但是，严重程度是无法最终量化的）就可以判死刑，因此这些国家的刑事立法，将死刑延伸到许多与生命权无关的犯罪领域，它对其他非生命型的犯罪行为在处理上与对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做出相同对待，这样的立法在死刑的基本立论上藐视人类生命权的至高无上，因此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对，是非正义的。另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对于恶性谋杀行为判处死刑，其正义观来自于“杀人抵命”这一人类原始正义观的延续，其实质是刑罚上的同态复仇主义思想，因此它的正义性颇值得怀疑。
第三种情况侵犯生命权的行为源于“强权即真理”“强权即正义”的强盗逻辑，与本文所谈正义无关，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第四种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我们假设全世界的人都一致赞同人类的生命权至高无上，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不应当被剥夺，那么这种谋杀行为就属于在实质上违背正义。但是，象法国这样一个当时并没有废除死刑，不但没有废除死刑还草菅人命的时代，夏洛蒂·科黛刺杀马拉的行为是否属于正义的行为？从法治角度看，马拉即便按照当时的立法应当被判处死刑，也必须经过一个公正的程序被判决，在这个公正的程序中，他首先应当由检察系统搜集马拉的犯罪事实，随后对马拉提起公诉，马拉有权利要求聘请律师，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财力聘请律师，法院应当为他制定辩护律师，以便保护他最基本的辩护权，经过公开审判以后，法官或者陪审团或者其他权威司法部门在听取控辩双方各自理由以后，由法官或者陪审团按照法律（当然，我们假定法律是符合正义的）做出判决，如果司法机关判处马拉死刑，再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死刑。如果没有基本的程序正义，马拉的生命权跟任何人的生命权一样不可侵犯，夏洛蒂·科黛的刺杀行为是一个谋杀行为，是一起极端严重的犯罪行径，她越过了正常的司法渠道，因此是非正义的。这一分析方式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政治谋杀案中。
综上所述，在人类现有的能够一致认同的法律正义观中，任何个人在未受到被害人侵犯的前提下，杀害他人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都不符合基本的法治精神和正义规则。
三、非常时期的正义行动
被誉为俄罗斯诗坛太阳的巨人普希金曾经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罗斯拉夫列夫》中塑造了一个充满崇高感和正义感的女性形象波琳娜，波琳娜在与小说中的“我”谈话时谈到了夏洛蒂·科黛，心中充满钦佩。我想普希金只是借了波琳娜之口表达自己对科黛的敬仰之情。作为一个视自由和尊严、爱和正义为生命的伟大诗人，普希金绝对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他对科黛的敬仰当有确凿充分的理由。这种理由也许就深深地扎根于法国当时的非常状态。
我在前文已经交待过，马拉鼓吹不断革命，鼓吹流血，鼓吹可以肆意残杀贵族以及他认为可以杀的人，不必经过什么程序，他“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在《人民之友》中写道：“本来，砍掉五六百颗头颅就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宁、自由和幸福。但是，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束缚了你们的双手，阻挡你们挥出拳头，而这将要用你们成百万个兄弟的生命作为代价。只要你们的敌人取得一瞬间的胜利，你们的血就会流成河。为了防止血流成河，我坚持要流几滴血。”他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出，为了人类的幸福，什么时候应该每天砍掉50000颗人头，什么时候应该每天砍掉270000颗人头！正如博洛尔说的：“一个天才的作家当他不能控制自己狂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时，他就会受到它们驱使，写出这些宣传暴力的文字。这时候，他的理性迷失了，他的思维陷入了混乱，他不再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自从1793年4月24日，马拉被宣判无罪以后，他就开始伙同丹东和罗伯斯比尔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成立了公安委员会，由马拉任主席，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吉伦特派成员不是被逮捕砍头就是逃亡，杰出的吉伦特派领袖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前留下千古遗言：“自由，多少人借你的名义行不义之事！”据不完全统计，在雅各宾暴政期间，大约有4到5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大部分是贵族，断头台不够用就用水淹、火烧、枪毙、集体炮轰，这样被处死的人大约有40万！这些被处死的人当然不可能经过正常的审判程序，他们或者被诬为叛徒，或者被诬为奸商，一经提议即被处死。在如此血腥的恐怖统治中，尽管有群众的广场效应的恶果，但是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的罪恶更是关键性原因。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是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是他们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是他们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博爱的名义屠杀自己的人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对于这样一个政权，至今还有许多人在颂扬它，颂扬马拉、罗伯斯比尔，理由是它给世界带来了民主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的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但是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在《正义的召唤》一文中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曾经说过：“对于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是否值得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了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正是在这一血雨腥风的背景下，夏洛蒂·科黛进行了刺杀马拉的“非法”行动，她在人民的生命朝不保夕一片混乱和恐怖的状态下，不寻求任何人帮助，单枪匹马，孤身独闯魔穴，手刃恐怖元凶，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千千万万生灵的安全，甘愿牺牲自己。她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她抱着必死的孤绝，“犯下这一罪行”！科黛这样做是完全不得已的，她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将马拉送上法庭，因为本该保护人民的政权正在犯罪，要把罪犯提交到由罪犯组成的法庭上审判，岂不可笑迂腐之极，除了给自己引来毫无意义的杀身之祸，给犯罪集团增加罪行，还能够有什么价值？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人们才有可能按照正常的方式来实现正义，在一个非常时期，只能按照这种非正常的方式实现正义，也许恰恰是这样的行动才真正地体现了科黛身上大智大勇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像二战期间，德国神学家朋霍菲尔刺杀希特勒一样，如果这也被认为是罪行的话，那么他们的罪行就是伟大的罪行，他们是真正的替天行道者！也许他们的做法并没有实际效果，但是他们为百万生灵作出的自我牺牲无论从法治的角度看如何违法，都是光耀千古的壮举。
结语：被诬蔑和凌辱的圣女
也许我的上述分析对于马拉甚至对于夏洛蒂·科黛、朋霍菲尔而言都是不人道的（因为我似乎鼓励这种行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像科黛这样的谋杀行为从科黛本身而言，我并不希望她去杀马拉，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问题是谋杀已经发生，那么我永远站在科黛这一边，我并不认为马拉就该死，就如丹诺说的：“我憎恨罪恶，但不憎恨罪人。”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谴责科黛不但没有意义，还是极端不人道的。科黛与马拉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促使她去杀害马拉的唯一动机就是拯救人民，科黛是个“罪犯”，但她更是个英雄！
科黛的勇气并不仅仅表现在她实施刺杀这一行动上，她的勇气更表现在被处死前后的过程中。她在法庭上惊人地沉着，尽管她在法庭上被人羞辱，衣服被撕破，胸部裸露在大庭广众面前。
就在被判处死刑以后，身着红色暗杀犯囚衣的科黛在肯西厄杰利监狱的牢房里写下了给她父亲的最后信件，信中说：“我请求您忘记我，或者为我的命运而感到高兴吧。事业长存！”7月17日傍晚，刽子手将她从牢房里带走了。一路上，她昂首挺胸地站在将她载往生命终点的马车上，膝盖顶着车的后挡板。在沿途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科黛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了很久没有消失。诺特莱回忆道“科黛美丽的脸庞平静得像一尊雕像，8天以来，我已经爱上她了”。科黛被处死后，那些没有心肝也没有大脑的“义愤者”还居然拿起她的头颅打她耳光！据说科黛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
200多年过去了，科黛的行动在法国也许没有人会再想起，可是在中国却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历史的阴差阳错常常是英雄们的必然结局。当然，这种结局的真正原因也许倒并不在于人们对英雄事迹没有兴趣而是因为暗杀行动对于历史本身作用不大。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对科黛做了几乎盖棺定论：“勇敢美丽的少女夏洛蒂·科黛，……她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国。但是，暴政并不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夏洛蒂·科黛在实行了她的壮怀激烈而于事无补的计划之后，就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泰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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