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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术》杂志学习“八荣八耻”文章议起
http://arts.tom.com 2006年09月12日16时43分来源:Tom 专稿苏坚
胡锦涛总书记年初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一个社会因为位处“初级”身生缺陷，对其提出方向冀期，这很正常的。就跟现在有人说“大家不要再学术腐败了”一样，说者有期，听者有心，犯者修身改过就是。除非提高到立法的高度，那才是另外一回事——说话听话，立法守法，这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自然而然的。当然，由于历史惯性，一句话变成一个号召生出一场运动，这种中国特色多少可以理解。一个社会普遍缺乏思想道德自觉，需要借助政治力量、行政权力来动员，这本是悲观现实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但这种“为之”对于普民百姓十分正常，若对那些应有较高自觉能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本身不从事政治工作、或即使从事但该工作与政治应该有距离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虚伪地做出那种拍胸表决心的姿态的。口口声声拥有“唯物”世界观的人，喜欢做“违心”事说“违心”话，这种人应在中国最多，他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教导而再多下去，我很担心其产出的耗费效能要抵消掉人民群众的很大一部分创造效能——部分艺术工作者正是我要说的人士之一。我写此文就有感于此：最近读到《美术》2006年第4期头版头条学习“八荣八耻”的文章和第8期 陈履生文章中欲以“荣辱观”这一“准绳之一”给“当代文化和艺术”套上道德帽的观点。现“诚实守信”说话，将心得呈出，愿与艺术同行相互学习、批评、提高。
在今年第4期《美术》杂志上，开篇版目是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曹桂生写的题为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艺术方向》的文章，在这篇短文中，我看到了一种神奇的逻辑，在概念地简述了对“八荣八耻”的认识后，他笔锋一转来了一个“然而”，“笔枪”直指西方的各种“主义艺术”，尤其“按既定批判路线”直指《美术》杂志这几年来讨伐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并迫不及待地、武断地、一厢情愿地给以上艺术下了“只是一些荒诞的、陌生的、不知所云的和无所云的东西”、“病态下滑的”(该文在此处引语后标注是“钟韵语”，我怀疑是“王仲语”的错标，许多发于《美术》的文章为了拍马屁都喜欢用引述“王仲语”这一招，估计王仲也会象每期都刊载有他“光辉形象”的照片一样对这类拍马行为沾沾自喜)定论。甚至写出了“现代主义从非理性出发、追求抽象、丑陋和反审美”这样反常识、反智(如果不是故意说违心话)的断语——此话本身就自相矛盾，“追求抽象”就是(或部分是)追求理性，怎么又“从非理性出发”呢？！90年中央美院推出的《教学体系改革的初步构想》中就已正式指出：“造型艺术中具象与抽象是两种相对应的表现形式，认识抽象与具象在造型规律中内在的联系，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创造思维领域，丰富造型语言和艺术想象力，提高造型艺术的综合设计能力。”这么一个核心美院直到90年才有“追求抽象”的“构想”，已经是甚落伍于艺术教育的步伐了，而在当代，许多美术学院在教学中有借鉴现代、后现代艺术有益经验，早不只是“构想”，亦已是不争的事实。试问这位曹副院长加教授，贵院教不教“古老”的“三大构成”？教不教“古老”的“中国画意象”？“迷途忘返的青年学生”喜好上“追求抽象”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怎么办？是的，事实上有些美术学院曾经不教、有的直到现在还不教“现代、后现代艺术”，许多学生们出了社会才不得不自觉转行边摸边学，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永远吸引青年学子的学习热情。如果美术学院先知先明赶上时代的步伐(正是大学的应尽之义！)而传薪接火，何会苦了学生自摸自学！当然，现在举目望去，什么“新媒体”之类早已成了有些美术学院的“热门专业”，“装置”、“观念”等课程亦早有之，那些对此视而不见的美术学院院长们应属稀有动物了，他们高喊“只有现实主义才能表现真善 美”、“只有真善美才值得表现”口号的姿态，我希望见此的人们形容那叫“(逞)强仔”而不是“伟(大)哥”！
曹副院长眼下不正写着论文吗？写论文就是干抽象的事，人脑如果没有抽象功能，则你写的论文在别人眼里就成了乱话连篇。“追求抽象”真会有错吗？为了印证曹副院长的真实意图，我又查找到他发表于2005年第3期《美术》“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笔谈讨论专栏的文章《解构主义给艺术带来了什么》一文，读罢这篇洋洋近万言文，除了读到第4期版目文章类似的连连5次引用王仲同志的奇文《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和解构主义等“这股反理性浪潮也直接影响到了政治领域的巨变”“而导致了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并席卷整个欧洲的学潮”(从行文水平判断，我怀疑曹副院长对“学潮”的目标指向和经过的复杂性是否有具体研究)这种用政治思维写学术论文甚至暗示“国安机器受到威胁”的招数外，竟读到了一种反讽效果：曹院长要批判解构主义，自己却一不小心写出了一篇东拼西贴、重复罗嗦、思路凌乱的“劣质解构主义文章”！大家有空不防去找这篇通篇引述别人文字的“学术论文”来欣赏一下。
读到曹副院长“从根本讲，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审美原则的背叛与反动”的断语中带有政治色彩的“背叛”、“反动”等词，又使我想起《美术》2005年第4期上另一位副院长加教授——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康书增写的文章《对批评的批评——再次为全国美展辩护》(希望是个巧合，否则会让人怀疑西北部分美术院校的领导是否仍有严重的“后宰门思想”和停留在该思维阶段，一不小心就要声情并茂喊“爷爷，您回来了”)。该文亦大量引述相关作者的文章，但却假惺惺在注释中说“所引文章均取自网络，用名不可信故不标明作者姓名”。写学术文章引用他人论文要标出作者和出处，这是学术规范，该文所引文章多数出自美术同盟网，是正规专业网站，所引文章亦多都署真实姓名，这些都有事实可查。这种低劣行为暂且不计，该文在引述本人公开的装置艺术作品《艺术公厕——在第十届全国美展开幕式上的装置艺术》中的文章观点和其他作者的观点后，竟评述说：“但我感到这还不是终极目标，批评者实质上很可能只是一些以美术打掩护，以画坛作战场，以画笔为武器，要最终达到改变政府性质的在野政客。”任何有经验的成人都应该清楚这种莫须有的帽子是多么的不厚道和阴险。所谓“在野政客”，在国外也许拥有正常的合法身份，但在咱国却十分敏感意有另指，更何况加上“改变政府性质”的定语！即使再降一级为“持不同政见者”，在国外可以有如拍电影臭骂布什而获奖的事实，但在咱这亦会有许多“潜规则危险”的。本人堂堂正正做大学教师多年，一向为人师表遵纪守法，绝不至于连这么大的国家纪律都不明不谙。扪心自问检点自我，本人确实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其中的事事物物并期望它们健康发展。本人甚至正认为，有些中国艺术不够“讲政治”，准确点说是不够“讲有正确含量的政治”，它们要么政治过了头或过虚伪成了“庸俗的政治艺术”，要么完全没有政治头脑丧失国人尊严成了“媚外艺术”，这种“爱憎分明”在界内应有事实可证，这就是本人不仅察于心还表于行，有时会实施“现实主义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来促使事事物物的发展，在实施行动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尤其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百花齐放、多元共竞的宪法精神，“以热爱祖国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荣”，所言所行“以诚实守信为荣”，说心里话不说官套话。但是，本人言行是否有助于“团结为荣”，这不敢打保票，因为艺术本是见仁见智的事物，也许“矛盾”和“争论”是另一种更高档次的“团结”而利于事物发展呢？这是有艺术发展史事实可证的。哪条法律证明苏坚同志不“代表人民利益”(对不起，本人其实很少不自量力地去想这类“大使命”！)而你代表了呢？哪条道德律证明搞“现实主义行为艺术”有政治指向不对而无政治指向地画花花草草就对呢？再且，真实的苏坚这个个体只关心政治(这符合“八荣八耻”要求)却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政客也丝毫不想当政客(从中国特色的角度理解当美术学院院长才算是“准政客”，这个性质跟中国美协的行会杂志《美术》主编是一样的)。因此，本人绝不会有某些政治思维习惯，动不动就揣摩别人搞的艺术有政治目的甚至直接就是政治、政治宣传(请跟上面说的“艺术中的政治”议题区别开来)。曹副院长等人的文章，从某方面正好印证了目前人们担忧的学术行政化和高校行政化的情况是多么严重！我们艺术行业现在有些行政领导，是有“讲政治”的责任心的，但似乎“心气”过大和“心思”用错了地方，泛滥地施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操，比如说他们不但担忧国中青年艺术家搞“现代、后现代艺术”会“迷途忘返”，还跨过国界担忧起西方国家“荒诞的、丑陋的现代、后现代艺术”必将有“灾难和毁灭”——甚而对于“全人类文化”！对此，本人好生纳闷：其一，本人正是这样的“艺术青年”，爱好当代艺术，还偶“搞搞阵”，但自问却十分“生命健康”、“精神阳光”、“信念乐观”地热爱生活。其二，人民群对文化艺术需求“日益增长”，高盼多元艺术上山下乡遍走江湖；放眼身近，听说现在的美术学院中有近20%的贫困青年学生交不起学费，远远超过此数的人毕业找不到工作或深感学无所成，为什么各位院长、主席、主编们不多务务这些“近处实处”困难，而兴好地“务虚”去了呢？！本人认为，艺术行业领导以至各位艺术家，一定要“讲政治”，但一定要“学会讲政治”，“讲正确的政治”——尽最大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艺术的多元需求、解决艺术事业中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实际困难——按照“三讲”精神，这就是最大的政治(请参阅《江泽民文选》第一卷P455《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P483《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P514《关于讲政治》)；此亦应是学好“八荣八耻”的现实指向！
说到学好“八荣八耻”的现实指向和其中“以愚昧无知为耻”句，本人想起李大钊的一段话，在此多插几句。李大钊同志曾在《青年与农村》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劳动阶层是农民……他们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国民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苦痛；他们的愚昧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昧。”读到这段话，我十分震动。老母就在乡下，正是农民。如果说母亲“愚昧可耻”，就是“我愚我耻”，必是不孝。“农民是愚昧的”这一说虽有所闻，但此说应不普遍。若说“农民缺失学习、了解、分享文化艺术的权利”，应有百分百的赞同。因此，借学习“八荣八耻”之时机，为使我们本身不至于就是“且愚且耻”，我们有必要多思考如何为广大群众中大多数的农民兄弟服务的实际问题、如何用文化艺术对可能的愚昧民众启思增智解难的问题。这正是苏坚同志年初曾特别为此做过一个《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艺术的说明》之用心所在，并在说明中对当代艺术及其作者群寄予厚望，因为比起某些关在阁楼里高高在上、喝茶逗鸟、不关人民群众痛痒的“伪真善美”艺术，当代艺术多样的、灵活的、能融入情境的形式，有助于更有力量地介入处在困境中的农村问题。恳请各级领导循说明精神多办实事，勿错失时代良机。我们谁都不应该成为逆时代发展之流的“愚昧可耻”之人！
由此看来，艺术界中有些办杂志、写文章、搞艺术的人，在领悟时代精神和政治觉悟时有一个定位问题——事实是：强拉阐释、挪位阐释等是他们的习惯动作。这个习惯因为长期反应几乎生成了一条简单的反射神经，并屡试见效(这种见效并非仅止于艺术创作活动，比如官运达仕途坦之类)而无限制地兴奋，还因此总结出些艺术创作的什么金科玉律，规于己还欲训于人。比如，上头有什么精神指示，他们会马上套上一个等式公式：某某精神=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真善美=写实主义。然后从这个等式中从大至小一环扣一环的关键词中寻找阐释，好象顺这个单线指引挖下去，必能在井底找到光灿灿(想想那些东方红太阳升的意象多么蔚丽啊)的艺术黄金。他们的“挪位阐释”、“强拉阐释”，喜欢把“政治”和“艺术”的“位”相互强挪，要命的是，他们看的不是艺术与政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自然的、互动的、融汇一体的正常“真身”，而是把“政治”变换成敏感的“政权”——要么用某种(行)政权去谋艺术，要么害怕某种政权被艺术谋了——所以诸位一点都别奇怪近来有一份被媒体披露的什么“中情局报告”，被某些艺术界人士无限放大鼓吹，其态兴奋异常，好象抓到艺术帝国主义吃掉艺术共产主义的事实马辫，好像证明了所有西方政变都是“艺术政变”。关于这一情况，据本人粗浅的艺术史知识可知，希望艺术功能大到可以谋政权，应该正是中外历代众多艺术家的幻想，因为若真如此，当年旧巴黎时代众多艺术家就不必穷饿到要流落街头贫民区(听说有人还正好要靠“政府”救济金过活。当然，咱们现在有些流浪艺术家连拿救济金的份儿都没有，似乎还惨些。)，咱们祖上众艺人也不至于郁闷不得解而要隐于山林田野。可惜，笔杆子画不出政权——幻想仅是幻想而已，任何事物的功用乃上帝造物的既定！反过来，以政权谋艺术——枪杆子下出艺术，历史上倒不乏史实。远处如当年希特勒上台，就以法西斯政权大谋艺术，希特勒的艺术木偶人——美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正是以倡导“真善美”、“德意志民族健康”的名义办了一个《德意志大美术展》，并另办了一个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尤其是表现主义)的《颓废艺术展》，遗憾的是，所谓“真善美”，仅是颂扬希特勒政权、为法西斯统治服务也！近处如国中的文革艺术，不也是政权谋艺术，高唱“高大全”么？这些史实过后，所有有良心的、看清艺术发展历史内在规律的人，都不应该忘却当年遭劫后，所有热爱真艺术的人们回望历史时重新寻找、发问、渴望的眼神！更不能对自己忘乎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跟别人一样同站在艺术历史的审判台上，就如阿道夫·齐格勒在自以为枪毙掉现代艺术的命的开幕式上高呼“现在，我宣布‘颓废艺术’展开幕，同胞们，请你们来判决它们吧”之时，他其实也在呼唤历史来判决他自己！
我们历史上有科举文人对神秘至高权力多情揣度的传统，八股文里有权密码；政治挂帅艺术甚至政权挂帅艺术再而至于某些行政领导挂帅艺术，在国中同有悠久历史，艺术品里有政治编码，某些政策或政言会被挪位阐释与艺术活动强拉上关系或直接等同于艺术。如果说，布什同志一声令下说我们要攻打伊拉克或者说我们要开发西部，一帮美国艺术家在“美国美协”的引领下冒险跑去画伊拉克战场或花点闲情到西部去旅游观光画点奇山异水西部牛仔，不知道这在美算不算艺术界的滑稽奇事，但本人基本知道美国西部牛仔画绝不会被当作杰出艺术载入史册。如果艺术具备我们解读中情局报告时理解出的功能，布什为什么不招一帮艺术家入伍派到伊拉克去？当年清皇岂不只要号召人民群众都当逸士去画山水花鸟便可列强不侵大清不灭国泰民安？
毫无疑问，艺术是有功用的，它应该用尽可能的内容和形式对现实生活进行发现和发问，并尽可能地影响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同样毫无疑问，我们的绝大多数艺术同志是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因为大家都生于斯长于斯如爱父母故乡别无选择。情况绝不会如一些自命道德高人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都高尚优雅符合“八荣”上天堂而别人都堕落丑陋只得“八耻”入地狱，历史上这种自证崇高常常会自抽嘴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是希望把我们热爱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是专门针对咱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除此之外，相信不会有人读出另外的旨意：资本主义不讲荣耻，因为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是一些“不断地摧毁和破坏人类的文化规则”、“病态的、假恶丑的”东西，它们有旺盛的生命力、长盛不衰让我们青年人成年人望而生畏，它们所服务的人民必然是“非理性的”、“反审美的”、“具有破坏性、反叛性和荒诞性的”！——此话虚拟，反正本人不会用如此逻辑说话。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八荣八耻”，对象是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是一种“道德规范”，全体文艺工作者应该多多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积极向这一标准看齐，比如不说虚伪话多说实话、不搞学术腐败多靠真才实学、不搞假大空多搞有真情实感的文艺创作等等。艺术创作与道德规训，确实存在事实上的共享区域，但这个交叉共享再怎么也不会是相互“等同于”，更非一个“重要”到要去“指导”另一个。比如，凡•高老往往乡镇跑，爱画乡村风光，应该不怎么“崇尚科学”，他的朋友高更更绝，干脆明目张胆反现代文明，跑到荒岛上过起土著艺术生活，但他们的“德行”不影响他们的艺术成就，可能还反之。当然，艺术史上同样有未来派、高技派这样对科技文明高唱赞歌的艺术。人类精神文明进程中艺术的多元与道德层次的复杂，是平行共处共享的，对此，本人愿在与曹桂生、康书增等同志的争鸣中共辨“是非丑恶”，以“团结互助”为荣，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艺术事业推向前进！
2006年9月1日晨曦初上时改毕
http://arts.tom.com/1004/2006912-28154.html |
2006-9-18 1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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