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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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此此、次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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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标题，不是温州人是不会懂的。这个小标题的七个字，是我考全国各地的作家、语言学家的一道题目，并且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一位外地的作家或语言学家通过这个考试的。
　　新编的《温州市志》关于温州方言的概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是否世界之最不得而知，至少在全国范围之内，温州话的难懂是很出名的。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瓯语在温州讲的人最多，估计超过一半。市区、永嘉、瑞安基本上都讲瓯语，平阳、文成、乐清大部分也讲瓯语，外地人指的温州话就是瓯语。我上面说的“思思、此此、次次四”就是这种话。闽语讲的人也不少，平阳、苍南、泰顺、洞头不少人都讲闽语。但泰顺部分人讲的闽语与福建的寿宁县相近，属闽语中的闽东话系统。其他三县人讲的是闽南话，与厦门、台湾的人能顺利交流；苍南有部分人讲蛮话，“蛮”字有蛮横、不讲理、土里土气的意思，含贬义，但这里是个中性词，仅指苍南钱库、舥艚等乡镇讲的一种土话。前面写的温州兵受表彰的事我推测就是讲蛮话。因为当时报的战斗英雄的籍贯都是苍南人。讲蛮话别说是越南人无法破译，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温州人都听不懂；蛮讲又是有别于蛮话的另一种土话，泰顺县泗溪、三魁等乡镇人说的；畲客话是居住在温州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温州的少数民族据说有39个之多，但39个少数民族总共也不过温州人口的1%左右。其中畲族最多，有近六万人，分布在泰顺、文成、苍南和平阳等县。畲族是外来客居温州的，所以温州人称之为畲客，畲族妇女称畲客婆，畲族话也就称为畲客话了；温州话中还有泰顺罗阳的泰顺话、乐清北部的大荆话等等等等，套用一句时髦话叫不胜枚举。其实，再说下去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温州话，我曾对那位教语言的朋友说过：要能搞懂温州话，那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
　　不过，无论如何“不胜枚举”，金乡话还是一定要“举”的。金乡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只在苍南金乡镇城内（旧金乡卫）使用，说金乡话的大约只有三万人。说起金乡话还是要提到戚继光和戚家军。自元以降，倭寇为患，明初开始猖獗，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失败之后，余党逃入海隅，与倭寇勾结，不断搔扰温州沿海，为抗倭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乡卫（现苍南金乡）、磐石卫（现乐清磐石）以及宁村、蒲门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烽火台），以传递军事信息。有卫、有所必有人守，招募了不少兵丁，不足部分由义兵来凑，所谓义兵，便是因地方不堪倭患，青壮年自发组织的。但倭患仍然连连，效果似乎不甚理想，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调浙江任参将。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去苍南、浙东特别是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成为抗倭主力，效果彰显，他也因战功升任统兵官。倭患稍息，戚继光奉调北方，部分戚家军便留在金乡卫，尔后娶妻生子，金乡卫城内的人便讲一种以吴语为基础，掺杂了瓯语、闽语和蛮话的独特语言，形成一个方言岛。
　　在温州，类似于金乡话这样的方言岛还有。辟如苍南的蒲壮所城，城外全说闽语，城内说的是变调了的瓯语，泰顺全县以蛮讲与罗阳话为主，惟有百丈口镇说的也是变调的瓯语。泰顺与永嘉的深山还有些更小的方言岛，那就更弄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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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语的归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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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温州话的归属（我这里的温州话指瓯语、蛮话、蛮讲等等温州人讲的语言的总称），据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太炎曾将温州话归于闽语系，“属福建而从福宁”；赵元任和王力都将温州话归之吴语系，属南吴语；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温州话归为吴语系。似乎温州话的归属从此成为定局。我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不知如何分类的。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能讲上海话，上海话属吴语无疑，我基本上能与无锡、苏州、杭州，乃至我们温州的邻居台州人沟通，但他们全听不懂温州话。沟通无从谈起不说，并且连语言结构都完全不同，将温州话归于吴语系我想不通。同样的，温州话也无法归到闽语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最近，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此在一些有关的会议上疾呼：应当有个瓯语系或是温州语系，将除闽语与大荆话（与台州话相似，可以明确地划归吴语系）外的所有温州方言，都归到这个语系来，不要再让那些不懂温州话的语言学家，将温州话一会儿塞入闽语系，一会儿塞入吴语系了！
　　我就此一观点请教我的多年好友，出版了《温州话》的沈克成先生。沈兄博学多才，汉语的电脑输入法——表形码（沈码）就是他发明的，同时他又是位语言学者。但他对我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将他的网址给了我，于是我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温州话从哪儿来？》。据他的考证，温州的先民（即瓯民）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其主要特点是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菜咸、笋干、饭焦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我认为还有将动词后置于名词，如关灯，温州话说灯关关，扫地，温州话说地扫扫等等。为说明问题，接着我只能引用沈先生的原文了，好在他的文章一向以简练著称的。
　　公元前3世纪，楚国灭越，派春申君治吴。楚人给吴越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进入吴越。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长达560年，直到秦统一中国后，楚人在吴地仍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沅湘方言，如“惮(发怒)、訾那(怎么样)、憨(痴呆)、晒谷壇、牛拔过看勿著虱爬过密密掐”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
　　秦始皇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为二。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汉以后，越民族逐渐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之中。但没有汉化的越人却避入山区成为“山越”，当时的浙南、闽北一带还是越人天下。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大量汉族移民南下，在长江南方逐渐形成了江东方言，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祖语。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宋室南迁，更使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杭州人说的就是宋代由汴京中原官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杭州吴语。由于政治变迁，在江浙一带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一带形成双重语言制，即士族说官话，庶民操吴语。中国最大的几次从北向南的移民运动都发生在唐宋。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江浙北部地区受北来雅音官话的影响形成北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而离京城较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以温州话为代表）则仍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在现今的汉语方言中，吴语的地位仅次于官话居第二位，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用语。
　　从沈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几种概念：一是温州人原先讲的是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二是楚人给温州话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的影响；三是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四是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根据这四个概念，我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今温州人讲的温州话是以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为基础，并受到楚语的影响，其白读系统主要来源于江东方言，文读系统主要来源于中原方言的东越语（或瓯越语）。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中包括了瓯语、蛮话、蛮讲、金乡话以及我们还未给取名的温州方言。因为瓯语（或温州语）与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一样，祖语同属江东方言，所以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吴语及闽语与瓯语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这种共同点还构不成从属的关系。正如粤语与闽语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我们不能因为讲温州话的人较少而将它随便往哪个语系里塞。小国也是个国家，在联合国里，大小国家都是一个席位。在我们的语言“联合国”中，也应还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一个应有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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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语的归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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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我坐火车由上海至青岛，与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记者同一软卧包厢。他常驻中国，汉语非常好，他说自己就是听不懂温州话，很想学，可惜没有机会。他认为温州话的独特性和温州人的独特性一样，很可以夸耀于世。我突然悟及：我的关于瓯语系或温州语系的概念是提出的时候了！它的背景就是基于温州与温州人现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
　　不过我还有点自知之明，以我这种中人之下的才能和水平，加之现在又在经商，无法再辟一条语言学的研究之路。我赞同李国文先生在他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讲的一段话：“譬如当文学家，就得舍去当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的念头；同样，当了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以后，还要当文学家，没有超常的智慧，没有非凡的才气，通常都是要出洋相的。”我只能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以引起诸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先生，以及沈克成先生等温州籍的语言专家学者的注意，让他们就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探讨，或许能让温州话有个正确的定位，不致因为使用的人数稀少便随意往哪个语系塞。
　　我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来关注这个“思思、此此、次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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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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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这位日本记者没有说错，温州话与温州人一样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闽语和吴语均大相径庭。有的是你要这般说，我偏要那般讲，你说拖鞋，我讲鞋拖；你说砧板，我讲板砧；你说好走，我讲走好；你说包子，我讲馒头；你说馒头，我讲实心包；你说热闹，我讲闹热；你说蹄膀，我讲膀蹄；你说碗豆，我讲蚕豆；你说咸菜，我讲菜咸；你说老丈人，我讲丈人佬……
　　有的是直白得土到掉渣：你说亮，我讲光，月亮叫月光，天亮叫天光，吃早餐吃天光。袋叫兜，口袋叫兜兜，布袋叫布兜，围兜叫做澜汪兜。蛋叫卵，(又鸟)蛋叫(又鸟)卵，鸭蛋叫鸭卵，卵石叫做石板卵。干叫燥，烘干叫烘燥，晒干叫晒燥，阴干叫做阶沿头阴阴燥……
　　有的又文诌诌的，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这点从宋人话本、《今古奇观》、《三言两拍》等书上可以得到印证：年轻叫后生，麻烦人家称让你生受，舅母叫妗娘，姑姑叫姑娘，阿姨叫姨娘，小孩叫琐细儿，中午叫日昼，陌生叫打生……
　　还有一种根本说不出道理来：跨说碰（音“彭”），抱说佗，撕说铎，天上叫天里，山上叫山里，床上叫床里，街上叫街里，吵架叫论场，眼红叫眼汪热，害羞叫睇人睛，膝盖叫脚窟头，腋窝叫拉扎下，床头叫眠床头。温州人有时调皮，考考外地人对温州话的理解能力，便说：雨伞夹啦拉扎下，浪荡(又鸟)痦（屎）拌糖霜……
　　温州话中有的俗语像顺口溜,讲起来又形像又生动。如：“有的人（有钱人）千套万套（指衣服），冇的人旺竿头（竹竿）等等燥（等衣服干了才有得穿）。”“十个媒人九个瞎（音似哈，即撒谎），还有一个冇结煞。”“三个老人客（妇人），抵得百只鸭（指吵闹）。”“讲你好脚勿跷起（翘的意思），讲你毛（坏）嘴勿跷起。”……
　　好了，可以打住了，温州话的独特性有时会令人捧腹。
　　我觉得会讲温州话常常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下海后的这些年，与人谈项目的时候，要到拍板的关键时刻，你没有回旋的余地，你的话我们都听懂，我却可以说声对不起，然后当着对手的面，自己几个叽哩咕噜一通，行，表态吧；旅游的时候，碰到温州老乡，叽叽喳喳，听得人目瞪口呆，开怀一笑。我以为温州话对温州人的亲和力，要比其他语言来的大，因为物以稀为贵，也因为奇货可居。
　　记得也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十六浦码头排队买回温州的轮船票，前后排了好几百人，真是熙熙攘攘，突然不知为什么，有个带红袖标的中年人要将站在我前面的三个听口音像是温州乐清人的拉出队伍到管理办去，于是就吵开了。带红袖标的似乎是个头儿，手一挥，办公室里出来一班人马，坐地老虎出山猫，这三个要吃亏了。没想到他们并不胆怯，其中一个用温州话指挥：“你掩护，我动手，厕所门口。”呼地两个人同时出手，迅雷不及掩耳，已经将红袖标拉到了厕所边，分工掩护的那位摊开手拦住了办公室里出来的那班人。我们排队的也一齐围上去，“让他平安点吧。”他朝红袖标努了努嘴，这班人只好迟疑地站住了。后来很快地就化干戈为玉帛，三个人重新回到队伍，红袖标向那班人挥挥手：“有证明的，我认错人了。”队伍还很长，我便同他们聊天，原来他们是票贩子，每天每人排两张票卖给不愿排队的人，一天可以赚十几元钱，大约排队多了，被这“红袖标”认了出来。这是卖苦力的活，但能赚钱。那时大家的工资水平每月几十元，他们一天能凭此赚十几元就算很好了。我问他们刚才怎么摆平“红袖标”的？一句话，10元钱。他们笑着回答。“什么话这么厉害？”简单的很，“老师傅，你家住方浜中路××号三楼，”然后在他的口袋里塞了十元钱。原来他们早已跟踪过这个“红袖标”！但这个“红袖标”也是老江湖，他掂量了一下，家庭地址让他们查到了，不要找麻烦，而网开一面还有好处，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化干戈为玉帛。
　　闲聊中，他们知道我有记者证，就自告奋勇地拿着我的记者证去找“红袖标”，没多花一分钟，居然被他们搞到了一张三等船票（能报销的上限），免我一个多钟头的排队之苦。我用温州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叫你们生受了！
　　这是温州人在艰苦环境中练出来的生存能力，也是因难懂的温州话出奇制胜的实例。当然也可以看出，温州人在起步发家的初期，难免带点不很干净的色彩，后来，他们中的两个人在上海北京路扎下根，开间五金电器店，一家人都住在上海，并且与我成了朋友。
　　还有件事，顺便在此一说：2002年我与另一温州人坐软卧去天津，在南京站上来两位南京人。我们当时正就一件事讲得热闹，仅与他们点了点头。巧的是我朋友手中正拿了一份《读卖新闻》，那是他在床底下找到的。两位南京人说：“看来我们要跟这两个日本人坐到北京了。”我看其中一位手拿扑克，猜想他上车前就想好要邀同包厢的另两位打牌的，偏遇到了“日本人”。我们不禁笑了，他们才问：“你们能听懂我们的话？”“岂止听懂。”我笑着说。心想，我的普通话比你们说得好。“那你们怎么说这种古怪的话，像日本话似的。”我一想，他们的话也对，温州话的节奏确实有点像日本话。当年倭寇专门拣温州一带来抢掠，这里有没有什么联系或渊源？也许日语的祖语也是侗台语呢，既然是闲说，我便在此闲猜。沈克成先生是懂日语的，一并在此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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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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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温州话的古怪，我还想起一件事。文革时期，上海的小旅馆很怪，电灯的开关在门口，睡觉前要到门口关灯，非常麻烦。特别是大冷天，脱了衣服关灯怕冷，不脱衣服关灯又怕看不见，旅客有时便喊服务员来关灯。温州话的古怪我前面曾举过一例，即动词后置于名词，关灯温州话叫灯关关。有温州旅客睡下后喊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过来了，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谢谢侬。”走了。温州旅客又喊：“服务员！”服务员又过来问：“啥事体？”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勿要客气。”又走了。原来她将“灯关关”听成了“顶呱呱”，以为旅客夸她的服务态度好，所以才会回答“谢谢侬”和“勿要客气”。最终灯没关掉，温州旅客只好穿着裤衩瑟缩着起床去关灯，温州话之特别略见一斑。
　　对了，在结束本章之前不要忘记抖包袱：“思思、此此、次次四”纯是温州话的音译，意思就是“玩玩、吃吃、看看戏”。按沈克成先生的考证，正确的写法是：嬉嬉、契契、眙眙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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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与四千：也谈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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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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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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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神话中，第一位女人应当是女娲氏。她用泥土造人，又炼五色石补天，还断鳖足支四极，杀猛兽治洪水，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女娲是女英雄，中华民族的守护神。可在希腊神话中，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她是赫弗斯托斯根据众神之神宙斯的意志，用泥土和水制造的。因为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宙斯就想通过她来惩罚人类，他把潘多拉嫁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皮墨斯，并送给她一只盒子，里面装有人类的一切罪恶和灾难。厄皮墨斯不顾哥哥的劝告，接受了潘多拉，潘多拉一到，就把盒子打开，结果一切灾难、罪恶从那盒子里倾泻而出……在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不少国人还认为温州就是那个潘多拉盒子打开并倾注的地方……”
　　这段话引自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写作的时间正是八十年代末的1989年。
　　确实，即便在被认为春天已经来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温州还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温州的一位副市长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的人一听说温州就摇头，并在会上毫不犹豫地宣称：“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
　　一位老干部，很有来头的人物，到温州转了好几天，受到温州海鲜好酒的热情接待之后，回到北京发表观感，断言：“温州除了市委、市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仅仅是口头上的传闻的话，那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交办的一条提案可说明当时高层的一些观点。这个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的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造成人们间贫富悬殊，多数投机倒把致富，而山区贫苦农民……”提案并“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研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前后，这种争议更为公开激烈，国务院不断收到一些人反映温州问题的信函，并为此组织有关部门多次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
　　但毕竟已经到了春天，虽有时不免乍暖还寒，如温州人称之为倒春寒的天气，却不会长久。有诗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戴惯了黑帽子的温州人，不知何时开始，也点缀上了小红花。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同时配有评论员文章，题为《温州的启示》。报导开头就说：“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提出“温州模式”这个概念的文章。温州的政界、文化新闻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温州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上海与温州确实有着特殊的关系，上海的理论家对温州的认识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1987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祯先生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对温州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与此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及赵人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题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
　　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内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的介绍，也引起了国外新闻界的注意。1986年8月31日，西德《明镜日报》刊登了记者乔尼·埃林的专题报导《温州，中国的实验田》，报导中指出，“改革给温州带来了生机。农村人口超过八亿的中国，温州具有特殊的意义”。1987年3月9日到15日，日本《读卖新闻》连载《温州——蜜桔的故乡》，介绍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和农村由穷变富的情景，指出“在全国，温州大概可以说是最有生气的城市”，“温州在耕地有限，交通不便的恶劣条件下，引进商品经济，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把产值翻了两番”，“温州被称为改革的样板”、“中国的报纸和经济刊物称其为‘温州模式’”。
　　我记得，写这篇连载文章的日本记者名叫高井洁司，一位高个子，有着一张圆脸的随和的年轻人，我们在我的朋友吴邑先生家中见过面。我们一边拉手寒暄，一边都觉得似曾相识，忽然大家都想起来了，在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世界虽大，巧合总还是有的，我们都很开心。他采访过作为温州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的吴邑，并且成了好朋友，而我与吴邑是多年的朋友。他当时造了一幢新房子，装潢得很漂亮、很现代，我常带外地的文化界朋友上他家参观，他也总是热情接待。《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还曾报道过他，可惜不久他去了意大利，高井洁司也奉调回国，不再常驻中国，便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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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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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之后的《读卖新闻》又以《温州市的成功》为标题，指出“温州的农民以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办起各种家庭工业，生产易于批量生产和运输方便的各种小商品，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形成一种专业市场。推销员遍及全国各地，形成独自的销售网。”，“温州市的成功被称为温州模式”。也就是说，国外的新闻界和理论界也注意到并认识到“温州模式”对全国农村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能有此种敏锐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正由于费老对温州的贡献，我们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店名便是辗转相托，请费老先生题写的。一方面表达对费老为温州鼓与呼的敬佩之意，另一面是借费老的大名以壮国贸的声威。费老生得魁梧壮硕，却又具有儒雅学者的风度，他的字颇具气势，却又含而不露，也可谓字如其人。遗憾的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费老却已仙逝，令人叹息。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又有这么多的名人与媒体的关注，国人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这个报告透出了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温州不是资本主义，这对温州的压力大大地减轻，毕竟是权威部门的定论。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是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毕竟是特区。而在温州便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有了这个报告，温州不再“下雨”了。二是承认确实因为国家的政策问题，不对温州进行投资，温州人只能这么做，总要给出路嘛；三是也注意到了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比重问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予以调整。在1989年，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它对日后“温州模式”的宣传及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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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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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好喜欢的是刚刚分了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们唱着这首歌，起早摸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着，一边计算着今年收成大约有多少。缴了田粮留足口粮之后能有多少剩余，几年之中可以将棚屋变成瓦房，或将旧屋翻新。
　　虽说是“七山两水一分田”，当时的人口比之现在要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高，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可惜的是这般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时间太短了。先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55年至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城市的工厂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农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又失去了自主权，敲钟下田，吹哨收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你的劳动力评定是十分值，干一天就是记十分，但这十分或八分还没有实物或金钱的价值，价值是全年下来后经结算才知道，可能一个工分值五分钱，也可能一分钱都不到。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低了，开始吃不饱饭。这会造成恶性循环，工分值越来越低，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他们中一些头脑活络的人看到前景不妙，便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田还是合作社的，但分给各家各户种，定下一年纳多少田粮，缴多少粮食给合作社，余下的就归各家各户所有。也就是说，“包产到户”这个概念是温州人首创的。
　　有了要求不被批准实施，徒唤奈何。于是李云河站出来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他经调查研究，带头支持农民的要求，并派干部到三溪区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那是1956年5月份，农业生产耕作是以季来见效果的，当年秋收，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合作社便取得了比别的社好得多的收成。李云河便向全县推广，到第二年，就有二百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全温州地区则有一千多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计有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1956年11月16日，李云河发表了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报告。大约李云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浙江省委也认为是个好办法。
　　但到了当年的10月3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包产到户”文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予全文刊登，这其中四次点名批判李云河。其后，永嘉一批干部被打成“右派”，李云河首当其冲，是“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劳动。
　　我认识李云河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南空疗养院开笔会，一位温州作家陈康谨在撰写有关李云河的报告文学，邀请李云河先生到会。二十几年的艰苦生活，虽说使得李云河白发苍苍，却未有挫光他的锐气，谈起农村问题滔滔不绝。二十几年中他仍旧思考这些问题，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意思的是，批判归批判，温州地区的一些偏远农村或大山里头，仍然在悄悄地实行着包产到户，大跃进时期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更多的地方在实行着。到1975年、1976年，温州的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占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包产到户。这就是大胆的温州人，不怕死的温州人！
　　当然，这也是因为温州的闭塞地理环境所成的条件，天高皇帝远，你自己不说，谁会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找事。但“包产到户”毕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毕竟在温州有这么多的生产队在实行，涉及到这么多的农户，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在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温州的永嘉县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县。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指出：“包产到户”是安徽人首创的，特别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怎么会变成温州的永嘉县呢？确实，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1978年才实行的，温州农村比之早了好多年。问题是温州人记取了李云河的教训，只做不说罢了。再说安徽省的农村改革，有万里同志的支持，1978年时机也已经成熟，便一炮打响了。其实，对于温州人来说，首创权并不重要，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温州人从来没有争过首创权，也不会搞个什么假样样来请中央领导参观，温州的干部与老百姓一样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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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的前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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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产到户”虽然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所有温州人的吃饭问题，田地实在太少了，你包产到户，我便无产可包。即便包了产的户，那几亩田有一个劳动力伺弄也就足够了。三兄四弟怎么办？除了部分外出做小生意之外，大都留在家中搞家庭工业。这时，瓯地瓯民上千年形成的特点便显现出来了：他们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一村一乡一个产业百户千人抱成一团，那个壮观的场面实在让人吃惊！
　　举个例子，苍南宜山的老百姓一向有农闲时织土布的习惯，一方面解决自己一家人的穿衣问题，织得多了也可拿到集市上换点零钱花。那种布一般是花格子的，苍南那时未从平阳县中分出，这种土布在温州俗称“平阳布”。“平阳布”用的大都是再生纱，从回收的旧布破衣中再土纺土织的，是穷苦人家织来供穷苦人穿的。许多人自己去买这种价格低廉的土布穿，将发来的布票拿到市区去卖掉。这部分土布是对匮乏的市场的补充，有市场，产业就可以做大。
　　分工是自发的，你收购旧布破衣，我开花纺纱，第三家成绞染色，第四家穿梭织布，第五家集布承运，最后一家是外出兜售——整一个托拉斯！从1965年开始，到1978年止，我在纺织行业搞技术，经常被宜山请去帮忙，多次去宜山，那场面真是壮观。一进宜山地，便听到了震耳的机器声，开花的、纺纱的、染色的、织布的，每家每户都有机器，大户人家摆放着多台织机，小户人家也有一台织机的。我曾帮忙过的一家丝织商标工场是宜山的纺织大户，有十几台提花织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家家的女孩子都坐在织机前……
　　用个数字说明宜山纺织“平阳布”的盛况吧，从1958年到1970年，宜山供销社经营农户土布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要知道当时的土布只有几分钱一尺的，好的也仅卖一二角钱一尺而已，这上千万元得多少布！而且许多布不是通过供销社销售的，因为有一支销售大军散在全国各地。
　　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永嘉桥头的钮扣饰品、平阳萧江的塑料编织袋、苍南金乡的礼品及包装印刷、永嘉瓯北的水泵阀门、龙湾永强的医械化工……等等行业的兴起与壮大，都与宜山的模式类似。当时叫“一村一品（品种），一乡一业（行业）”，“小商品、大市场”。没有规模宏大的厂房，没有成套生产设备，市场却是最大的，销售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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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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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一直想遏制这种势头，想方设法进行打击。也举一个例子：我在纺织厂的一位同事，有感于宜山的景像，便动了脑筋，购进一批旧渔网，拆解之后纺成渔网纱，卖给宜山人织“平阳布”。本来这是收旧利废的好事，而且搞渔网纱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经过海水浸泡的旧渔网是很脏很重的，要经过收购、浸泡、洗涤、拆解等等阶段，亲戚朋友都被动员起来，家家户户在辛苦忙碌，所赚的钱只能略为小补。发现之后这位同事被捉到人民广场万人大会上去挨斗，一起被斗的数十人都是如他这类的“投机倒把犯”。台下人头攒动，口号声此起彼伏，台上的人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那场面也只能以壮观来形容。这些“投机倒把犯”，有的被判二十年、十五年或数年徒刑，也有的因退赔及时或坦白从宽被当场释放的。我那同事即属后者，算是逃过一劫。
　　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人有一说，那就是怕“两风”，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刮台风。不知为什么，有好几年的一号文件一发就刮风。如1982年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接着是清除精神污染，发的都是一号文件。这些文件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在温州都会落实到个体户身上。1982年的一号文件一发，许多温州个体户便倒霉，我上面提到过的乐清柳市镇的“八大王”案件最典型。柳市有八位很有名的个体户，如“目录大王”（信息专业户）、“旧货大王“（旧货购销、再加工专业户）、“机电大王”、“汽配大王”、“螺丝大王”、“线圈大王”、“供销大王”等等有七个“大王”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关押、判刑。有一人在逃，全国通缉。当然，后来是宣布平反，无罪释放。他们比之我前说的陈瓯江等人幸运得多了，仅仅吃点苦头而已。
　　温州人也真奇怪，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热带风暴），都没有被吹倒，还前仆后继。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投机倒把分子”等等还是如雨后春笋，又长出一批，在吃尽苦头，听饱争议之后还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的纪录：
　　全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地方。
　　全国第一份（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0年共有1844户个体工商户领到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苍南金乡镇农村信用社。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
　　全国第一个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和东风城市信用社。
　　全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公司——叶康松办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国第一条内地和香港合资兴建并运营的地方铁路——金温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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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许多第一如果没有带动温州的经济迅猛发展的话，它最多只是吹牛的本钱，不具实质性的意义。现在还是让我抄录几个数字来说明温州人在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所取得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1054.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五番，年均递增15.4%，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91.09亿美元，进出口总值34.54元，其中出口总值为26.5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从1978年到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13.5元增加到5091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5.6倍。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4591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之1981年（注意：不是1978年）也增长5.6倍。据2002年国家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这两项指标，在全国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33个城市中分别排名第三和第二位。温州人用了二十来年时间，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有经济学家称温州经济增长的二十年，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三十五年。我们可将此称为“温州的速度”。
　　对温州模式发展的总结与回顾，通常是这样的：
　　一、“温州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小商品生产为主导产业，以专业市场和农民购销员为流通渠道，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富裕的一种农村经济格局。
　　二、温州经济的基本特色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多渠道，多形式的商品经济新格局，其基础是农民经营的家庭工业，其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首干的专业市场，其依托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联为一体、协作配套、自成网络，没有任何统一规划安排，不按任何指令行事，完全作用于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
　　不对！抄着抄着，我忽然怀疑起来了，这种所谓“温州模式”的理论，仅仅是短时期内适用的，早已过时了。当时认为家庭工业“温州模式”的主体，现在这个主体早已起了变化，许多家庭工业已经发展成为各种新型的合作经济，如各种股份制企业，其管理方式也由家族制而走向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再用这种过时的概念去阐述“温州模式”已经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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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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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的经济”。而温州人的经济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温州人的性格所决定的，具有相当大的实用性、灵活性、坚韧性和前趋性。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又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艰苦而又坚韧不拔地前进着。
　　因而温州模式不应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应当不断地变化、发展与提高。不可否认时下温州模式又遇到了瓶颈，但我相信，与上世纪的许多时候一样，温州人一定能在困境中踏出一条生路，突围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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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经济：温州模式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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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实施发展工业的“12345工程”动员大会，上任不久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亲自作动员报告。
　　所谓“12345工程”是要用三年时间，力争全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十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拥有销售产值超十亿元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40个以上；全市工业总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
　　王建满，200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此前，他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任萧山区委书记，被认为是“萧山模式”的缔造者。有人认为，这是以“萧山模式”来颠覆“温州模式”。
　　殊不知，原先所谓的“温州模式”，在面对“全球价值链”时，遇到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难，必须要走出去或引进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建满所推动的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与发展工业“12345工程”，有助于温州的民营企业与国外资本的嫁接，与外来资本结合又有助于温州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单从这一点来说，王建满并不是在简单复制“萧山模式”，也非刻意颠覆“温州模式”，而是在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
　　其实，温州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国内生产总值，多少社会财富，而在于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给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提供可资借鉴的做法和启示。温州的发展不是靠国家的投资，不是靠现成的政策，不是靠领导人的关注与照顾，而是靠自力更生，靠市场经济，靠人的潜能，我们可称之为“温州的路子”，而不是单一意义上的“温州模式”。譬如目前，温州的民营企业正处于应对各国贸易壁垒的第一线，他们的经验对于其他地方的企业便有了借鉴的意义。
　　我于经济理论一窍不通，曾为这一章节的内容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向李伟力先生讨教。李先生给了我一份他们最近整理的资料《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们将温州人的精神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做“四千”精神，就是“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来发展商品经济；后来的叫做“四自”精神，就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搞市场经济。
　　“四千”与“四自”，这就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但这“四千”与“四自”也透出了一种信息：温州人经济，至今未成为我们的主流经济模式，还有可能引起争议或受到非议，温州人只能以“四自”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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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犹太人：流浪的温州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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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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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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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不知自何时始，也不知谁是“发明”或首先叫开的。但这种界定比较贴切和形像。我们的《遥望温州》这本书中，一篇“中国的犹太人”便是我执笔的。汤一钧曾声称“发明”权应属于我们三人。但我知道不是我们先叫开的，我们仅仅是付诸文字比较早而已。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就在巴勒斯坦一带居住，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创犹太教。至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东征北战，版图迅速扩大，也占领了以色列王国，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散居到欧洲等地，由于民族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散居欧洲的犹太人经常受到迫害，向世界更多的地方迁移，十二世纪初，中国宋朝的时候，有部分居住在印度孟买的犹太人流移到中国的河南开封等地，在那里定居下来，当地人称他们为“蓝帽回回”。鉴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常有受到迫害的现象，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地的犹太资产阶级在英国的支持下发起了“犹太复国运动”，并于1897年在瑞士召开首届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号召并资助各国犹太人回原居住地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德国残酷地杀害犹太人，被杀的竟达600万人之多，更促使犹太人决心建立自己的国家。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根据这一决议，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建国的第二天即爆发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的战争，尔后打打停停，持续到现在仍未结束。据统计，在世界上有犹太人1500-1800万人，其中美国600多万，以色列300多万，独联体各国200多万，其余的散居世界各地。
　　综上所述，犹太人似乎与温州风马不相及，为什么会有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一说呢？其实，在我写《遥望温州》时对这点还不甚了了。那天我看《闲说中国人》，读到河南作家张宇写的那年他去以色列访问，参观犹太历史博物馆的经历时深有触动。张宇先生很有才情，写得非常生动：
　　“当官员知道我是中国人时就已经很友好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是苦难的民族，就像亲兄弟一样。但是，当他明白我来自中国的河南时，还是向我表示出意外的惊喜，看那表情甚至是一种激动，马上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并连连说感激我。说我们河南人是犹太人永远的恩人。接着就一直把我们引到一个展区，我一眼就看热了心，那是我们开封的房子模型，我在国外看到了我们开封老乡的房子……”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会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了。犹太人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也正是这种苦难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很了不得的一个民族。犹太人团结进取，自强不息，为了复国这一大目标，无论居住在哪个国家，无论地位的高低，也无论贫穷和富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终于让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复国之后，面对周边人数百倍于他们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毫不示弱并取得胜利（这里不去评价战争的谁对谁错，仅仅就事论事）；犹太人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因而犹太中的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的比例很高。马克思是犹太人，基辛格是犹太人，卡夫卡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这个名单可以排列得非常长；犹太人吃苦耐劳而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精于算计，犹太籍的银行家、工业家遍布西方世界，据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坚定积极地支持以色列，除了为争取居住在美国的600多万人的选票之外，主要还是为了犹太资产阶级手中鼓鼓的钱袋。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同样由于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不怕远渡涉重洋或长途跋涉，并凭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的条件在别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温州人与犹太人的共性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的经商法则与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大同小异。美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将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归纳为十五条：
　　1、为钱走四方；2、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3、能赚钱的智慧才是真智慧；4、瞄准嘴巴；5、瞄准女人；6、78:22法则；7、要赚钱而不是攒钱；8、堂堂正正的精明；9、在逆境中发财；10、一次机会两头赢利；11、惜时如金；12、靠信息抢占商机；13、契约是与上帝的约定；14、交易要讲道理；15、生意就是生意。
　　这十五条中大都不喻自明，其中第六条78:22法则费解一点，意思是万事有度，经商也有一定的规律，心不能太凶。这十五条法则用之温州人身上一点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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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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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这一章的年轻文友余璞先生赶紧向我推荐一篇题为《温州人，请慎言自己是“东方的犹太人”》的文章。文章跟《遥望温州》一书中的这一章结构有点相似，观点却截然相反。文章在介绍了犹太民族的特点之后即称：
　　相形之下,温州人是一个由地域性引申出的概念，而且其“历史”最长不过20年，除了在商业方面取得的一点成就……且不谈这成就由哪些因素促成，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特别需要提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地区远远落后；如果认为温州人在商业方面体现出来的一点精明能干就可以和犹太人比肩的话，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总之，温州人和犹太人的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
　　该文还称：“今天这种称号被欣然接受，凸显的心理背景是一个城市在商业主导氛围下的浅薄，以挣钱衡量一切，将文化忽略不计，急功近利，盲目虚荣。”
　　余先生给我发来的“伊妹儿”只有文章，没有作者的姓名及介绍，不知他（她）对温州的了解程度，这个“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是如何量化的。据我所知，温州人不仅仅是会做生意，与犹太人一样，温州人中的科学家、学者教授的比例也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就有郑振铎、张肇骞、伍献文、苏步青、夏鼐、谷超豪、伍荣生、张淑仪、戴金星、孙义燧、姜伯驹、李启虎、施立明等十三位。在国外的温州学人、教授也不少，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杨忠道，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温丽莎，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潘廷滉博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海洋微生物专家陈钦明博士等等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相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七百多万温州人中的专家、学者的比例是要远远高出大多数的城市和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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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西北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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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原因，让温州人不得不走四方、讨生活。在国内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散布着一百四十多万温州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等大城市，温州人几乎都在十万人左右，有的还超过十万人。
　　前不久，石家庄温州商会的副会长张三喜先生邀请我去石家庄考察一个房地产项目，商会的正副会长七八人陪我吃饭，据他们说在石家庄做生意的温州人也接近十万人。南三条小商品城、新华商城、华北鞋城等等商贸中心，少了温州人即刻会成为荒城。银川的温州商会会长丁望先生请我去为他的一个项目把脉，看看能不能做。他们说，银川的大商场如果温州人一撤走，立即会冷冷清清。成都、广元、兰州、西宁这些对温州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温州商人都轧成堆。
　　我与洪波先生去西藏不止一次。接待我们的都是时任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同志的女儿红梅。她请我们吃饭时拉来了一位在拉萨做生意的温州乐清人作陪。吃的是青稞糌粑，喝的是酥油奶茶。饭后他们陪我们去逛大昭寺边的八廓街。由于那位乐清人是“老西藏”，在拉萨做了十多年的生意，整条八廓街走过不知打了多少招呼，弄得我们也应接不暇。要知道西藏不是好去的地方，我太太一到拉萨就有高原反应，头疼得按她自己的话说是“只想钻到地缝里去”。但因为那里有商机，不少温州人还是拉家带口进西藏。
　　我们那次进拉萨是为了考察一个项目，回来之后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既是“闲说”，也就供给大家作谈资：我喜欢东跑西跑，按时髦的说法是考察。考察之余跑遍了诸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等拉萨有名的去处。虽说没什么显著的反应，回到家时也已筋疲力尽，那晚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的外衣外裤，手表手机以及从拉萨带回来的手拎包了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还未意识到是遭窃，因为住的是独户的房子，以为自己放在衣服和裤子里，但后来在窗外寻到手机和手表，这才意识到昨夜有小偷，这些东西才会一路洒出来。但心疼的是拎包不见了，那里有拉萨市长献的哈达、大昭市请的宗喀巴铜佛像（西藏喇嘛黄教的创始人）、西藏石油公司丁总送的一整套藏民用的银器，以及我自己买的不少旅游纪念品。这个拎包被偷有点心疼，便向我认识的公安局刑警大队陈副大队长报了警（这位大队长后来成了我开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他马上派人来勘查。但据他们的经验这是流窜作案，破案可能有一定困难，我便死了心。没料到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拎包，而且里边的东西除了不多的现金之外都还在。是邻居的小孩来我家院子里的小游池游泳，在池边的一株树下找到的。事后我分析：小偷从河边翻越栏杆爬进来，偷了东西从大门出去，因为院子里养有狗，狗的吠声使他慌张，一路跑一路扔东西，仓皇逃走了。但邻居老太婆不是这样分析。她说我去了西藏，又请了佛像，是佛像保佑我不受损失。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在贼偷衣服时我醒了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将此事讲给洪波听，他开玩笑说在拉萨投资没错，有佛保佑。在那边开了个包括餐饮娱乐在内的一个公司，初始时生意确实不错，但我们派去的人在那里都待不长，他和我又不可能自己去运作，经营了一段时间不了了之。可见这么多温州人在那边扎根做生意确实不容易。还有新疆，青海，黑龙江的漠河，海南的三亚。漠河是我国最北的边陲城市，三亚又被称为天涯海角，我简直找不到没有温州人做生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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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的海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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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温州人不怕海，飘洋过海谋生于温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海上有风浪有海盗，出门就得冒险，所以温州人不怕冒风险。利用海洋可以走得更远，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温州除制瓯之外，最早发展的是造船业。
　　汉代，温州已经能造扁舟、轻舟和楼船。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温州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令江南十二州造战船数百艘以征高丽，温州为其中之一。宋代时光郭公山边的一个造船厂一岁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讨爪哇的远洋战船就有部分是温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对高丽使臣的宣谕中还特地提到温州和明州（宁波），可以各建造战船五百艘供征战用。……造船业的发达，温州人可以飘洋过海，去台湾，下南洋，去高丽，世界上温州人的足迹渐渐多了起来。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佇随商船至高丽（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诰就是文书，看来周佇的文才不错，胆子又大，正部级的官呢；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温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后其兄回国，德用遂侨居交趾；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乘船出使真腊（柬埔寨），著有《真腊风土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温州商船装载蚕丝、茶叶、瓷器、药材、纸张等运往日本长崎销售……翻翻相关史书，可以找出不少温州人飘洋过海的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辟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国，接着是德国、瑞典、西班牙、美国等相继在温州设立了领事馆。温州人或留学、或经商、或劳工，纷纷出国，形成温州近现代的第一次出国高潮。近年出版的《温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温州留学生名录，清代有留学生136人，大部分留学日本；民国时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认为这个表遗漏甚多，譬如金荣轩先生（曾任温州中学校长、温州市副市长，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庄、金志纯均为日本留学，表中仅列金志庄一人，我的姑公伍献文在表中又两次出现。《温州市志》中也有一张表，为1923年温州劳工在日本被杀的名单，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惨杀华工案》有录）。温州人在这个时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战争结束，温州解放前夕是温州人第二次出国高潮。有为避战乱的，有听信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有经商滞留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留在台湾或移居他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劳工的，如永嘉县的瓯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做木工的。瓯北的礁头到礁堡一带，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去了国外，解放前在那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俚语：“礁头到礁堡，有七十二个扒灰佬”、“礁堡到礁头，全是老老头”。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外出主要是经商，也有少数是留学的。这段时间的出国有经正规途径的，也有非法出境的。这段出国人数最多，分布面也最广，几乎散见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实力和活力的还是这批人，回到国内投资的也很多。
　　我认为，目前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国高潮，那就是比较富裕的温州人纷纷送子出洋留学。虽然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却已经从我们亲友圈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英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从中学、大学到念博士的都有。虽这方面温州起步比之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温州就会雷厉风行的。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为教育子女，温州人肯花钱。
　　据统计，温州人目前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四十余万，但实际应该有六十余万，这个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关部门无法统计。温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经商的则有更多，据说超过一百四十万。这两个数字一加在二百万上下。这个数字的概念就是温州总人口730万，减掉小孩和老人，青壮年中的50%以上在外经商或者办企业。当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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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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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六十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应当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法国巴黎的第三区有条“温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区也是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游，经常可以听到奇怪又独特的温州话；在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大街也能称温州街，不长的一条街温州人开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条街上的“温州酒家”吃饭，从三个人的小桌吃成十一个人的大桌子；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去我的学生在当管理人员的卡西诺（赌场），喝咖啡也喝成一张大台子；在美国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谓的红灯区，由于艾滋病的出现，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也趋于严肃，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温州人乘虚而入，逐步吞食那里的商铺，也该称之为“温州街”了。我的一位同学就在那里开餐馆，那年我随建设部和科技部联合组织的房地产考察团去美、加两国考察，同学请我们全团吃饭。同学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不大会讲普通话（温州话还是会讲的），请大家吃菜时将公(又鸟)母(又鸟)讲成是“男的(又鸟)”、“女的(又鸟)”，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巴西的圣保罗，中国商城是温州人开的，那是个大市场；在西班牙马德里，在中东的迪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地方都有温州人开的商城……
　　2000年9月份，我也是随房地产考察团去欧洲转悠，一下子跑了十五个国家。全团十几人，除我之外几乎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住的全部是“五星”，接待的规格也很高，巴黎市长夫妇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举行冷餐会欢迎。这些老板花钱如流水，在巴黎买香烟，在瑞士买劳力士，在意大利买皮鞋，在嘎纳玩电影宫，在蒙地卡罗进卡西诺。但我也没有自惭形秽,我最自豪的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有人接待，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开车接我去兜风。做温州人真是风光极了。那天在安道尔玩，这是一个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小国家，仅有三万人，全国不过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条长长的商业街，几千家店铺而已。团友们跟我开玩笑：你今天没辙了，乖乖地跟我们逛街吧。确实，那里没有我的熟人，我只能跟他们一起慢慢逛。到了一家买旅游工艺品的店铺里，我很喜欢橱窗里陈列的小缝纫机，做得精致极了，而且穿上线还真可以缝纫。我一下子买了两架，营业员是洋妞，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像中国做的高档工艺品，风格似乎有点像我们温州苍南礼品城里的东西，现时在外国，买到MADEINCHINA的东西不足为怪。就普通话夹着一二个英语单词外加手势与洋妞“哑巴划拳”，洋妞笑嘻嘻地进内拉着华人女老板出来，我们一见都愣住了；我的第一印像是好面熟，她却能喊出来：“这位不是吴先生吗？”“你是……？”“我就住在仓桥的呀！”我想起来了，她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条街，但那时她还很年轻，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怕有十几年未见了,我知道她后来去了西班牙。她解释，这边生意比马德里好做，不像马德里温州人多,竞争厉害。她并且告诉我，安道尔只有三家温州人，彼此都很熟，晚上约起来大家见一见。与我一起逛街的几个团友不禁拍拍我的肩膀，真有你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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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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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回程又是从巴黎坐飞机，好让大家带些洋货回去，重点是“老佛爷”、“春天”百货公司，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豪华高档的百货公司，团友们的主要目标是服装。因为时间长了，有点累，我不再约温州老乡。中午在“春天”旁边的一个餐厅吃中饭，一进那餐馆门，我直觉那风格准又是温州人开的。就跟团友说，团友们不相信：中餐馆都差不多，别这么神了，哪会是温州人！我找个位置坐下来，帮他们看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让他们去打听。老板是中年女士，反问我的团友：“敢在巴黎‘春天’和‘老佛爷’旁边开餐馆的还能有什么地方人？”弄得团友们鼓起掌来。那女老板的老家在温州市纱帽河，离温州百货公司很近。
　　这些年我去国外机会多，碰此类戏剧性的事还有。如去年我夫妇去加拿大，就遇见过好几位熟人，特别是在多伦多，如果我们答应住下来，每个熟人家里住一夜，得住上很长的时间，这里不再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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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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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和当干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将它分为两章来述说。做官是役民，当干部是役于民，即为人民服务，是公仆。问题在于，干部处于权力机关，手中有的是刀枪棍棒，老百姓无权无势，两手空空。如果干部用手中的刀枪棍棒为民谋利，便是真正的公仆，用那些工具来吓唬老百姓，老百姓便诚惶诚恐、抖抖嗦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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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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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老百姓有了进身之阶。即所谓“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但隋朝科举才刚开始，对温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影响还不太大。唐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还有池上楼、谢公亭、谢客岩、康乐坊等纪念性的遗迹。但仔细一查，谢公在温州只当了一年的郡守。这一年中又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纵情于温州的山水，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做这么一年的官，写了这么多的山水诗，还留下了这么多的遗迹，这官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这点与他的文名有关，但主要还是所做的事：在郡一年，招士讲书，人知向学，鼓励植桑养蚕，兴修水利，政清刑简，因而能“德惠多及民”。也就是说他为立郡之初的温州人做了不少开化的工作，所以温州人至今仍在纪念他。但他祖籍陈郡（河南），后移居会稽（绍兴），不是温州人，而我这一章要说的是做官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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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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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温州人做官的虽然不多，但能做上官，做得都是比较称职的，好些人也能做到极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真正开始做大官的，还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周佇，并且这个大官是在高丽（朝鲜）国做的。
　　周佇（？-1024年），工文善书。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随商船至高丽经商，结识了高丽翰林学士蔡忠顺，蔡佩服其才，乃密奏高丽王穆宗。看来这位名诵的穆宗是个英明的宗主，能从善如流，也有博大胸怀。未对周佇实施“内查外调”，也不认为他有可能是中国派去的间谍，即留之并授礼宾省主簿。这个官不算小了，礼宾省相当于外交部，外交部的秘书长，应当是副部级了。时高丽致北宋、辽的外交文件，均出自佇之手，信任度相当高。大中祥和五年（公元1012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杀高丽王诵，立诵从兄询为高丽王，是为显宗。显宗一上任，辽契丹大举进攻高丽，周佇既食高丽之禄，当为高丽效命，扈从显宗，抗辽有功，升任礼部侍郎、中书院直学士，按现在的概念大约当得外交部副部长，并兼国务委员了。以后又历任内舍人、秘书监、右常侍、左散骑常侍、上柱国、礼部尚书等等官职，一直不离高丽王左右，作为客卿能享如此高的信任度，实在难能可贵。他是以礼部尚书致仕的，正儿八经的正部长。在外国当官当到这份上，可以说是极致了。周佇卒于宋仁宗大圣二年（公元1024年），葬高丽，《高丽史》有传。
　　温州人中在国内当到“正部级”的第一个人是吴表臣（1084-1150年）。北宋大观三年，吴表臣和其兄吴鼎臣同中进士，但官当的不大。直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自扬州逃抵温州，御史中丞赵鼎推荐避难回乡的吴表臣、林学仲、陈楠等人扈从，表臣最先到达，任监察御史。这是温州人极少占地利之便的例子。后条陈“指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施行。他的官最高当到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官是很大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当时的丞相秦桧欲遣表臣出使金国，议定地界。秦桧还指政事堂为饵，暗示“归来可坐此”，大约可以弄个副总理当当。表臣拒不接受，以后又因他事与秦桧意见不合而被罢了官。不久，起用为婺州（金华）知州，逢当地水灾，先发常平仓米救济，深得民心，升任傅文阁侍制。任满之后请求“奉祠”，这个“奉祠”是宋代独有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因年老多病，不能视事，给他一个闲职，可以领取“薪俸”而已。吴表臣在家奉祠数年，生活俭朴，无异布衣。绍兴二十一年卒，《宋史》有传。
　　现在要说的是王十朋(公元1112-1171年)。游览过温州江心屿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江心寺门口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联是“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对联的字是温州现代的书法、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所书，落款是宋王梅溪句。这位王梅溪就是王十朋。这副对联利用了汉字有一字两读的特点，应当读成“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标_的念成朝阳的“朝”，其余的念朝鲜的“朝”。“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下标_的念成长短的“长”，其余的念成长大的长(涨)，这对子便能朗朗上口了。与北戴河景区的孟姜女庙前的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高宗来温州避难，王十朋才十八岁，所赋诗中有“北斗城池培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之句，足见其才气，现在江心屿还有“清辉”二字的石刻。但王十朋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四十七岁方中进士，廷试时以“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之类的鲠切言辞，因醇正议论被高宗亲擢为状元，并用其“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之言。任绍兴府佥判时裁决英明，吏奸不行。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被太学生列为“五贤”之首。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知饶州，乾道元年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王十朋只能另觅他道离开。后此桥被命为王公桥。此后知湖州、泉州均有政绩，当地老百姓建生祠以纪念。王十朋是南宋时著名的主战派，他曾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胜，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面对日益强大的金国和此时的南宋现状，也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叶适对王十朋的评价是“士类常推公第一”，似有乡谊之偏，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宏大”应为公允的。南戏《荆钗记》的主角便是王十朋，但经考据，王十朋中状元时已四十七岁，生有闻诗、闻礼两子，《荆钗记》的故事纯为杜撰，惟借十朋之名而已。王十朋的墓至今仍保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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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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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刘伯温与王十朋同样，温州的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文成南田人，因南田曾属青田，所以有青田人之说。刘基自幼聪颖，“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其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悉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可见是个奇才。他于元时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此后在元朝继续为官，但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的小官，从未受到重用，于四十八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为文授徒，写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名篇，后人评其诗称雄浑，散文称奔放，足见其才气。他的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很广，充分显示其多闻博识，成为世所公认的大学问家。同时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阐述自己的“治世之道”，“著书之言，以俟知者”。这就是温州的官吏的特点，不尚空言，专在务实，“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邀请出山，达到了“以俟知者”的目的。他赴金陵即呈事务十八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受到朱的器重，被留中枢，参与军机。按民间的说法他是明“开国军师”。于是，朱元璋“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出于他之手。他还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使得南京具“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的宏大规模、恢宏气象，奠定了往后数百年的“金陵王气，东南重镇”的基础。特别是他奏立的《军卫法》，确立卫所制，不仅在军事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也为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建立功勋。同时也为日后他的家乡温州抵抗倭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在温州，根据他的卫所制所建会昌保卫城、蒲壮所城，仍旧屹立，成为对刘基的极好纪念。
　　刘基的功劳虽大，但他已经意识到伴君如伴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决定功成身退，回温州老家，居于山中，每日饮酒下棋，绝口不提从前的功绩，也不肯接见任何地方官，目的在于避祸。一次，县令求见不得，改穿上百姓的衣服，总算见到了刘基。刘基正在洗脚，不知是县令，叫子侄将他领进茅屋，烧饭给他吃。县令告诉刘基：“我是青田知县。”刘基吃了一惊，立即自称百姓，向县令谢不识之过，然后避而不再见县令。即便如此，他仍被时任丞相的胡惟庸所构陷，诬其争夺有“王气”的墓地，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夺禄，洪武六年入朝“引咎自责”，留京不敢归。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刘基在其散文《卖柑者言》中所用的语言，是写柑，也准确概括了元末社会腐朽之实质。作为著名的成语，至今它的使用频率仍旧非常之高，这也是刘基的一大贡献。
　　提到柑，想起在温州广泛流传的《三只瓯柑》的民间故事，遂抄录如下：
　　三只瓯柑
　　三只瓯柑
　　瓯柑出产在温州，别的地方没有。有个永强人想谋个小差使，就带了几篓瓯柑上京去找张阁老。阁老问他通不通文墨。那人摇头，说自己一个字也不识。想把他打发走，那人又说盘缠花光了。
　　阁老觉得很为难。忽然间看见那人带来几篓瓯柑，就告诉他一个办法，好让他赚点钱回家。
　　当天，阁老到便殿跟嘉靖下棋。棋过两局，嘉靖说渴，太监赶忙递茶，阁老见了，从袖内掏出一只瓯柑来，双手呈上。嘉靖吃后，觉得又甜又解渴，忙问这叫什么果子，何地出产。阁老说这叫瓯柑，是家乡永嘉特产，前日有乡人送来一只，不敢吃，特来敬献给陛下。嘉靖问京城可有买处。阁老答有，曾在午门外见过，只是价高。嘉靖听了，叫太监马上去买。
　　这太监走到午门外，果然见有人摆着三只瓯柑在叫卖。便上去顺手捡起一个，问多少钱，卖柑人说要十两银子，太监连声说贵，要他便宜点，卖柑人说我的柑不开价，你嫌贵，我便自吃了。说着把太监手中的柑拿回来，剥了皮，两三口吃进肚子。
　　太监摇摇头，转身回去。走到午朝门底，迎面碰到一个老太监，老太监问明情由，叫太监赶紧买来，迟一点万岁爷要发脾气了。这太监听了，又忙赶回来，说愿照价买。谁知卖柑人摆摆手，说现在要二十两一只。太监火了：“不是说十两吗，一转身怎么就涨价？”卖柑人也不理睬，剥开皮又吃了一个。太监见是最后一个柑子，心想，他再吃，回去交不了差了，就答应出二十两银子。不想卖柑人将柑拿在手中说：“这回只剩下一个了，想买这只得四十两银子，你再讨价，我也只好自己吃了。”太监急了，连忙按着他的手，赶紧说：“依你的，依你的。”当下掏出四十两银子，买下了这只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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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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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吃柑，吃出味来，每日都要几个。朝中大臣也学起样来。不到几日，把永强人的瓯柑购买一空。这位永强老乡，靠张阁老出的点子，赚了上千银子。快快活活回乡了。
　　那末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张阁老是谁呢？就是明时永强人张璁。这张璁了不起，在温州的影响力不比刘基差，关于他们两人的民间故事，都能出一本厚厚的书。
　　张璁（公元1475-1539年），温州永强人。后因和明世宗朱厚熜同音，世宗亲为改名孚敬，赐字茂恭。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但接着七试不中。七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三年一次，每次从温州出发，乘船、骑马、步行，温州到北京直线距超过五千里，紧赶慢赶两个月才能到达。考试不中，再两个月回到温州。过两年再重复一次，总共是七次！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两鬓斑白、老眼昏花了。这韧性，在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想像。正是他中进士那一年，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大臣们拥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帝，是为世宗。世宗当上皇帝之后欲尊生父为皇考，大臣们认为不妥，并援汉定陶为例，要尊其伯父（即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世宗不乐意，故议三上三却。但这些武宗旧臣又是拥立他当皇帝的，实力强大并有功于他，此事只好搁置。当时张璁在部观教，按现时的说法还在实习期。但他的胆子大，又有思想。认为汉定陶被预立为子，养在宫中，后继嗣，而世宗是在武宗过世之后立为皇帝，应为继统。这便是有名的“继嗣”与“继统”之争。世宗接疏大喜，授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但“继嗣”派实力强大，当世宗诏令璁等进京时，竟准备“扑杀之”。从张璁七试不中终成正果的韧性中可以想见他的性格，他再次冒死面折廷臣之非。世宗也硬起了腰杆，命锦衣卫拘捕“继嗣”派为首者，廷杖死十七人，一百数十人下狱，“继统”派终于取得胜利。从此张璁深得宠信，步步高升，由地方法院院长（南京刑部主事）到国务院总理（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与他的二十几年才到举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既任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备及宠荣，但他不会循规蹈矩，尸位素餐。《明史》本传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谠言，正直的言论。皇帝让他备及宠荣，正直的话他还是要说。苞苴，蒲包，“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为之苞苴”。也就是说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行贿之人的苞苴没有地方送。张璁做官与刘基一样，做出了温州人雷厉风行的风格。并且他懂做生意，运用市场法则——物以稀为贵，帮助老乡赚钱，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温州人很喜欢张阁老，所以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温州松台山妙果寺边至今还有张璁碑亭，还将他居住的府邸旧址称为张府基来纪念他。
　　有明一朝，挟南宋之余威，温州人做官的还不少。与张璁前后不远的尚有章纶，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进士，因上疏主张“内宫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而触怒景帝，被下锦衣卫大狱，“榜掠惨酷，血肉狼藉，濒死无一语”，也算做出了温州人强项的风格。官至礼部侍郎，算是副部级了。还有高友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做官不畏强梁，官至刑部尚书。王瓒，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温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礼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现时在温州，章纶故居、高友矶的墓、王瓒的石牌坊仍保留。温州老百姓对温州人中的“清官”都没有忘记。
　　入清以来，温州人又落后中原一大截，为官的人既少又无大官。直至清末的孙家和黄家茁起，情况稍有改观。
　　孙家是指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孙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进士，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祯提用库银而回老家，与子孙诒让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书楼。孙锵鸣（公元1817-1901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李鸿章、沈葆祯均出其门下。以三品卿衔致仕，故俞樾有一联称他“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孙衣言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孙锵鸣更亲恭力行，在温州推广种牛痘、提倡解放缠足妇女。他们都做出了温州人为官的特色。至于孙诒让，因未正式中进士做大官，这且不去说他。
　　黄体芳（公元1832-1890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大约算国防部副部长吧。黄绍箕（公元1854-1908年），黄体芳子，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绍弟（公元1855-1914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进士，任过湖北学务总办、署湖北盐法武昌道。他们一家三人同朝为官，又都刚正不阿，颇有政声，也是一段佳话。如黄体芳劾使俄大臣专擅误国，言人所不敢言；黄绍箕咸与维新，在康有为组织并任总理的保国会中担任常议员（常务委员）兼宣讲员（宣传部长）。维新失败又奔走为康梁出逃；甲午战败，翰林院反对割地求和的奏疏为黄绍箕、黄绍弟兄弟领衔起草等等作为，均有温州人为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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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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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温州的官吏也不算少了，却没有一个有名的贪官。即做官的温州人不贪，至少是不很贪，所以无贪官的名。明朝是贪污大朝，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便是有名的大贪官，彼时温州人做官的也不少，似乎无有贪名，值得在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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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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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和当干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将它分为两章来述说。做官是役民，当干部是役于民，即为人民服务，是公仆。问题在于，干部处于权力机关，手中有的是刀枪棍棒，老百姓无权无势，两手空空。如果干部用手中的刀枪棍棒为民谋利，便是真正的公仆，用那些工具来吓唬老百姓，老百姓便诚惶诚恐、抖抖嗦嗦了。所以干部也很容易嬗变为役民者的官僚。晏子说：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大约前些年温州的土壤类似于“淮北”，很出了几只“枳”（即温州人俗呼的枸桔）。上章我说过，历史上温州人不出贪官，现今温州的贪官却名闻遐迩，媒体竞相报道，网上的消息也比比皆是。
　　本来我想先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长王天义说起的，事情有时就是那么巧合，正在我动笔时，一则消息像风似的传遍温州的大街小巷，那就是曾任温州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仓皇出逃境外的事(现已在荷兰落网)。杨秀珠我认识多年，在温州一向是位颇受争议的干部，说好的人将她捧上天，说差的人将她贬得头上生疮、脚底流脓。
　　消息从网上下载，原载《中国法制报》，作者叫陈东升。标题《女厅长失踪之谜》，抄录部分如下：
　　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正在老家温州市参加一个房地产会议的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给厅里挂了个电话，称老母亲病了，要求请几天假照料老人。几天后，当有关部门领导提着礼物上门慰问杨母时，才知道这个电话竟然是个障眼法：老人没病没灾，杨秀珠却一去不见踪影。事后调查证实，杨已携带女儿、女婿、外孙在上海虹桥机场仓皇出境。
　　在温州，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城市化办公室主任、前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杨秀珠是个有很高知名度的人。初中毕业的她原是温州市饮食服务公司一名卖馒头的服务员，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从此平步青云，一直跃升至有着七百多万人口的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后又调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在该省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赏识她的人认为其干劲足、能力强，对她重用有加，一路提拔升迁；反对与控告她的人认为其“独霸土地审批和房地产开发大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肆侵吞挥霍国家资产”，是“温州巨贪”。杨秀珠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告了四五年。
　　杨秀珠在温州确实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她的争议并不是从当副市长开始的，自从她当上规划局长时便开始了。她当副局长之前对时任局长非常好，一当副局长便斗局长，局长是同济大学毕业的规划专家，七斗八斗让她斗了下台，她便成了局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城建规划她说了算，据说因为外行，常常朝令夕改，乱糟糟的。有人说：什么规划，是杨秀珠在鬼画符！
　　你们说我不懂？她神通广大，没多少时间就成了同济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生，文凭红彤彤的。后来据知晓内幕的人说，那是她向同济大学捐赠三十万元钱换来的。
　　既有文凭又会跑动，不久之后便当上了市长助理，再让一位建筑师出身的管城建的副市长，换作政协副主席，让她当了管城建的副市长。当市长助理时，她与时任市长的陈文宪关系不错，当上副市长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在传说她也和市长斗。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结果是市长陈文宪调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她任省建设厅任副厅长，据说有括号，享受正厅级待遇。
　　有句顺口溜：“小姐将辈分搞乱了，大棚把季节搞乱了，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温州人搞不清杨的级别，但自从她调到省厅之后，温州关于她的流言不断，就在此次省政府换届之前，还有传言说她会当上副省长。但大部分的传言是杨出事了，被双规了等等。而每次在温州有后者传言的时候，她便会在电视台上露露脸，或到温州来视察，温州的新闻媒体作个报导。
　　那么权倾一时的她为什么会仓皇出境呢？据说原因有二：一是在侦查别的案件时发现她的弟弟杨光荣受贿十八万人民币。杨光荣时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而这个公司是杨秀珠一手操办的，一直有“杨秀珠的小金库”之说。至于第二个原因，事情就比较大了，再抄录这文章的一段如下：
　　……之后，法国商人陈其跃的锒铛入狱更使杨秀珠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陈其跃原籍温州永嘉，20世纪80年代后期回国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在温州名噪一时。陈其跃入狱的直接原因与叶征有关——去年，有“财色行长”之称的原中国银行温州分行行长叶征被捕后交代出前者曾向他行贿四五十万元，陈因此而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通缉对像。但陈之所以在温州成为人们谈论腐败之类问题时的热点话题，却与杨秀珠连在一起——在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陈的公司曾以五千多万元的极低价获得华盖山东麓原温州市动物园地块的使用权，而后建设开发“米莉莎花苑”——同是这块地皮，在此前公开举行的拍卖会上，温州市土地局、规划局两家共同测算的地价为1.0080亿元，一家房地产公司最后以1.2280亿元的价格竞投中标。但后来因为杨秀珠坚决不同意中标公司关于调整规划指标的请求，这块地皮几经周折，最终还是落入陈其跃的手中。有人推算，陈从这个项目中至少可获得2亿元。因受贿罪，叶征已在今年初被温州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自以为已风平浪静的陈其跃于是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没料到刚入深圳，就被浙江省检察院逮捕归案。三四月间，杨秀珠有过几次神秘的家乡之行。随后，方方面面的领导相继给检察机关提要求、施压力：要求保释杨光荣或尽快对杨光荣受贿案结案，但鹿城区检察院予以拒绝。到了4月中旬，事情越来越朝着杨秀珠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先是鹿城区检察院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对杨光荣的侦查羁押期限延长，紧接着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又直接介入此案，将犯罪嫌疑人杨光荣带至杭州，将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账册全部上调至省检察院审查。在温州，一些老干部一直认为这家公司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里头隐藏着许多见不得天日的开支和权钱交易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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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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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被捕，账册被查，陈其跃落入法网，几起看似偶然事件的重合，令嗅觉灵敏的杨秀珠意识到自己这次确实已被纳入反贪局的视线，“反腐之剑”已直逼眼前。她知道检察机关如果对她这个省管干部进行立案调查和实施布控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利用这个时间差，早有准备的杨秀珠如漏网之鱼，仓惶出逃。
　　因严重违纪，5月13日，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杨秀珠立案审查。
　　据说这里的消息有三点不确：一是陈其跃被捕早于杨光荣；二是陈其跃以六千多万元取得地块，而不是五千多万元；三是这个地块不大，“有人推算这个地块至少获利二亿元”一说不可能。社会上的传闻是陈开发地块之后获利四千万元，将其中的两千万元在境外立账户让杨秀珠用。但在此案未结之前对此说也只能姑妄听之。
　　就在杨秀珠出事之前，杨等人与之斗并被杨等人赶出温州的陈文宪因受贿十多万元被判刑。陈不是温州人，人们的街谈巷议说温州的干部就比外地干部聪明，十多万元判了个十来年，人家温州人上千万元一走了之。其实，温州的干部因十几万被判十来年的不是没有，有关杨秀珠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银行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就是被判了十几年刑。但是一点可以肯定，温州的干部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强，譬如说温州的干部中有不少人采取“一家两制”的办法，杨秀珠也是采用这种办法的。
　　所谓“一家两制”，就是一家人中，如夫妻、兄弟姐妹或父子，你做干部，我就去办企业。当干部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却只能混个温饱，在温州这么个经济发达，社会相对比较富有的城市，温饱其实也是一种贫穷，光温饱是不够的。办企业可能会发财，但风险也很大。两人一分工，既保生活无忧，还有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后者的比例远远大于前者。
　　当然，也有个别干部利用“一家两制”来做权钱交易，来掩盖其贪污受贿的实质的。假设我是某权利部门的干部，我管辖着不少企业或地盘。我让这些企业或属地的人来送礼送钱是受贿，但我让我的家属或亲友办个什么小厂，哪怕家里摆上一台熨烫鞋底上金字商标的小机器也可以。然后给属下的企业发出信息，属下的企业就送业务上门了。你烫的金字五分钱一双，我烫的是五毛。或我只烫了五百双，我开的发票是五千双。你不得不给，因为你在我的管辖之下，只要我不太过分，你乐意将业务送上门。对外讲我的富裕是我家属劳动生产所得，照温州话说是“劳动力兑伙食”。你没有业务送上门，我经常到你的企业查一查，搞你一下，让你明白非这样不可。还有如杨秀珠这样的，安排自己的亲友办个公司，然后将便宜的地块或政府的工程交给你来做，但你要真做，不是一转手就倒买，你赚钱就等于我赚钱，查起来我会没事，我没受贿嘛！这样做比之你将工程交给别的公司做收回扣，安全度大大地提高了。这便是某类干部的聪明之处。
　　还有一件事也很凑巧，也是我正在写这一章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分局局长王天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天义也是温州的干部，鹿城区公安局长。我不知道他是否区委常委，如果不是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二审认定王天义收受14人的贿赂款总计人民币181.524万元,美金——万元。另有7281249余元人民币、363943美元、291774法国法郎、110780荷兰盾、53678港元、49997德国马克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个数字是解放后浙江的干部中相同案件案值最高的。所以被称为浙江第一贪。按照王天义这个级别，工作三十年总共不过是几十万元的收入，用以养家糊口之后所剩是很少的。他却有一千多万元的财产，令人咋舌。
　　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那已经查出的14人与180万余元，那余下的近千万元不明来源的资产更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历，是贪赃枉法或是卖官鬻爵？如果是贪赃枉法，就造成的冤假错案将祸害社会，如果是后者，公安系统将有批尸位素餐或不称职的干部。也许某个富婆看上王天义，送给他这一千万元，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记得，媒体在报道胡长清案件和成克杰案件时写得很清楚，某年某月，为某公司或某人批得一块地，收受多少贿赂；或为某公司批得多少贷款，得回扣若干等等。温州关于王天义的报道却没有这样清楚，因而社会上关于王天义案的传言绝不比杨秀珠少。但杨的一切正在调查，王的一切已经定案。传言说王天义出逃之后本来是不会被抓住的，是他去寺庙烧香问佛，佛说无事，他才会给温州打电话因而被抓。又说他上班专玩女人，且都是手下的人安排的。还说他给领导送大礼，不可能被判死刑，否则他会将领导咬出来。现在他被判了死刑，说明后一个传言不确。据《温州都市报》报道，经办此案的原反贪局局长郑圣云给王天义归纳了四条：“只信菩萨不信法律；无心上班专搞女人；一有空闲就钻暗房；思想阴暗迷恋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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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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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王天义案在温州影响极大，闹得沸沸扬扬，但外地或中央级的媒体几乎没什么报道，在外省市没什么反响。受贿额和不明来源的财产均比王天义少得多的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案却被多个报刊转载，影响大得多。大约卖官鬻爵是传统的贪官，具有典型的意义，组织部长受贿不靠卖官靠什么？但从办案的角度来说，董根顺便比王天义简单得多了。董的妻子将所有送礼的人及送礼的数、物件均登记在册。不像王天义非有证据不开口，毕竟两人的出身不同。其实王天义和董根顺一样，据说也是卖官鬻爵，向他送礼十万元以上者，即可弄个派出所所长当当。明崇祯朝的大官马士英公开卖官，当时有一民谣：“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看来他们二位，也只差“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齐出卖”了。
　　温州的民营企业现在已经是做得很大了。根据2001年的统计，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温州的企业占了24席，这个数字比好些省份都高。但温州只是个地级市。相反的，温州的干部却做不大。王芳由温州的地委书记做到了国务委员、gonganbu长，陈作霖、刘锡荣由温州市委书记做到了中纪委副书记，级别算蛮高了，但他们不是温州人，不作数。温州人做到省级的先后有龙跃、邱清华、陈法文、鲁松庭以及相当于这个级别的刘际潘等二三位将军。但在古代，温州人做官做到刘基、张璁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也不仅仅是他们二人。其原因大约有三点：第一还是地理位置的偏远。现时做干部特别是做大干部要有人推荐、提携的，你在温州这么个偏远的小地方，谁来看中你；第二是温州人的个性太活跃，像空气中的氢原子，太没有韧性，思维活跃的人接受新事物快，却不大会用心计，做官要老谋深算，要耐心等待时机并立即抓住它；第三是太讲究实惠，急功近利。一个人从一般干部做起，要做到正省级这个位置上，没有三十多年是不可能的。办个企业用三十多年时间可能就会发展得很大了。既然很快上去的可能性不大，就混混日子算了，或赶紧调头“下海”。如果也像古代的科举制度一样，你考中进士就当相当一级的官，然后被皇帝看中，还很快升迁，如张璁般的，从考中进士到担任首辅（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温州人是会拼命一搏的。
　　别以为温州的干部讲实惠，温州的官场就会乌烟瘴气，就会捞一把走人，就会普遍腐败。其实温州干部出事的比例并不高，也不会像媒体中描述的那样赤裸裸地敛财，因为温州干部比之其他地方的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走另一条路。温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早，发育得比较正常。2003年市政府换届，原来的市长副市长走了只剩一位。有的是年纪的关系，有三位是“下海”，特别是原来当市长的呼声最高、最年轻的副市长吴敏一的下海，就被媒体多次报道过。这说明虽有杨秀珠、王天义、董根顺等几只“枳”，温州却不是产贪官的“淮北”。
　　本来这章到这里结束，却又收到从山东传来的发自《齐鲁晚报》上的一篇题为《“浙江女巨贪”出逃之后》的文章，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后：
　　“其实杨秀珠并非‘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证据之一，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大肆购置房产。纽约一家华文报纸最近接获神秘人物举报，组织力量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发现，杨秀珠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在纽约曼哈顿下城昂贵的商业区购买了一座楼房。
　　“而在纽约其他社区，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还有四处，其中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五层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经过查证，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支付了55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45000美元，也就是说这座楼房目前市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楼上的公寓出租给温州人居住，底层临街开设店铺。杨秀珠将有关楼房的一切法律事务交给一位华人律师王九鼎办理，维修保养等杂事则由一犹太人打点，她自己则是坐收房租。在纽约曼哈顿岛中城，杨还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是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50至80美元左右。以此推算，杨秀珠仅仅持有这一处房产，在美国生活也会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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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她的发迹史和她的升官史保持同步。她担任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八年时间，也正是她疯狂敛财的时期，权与钱的关系被她这个‘卖馒头出身’的副厅座诠释得如此‘轰轰烈烈’，令人难以置信。”
　　这篇报道还附有杨秀珠及其在曼哈顿购买的楼房的彩色照片。
　　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我去过，那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也是高楼大厦最密集或以我们搞房地产的行话来说是容积率最高的地方。在曼哈顿拥有四处房产，难怪有人推测她贪污的钱财在一亿元以上了。王天义虽然也将老婆和孩子弄到了国外，却未见有关他在国外资产的报道。看来比之杨秀珠，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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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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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杨秀珠虽杳无音信，有关部门对杨秀珠一案的追查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先是城建系统的不少中层干部被“双规”或逮捕，接着四位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滕德寿、周克、吴长柳、杨邦祯也被逮捕并判刑，还传出了杨手下的会计，后为某工程副指挥的林素华在狱中自杀的消息。看来政府对杨一案已经下定决心，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并非坊间认为官官相护，杨走了就算了。
　　果不其然，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消息，杨秀珠在荷兰落网。温州一阵轰动，人们又纷纷传说：又将有一批人倒台，并且可能有大官。而且此时的消息是她的涉案金额已达2.5亿了。
　　坊间传说当不得真，但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结果只能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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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难当即下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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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州当干部还真有点公仆的味道。一是别看他们手中有点权，也可以人五人六一下，但一比手中的钱就蔫了，干部在温州是荷包最空的人群之一，很难神气起来；二是干部等级森严，一级管一级，温州的干部官不大，上面有更多的主人，而温州人的个性旷达，不喜服管；三是市场经济发达，老板多多，诱惑很大。哪怕是个小老板，也可对下面打工的颐指气使，用起钱来又那么潇洒。官本位的概念就相应地减弱了，好当便当，不想当就走人，下海！
　　温州干部“下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我是第一批。那是1992年末，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为鼓励干部“下海”，让机关人员分流，给予一些优惠，其中一条是提前退休可享受每年十三个月工资。政策出台之后市机关共有九位干部报告要求提前退休或退职的，批准了八位，媒体曾有报道，称温州干部“下海”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先无论是领导或媒体都估计会有不少人会提出申请，却没想到仅区区八人。在下便是八人之一。
　　说起我下海的动机很简单，一方面是温州的环境影响：商海潮涌，大浪冲到脚边了；二方面是经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青年》杂志停刊了，一直忙于编务，乍一停刊，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三是正好香港朋友洪波先生来温投资，找我合作做房地产。于是我便打了报告申请下海，并且以为下海办企业，要比在政府部门简单得多。
　　开始办公司之后方才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房地产公司要拿到一个营业执照，没有七八十个橡皮图章是办不下来的。甚至还有报导说有的地方盖了一百三十几个章还未办好的。我们只盖了七八十个章已算荣幸，可你每盖一个图章得面对多少个嘴脸？那时我算是经理，办事盖章可以支使手下的人去，偏遇到那些拿橡皮图章的人不买账：“让你们的经理自己来，端什么架子！”后来与他们认识之后问过其中的一二位，他们坦率地告诉我，认识你们经理才有用，到时我的亲友没房子，找你们经理的话总有三五个百分点的优惠，下面职员又没这个权。
　　他说的这个是老实话，但弄得每个公司的经理都很忙，我们的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从取得地块之日起，到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之日止，总共费时十二个月又四天。这说明手续之繁琐，也有我这个经理不大愿意自己出场的缘故。举这个例子并非说温州的干部态度特别不好，或办事效率特别低，只是说温州的干部有我们国家干部的通病。“过去的官吏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这话只是学校老师或新闻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如果你太当一回事就糟糕了。那态度是干部制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所造成的，权力越大的机关和部门，干部的脸孔越不耐看。就像顾客不能将自己当成真的上帝一样。
　　不过话又讲回来，近几年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现在搞政务公开，搞“一站制”，都是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弊病。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在美国租车开到加州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待到会议结束，却发现车钥匙丢了。那时已经天黑，回到所住的宾馆还有好长一段路，大家急得团团转。大学方面接待的人帮我们给警察打电话，我们都很奇怪：车钥匙丢了警察也管？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到车子旁边，警察也来了。警察告诉我们两个办法：一是将租车公司的地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开车去拿备份钥匙；二是他们找车送我们回去，剩下的事由他们解决。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但事情的解决却很圆满，也许是警车的车灯特别亮，我们将掉在车边的钥匙找到了，大家欢呼起来，警察也为我们高兴。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谈论：我们的国家虽然也有写着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车钥匙丢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训一顿才怪呢。但这两年不同了，温州就有关于有人将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帮忙的报道，警察帮助解决了问题。这是一大进步。
　　话说远了，现在再回到温州的干部下海这个题目上来。温州的领导干部下海徐国林是第一位，大约是1993年底。当时他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批准我“下海”时他还找我谈过话，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当时的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做了房地产，也做了期货公司，还是我们外商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会长，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能讲，会写，发表过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岁，几年就去世了。
　　接着徐国林的是邹丽华，时任温州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志，现在是名气很响的新湖集团副总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传副部长季树才，市委秘书长叶正猛，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等等。而且除邹丽华外这几位我都比较熟悉，都是很能干的人，如以从政办公是“文”，从商经营是“武”这一概念来说，他们个个是文武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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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温州老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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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吴百亨先生的工厂一样，温州毓蒙铁工厂公私合营，后又改成地方国营，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温州冶金厂。吴百亨先生的西山瓷器厂也发展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山陶瓷公司。只不过李毓蒙先生早于1961年逝世，未受住牛棚之苦。
　　温州的大老板如吴百亨、许云章、李毓蒙这般富有的，子女都无法继承财产，继续当老板，更何况那些等而下之的，所以温州解放后没有现成的老板。如今的老板百分百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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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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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长辈是国外华侨，子女倒是可以去继承遗产当现成老板的。但这种现成老板也不多，一方面是过去的温州人外出当苦力的多，后来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多。倒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年轻人中，现在有不少已经成为老板，有的还成为大老板。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又有胆识。文革前，据说温州华侨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板。当然这里的“首富”并非福布斯排行榜，也没有权威机关去印证，只是传闻而已。这位林姓老板在温州银行的存款最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紧接其后的是一位郑姓华侨，十七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温州地委书记王芳的工资最高，也不过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二十万当然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并且即便是号称“首富”、“二富”的老板的儿子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自己集资建华侨中学，集资办华侨针织厂，林老板、郑老板的儿子都在这个厂工作。文革时我在纺织部门工作，与他们都相熟。也正因为这些华侨子女在一起工作，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间大致也了解，可见这个“首富”与“二富”还是比较确切的。
　　提起这位林老板，有一个传奇的发家故事。既然是“闲说”，也在这里说一说。林老板是温州江北岸人(现永嘉县瓯北)，因为家里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当苦力。温州是著名的侨乡，在温州华侨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壶、瑞安的丽岙、永嘉的瓯北和七都岛。但这些地方都很穷，玉壶是穷乡僻壤，丽岙有“女儿勿嫁丽岙底，一锅薯丝一把米”之说。正因为穷，才会飘洋过海去冒险，并且是亲带亲，戚携戚，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林老板在日本当苦力，赚不了多少钱，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妻子在家生活无着，丈夫一去又无音讯，为了一口饭吃，只好嫁到藤桥山底去。林老板后来到一个餐馆打工，这个餐馆的老板与老板娘是老夫少妻，老板很快去世，老板娘见这位伙计人又勤快，脑子也灵活，样子也不错，后来就再嫁给他，他便真正成了老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成了战败国，美国来管理日本，一如现在的伊拉克。当时规定与军事有关的企业一律取缔，但如果股东中有战胜国的公民，并占51%的股份以上的，可以保留该企业，改为生产民用品。据说这样规定是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这规定却让日本企业有空子可钻。中国也是战胜国，有人就找林老板，将自己企业的51%股权送给他以逃避取缔，林老板除自己的餐馆之外，一下子又成了四个企业的大股东。
　　日本战后，百废待兴，企业的发展很快，林老板的头脑又灵活，分到利润后再去投资，没多少年便成华侨中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东京华侨联合会的副会长。可惜膝下无子，餐馆的女老板又先他而去。他在参加归国华侨观礼团时乘机回温州寻亲，找到了已嫁到藤桥的老妻。好在老妻育有二个男孩，长子名叶通，他将叶通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在叶通上再加自己的林姓，便名林叶通。将他送到温州华侨中学读书，又花四万元买了一幢华侨新村的别墅，并在温州有了二十万元的存款，供老妻与继子用。老妻与后夫生活的年数比他长多了，他一走，就将后夫接到温州的别墅里来。这位出身农民的藤桥山底人，种惯了蔬菜等作物，到城里来也闲不住，在别墅的前后种了不少蔬菜和瓜果，成熟时自己吃不了，还挑到菜场去卖。
　　林叶通的结婚典礼在温州华侨饭店举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非常轰动的事。我的朋友王铸迪因为父亲在日本，与林老板相识，也去参加了这个典礼，曾经跟我说起这个盛况，使得我记忆犹新。王铸迪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曾短期在温州的兴无棉纺厂任厂医，林叶通的妻子正是兴无棉纺厂的职工。王医师与她素有来往，知道她在婆婆的逼迫下，也曾挑着家里种的菜蔬去菜场卖。“首富”的媳妇卖小菜，足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文革时，因为“海外关系”被抄家，是“纺织系统红卫兵”执行这个任务的。其中有我认识的来告诉我，林叶通的钱真多，抽屉一拉开，七八百元现金就放在那里。七八百元是人家两年的工资，当时拾元票是最大的面值，当然看得那些个“红卫兵”眼一亮。他还告诉我，就是可惜了这么好一幢别墅，里面摆了好几只腌咸菜的桶、腌海蜇的缸和收摘来的南瓜、丝瓜等等。
　　后来，形势稍有好转，林叶通先生便带家携口去了日本当他的老板去了，与他同时或前后出国去当老板的人也有不少，如意大利著名的华侨林华鑫也是那时去的。林华鑫先生是混血儿，长得特别好看，当时是温州有名的“半番”。“半番”就是半个番人（洋人）的意思。记得他去意大利后第一次回国，我朋友潘嘉兴去上海见他。他那时住上海华侨饭店（即如今南京路上的金门大酒店），老门童不让潘嘉兴进去，且态度非常差。林华鑫一下来，那门童立即低头哈腰了，恨得潘先生咬牙切齿，称狗眼看人低，还在我面前发过一通感慨。为此我后来有条件后去住过几次金门大酒店，按当时的眼光看还不错，现在就不大愿意去住了，因为除了厚实的花岗岩里面还透出一种历史的沉重之外，其余便不足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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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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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华侨老板的子女子也不是每个人去了国外或港澳都是一去就是老板的，很多去了外边之后还是靠自己白手起家。我的朋友何纪椿先生是七十年代初去香港的，时间与林叶通、林华鑫他们差不多。何先生曾经与我作彻夜长谈，讲他起家的经过，足可在此闲说一番，因为具有典型意义。
　　何先生的父母和叔叔均在早年旅居台湾，他的父亲在台湾开针织厂，他的叔叔开尼龙丝厂，都是老板。特别是他叔叔何朝育先生和婶婶黄美英女士，在台湾和大陆都有一定的知名度。黄美英女士是国民党第二兵团中将司令邱清泉的外甥女，何朝育先生是与台塑集团王永庆先生密切交往的企业家。他们捐资兴建了温州大学育英图书馆，温州师范学院育英大礼堂，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育英门诊大楼和附属二医育英儿童医院，另外还有啸秋中学等许多项目。是目前为止温州侨胞和港、澳、台胞中对家乡捐资最多的人，他的实力由此可见。
　　何纪椿先生毕业于杭州大学（现已与浙江大学合并）体育系，在温州一中教体育。由于其华侨背景，又是活泼好动的人，温州第一个骑进口的蓝翎自行车的便是他。那时的国产自行车百来元人民币一辆，进口的蓝翎自行车上万元人民币一辆，骑这种车比现在开奔驰600还出风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何先生凭单程证来到香港，就住在他叔叔何朝育所开的公司香港办事处里。下面就引用他自己的原话，向大家传达他初到香港时的一段经历：
　　我叔叔公司驻香港的办事处不大，楼下办公，楼上住人，我初到香港时就住办事处楼上。那时香港也不是很景气，我又不会说香港话，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希望叔叔在办事处给我安个工作，叔叔没同意。叔叔的公司在台湾生产尼龙丝，有些货运到香港办事处再分发给香港的订户，需要打包，而打包是雇临时工干的。我搞体育出身，身强力壮，我就要求让我来打包，好赚点钱，办事处的人又不同意：你是老板的侄子，是少爷，怎么能干这种苦力活呢！我百无聊赖，坐在叔叔的办公桌前给家里写信，办事处的人又摇手：这是老板的位置，你不能随便坐的。我没办法，只得天天查报纸的招工广告，然后东奔西走去应聘，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愿意用我，条件是必须集资五万元港币。我兴冲冲地回到办事处借钱，经电话请示台湾的叔叔，叔叔还是没同意。我心想，我们大陆的报纸说得对，资本家就是这么残酷无情！我非常后悔来到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我又知道，我在大陆的工作已经辞掉，回去能干什么？再说又怎么向亲戚、朋友、同事交代？只好硬起头皮再想办法……
　　后来，办法终于有了，何纪椿先生找到一个开布厂的亲戚，向他赊购了一些零头布、残次布，拿到市场上，卖给穷人。这些布是布厂的下脚货，价格便宜，但如果裁剪、拼凑得当，做的衣服还是像新的一样。他自己这时很穷，也知道穷人的需要，这些零头布、残次布卖得很快，卖完了去结帐，然后又赊购一批去卖。慢慢地赚了一笔钱，就去租屋开自己的贸易公司，生意由小到大，后来他还成了他叔叔所生产的尼龙丝的经销商，并将这些远销到祖国大陆，他的公司也逐渐成为对台贸易的大公司之一，他本人被推举为温州旅港同乡会会长。这时，他才理解叔叔当时的做法。如果叔叔安排他在办事处工作，他或许至今仍是一个职员，直至退休为止。如果让他来打包，拿计件工资，更不知现在会如何生活，只有逼上梁山，他才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路。
　　海外温州老板如何纪椿先生这般白手起家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早年出去的，几乎少有例外，只是所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已。有的是从在餐馆打工开始，勤奋努力，省吃俭用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财之后，盘下人家的小餐馆自己来做老板，再慢慢做大。如荷兰皇家中国饮食业公司名誉主席，荷兰中国商会会长胡志光先生走的就是这条路。从餐馆打工开始，发展到成为涉及餐饮，经贸，农业技术设备等多种行业的大老板。有西班牙“中餐馆之父”称誉的陈迪光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从江苏农学院毕业之后在北京农科院工作。因为父亲早年去西班牙谋生，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来到西班牙，先在人家餐馆打工，后自己开餐馆并逐渐发展，到1987年，他全家人开的餐馆就达八家之多，并大都取名为“长城饭店”随后又发展国际贸易，回国投资等等方面。如杭州的五星级酒店“五洲大酒店”便有他的股份。他现在是西班牙华人总会的荣誉会长，还是西班牙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
　　有的海外温州老板从小职员做起，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一点钱财之后自己开起小公司，然后慢慢做大。巴西的“黄豆大王”、“石化巨子”林训明先生的就是这条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巴西，先在一个油厂当职员，负责黄豆原料的供应。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之后购入一家小油厂，自己当老板，以后又连续购入三家企业，到1972年创立了自己的巴西植物油公司。由于他既重视植物油的生产，也重视黄豆原料的开发与生产，公司发展非常快。到1975年，他的“巴油公司”就被评为全巴西出口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自己也被誉为“黄豆大王”。随后他又转向石油化工行业，从事聚合物的深加工和无纺布的生产。到1989年，他的无纺布产量便居巴西第一位，成为“石化巨子”。巴西圣罗菏这个地图上找不到名的小镇也因为他的成功而崛起，出名，所以授于他“荣誉市民”的称号。连美国《时代》周刊也报导了他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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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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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旭华先生是荷兰华侨华人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皇家骑士勋章”的温州人。但他也有一个白手起家创业的历史。他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1963年辞职来到荷兰。先当职员后开餐馆，并且从一家餐馆发展到四家。1974年又在奥地利创办梅氏企业有限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又转向国内，投资多处房地产项目，参预故乡的经济建设，由于其生意规模，也由于其在侨界德高望重，曾经担任旅荷华侨总会会长，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并著有《试述荷兰早期华人移民》一文，是研究欧洲华侨历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看来还是日本华侨的机会比较多，有可能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我的中学同学王铸育的父亲王文通先生早年去日本，一直在做贸易。虽然在当时我们认为她家很富有，从现在的眼光来说也不能算是大老板。但他老先生购进了东京郊区的一块地建住房，当时因为那里偏远，价格便宜。后来东京发展飞快，城市迅速扩大，这块地成了新宿区的中心。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拥有一块地，价值非比寻常，后来此地被征用，使得他拥有东京闹市一幢大厦的整整一层楼面。
　　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回报。王铸育他们兄妹三人以及大姐姐的儿子均相继去了台湾和日本。但是他们并未去继承父亲或外公的产业，也如何纪椿先生一样靠自己打拼。哥哥王铸军，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曾任牛津医学院皮肤科研究室主任，后被台湾荣民总医院聘为皮肤科主任，荣民总医院应当说是台湾最好的医院。姐姐王铸迪是台北市立医院妇产科医师，王铸育本人在日本东京开诊所，以针灸为主。
　　王文通先生买地一事看似天上掉馅饼，其实也是思维方式问题，王先生抓住了一个机遇。何朝育先生也有类似的一件事。他为办尼龙厂，在台湾买了一块很大的地皮，后来高速公路从他的地上过，土地增值不少。前年，旅居荷兰的华侨杨建民先生与其姐姐杨少云来我公司收购我们开发的两处房产未出售的所有地下车位，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亲友们大都反对，说他们是傻瓜。但他们还是坚持做了这笔一千余万元的生意。事隔一年，车位升值不少，他们稳稳地赚了一笔。这也是眼光问题，不是守株待兔。
　　前面提到的林先生也是一样，如果他自己没有经营头脑，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日本，也早已被淘汰，轮不到继子林叶通先生继承产业。就在我写这本书时听到消息，林叶通先生现任日本长野县华侨总会会长。国外华侨社团的负责人是民主选举的，而且只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经济实力，二是热心社团工作。能担任这个会长说明林叶通先生继承父业之后仍旧经营得很好，没有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
　　1987年2月，加蓬共和国外交部长让·平随总统邦戈访华时，抽空来温州“寻根”，对于徐恭德来说也无异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因为让·平（程让平）是他舅舅。这位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外交部长不仅来看他这个外甥，还鼓励他去加蓬发展。徐恭德先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当年便收起了自己在温州的事业，飘洋过海来到了加蓬共和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徐恭德并没有让当外长的舅舅给按排什么工作，或接管舅舅的什么公司，而是老老实实到一家杂货店打工，边学如何在非洲立足做生意，边学加蓬的官方语言——法语。很快地，当他拥有自己的第一家小杂货店时，他的法语也已经能应付生活和贸易的需要了。由于经营得法，他的生意日益红火。有温州亲友随后到加蓬发展，他将自己的这间杂货铺转让给了亲友，自己则另起炉灶，再开一家商店。如此成熟一家转让一家，数年之间他组建起了一个拥有十几个连锁店的商业集团。他的生意也由单一的零售转向批发，并开始拓展进口业务，包括一般杂货、大米、冷冻食品等等。随着经营跨出国界，亚、欧、美各大洲的客户逐年增加，他的公司门庭若市。
　　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徐恭德开始经营非洲木材的大宗出口贸易，特别是用材量最大的树种——实古梅的出口业务。由于他信守合同，保证质量，赢得了良好的商誉，各大洲木材商家纷纷来加蓬向他订货。而徐恭德的经营管理方法也早已超越了初始阶段的家庭作坊式的模式，跃升到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级阶段。他聘用了法国经理，从岗位定制到责权利定位，从决策、管理、经营的科学化到用人选才的现代化、知识化，都为他的企业集团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十几年过去了，他不仅成了商界巨子，成了加蓬华侨领袖，也成了社会活动家。1999年11月，世界市长大会在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尔召开，徐恭德与他的舅舅让·平部长一同前往迎接市长们，并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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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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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徐恭德开始，现在加蓬共和国有了一个温州老板的群体，有的在做他开创的连锁杂货店，也有的自己做贸易。也就是说，徐恭德先生将自己接到的馅饼分发给了众多的温州人，而这些温州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这个例子非常典型，温州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极少是单枪匹马的，都是这样亲带亲、戚带戚的，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实力的老板群体。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靠自身。”这些国外的温州老板，都在被引进“佛门”之后，靠自身的修炼而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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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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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的温州老板白手起家，海内的温州老板更须白手起家。因为在海外你还有可能继承先辈的产业，在海内，你先辈的产业在各个运动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中损失殆尽了。而且，海外温州老板的发家大都有迹可循，方式大同小异，从白手起家发展到具一定规模，非十数年或数十年不可。海内的温州老板发家都往往更富传奇色彩，有时一种机遇，一个概念，你抓住了，你的企业很快地就上来了，几年之中可以发展得很大，知名全国。究其因由，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发展较早，竞争有序，出奇不易。加之这一代温州老板的文化水准，还不能在高科技领域驰骋，所以无法一蹴而就。而海内市场广大，竞争尚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之中，可以出奇制胜。温州人起步较早，思维敏捷，抓住机遇，或利用一个概念，鲤跃而起，企业就上来了。温州许多知名企业，历史均未超过十年可以为证。
　　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春节期间，上百温州老板滞留南昌机场，无法回温，有人说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出钱包一架飞机飞回温州。说的人无心，在旁边听的王均瑶有意，事后就去实施，成立了天龙包机公司，包下国内几十条航线，成为全国首个民企参与一向由国家经营的航空运输的特例。加之写报道的记者很有创意，用了“胆大包天”的成语，非常形像地表述出王均瑶的一种商业行为，使均瑶一下子名闻全国。其影响力之大，超过我的想像。可惜2004年王均瑶不幸病逝,年仅39岁。
　　有一次洪波来温州，他是个爱热闹的性情中人，我与几位朋友陪他去浦发KTV唱歌。我这人古板，从未开口唱过，他们唱得热闹，我与包厢服务员聊天。这位湖北籍的女孩子说起自己正在念高中，家里穷，农村又重男轻女，父母想让她辍学。她看到了那篇有关王均瑶的报道《胆大包天》，就萌发了退学到温州打工的念头，此前连温州在哪里都不知道。我问她对温州有什么感受，她说自己跟着老乡懵懵懂懂地坐汽车来了，一来就在浦发上班，白天黑夜的，也没有出去玩过，只觉得温州人大把大把地花钱。别说一个农村来的服务员，对温州人在KTV花钱我也不理解，包厢费、酒水费、服务费，一个晚上没有一千多块下不来。我坐着没事，对她说，我打电话请王均瑶过来。她不相信，王均瑶那么有名气，你打个电话他就过来？
　　我就给王均瑶打电话，那晚他刚好有空，很快过来了。但服务员说什么也不信来的就是王均瑶。那篇报道说他是农民，眼前这位白白胖胖的，是个小白脸，王均瑶哪有这么漂亮？她想像中的农民跟她自己的父亲一样，黑黝黝的，表情木讷。我们怂恿王均瑶拿出名片来，她看到那有着天龙包机公司标志的名片方才相信，两眼立即放出异彩来，那种喜出望外的表情，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她赶紧给均瑶倒水奉茶，只围着他转，我一下子感受到了王均瑶的巨大影响力。平时我们很熟，我只当他是小弟弟，没想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这么高。
　　不过我对他的经营能力一向很是佩服，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包机”这一概念，他的聪明在于由此开始，不断地产生新的思维，他的概念在不断地延伸。比如从包机的实行到与航空公司的结算有三个月时间，这段时间他手中所掌握的资金不是少数，可以利用时间差来进行新的投资，而且只要包机还在继续，他们手中这笔资金就可以长期利用，于是他发展了牛奶业，出租汽车业等等。我曾经跟王均瑶开玩笑，你的牛奶广告可以这样做：“均瑶牛奶好不好，请你看看王均瑶。”他说：“老吴，这广告词可不是你的专利，早已有人建议了，他们的广告词是：‘喝了均瑶牛奶，像王均瑶一样胖胖白白’。”我们都哈哈一笑。因为事业的发展，王均瑶已经将均瑶集团的总部搬到了上海，投资的方面更加多样，而我在外省投资房地产，也常常得往外地跑。虽说他办的均瑶宾馆和我们的国贸大酒店近在咫尺，我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有一天，我从加拿大回来，由上海浦东机场坐车往上海市区，看到了座落在肇嘉滨路的均瑶商务大厦的招租广告，方知他又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进入房地产业了。
　　“胆大包天”，只有胆大才能成其大事业，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我做房地产十多年了，十几年前温州房地产公司不多，几十家而已。开房地产业会议，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即可。会前大家握手打招呼，似乎都认识，会议开得热烈而又温馨。后来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似的，一下子发展到数百家，开会大呼隆，我便不去参加了。偶尔一次，被业界的朋友拉着去参加，发现与会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再仔细打听，发现第一批在温州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据说都是被温州高昂的地价吓住了，有的跑到外地去开发，有的在掘走第一桶金之后干脆改行，做别的生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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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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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温州如今的地价贵得令人咋舌，我曾经参与开发的市中心的一个小地块，总共只有5.9亩地，市土地局核定的地价是604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亩地价超过一千万元，可谓天价。也不知道这个价是怎么算出来的,土地价这么贵，房价不可能降下来。高昂的地价，把第一批老板吓怕了，要知道他们当时拿到的土地价仅仅一二百万元一亩呀！记得我做的第一块地地价每亩超过三百万，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贵的地价之一了。当时土地尚未进入拍卖程序，土地是通过谈判取得的，也就是说，温州的地价贵，首先是政府炒上去的。
　　胆小的人吓住了，胆大的人却不怕。有意思的是好几位胆大的房地产老板将自己的公司也取“大”字号的名，如“大发”、“大诚”、“大自然”等等。他们买了第二批、第三批土地，正赶上了温州的房价暴涨，很快地变成了温州房地产界的“大佬”。他们这叫“胆大包地”。
　　当然，这个胆大应当不是盲目的，是源于他们对温州房地产业走势的正确估计。如我辈的房地产商眼力不济，前瞻性不到位，吓得落荒而逃，跑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外省去做房地产了。在外地，土地价几十万元一亩，市中心也不过一、二百万元一亩，在我们这些相对胆小的老板的承受力之内。
　　要说明的是并非去了外地做房地产的都是小老板或胆小的老板，有许多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战略转移，做得依旧非常大。如“新湖”集团，以杭州为基地，全国好几个省有他们的开发项目。原市检察院副院长邹丽华，市委秘书长叶正猛，下海后都是加盟“新湖”集团的。又如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光在杭州的一个项目就达二十万平方米。“新湖”集团的老板黄伟先生我不熟悉，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王忠浩先生与我可以称朋友。我提到的那个市中心的小地块，就是与他们公司合作的，我们投了40%，“城开”公司投了60%。没有他们的精确计算和苦心经营，这么贵的地价是很难成功的，这就体现了企业家的眼光和魄力。最近，温州的报纸在评选温州十大城市运营商，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荣登榜首，也是对王忠浩先生的能力与魄力的一个恰当的评价。
　　还有一部分老板去外地开发并非胆小，而是因为初入行，先到地价相应较低的地方小试牛刀。如曾经与我在其他项目中合作过的陈定华先生、杨望鸣先生等便是如此，一旦外地的房地产业成功，便又“杀回老家闹革命”。陈定华如今是全面开花，一口气在温州本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连办了五六家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因为它是高风险产业，大投入，大产出。有时一个项目下来，老板发家致富，立定脚跟，继续前进，进入良性循环。有时一个项目套住，老板从此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所以房地业界老板变化较大，不断有人进去，也不断有人出来，很难统计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据各地温州商会的简单汇总、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共有两千多家房地产公司，动用的资金近千亿！
　　包天包地，温州老板的胆子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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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佬”及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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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佬”是温州人对做鞋师傅或补鞋师傅的昵称，后来又引伸到皮鞋工场或鞋厂的老板，都被称为“鞋佬”。在温州的老板群体中，“鞋佬”无疑是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实力的群体。因为鞋革制品是温州的传统产品，发展早，从业人员多。清末民初流传一句话：台州有杀不完的头，温州有杀不完的牛。台州“绿壳”（流寇）多，常有被抓住杀头的。温州制革行业发达，天天在杀牛。明嘉靖年间，“胖袄裤鞋”被列为温州的贡品。清光绪《浙志便览》称温州的“锡器牛皮，为浙之冠”。鞋革制品的丰富，带动了鞋革贸易的繁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温州市中心的府前街都是鞋革制品的专业街，鞋店林立，装潢讲究。我至今还记得好几间鞋店的橱窗里摆放着一支支大大的鹿茸，鹿茸的杈枝上摆放着一双双漂亮的皮鞋，特别是小巧的女鞋，很引人注目，现今的皮鞋店还未有这么讲究，摆放的方式也缺少这种创意。我那时还小，对皮鞋不感兴趣，我到府前街只是因为想看那摆放皮鞋的鹿茸。
　　解放后，人们大都穿解放鞋，特别是文革之中，军装、解放鞋大行其道，府前街的鞋店不复存在，温州商业街少了一道美丽的景观。直至七十年代，形容人的时髦，又用上了“皮鞋尖顶，衬衫硬领，裤脚笔挺”的词语。温州的鞋革业又开始发展和发达。国营鞋厂和集体鞋厂是主力，有手艺的“鞋佬”打游击，开始在家办工场。后来，鞋厂职工白天到厂上班，晚上为个体鞋厂做私工；再后来，国营、集体鞋厂纷纷关门，私企，民企鞋厂取而代之。上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市区有鞋厂十多家，八十年代发展到一百多家，九十年代更发展到两千多家，加上做鞋底，鞋革，鞋材等等与之配套的企业，温州满街都是“鞋佬”。九十年代初，温州的市容市貌还未严格管理，马路上的摊位不少，人们说：“鞋摊摆路头，鞋佬满街走。”发展到如今，温州成了“中国鞋都”，鞋革企业四千余家，从业人员三十多万人。据说温州鞋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我向鞋革协会的人打听：这些个数字包括不包括温州人在外地办的鞋厂和承包经营的鞋革企业？他们直摇头：“那就无法统计了。”
　　温州鞋厂的老板，由于鞋革起步早，已经换过一茬了。第一茬的老板大都做鞋出身，文化不高，从家庭作坊开始，随着业务的拓展，一步步扩大的。他们肯干，吃苦耐劳，但生产与运输的方式还比较传统，因而当时的鞋厂虽多，规模却不够大，加之政府还在遏制和打击私企的发展，淘汰率很高。有的小富即安，见好就收；有的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因款式、质量等原因而关门；也有的赚进一笔钱之后自暴自弃，赌博、玩女人什么的。这一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热情、豪爽、对生活充满自信，那时的歌厅、餐馆，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一掷千金的豪举。人们带笑笑说：“这帮鞋佬！”这茬老板跟上形势，至今仍留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很多，知名鞋企中如“吉尔达”的大老板余阿寿，“康奈”的老板郑秀康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第二茬的鞋业老板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无论读书多少，总算受过现代教育，他们不再自己做皮鞋，他们以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方式或生产皮鞋，以现代化的营销网络实施经营，他们的企业动者数千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人们也不再以“鞋佬”称之了。如“奥康”老板王振滔、“吉尔达”二老板余进华、“红蜻蜓”老板钱金波、“东艺”老板陈国荣都是这一茬老板中的典范。
　　我与钱金波都在温州，但我们的相识是香港朋友介绍的。那是2000年，钱金波他们到香港开展销会，这位朋友在香港的活动能力很强，帮他们张罗着请明星、邀媒体等等。她很欣赏钱金波的品位和能力，便给我打电话，让我与钱先生相约见面。那时我对“红蜻蜓”已经耳熟能详，对“钱金波”的名字也已“如雷贯耳”。因为温州知名的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正在与钱金波一起编《中国鞋履文化辞典》，而叶大兵先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的局长，至今仍有联系，他们编的辞典也由叶先生亲自送到我的公司。并且我的学生取得“红蜻蜓”在新疆的经营权，也常跟我提到钱金波。但我当时认为他无非是想标新立异，玩玩文化而已。见面之后，印像大变。他白晰的脸庞，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说话不疾不徐，年纪虽轻，却有学者风度。再读《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参观他的鞋文化展馆，方知“红蜻蜓”能在短短七八年时间，由白手起家到在全国有六七百间专卖店，年销售额近十亿元并非偶然。有学者称，“红蜻蜓”作为品牌，清新自然，唤起人们的童心，富有活力、诗意，带有东方的民族特点，这反映了温州企业界对品牌文化理解走向成熟。我忽然悟及，当1995年，“红蜻蜓”公司建立之日起，钱金波已经在用文化来经营他的企业了，他不是在玩文化，而是从众多的鞋革企业中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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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佬”及其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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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独特的路，我不由得想起了东艺鞋业有限公司和他的老板陈国荣先生。东艺鞋业公司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是第九位，应当说是个规模很大的公司了。但“东艺”的牌子在国内远远不及一些二三流的名牌，原因是他们基本上做出口业务，极少在国内销售。俄罗斯和中东诸国是他们产品的主要销售国度，他们很少在国内媒体上做广告，所以“东艺”的牌子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2001年和2002年东艺公司出口创汇额都在三千万美金以上，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二位。除了继续保持他们在俄罗斯和中东的市场优势之外，他们又定出以美国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推进国际市场的多元化的布局。2001年东艺公司积极与美国第四大商业集团ELANPOLO公司接触，通过了该公司的供应商资格审查并签订了首批五万双的供货订单，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进入美国主流市场。
　　陈国荣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平时言语不多，没有给人一种叱咤风云的感觉。但也许正式这种沉静的个性，使他走出了自己的有别于温州其他鞋革公司的路。我与他时有见面，大都在会议上，平时甚少交往，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宁静致远”的人生取向。
　　除了鞋革业老板之外，服饰业的老板也是温州老板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品牌这个角度来讲，比之鞋业并不逊色。“庄吉”、“法派”、“夏蒙”、“高邦”、“美特斯-邦威”、“雪歌”、“报喜鸟”、“华士”等等品牌在全国却有很好的知名度，经营的规模也不比鞋业小多少。但奇怪的是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个体鞋厂蓬蓬勃勃地在发展的时候，服装业却只是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阶段，几乎没有形成大的企业，更无企业集团。倒是钮扣、领带、拉链、丝织商标这些与之配套的服饰业搞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温州桥头的钮扣市场在山沟里，知名度却响在全国。
　　我进文化界之前在纺织部门工作，有这方面的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便利用自己的技术悄悄地办了一个丝织商标厂。我那时已经萌生了退意，想从文化界退出，下海办工厂了。别看每件衣服仅仅在领头或袖口处订了一个小小的丝织商标，这个丝织商标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服装上不可或缺的配件。而织丝织商标却是丝织业中技术性比较高的行业，我夫人他们全家人都从事这个行业的。她爷爷、父亲、叔叔、弟弟都办过这种企业，而且技术上都能配套。有做纹织设计的，有做保全工的，也有做挡车工的，大家自己动手，既是老板，又是技工。我办的厂叫双龙丝织商标厂，由我做商标设计兼管技术，我夫人做纹织设计，她弟弟负责金工及保全，她妹妹和几位工友来做挡车工。工厂的规模很小，仅有几台机，由于小，产品换档灵便，正适合了那时服装业的需要。来我们这里订货的服装厂规模也都不大，倒是有几个鞋厂来订丝织商标的，数量较大。说明当时的鞋厂规模比服装厂大，这也是我对服装业和鞋业比较熟悉的原因。
　　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萌发退意，除了办丝织商标厂之外，我还办了个专做出口的软包装食品厂。就是与本书提到过“中联图书公司”的老板李湧合作的，他的哥哥作家李涛也是这个企业的股东。我当时还在文联应卯，又办了这么两个企业，小孩还在念书，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因为要拿文联这份工资，办企业的事还需半遮半掩，不能在单位公开，对领导欲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好意，也只能敷衍敷衍了。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这两个企业才停办。也算在此暴露一段隐私，顺便请我的领导和同事原谅。
　　说远了，再回到服装业上来吧，因为我做商标，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服装业还未有能与鞋业相比的旗舰级的企业，服装业的大发展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事。
　　在温州的服装业老板中，朱爱武的年纪不大，起步却是比较早的。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从卖服装转到生产服装上来，并且在市区的吴桥路拥有自己的大楼，厂房挺气派的。但那时她还未有自己的牌子，而是与上海合作，打着上海春秋服装厂的牌子，生产西装和休闲装。我还买过她所生产的服装，因为是熟人，价格优惠。她带着我们在她的大楼里跑上跑下，既显得高雅而又利索。后来，我还带着外地的朋友去买过她的服装，再后来，在饭局上也碰过几次，她仍然是一袭黑色的衣裙，只是样式和用料的不同而已。秀气中透出干练，难怪后来有人称她为温州的美女老板之一。
　　“高邦”的品牌大约是1995年下半年亮出来的，与“高邦”先后的还有“美特斯·邦威”、“森马”等，都走着休闲服连锁的路，这路是从洋人那边学过来的，但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先前温州人的仿冒很出名，现在的温州人也仿却不“冒”，仿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营销理念，“高邦”与“美特斯·邦威”等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此。关于这种“仿”，朱爱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的采访中有个精辟的说法：“明天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会有更多更新的发明呈现你面前，要想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企业，惟一的秘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所有温州产业，从皮鞋、服装、电器到打火机，创业之初都是在模仿中长大的。我觉得模仿并不可怕，我们知道学毛笔字，一个最快的捷径就是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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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佬”及其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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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邦”集团经过七八年的现代化运作，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四百多家专卖店，2OO2年的销售额超过了四亿元人民币。朱爱武也担任了中国服装业协会休闲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与王均瑶一样，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朱爱武了，不知还穿她的一袭黑色的衣裙否？
　　骊谷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之一，副董事长马宁，原先是温州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出镜率很高，因而在温州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成为服饰界的老板之后，当然仍旧引人注目，是服装界的几位美女老板之一。由于有文化，2OO1年她受聘为中法江苏时装中心服装教育专家，聘书还是由法国国民教育部长梅朗颁发的。骊谷拥有“中国十佳设计师”中的两名王牌设计师，祁刚和胡晓明，骊谷的实力可想而知。骊谷的大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钱维当然也是很有实力的，2OO1年在深圳举行的“南北女装对话”，他便是主角，只是因为马宁出身电视台的关系，更为社会所知而已。
　　提到服装老板，特别是女装，不得不说到“雪歌”和“雪歌”的老板陈迷丽。朱爱武是从买衣服开始的，将自家的门一开，挂上衣服就卖了。陈迷丽是从做衣服开始的，也将自己家的门一开成为一间小裁缝铺。朱爱武称自己三百元起家，陈迷丽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条裁缝师傅的软尺，顶多二百元而已。两人的年岁也差不多，又都是“美女老板”，异曲同工。我知道陈迷丽比较早，因为我手下的一个职员那时就住在市区龟湖路的那一边，与陈迷丽开的缝纫铺很近。她有时穿了条别致新颖的衣服，说是隔壁迷丽做的。温州话“迷”与“美”同音，我心想，这女孩的父母胆子真大，他自己的孩子叫美丽，如果她难看的话这名字不成了讽刺。我公司的那位员工说是“迷”，不是“美”。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但至今无缘相识，不相识的就不能乱闲说。在这里只能报上她的头衔：“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温州雪歌服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设计师，在温州市区到机场的路上，你会看到一个“雪歌”的大广告牌，那上边写着：如风、如雪、如歌……
　　服装界并不是女老板的天下，“庄吉”的陈敏、郑元忠，“华士”的曾旭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以及“报喜鸟”、“法派”等等的老板都是男士。但其他行业没有如此多的女老板，我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来闲说一下。女老板除了集中在服装业之外就是商业了，商店的女老板不少，特别是服装店，女老板所占的份额不只半壁江山。只是服装店中没有动辄上亿的销售额，这里就不去闲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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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老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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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鞋革业、服装业，还有眼镜、打火机等等行业的老板群体很大，很有实力，但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的排名，总排在前面的温州企业大都是机械电器业，也就是说最大、最有实力的老板是机械电器业方面的老板。
　　“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在全国的知名度不必说了，销售额都在数十亿元之上，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均在十名以内。“正泰”老板南存辉、“德力西”老板胡成中应该说是老板中的大哥大。有意思的是南存辉先生以前是以补皮鞋为生的，而胡成中先生是做裁缝出身的，但他们没有能成为鞋业或服装业的大老板，却成了机械电器业的领头人，这就不得不说到乐清柳市镇了。
　　柳市镇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在全国几万个镇建制中，她只是很普通的中等大小的镇。但在去年全国民营企业界500强的名单中，这么一个小镇共有八家企业入选。除了“正泰”与“德力西”之外，“人民电器”集团2002年的总产值超过5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4位。董事长郑元豹、总经理叶玉淼都被评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长城电器”集团，2002年销售收入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且相当一部分是出口收入，2001年，集团董事长叶祥尧赴美考察，与美国通用材料公司签订了6000余万元人民币的供货合同，说明该集团公司的产品已进入美国电器业主流市场，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榜上有名；还有“新华电器”集团，也进入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除此之外，进入行业全国500强的企业还有数家。柳市的老板群体真是又大又强，可谓我国经济界的一大奇观，这就是“柳市现象”。2002年《经济日报》牵头，在北京举行了“柳市现象”研讨会，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参加了研讨。
　　其实，这就是一个产业氛围的问题，我在讲“温州模式”这章中提到过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就是指的产业氛围，南存辉在柳市办鞋厂、胡成中在柳市办服装厂都不可能办得很大。相反的，在家家户户都做西服的灵昆岛，自然就会产出“夏蒙”这样的全国知名品牌了。
　　“神力集团”也是从机械行业起家，虽然没听说它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排名，但在温州的老板中，“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能担任温州总商会会长一职便是明证。所以说温州最大的老板在机械电器业。
　　有的行业并不是很大，其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如宾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等等无不如此，因为它关联到社会每个行业和每个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深有体会。作为小老板，我在温州没有名气，人家提到我是因为我曾经是作家。但自从与朋友一起开了温州国贸大酒店之后，便被视为正式进入老板行业，开始小有名气。因为酒店有员工近千人，每日可以接待上千人吃饭、娱乐与住宿，酒店有三十余层，金色玻璃幕墙，在温州可谓标志性建筑，我作为酒店董事长，俨然成了老板。其实这房子是国家的，我们仅仅是以每年一千万元左右的价钱包租下来开酒店罢了，其投资远没有房地产大，实在是徒有虚名。但如温州国际大酒店老板倪铁成先生、温州王朝大酒店老板朱志群先生等却又不同，虽然同属四星级酒店，他们的房产是自己的，那才是真正的老板。
　　温州的娱乐业规模也不小，特别是KTV。如“航空母舰”、“太空飞船”、天上人间、宝丽金娱乐城、王府娱乐城等等，也都很有名气。
　　餐饮业在温州也是个大行业，并且许多酒楼是连锁的。有“阿外楼”、“云天楼”、“五马美食林”、“溢香厅”、“凯悦”等等酒楼，规模都很大，老板我大都见过面。其中“阿外楼”最具代表性，应当在此述说一下。
　　“阿外楼”这个名字很土也很怪，但这个名字在温州叫得很响，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板是周宗权、周宗友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市区华盖山外边环城路有间酒家叫山外楼。周家由老母亲领头，带了几个子女在旁边开了另一家酒家，房子比山外楼还矮，便起了“矮外楼”。温州话“矮”“阿”同音，大约是认为矮的是房子，不是经营手段和能力，所以后来写成“阿外楼”，由于经营得法，菜鲜价廉，“阿外楼”生意一直非常好。几年之后又开了一家“新阿外楼”，又过几年开一家“东阿外楼”，以后陆续有“西阿外楼”，“南阿外楼”等等，连锁店越来越多，兄弟姐妹几个也分别当各自“阿外楼”的老板。各个阿外楼的生意都很好，历二十多年而不衰，可说创造了温州饮食业的一个神话。周宗权、周宗友我都认识，黑黑的肤色，敦厚的样子，从来不耍大牌。我以前常光顾阿外楼，有两次因找不到包厢，他们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我们吃饭。只是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我极少去其他饮食店吃饭，与他们按温州话说是“生份”（陌生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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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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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规划是一门科学，且学问高深，本非我辈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据说也可以归之为几个简单的原则。我曾参加过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参办的新型建材展览会。那会场只有六层，三层却在地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规划是教育文化区，楼高限于三层，为了扩大使用面积，会场另三层只好建在地下，建筑造价虽然稍高，但可节省能源，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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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计莫如树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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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又称白鹿城，温州人就是梅花鹿。闲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自己已经将梅花鹿身上的每个美丽的斑点都画上了，该是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了，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
　　一个星期天，小孙子缠着我带他去动物园。在珍禽馆前，正看到孔雀开屏，那绚丽斑斓的尾翼，让我们都很兴奋。可看了一会儿，小孙子偏要拉我去孔雀背后，看看那里有什么，这是人的好奇的天性。也许可能那丑陋的屁股使他失望，我忽然悟及我的意犹未尽是什么。我要陋一陋温州，陋一陋温州人，让诸位看看温州这只开屏孔雀的背后有点什么。什么叫“陋一陋”？温州话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了，“陋”字是形容词，陋规、陋习、丑陋，在温州话中“陋”字是动词，意思是揭一揭丑事，既简洁又形像。
　　陋温州要陋什么？说来也巧，我携夫人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下拍照片时，接到李涛先生的电话，称温州电视台有个谈话节目，要请我与沈克成及温州市规划局长肖键雄做嘉宾，谈关于温州的规划和城建。这些年对于媒体的采访我是能避则避的，但就是这个题目却有话要说，毕竟做了十多年的房地产，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惜远在国外，未能做成这个嘉宾，只好在此自说自话了。
　　温州毗邻东海，境内有山有水，又有宽阔的瓯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比之大连、青岛、厦门这些滨海城市一点也不逊色。可温州现时与这些城市相比有如(又鸟)与凤凰，差距实在太大了！
　　先说个温州城建中的笑话：大球山是温州市区众多的小山之一，仅数十米高，旁边还有条小河。因为开山放炮取石，球山已经炸成了瘌痢头似的，俗称瘌头山。政府如果下令禁止开山取石，并加之改造，即能成为一个好的自然景区。偏偏决定要去炸平它，腾出空地可以开发。于是往山上填埋了几吨炸药。温州的媒体还将之作为壮举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真是肉麻当有趣。不知是施爆的队伍技术臭还是老天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轰隆隆几声之后就哑炮了，山体仅仅炸掉了一半，还有几百公斤炸药埋在那剩下的山体腹中。后来政府总算觉悟，在残存的山体处建了一座公园——绣山公园（称之为火药山公园更确切）。
　　这个城建笑话昭示一个问题：温州对规划与城建的态度一如毛泽东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端端的一座山要去炸平它，美美的一条河要去填平它。解放后，温州市区被炸平或挖平的还有东屿山与西屿山，被填平的河流数不胜数。因为温州古城的规划特点是一坊必有一河，也就是每条路边便是一条河，如今的市区却没有几条河了，战天斗地的结果是毁了山水，瓯地的魅力大为逊色。
　　又据媒体多次报道，温州曾数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将温州批准为特大的市，据说是因此获得地方立法权。我不知道这立法权有多重要，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温州市区人口远未达到百万，媒体还称这是一种胆识与魄力，溢美之词不少。我觉得奇怪，发展是一种自然规律，温州本来只是个中小城市，为什么一定要用鼓风机将之充气、吹大呢？我去过不少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如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西雅图、瑞士的日内瓦以及我国的珠海、大连等，城市都不是特别大。相反地，所有的特大城市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巴西的圣保罗等等，从未戴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桂冠，温州为什么要往那里挤？
　　城市的规划是一门科学，且学问高深，本非我辈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据说也可以归之为几个简单的原则。我曾参加过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参办的新型建材展览会。那会场只有六层，三层却在地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规划是教育文化区，楼高限于三层，为了扩大使用面积，会场另三层只好建在地下，建筑造价虽然稍高，但可节省能源，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节约。规划如此严格引起了我的兴趣。据说旧金山的规划并不复杂，仅仅规定了商贸办公区、居住区，文化教育区和产业区的范围及容积率和限高，规划的原则只有一个：即尊崇自然和回归自然。
　　我曾经参加过广西柳州市举行的一个如何提高城市品位的研讨会。柳州市政府邀请了全国不少知名专家与会。有规划专家、建筑专家、环境专家，但最多的还是人文专家，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孔祥星，全国公民道德委员会委员李汉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赵为民，雕塑家、艺术家文元衍（遥远）等等。我作为文化人出身，又在柳州有开发项目而应邀敬陪末座。专家们为提高柳州的城市品位设计了“五个一工程”：一个凸显山水文化的城市规划方案；一个蕴含龙文化的城市中心广场（柳州又名龙城）；一个包括多民族婚俗的主题公园——相思园（柳州市有十九个少数民族）；一首具有浓郁的刘三姐色彩的市歌（刘三姐为柳州人）；一座具盘古开天辟地内容和气势的城雕（柳州为中国古人类“柳江人”化石发现地，并有盘古村）。与会专家还提出了诸如将柳州市树由榕树改为柳树等众多建议。且不说“五个一工程”，光市树这一建议即让人叫绝。福州市、温州市、中山市、柳州市……许多南方城市的市树都是榕树；福州向称榕城，市树定为榕树当仁不让，按文元衍先生的话说那是“李谷一”，接下去的便是李谷二，李谷三了，轮到柳州是李谷六，李谷七了，你本来姓柳，又拥有柳宗元这样的文学大家，你不姓柳姓什么？何况柳树的生命力顽强，插在哪里便在哪里落地生根，所以古代文人送别时要折柳枝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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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计莫如树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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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为什么不能邀请一些中外名家来探讨一下如何提高城市品位呢？登高才能望远。几个政府官员，几位本地专家学者，苦思冥想的结果是纪念郭璞筑永嘉郡城，在郭公山上筑一段矮矮的城墙；纪念王羲之在温州庭立五马，便在五马街口立一五马拉车的雕塑。那么纪念刘基岂不是要在文成埋一“泰山石敢当”的基石；纪念张璁，即在三角城头雕塑一人像，举手前瞻作聪明状？想象力如此之低怎么谈得上城市品位的提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便外地专家学者的水平不高，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不至于近亲繁殖，每况愈下。以至外地人来到温州，总是摇头，谓名不符实，温州应当更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典出《管子权修》，原话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温州人已经解决了“树谷”的问题，不必再为温饱而背井离乡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树木”与“树人”的问题了。既然“十年之计，莫如树木”，说明“树木”是可以急功近利的，上十年温州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证明，只是尚不尽如人意罢了。其实，要赶上大连、青岛或厦门均不难，温州的房地产市场比之它们要好，温州的土地价比之它们都高，也就是说温州市政府的物质基础比较好，只要思路对头，方法正确，没有理由不赶上其他沿海城市并超过他们。
　　山水文化名城的概念不错，温州市内有山有水，自然条件很好，但必须好好梳理。松台山区域规划得最好，治理得也比较成功；华盖山却让米莉莎花苑等建筑破坏了；雪山的规划与改造正在顺利进行，东向的杨府山、西向的翠薇山却未正式开始治理；市中心海坦山西北边仍是一团糟。
　　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治理塘河的提出非常对，难度很大，要常抓不懈，不能因为政府领导的更迭而放松。我家原先就住在塘河边上，四年前就说要拆迁，并正儿八经发过通告，要建水上公园，我赶紧搬出，可四年后还没有动工的迹像。我的一些亲友因为无处可搬，还住在那边。却又经常没水，时时停电，因为都说要拆，有关部门也不来管了。好端端的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是藏污纳垢、一塌糊涂。——且慢，正写到此处，有消息传来，那边又贴了公告，要拆了！四年多的时间里，公告已见到多次，不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狼来了”。还有九山湖治理了南边的一片，应当说也比较成功，北边又不见动静，据说是经费不够。三垟湿地、城市绿肺这一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及时，但要在全面规划并经过专家论证之后才能着手。不要以为我们这代人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不要酿成开发便是破坏的悲剧，留下点空间给后代。
　　温州的江心屿与厦门的鼓浪屿、镇江的焦山屿同称为我国的三大名屿。三大名屿除风景优美之外还有其光辉的历史，鼓浪屿是与郑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焦山屿是与戚继光、梁红玉联系在一起的，而江心屿是与文天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近些年有人主张将哈尔滨的太阳岛也列为名屿之一，受到了史地学界的反对，因为太阳岛缺少历史。我儿子告诉我，确有四大名屿这一说，版本与上列的不同，分别是温州的江心屿、福建的东门屿、鼓浪屿和台湾的兰屿，这四大名屿都与郑成功有关。江心屿对温州至关重要，没有或破坏了江心屿，温州便不能称之为山水文化名城，对江心屿的开发与改造必须慎重其事。东西塔、江心寺和宋高宗驻跸过的原兴庆寺都是江心屿的灵魂，现在江心西园游乐场的摩天轮，将江心屿搞得有点不伦不类。
　　温州五马街所具有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街区特色，是别的城市步行街所缺少的，可惜短了点，未走几步便到头了，让人遗憾。解放路的特色与五马街相近，建筑风格比较一致，打通府前街至百里坊这段路后，是否可以将解放路从五马街口至广场路口的这一段与五马街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步行街区，更能凸现温州的商业历史特色。
　　拆迁安置本来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奇怪的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温州，拆迁安置却由旧城改建指挥部一家负责，致使有拆迁户在房屋被拆七年之后仍无家可归，市府门口常有人因拆迁问题而举着大字报呼吁。市区未改建的街道已经不多，这些旧街区显得杂乱不堪，破坏了温州整体形像。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必须由政府牵头，做细致的工作，一条条弄堂、一个个社区进行梳理，使之清洁、美丽，不要让这些地方成为猫拉屎——东一堆、西一团。
　　拉拉杂杂，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城建部门必须牢记“树木”的原则：即保护自然，遵崇自然，回归自然。不要再与天斗、与地斗，斗的结果不是其乐无穷，而是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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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计莫如树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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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说一下，温州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立意高远，用心良苦，作为地方政府，为提高办事效率，此举虽为良法，却只能治标，治本之权，不在他们手中。加拿大全国权力机构，仅有三级政府，即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市政府是最基层的权力机构。我们的市政府之下还有县政府、乡镇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或村委会三级。权力多三级，文件多走三级，命令多转三巡，审批多过三关，官吏更如几何级数增加，层层加码，道道设卡，效率如何提高？加拿大的社会安定，人人安居乐业，并未因为权力机构少而紊乱，我们为何不能仿效？但要削繁为简，又非温州政府权力范围，只能“效能革命”了。
　　闲人闲说，人微言轻，说说而已，没人当真。其实不用陋，温州人心知肚明，比之其他滨海城市，温州差远了。外地人只要来过温州，也感觉不满意，认为温州应当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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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之计在于树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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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陋一陋温州人。写此书之前我还在南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我是与上海的几位房地产界同仁去游玩的。我们都很羡慕和赞叹巴西人活得那么开心，那么有滋有味。里约是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几乎被洁白的沙滩所包围，里约人一有空就去沙滩晒太阳。上班之前他们穿着泳衣先去沙滩，手里拎着的是制服，玩好了穿上制服去上班，下班后又穿上泳衣去沙滩。学生下课拎着书包先去海滩，太阳下山再回家。里约滨海道路都是穿泳衣的人，穿着T恤的我们倒成了例外。给年青的女郎拍照片，她们都很开心，因为你欣赏她的身材，欣赏她的健康和美丽。在沙滩玩排球的有十来岁的小孩，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个个兴高采烈，人人面带笑容。依瓜苏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小城，就是大瀑布边上，这个大瀑布虽称世界第二，比之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并不逊色。因而依瓜苏城市周边有不少水面，我们所住的宾馆边上就有大水塘，宾馆备了钓杆供旅客钓鱼。但钓到的鱼不许吃，大的交给宾馆，有人会将之切碎喂鸟，小的放回水塘。我趁早饭前半小时，即钓了六条鱼，一条斤多重的大鱼喂了鸟，其他的放回水中。巴西商店的商品标签特别，有许多数字，经解释才知道，有总价，还有分期付款的价格。譬如一双鞋，总价二百元巴币，可分四期付款，每期52元（其中2元是利息），一年交一次。也就是说，无论是一双鞋、一件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更不必说房屋、汽车等大件了。巴西人总是在寅吃卯粮，但巴西人最开心，巴西的桑巴舞，巴西的狂欢节，巴西人玩疯了。
　　我的一位朋友叫章鸿杰，去巴西十多年了，十多年中天各一方，从未联系，但我有消息，听说他做得不错。我便向里约的翻译打听，没想到一问便知，章先生现在是中巴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做汽配生意，也做房地产。他很快地便开车来看我，并带我在里约兜风。他说因为巴西人爱玩，勤劳的华人都能赚到钱。我突然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过的一本书，那是日本天文学家高田敷在南美居住几年后所写的感受，题目是《丑陋的日本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个神话，我们家中的彩电是日本的，洗衣机是日本的，手里拿的照相机是日本的，胡子长了用的电动剃须刀也是日本的；路上开的好汽车，哇，日本丰田“皇冠”！还有本田、铃木摩托车……日本人的旅行团一拨又一拨，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西安临潼，到处可以听到“空尼西娃”、“撒由那拉”。日本的新干线火车速度世界第一。日本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到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路只走了不到半个世纪……我们对日本是既羡慕又有点不服气。当聂卫平战胜日本围棋选手时举国欢腾，有终于出了一口气的感觉，他因而被誉为“抗日英雄”。温州人现时似乎也被国人视为神话，温州人如日中天。但我觉得神话总有终结的时候，要给温州人敲敲警钟，我要陋一陋温州人。
　　我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乘飞机经停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到上海后再乘飞机回温州，在飞机上的时间是三十四个小时。回到温州未等倒过时差，立即翻箱倒柜，找到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并且立即浏览了一遍。温州人与日本人如此相似乃尔！让我先抄录该书《前言》中的部分文字吧：
　　“但是，当日本人在国外度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自己反会被激烈的国粹思想缠住似的。只要他们基本上习惯了外国的美丽、壮观，就会明白过来：他们的（指国外）所有文明，绝对不是超越日本人能力的东西；他们的起居行为，不论哪一方面，绝不能与日本人的勤奋相比，日本人好极了！只要乐意霞关大厦可以盖得更高些。日本人克服几倍于洋人能够的忍受的艰苦，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根本不算回事。日本妇女多么文静娴雅，甚至具备献身精神！
　　“可是，假如你度过了若干年岁月的世界主义者的生活，而且习惯了外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你就不会去注意电视机数量，比较勤奋程度这些表面的价值判断了。
　　“假如你自夸地说：‘东京的铁塔超过了埃菲尔铁塔！’法国人会笑着回答：‘很遗憾，我既无需去超过你们，也没有这笔钱。’如果你扬言：‘我在拼老命地工作。’西班牙人会不解地反问：‘那你的夫人怎么办？’
　　“日本人最憧憬的东西，是外国人所轻蔑的；我们回避的，是他们价值高昂的行动。日本人与世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差距实在太大。我认为，其中主要的部分是日本人的人性意识的‘延迟’所致。”
　　于是，作者认为：“明治（指明治维新）结束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性的维新。”所以便有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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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之计在于树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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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瓯地的瓯民确实有如岛国的日本人，在资源贫乏又迫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只好作“树谷”之计，至使人性意识扭曲，有成“经济动物”之嫌。因为有时赚钱也如吸鸦片，会上瘾的，加上温州人的特性，口袋里有十元钱时想一百元，有百元时想一千元，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温州人因而比外地人活得辛苦，活得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形容温州老板的艰苦创业，但温州人宁愿当“睡地板”的老板，也没有想到去当睡席梦思的打工者。譬如苏州人，闲暇时去泡泡茶馆，譬如成都人，抽空大家一起打打麻将，他们都过得比温州人潇洒。茶馆在温州从来没有红火过，温州人没有时间去泡茶馆。温州人唱的是“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歌，我本人也是属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办企业时一门心思，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直至一日“非典”降临，“大军压境”，生活一下子停滞，万籁俱寂。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譬如将平时也当“非典”，暂时放下一切，去写写文章。或与文友们比办企业，与企友们（我杜撰的名词，即企业界的朋友）比写文章，我的压力不是可以一下子减轻了吗？当然这种悟不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你不可能做隐士。但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不要只专注于你的企业或事业，走进大自然，或做一些你爱好的活动。温州人的目的性明确，事事争先，既创造了温州的神话，却也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我有点可怜起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温州人了。
　　温州人的第二大毛病是文化底蕴不足，有时不免显露出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来。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是指现时当家的一代，也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当红的老板和当权的干部。我认为，“树人”要有先文化，后文明的这么个过程。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或至一个民族，没有许多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的社会行为，更不可能显出文化的底蕴来。去美国你感觉到的是现代，是科技。到了西欧，你感觉到的是历史，是文化底蕴，那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美国人可能雀跃欢呼，率性地在雨中奔跑，英国人便少有这样做的。他们可能在躲雨，也可能在冒雨前行，却不是奔跑着，而仍旧是走着，保持那种绅士风度。不能说两者孰优孰劣，只是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同风格。温州缺少历史感，缺少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在西安、北京、南京、成都、苏州等一些较大的城市都能感觉得到的。可温州又缺少现代感、科技感，这是我们在上海、广州、香港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的政治环境所能给予温州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这一代温州人所受的教育也太少了，我们远未完成从文化走向文明的各个步骤。温州人这一群体给人的印像也仅仅是说着古怪的语言，办事风风火火，会做生意会赚钱而已。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一代温州人的文化教养不足，不是温州人不聪明、不努力、不求上进，而是历史的误会。最近连续三年，温州高考上线人数均居全省高位便是明证。我们的下一代会克服这一代的不足，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的欠缺，特别是我开酒店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国贸大酒店的电梯是德国的蒂森克虏伯牌，世界上最好的电梯之一，电梯内还配有高档的装潢和全毛地毯。电梯口和电梯内都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不少人仍旧吸着香烟进进出出，而且吸烟的大都是本地人。更有甚者，去年的一天，竟在监控中发现有人在电梯里小便，立即通知保安将这人拦住了。这人先是抵赖后还振振有词：“喝了不少啤酒忍不住。”每年春节期间是酒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春节期间也是酒店的器物折旧最快的时候。因为春节期间大都是温州本地人来消费，房间的地毯上香烟灰、痰迹到处都是，开业两年之后地毯几乎都换遍了。我们酒店的服务人员都想不通，这么好的地毯这口痰怎么吐得下，这烟蒂怎么忍心扔得下？在温州，随地吐痰、随地小便时有所见，还不像上海，组织居民老太太去管，温州没有这样的志愿者。垃圾乱倒也经常有，特别是城乡接合部。有时你开着车，看着前面一辆车慢下来你得小心了，果然，放下车窗后扔出来的是果壳、纸屑或塑料瓶。至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开粗口骂人，更是司空见惯了。如果说“他妈的”是国骂，“捣你妈”便是温州人的“市骂”了。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听到的，而且好些人还会在这三个字前缀“吾阿爸”，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老子”。还有坐飞机到港时，机未停稳，就有人起来拿行李，或在机舱内走动、唤人、打手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往温州的航班上，这说明温州人大都是急性子，但这也是教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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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之计在于树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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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有一种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车比行人神气。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于车占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对行人很客气。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话，很远就停车，轻轻按动喇叭提醒人们，靠近行人身边时，说声‘谢谢’，道歉后再通过。相反在日本，行人被骂‘混蛋’，像老鼠避猫似的惊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即乘车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这是两位秘鲁留日学生给高桥教授写的一封信，说的是日本的一种现象，但那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写这一章的前几天，陈定华邀请与他同机来温州的洪波和越剧名演员方亚芬吃饭。那个饭店离我们国贸大酒店很近，步行约五分种，我提议我们步行过去。可当我们想走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时，等了几乎有十分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就是没有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的。他们两人摇摇头：“看来温州开汽车比行人神气得多。”虽然此前不久温州交警实行了对斑马线上汽车不让行人的整治，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的干部如何？我在《温州的干部》一章中已经说过，尽管有王天义、杨秀珠一类的人物，温州干部的廉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比外地干部潇洒。但一些干部的素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企业迁到了上海，回来后告诉我说：“我在温州觉得自己像孙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爷爷。”他的意思是指在温州办企业时，任何一个有关的部门都可以来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关部门的人。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会真正做到为你的企业服务。这就是文化素质问题。温州还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你不熟悉的，对不起，你将会看脸色。我们开酒店的，光许可证便领了十几个，我们面对的有关部门非常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又得罪了某个部门了。有人分析，在温州这么个环境中，这么点工资对温州的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吸引力，所以他们不敬业。还有人分析，这里有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你们老板那么赚钱，我们才这么点工资，让你们也“出点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是素质问题，现在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就是针对干部素质的。
　　温州人的第三个毛病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或叫“温州人主义”。我曾提到过，在欧洲，你讲温州话是不愁没饭吃的。温州人讲义气，爱抱团，团结就是力量，温州人比之其他地方人事业容易做大，他们有“朋”的方式。这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既然靠国家靠不住，我们只能靠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打拼，靠我们的互相帮助。延伸出去就有了温州人的小团体、小宗派。温州人在国外，许多人没有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与温州人做生意，跟温州人一起玩，只说温州话。但如果你走出了这个小圈子，一般都能做大生意。在欧洲的温州人有句话：“他不错，与番人做生意。”那就说明这人走出了温州人的小圈子。问题是走出去的人不多，在国外的温州人还是小老板居多。圈子小了，不免有矛盾，有碰撞，原有的华侨社团便有分化。因而国外温州人的华侨社团很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有好几个，诸如：“温州同乡会”、“温州人联谊会”、“华人华侨总会”、“华商总会”、“XXX华人工商会”等等，名目繁多，局外人一时不明底里。我有一熟人，侨居意大利的，名片上的衔头很唬人的：意大利XXX华商会副会长，意大利XXX华侨总会会长，意大利XXX餐馆董事长，意大利XXX餐饮业协会顾问等等。第一个衔头的副会长共有二十多位，是每位旅居意大利某地的华人花相当于五万人民币的里拉都可以当的。第二个衔头是他所住的镇的温州华侨社团，整个总会二十多人，会长、副会长十几人。第三个衔头是实职，他本人是董事长兼厨师，他太太是账房兼服务员，他们还招了个勤杂工。第四个衔头和第二个异曲同工，这个镇上的十几位温州人大都开餐馆，总会就是餐饮业协会。他当总会会长人家当顾问，反过来人家当餐饮业协会会长他当顾问。而且这十几个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抱成一个团，在这个小镇里还挺有影响力的。他在三年前回了一趟温州，所带的钱不够花了，从我这里借了几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能再见到他。不是说他要存心赖钱，只是他的收入不高，不能年年回国探亲。
　　温州人在国内的其他省市，建立了几十个商会，这些商会倒未有如国外的社团一样小型化，基本上还是一地一会。比如在石家庄、在成都，做生意的温州人几近十万，温州商会都只有一个，核心人物不过一桌人。在维权、排忧解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两个大市场，我都听外省市在那里做生意的人说过：“真干不过你们温州人，动不动一帮人，不像我们单枪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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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_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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