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加拿大文学理论家琳达·哈切恩(linda hutcheon)在她的著作《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中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唤起了对历史的关注"。摄影作为一种记忆保存方式也受到了当代摄影家、艺术家们的重视。贮藏在照片中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有决定历史叙述方式的权力的存在与记述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对照片本身所作的重新解读与对历史的重新叙述成为后现代摄影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在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的摄影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摄影家。尤其是一些黑人摄影家、女性摄影家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极大的敏感。她们以一种鲜明的态度与立场展开了一场恢复历史记忆的修补工作,或者甚至以自己的影像方式重新建构历史。美国黑人女摄影家卡里·梅埃·维姆丝(carie mae weems,1950-)的作品通过给黑人历史照片着色的手法试图给出她自己对摄影所体现的权力构造与摄影对黑人历史形成所起的作品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法国摄影家波尔旦斯基以装置作品的形式为死于纳粹大屠杀的儿童的照片提供了一个历史祭坛,以在幽暗的灯光下以微笑注视着人们的被屠杀的儿童形象来惊醒人们已经变得日渐模糊的历史记忆。日本女艺术家(山鸟)田美子(1959-)认为日本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帮凶作用必须得到清算。她通过历史照片来具体地指认日本女性在战争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日本青年摄影家荒井浩之(1966-)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个庞大的"20世纪的记忆"的摄影作业,通过对在20世纪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如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故居、包豪斯校舍、勃兰登堡、法国五月风暴的发源地巴黎大学南特分校等这样的重要历史遗迹的重新踏勘与凝视,以求对历史作出一种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