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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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除了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国产国际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联也通过各种方式跟中国当时的北洋政府打好关系，目的在于避免中国同时参与到干涉当中。同时由于苏联欧洲方面正在跟白军和国外的干涉者作战，实在没有力量与远东地区的日本人同时作战，为了建立一个缓冲带，俄共中央决定在俄国的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勘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建立一个对外宣称独立，对内施行民主的远东共和国。而为了达成这一个目的，远东共和国向北京发出照会，希望建立一个互利的外交关系，随即不久就派出以国防部副部长优林的代表团访华。

但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式并不稳当，因此，刚开始时，北京政府并不愿意承认远东共和国和接待优林的来访。然而不到一个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掌控了北京政权，而同时日本人也在事实上承认了远东共和国的地位，有鉴于此，北京新政府开始转而同意优林来访，但必须要以商务总代表的身份来京。一个月后，优林到京，北京政府也趁机承认了新俄的外交地位。

谈判并不顺利，先是华侨的损失赔偿问题，然后，又发生了，白军进入到了在当时尚属中国主权的外蒙古地区，并占领了库仑，从而引发苏俄联合其傀儡国远东共和国军队开入外蒙古“剿匪”的事件，引起北京政府强烈不满，谈判一度中断。1922年10月，日本占领军撤出海参崴，远东共和国使命结束，于11月正式宣告归并于苏俄，因此谈判最终亦同时宣告结束。

然后紧接着的是中苏之间的直接谈判，但同样因为外蒙古问题而没有达成，事情是因为苏俄在占领外蒙古以后，扶植了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为领导主体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并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这引起北京政府的极度不安。而于此同时，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完全退回了关外，并拒绝北京政府交涉满蒙问题，谈判最终完全失败。

1922年苏联政府正式改名成立。1923年，苏联政府派遣加拉罕为全权代表进京谈判，12月，加拉罕重新发布了前两次的苏联对华宣言的译文，却删去了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文字，并要求修改的北京政府以后者为准，这引起很大的争议。隔一年英国和意大利以及承认了苏联，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国内要求承认苏联的呼声日高，因此，北京政府决定正式开始与苏联的谈判。

谈判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是旧约问题，中方希望全部废弃，而苏联不肯。第二个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要求苏联撤兵，并废除苏蒙协定，苏方以担心白军再度利用外蒙为进攻据点的理由而坚持难以做到。第三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希望苏方遵守第一次宣言所讲，无条件归还中国，但是苏方却只愿意折价赎回。由于这三方面的问题，最终谈判仍然破裂。

而对于北京政府的这种做法，国内除少数人认为这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必要做法以外，多数舆论却持批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甚至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对苏联无条件承认，部分的激进学生还为此上街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受此压力，北京政府决定与苏联再度重开谈判，经过努力，最终取得苏联的某种让步。

就在中苏谈判的同时，苏俄也正在中国积极物色能够承担反帝运动的组织和力量，而苏联之所以把民族运动视为工作重心，是来源于对其革命阶段性的理论的认知。认为以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最首先的应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孙中山浮出了海面。

经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居中联络，1923年，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在宣言中，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在外蒙古，而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引用于中国，并同意援助孙中山。

具体的计划就不说了，主要说说别的，第一个是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并组建军队的计划，孙中山原计划分别在外蒙古的库仑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基地，这个计划被苏联军方否定。因为前者库仑，当时苏联当局中的许多人正试图促成外蒙古的独立。自然不允许国民党把库仑当作自己国家的土地，并辟为军事基地，创建军队。而乌鲁木齐，苏联虽然承认为中国的领土，但是打回中国占领乌鲁木齐的先决条件在于从中亚地区建立军队，中亚地区本来一直是苏联的禁脔，自然不能允许中国染指。

第二个值得说的，是孙中山派遣到苏联负责商谈合作事宜的代表团，而团长就是蒋介石。插句题外话讲讲蒋介石，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最早对社会主义思潮是颇为信奉的，而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这个访苏的过程。蒋介石此行并没有达成自己所最为期待的目标，并且在这一行的过程，苏联的现实以及苏联领导人流露出来的某种倾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刺激。蒋介石回国不久后就明确的讲，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期间而已。”而针对中国的革命而言，他认为主要还是应该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假手于人，不然很容易被对方控制。同时他对苏联红军的就近考察，也使他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并决定了要创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的想法。

不久鲍罗廷和部分的苏联军事顾问来到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正式拉开了互相合作的序幕，而黄埔军校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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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宣布改组，改组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接受了共产党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而背后则是苏联晃动的身影。

本来，按照共产党一大所通过的党纲，是不允许与资产阶级进行妥协与合作的，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对这个只有50多个人的政党，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他认为中共如果不能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结合起来，是不可能又多少前途的，而为了发展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必须与国民党联合起来。他的建议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从1922年就成为共产国际下属单位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中。首先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加入了国民党，而后中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党内合作的决议，随后，大概有400多个中共党员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不得不说，很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组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职位，比如说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为宣传部干事。等鲍罗廷来了之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但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人数的10%，而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占到了将近25%。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国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秘书处和组织部。

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努力下，国民党的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党员人数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而相反，中共党员虽然占据了很重要的职位，但是人数却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这种情况，在苏联外交人员来看，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难以接受。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迅速的解决。

基于这个考虑，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了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渐拉开了国共之间的嫌缝。

在会议上，在支持孙中山和肯定国民党的这些问题上，维经斯基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基于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在国民党的形式，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上面却得到了相当激进的结论。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由于这种性质，必然具有阶级的妥协性，因此，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到国民党中去。

恰逢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以及外蒙古的权益问题，国共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应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这引起不少国民党人的不满，并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苏联政府以北洋政府作为谈判对象，而且态度激烈的抨击共产党员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而孙中山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

本来一些国民党元老，就很不满于改组之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中地位的迅速窜升，和控制着国民党组织发展的权柄这种现象，而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变得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另外一方面却和国民党的对头北洋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从法理上相当于承认了北洋政府的合法统治地位，这加剧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元老的不满。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了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立即找到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于中国革命，究竟何种态度”，是如协议中说的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是坚持扶助共产党，形成“党内有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的回答道：国共两党原本就是“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唯两党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国共两党之间得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而展开得摩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署得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来解决类似摩擦，化解了此一危机，然后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得倾向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久，发生了广州商团反叛事件，苏联援助得第一批武器抵达了黄埔，国民党得疑虑得到了一定得缓和。事实上，正是由于苏联得援助，国民党才能够在粤，滇，桂等地站稳了脚跟，孙中山也正是基于对此得考虑，所以才坚定得实行联合苏联的政策。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欣然应邀，但是没有想到行至天津的时候，因肝病发作病重逝世。孙在病重时，再三叮嘱国民党人对苏联援助的重视，并表达了对苏联政府援助的感谢。

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苏联的加速中国革命的意图受到了意外的挫折，然而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崛起，迅速然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强烈愿望。

其实，苏联在远东地区最担心的敌人是日本，在中国当时的各派军阀中，奉系与日本的关系最为亲密，而直系则最差。曾经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苏联找到孙中山之前，曾极力拉拢吴佩孚，没想到吴却根本不买账。因此，苏联只能把全部心思都用到了孙中山身上。

现在冯玉祥的突然发威，让苏联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线希望，加拉罕首先通过李大钊联系上了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不料不久胡景翼病死，计划告吹，幸好，这个时候，鲍罗廷联系到了冯玉祥，冯玉祥听到这个消息，欣然同意与苏联的合作计划，苏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迅速拨出大量的武器，款项支援冯玉祥，甚至计划提供2000多万卢布的援助给冯，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远远超过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援助。

此时不久，直系孙传芳联络皖，苏，闽，赣，组成五省联军，共同讨奉。而此时，当时颇受国人和国际社会期待的吴佩孚再度出山，受14省拥戴，成为讨奉总司令。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奉系，苏联外交人员也派出人来四处活动，与孙传芳联系，许以各种支援，并策反了奉系大将郭松龄。此时，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也到处在北京城内到处发放传单，鼓动群众起来示威游行。直奉战争随时爆发。在苏联的计划里面，只要冯玉祥登高一呼，相信不难彻底打倒奉系，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苏联政府否决了蒋介石此时提出的北伐，统一中国的计划，为后来国共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我们话题回转，再来说此时的南方政府。

孙中山死后，鲍罗廷也施展手段，趁孙死后群龙无首，左派首领廖仲恺被右派刺杀的时候，成功排挤掉了当时国民党内具有右倾倾向，并且掌握实权的许崇智和胡汉民，成功的把当时公认为左派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推到了政治军事领袖的地位。

随即，以汪，蒋为核心，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面的地位和势力大大加强。具体表现为：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里共产党员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8个部1个处里，中共党员占据了77%的领导职务，而在国民革命军里，共产党员已达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各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和9个团里面7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同时，苏联顾问这时是国民党几乎所有军事部门实际上的领导人，中共在广东还掌握了2000工人武装纠察队和6000农民自卫军，领导着大约10万有组织的工人和60万参加了农会的农民。由此可以不难理解，当时对苏联和中共怀有疑心，强烈担心国民党的未来命运的国民党人来说，是个多么严重的刺激了。

不过，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和汪精卫手里，而二者都是大家眼里坚定的左派，不曾想，二大代表大会更结束，就发生了明显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性质的“三二O”事变。

而事变的肇因，一个是跟上面提到的，苏联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北伐计划（拉斯克尼可夫语“我们强烈谴责北伐”），引起蒋与苏联的对立有关，另外的，则是跟鲍罗廷和深受蒋介石尊敬的加仑将军（后被封为元帅，参与对日作战，苏联相当杰出的军事将领，大清洗的时候被清洗）被调回国，新派来的季山嘉有关。

季山嘉是一个相当自负，同时又刚愎自用的将领，他不仅不把中国将领放在眼里，对蒋介石也时常语带讽刺，蒋介石本来就挺刚愎自负的，再加上因为苏联反对他北伐生了一肚子的气，结果两个人刚愎到了一块，因此经常吵架，沟通极为困难。季山嘉我行我素，毫不在乎蒋介石的感受，动不动就说，中国军队如果不加改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军阀，并暗喻蒋介石很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凯莫尔。在这种情况下，季山嘉有意将第一军的第二师拉出去另外立一个军，这引起本来就多疑的蒋介石的疑心，怀疑他有意要削其兵权。

为了要挟并试探，蒋介石到汪精卫那里要辞去所有兵权，到苏联留学，结果汪精卫并不为所动，甚至在蒋介石告季山嘉的状的时候，汪站在季的立场上为季说话，引起蒋的更大猜疑和恐惧。恰逢其时，当时广州流传汪和苏联顾问要绑架蒋到苏联的传言，而当他意外得知，共产党员的海军局长李之龙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把中山舰调往黄埔的时候，加剧了蒋介石的疑虑与恐惧，在经过一阵犹豫之后，蒋介石最终下令自己掌握的第一军发动政变。这就是著名的“三二O事件”

紧接着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并通过了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这为蒋发动的政变取得了合法性，而此时的汪精卫百口莫辩，从此之后，蒋介石确立了自己国民党内政治和军事的第一强人的地位。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人反对他北伐了，当然苏联也不会了，－－－－直奉战争，冯玉祥失败，奉系重新掌握了北京，本来苏联也开始倾向国民党北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以这样的形式来北伐，是苏联所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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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完结）

严格说来，其实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来征服中国，关键的在于时间，和征服的结果是不是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有利。事实上，早在1923年6月的时候，苏联就已经开始派遣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了。在这些派遣的军事顾问当中，有当时已经名声显赫的加仑将军（即布留赫尔），还有后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威震一时的崔可夫。这些军事顾问们，为黄埔军校和后来以这所军校的学生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的建立，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也正是因为国民革命军的存在，才使得国民党的势力，迅速从偏安一隅的广州，发展到了两广地区，－－－当然许崇智和新桂系的李、白、黄也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也是由当时的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加仑建议和主持的。还是在1925年的时候，加仑就已经明确提出北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他看来，北伐实际上从1926年的下半年就可以开始了，为此，他提交了很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对北伐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当蒋介石取得权力后，自然而然的，北伐的计划也迅速提到了工作日程当中来。不久，鲍罗廷和加仑又都先后回到了广州。北伐即将开始。

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军一级的还是师一级的，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团在协助指挥，并且严格贯彻加仑指定的作战计划书。而作为总顾问的加仑将军，也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的战地上空来了解战场情况。正是依照加仑的这份作战计划，北伐军迅速夺取了湖南和湖北，进而占领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也正因为加仑将军的身先士卒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所有军官的一致尊敬，即使在蒋介石后来开始反苏反共的时候，他还一心想要留下加仑，或者礼送加仑回国。当后来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和苏联达成援助计划，蒋介石首先，并且几度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能够再度邀请加仑来做军事总顾问。

北伐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国民革命军的功劳，同时还得益于冯玉祥的部队的参与和支持。这其中仍然有苏联政府的援助，为了冯与奉系的决战，苏联政府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枪炮子弹，而且甚至派来了担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叶戈罗夫是苏军的一位非常杰出的将军，他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担任过西南战线的司令员，战功很是显赫。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对苏联政府和国产国际来说，明显是一份过强的兴奋剂，使得他们冲昏了头脑，对当时的形式进行了错误的估计，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决议，为后来国民党的“分共清共”落下了口实。

这个就是在教科书上很少提到的国产国际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和后来的“五月指示”。

关于“分共清共”，我们的教科书一般都是一股脑的指责国民党忘恩负义，说实话，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公允，并不否认，从“西山会议”以后，国民党右派就开始处处针对共产党和苏联代表团，并一直要求将共产党力量清洗出去，但是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决议，却深化了这种矛盾，造成了国共分家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

先从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说起，在这次会议当中，由于被北伐的乐观局势所影响，会议给中共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斗争任务，任务包括，“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的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

在此决议之前，由于北伐的迅速，已经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拿武汉来说吧，在北伐军占领后的两三个月内，就发生了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而湖南的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这种农村农民的过激行为，不仅仅是针对真正的恶霸地主，甚至包括了不少当时正在前方作战的军人，很多军人，尤其是黄埔军校当时担任作战任务的学生，经常会接到家里的信件或电报，说自己家里的父母兄妹被当地的农民，分了家，戴了高帽，甚至挨了打，被枪杀等等情况，给当时的军队带来了不少混乱，当时就有不少学生就要求讨个说法。

本来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冲击，国内的经济情况就已经开始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而当时，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然而，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一下，使得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中共中央这个时候，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的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并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了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了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

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跃跃欲试地在上海等“准备一个很大地防御地流血地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地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地时候，联共中央，突然又开始大泼冷水。斯大林地观点是，目前还没有到抛弃右派地时候，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应当“象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之后再把它扔掉”。然而还没等中共中央做好准备，蒋介石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四一二事变”）。之后很快另立中央，与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甚至于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开始“清党”。

“四一二事变”，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得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依附蒋介石的西南诸省都占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这一方面，而江西的朱培德则夹在中间，左右摇摆。共产党以及受其影响的左翼国民党，仅控制着湖北，湖南两地。两地本来就是工农运动最广泛的地区，因此受到的经济和财政危机最重，现在航运，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吃紧。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军队和工农运动，等关系，都愈发紧张。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下，不久就发生了湖北的夏斗寅和湖南长沙的许克祥两部军队的武装叛乱。而此时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翼，已经失去了湖北的部分地区，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武汉政府摇摇欲坠。这个时候，又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北京政府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还搜获并公布了大批暴露苏联意图控制中国的秘密文件，这一个举动，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冯玉祥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武汉政府不得不解除鲍罗廷的职务，缓和民意。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不得不谋图妥协，以缓和当前不利的局势。然而很不幸的是，当时的苏联，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内斗，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也为了否认托洛茨基等关于其的中国政策是严重的阶级妥协路线的指责，斯大林根本不顾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坚持要求中共采取更为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方阵，随后就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这个指示对于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中共中央，无异于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来自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却不甘于此，私下里擅自把这封来电拿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的谅解。

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冯玉祥，却又如往日一样，背后捅了刀子，公开转向了蒋介石南京政府一边，并要求遣送鲍罗廷回国，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紧接着，身为湖南人的唐生智，何键等公开表示同情许克祥，并指责工农运动过激，同时对武汉政府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

7月8日，共产国际在发现形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之后，明令共产党员退出政府表示抗议，并准备在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自行召开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国民党左派一片大哗。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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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楼，等会写三区革命（国民党称之为”伊宁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