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心得（第二百五十七集） 罗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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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心得（第二百五十七集）

罗国正

（2024年2月）



3101、清末画家高桐轩是河北天津杨柳青（今天津市）人，自幼爱好绘画，曾征入清廷如意馆，为慈禧太后画像。他来往京津一带，专画肖像。晚年在家集中精力作年画。他的绘画美学思想主要如下：

1、要“形神俱现”，“图其本相”。

2、“盖写照即图其本相。相为人心之表。象同者多矣，而相类同者百不一见。”

3、“举凡品高爵显退居者，相露恬淡高节之气，侠义刚胆之士，要带吐气如虹之势，诗酒文人，举止容貌，须有风雅轩朗之相。摄让贤儒，必有礼义之风，宏府王侯，相必福威严厚，官人贵戚，要有纷华侈靡之态。”

4、“因人而论”，“不可拗于执理”，“世人多有神清而质浊，相奇而心卑；也有外形局促而胸怀冲淡，神相畅朗而心地狭窄者”。

5、画行乐图，“全图须透出贵贱媸妍不齐，风度容止不同，雅俗举动有别，坐立倚歇不一”。“人物背身之境界，要与画中人身品恰合”，“目光要相互顾盼”、“神情务必携联贯注”，“意韵若一涣散”，“岂能滥充行乐”。

6、“仙佛亦人也”，“下笔要净洁清润，像要鼻直口方，眉清目秀，方显静雅庄严”，表现其“菩萨心肠”。“若通身仅备神佛之容，道释之态，形具备矣，而慈悲心肠未现，则易人甜俗一格”。

7、“故实之人”，“尤要俏其品”。

8、“抒笔要先知其人之身世”，反映出意、神、趣。

9、主张“高古”、“骨力”，“气贯神注”、“行笔不可断，力不可懈，平匀而有力”。

10、肯定“画工”在美术史上的创造和贡献，反对将工细画为“匠”为俗的见解。

高桐轩的思路是清晰的，他将人像绘画分出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个层次，并提出了形与神结合到象与相的审美范畴，明确它们之间应该是在多数情况下相统一的，同时又存在着特殊的、个别的相矛盾的情况。所以，他主张要深入了解清楚不同人群、以至具体个人的身世、具体细致的情况后，才动笔，以达到准确表现出人物的形与神，绘出人物微妙的心理特征、神与相的意韵。他还强调应如实反映人物，而不应将创作对象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他还主张重视民间画工的创作劳动，肯定他们在美术史上的贡献。



3102、清代戏曲家、作家、理论家杨思寿认为：“凡词曲皆非浪填，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可见者，则借词曲以咏之。若叙事，非宾白不能醒目也。使仅以词曲叙事，不插宾白，匪独事之眉目不清，即曲之口吻亦不合。”并指出孔尚任《桃花扇》和洪昇《长生殿》，共同特色是“词气深厚，浑合包孕处蕴藉风流，绝无纤亵轻佻之痛”，李渔的喜剧“意在通俗”，“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浑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与颉顽，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

    杨思寿的美学观点，主要是继承李渔的美学思想。



3103、近代书画家松年的主要美学观点如下：

1、主张“多画忠孝节义，暗寓劝惩”，以“有功于世”。

2、“画山水、花鸟、竹兰，怡情适兴，风雅清高，已属盗名惑世，折人福泽。”

3、“古人莫不追摹造化之巧，何尝不求形似，独取得神乎？”他提倡“下笔神来，其形酷肖”。“总以形全神足为定本。”

4、“吾辈既应法古，尤在于以造化为师。”

5、画家须“随处留心，真境多观”，“涵咏胸次”，“细心体会”，“聚精会神处”，“得之于心”，“施之于手”，作品才与“凡众不同”。

6、“吾辈处世，不可一事有我，惟作书画，必须处处有我。我者何？独成一家之谓耳。”“造化在手，心运无穷，独创一家”。

7、“书画清高，首重人品”。

8、他赞赏“气韵闲雅，无烟火气”，“一片书卷名贵，或有仙风道骨”的“逸品”。

9、他的审美理想是：作品具有“静穆丰韵”。

10、“凡作大画而气势雄浑，愈观愈静，又无烟火、粗暴、丑恶、霸悍之病，皆心气足，精神聚之故耳。”

11、国画以“专讲笔墨勾勒，全体以气运成，形态既肖，神自满足”。西画以“工细求酷肖，赋色真与天生无异，“但能明阴阳起伏，则馀无底蕴矣。”

松年主张绘画要有功于世，作品能起到劝惩作用，反对伤风败俗的创作。他特别强调形似方能传神，反对脱离形似而妄谈神似，提倡师出古人，更应以造化为师，要认真、细致观察绘画对象，了然于心方下笔，努力创作出与众不同、具有自己个性的独创作品。认为书画家首重人品，心境平静，聚精会神、以气运成，才能书画清高，才能创作出充满书卷气、高于神、妙、能三品之上的静穆丰韵的“逸品”。但由于他受时代和自身理念的局限，显然对文人画、漫画、抽象画和细致地纪实历史的画的理解有所欠缺，对不同的创作主体、不同的创作主题、对不同画种的特有表现形态和实际需要没有充分的认识。



3104、在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人物，其中吴汝纶值得人们关注。他的人生经历、业绩，有不少地方值得后人了解、借鉴、研究。

吴汝纶是近代文明的开导者，近代文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1840年，是安徽桐城县人。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次年成进士。在清朝这种体制下，如果上不了进士这层次，是很难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的视野的。可惜的是，他虽然是进士，初定为一甲前列，后遭到多方评议、争辩，最终定为三甲之首。这样就离最高统治集团的视线远了很多，以致影响了他一生的官运。而另外一人张之洞，得了探花的名次，一生官运亨通。虽然吴汝纶在官场上有所失意，却日后成就了他办学、做学问的一番事业。他当了进士后，授内阁中书。后来他较长时间分别当上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这段时间，对他的知识、实际经验的增长有很大的帮助，他官至直隶州知州。由于他不爱走关系和疏通环节，这也许是文人的傲骨所在，影响他晋升速度。在这方面，李鸿章也提醒过他。他毅然辞官，去当莲池书院山长，培养了大批学子，在光绪年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他游历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对多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介绍回中国。他回国后，全力投身于办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很多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文明起到大作用。他因病逝世于1903年，享年六十三岁。留下著有诗文集、《东游丛录》、《深州风土记》、《易说》、《诗说》等。

吴汝纶多层叠加的知识、经验结构和事绩主要有如下：

1、吴汝纶自幼唯一师从他父亲吴元甲，吴元甲文化底蕴深厚，教子有方，加上吴汝纶自身非常勤奋、认真学习，又聪明，使他顺利地24岁中举人，25岁成进士。他中进士后，曾国藩问他师从何人，他答只是师从父亲。所以，曾国藩一度请吴元甲教授自己的儿子。吴汝纶在他父亲培育下，成为进士之才，进入了仕途，一方面在官场历练，另一方面结识了众多饱学之士、高层官员，使他的知识更加丰富、扎实，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人生各种机遇的概率大大增加了。很显然，这条道路，是有赖于他父亲为他铺垫好的。

2、吴汝纶是安徽桐城县人，桐城县是桐城派的大本营，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他从青少年开始就直接或间接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尤其是他密切接触了几位乡贤后，对他的知识、经验增长大有帮助。例如：方宗诚，是方志学专家、理学之士，吴汝纶认真拜读了他的《俟命录》等，深受民胞物与、家国大义所感染；在战乱期间，吴汝纶在桐城租住左光斗故宅一屋子，逐本地阅读左光斗曾读过的书等等。吴汝纶在桐城文化的滋养中，形成了追求上进的生命底气。

3、经方宗诚的引荐，曾国藩发现了“异材”吴汝纶，他成了曾国藩的幕府，他视曾国藩为“学师”和“业师”，在当曾幕的五年里，是他一生中最畅适、在青年时得到最大成长的时期。他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常之好，曾国藩非常重视、培养他，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人活动都带着他，亲自对他指示、点拨，不少重要工作，让他去完成。曾幕汇集一大批杰出文武大才、各界学术、科学精英，很多后来都成为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张裕钊、刘毓菘、徐寿、华蘅芳、容闳等等，几乎集全国人才之精华。曾国藩每天习惯开早餐会，餐后开始谈学术、修身、古文、证史论经、读书心得等等，还诲人不倦来教引门生，曾国藩还与一批文人雅集，诗词唱和等等活动，吴汝纶身在这优质的知识海洋里，获取了非常丰富的精神粮食，处世、做人、做学问、处理公务、仕途进展诸多方面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4、“天津教案”后，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截留吴汝纶为自己的幕府。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三个：第一、吴汝纶确是优秀人才，李鸿章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文字方面的工作需吴去协助完成；第二、更好掌握直隶总督所管辖的方方面面情况；第三、“天津教案”是个烫手的山芋，有吴做参谋，更利于较稳妥处理。从此吴汝纶在李鸿章手下干了十八年，开启了他的工作、生活新篇章。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吴汝纶跟随他处理洋务、结交外国使臣、接触西方文化，加宽加深他的中外视野，他积极努力学习西方科技、制度、教育、各类文化知识，认识到东西方的矛盾所在，深感我国有一批所谓的清流人士的空谈误国，清楚知道国情和时局的艰危，理解到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他也逐渐地知道李鸿章无力挽救大厦将倾的清皇朝。经历这十八年，吴汝纶的经验和知识丰厚、广博了很多。

5、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官场摸爬、各种历练、体验后，吴汝纶已感悟到自己书生气太重，不精于吏事，或者说，在这混浊的官场里，他忠于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底线。他也自知坚持在官场做下去，最多也再升一两级的官阶，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名，对国家、民族，对社会没有多大的作用、贡献。同时，他已预感到新时代的曙光将照耀中华大地，为将要到来的新社会培育新军，所以，他决定辞官（这应是他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多方的利弊，深思熟虑后，才毅然作出的决定），李鸿章想挽留、并许愿将他升官，他依然去官意决，开始担任莲池书院山长，从此，造就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吴汝纶。这年他四十九岁（1888年），是灵魂有了新的觉醒的关键时刻。

书院脱离官学的模式，多数都是在林壑幽深、山水宜人之处，很多学人籍此安顿身心，自由地飞翔在精神世界里，它不但具有教育功能，同时是创新和学术传播的平台和基地，这就非常适合吴汝纶的个性和理想追求。

莲池书院是雍正十一年由直隶总督李卫奉诏而建的京幾最高学府，内有参差错落的山水楼台、园林美景，占地很大，内有藏书三万余卷，大量的石刻、碑文、法帖、历世珍宝。乾隆皇多次驻跸于此，长期有学者名流聚集，文化气息冠盖当时，是当时中国北方文化、教育的中心。选送的生员，须严格考试，吴汝纶辞官到任后，身心愉悦，写信给朋友说：“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如鱼得水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此他可以努力推行他的教育、学术理念。在宽松优美的环境中，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教与学、理论与实践中升华。

6、吴汝纶从事教育是有几个阶段的渐进的，他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主张通过兴教加强教化，是为政要方。吴汝纶在深州、冀州任知州期间，把兴教化民作为首务，地方士民把他“推为大师”，而忘其官吏身份，他在深州将已失传的文庙祭孔舞恢复起来。第二阶段是任职莲池书院，这次是专职搞教育，他携家眷四十余口到莲池书院。他为书院进行系列改革，如原来开卷考试改为闭卷考试，采取开门办学，院外学生可来书院听课等。他通过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便利他筹集较多经费，聘更好的教习，开设新的学堂、课程，对学生增加奖励等。当时门下注籍者数千人，甚至日本人也来求学。他以此书院为龙头，并遥控、影响着冀州、深州、天津等书院，形成相呼应的学问群体。他发扬桐城派的传统、经学，古文成为莲池书院的核心课程。使桐城派在北方影响扩大，形成了以吴汝纶为首的古文学派中心北移，建立起桐城派的北方基地。第三阶段，甲午海战的失败、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等系列情况，给吴汝纶震撼非常之大，导致他的思想裂变、转型，深感学习西方科技、造就新型人才、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在莲池书院增设了西学的课程，没有适用教材，就让外国教习自定。他还提倡开办实学，如农商、法政、手工、机织等课程，以造就中国富强增加正能量。他组织过16名学生到日本留学（包括他的儿子），对日本进行考察，又促成更多的人赴日留学。在这时期，他认为需要大量翻译西学著作，须有更多精通外文的人材，他在莲池书院开设西文学堂，聘英国人教授英文，他也将自己儿子送进西文学堂学习，不准他参加科举考试，在西文学堂的学生每月还有10两银的薪水，毕业还安排较好的工作，优等生保升官阶等，以配合洋务工作在中国的逐步展开。他的一些提法，早于康梁的维新派。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1895年（光绪二十三年），他收到严复寄来的译稿《天演论》，他将其作为思想武器，大力宣传，以唤醒国人。他对《天演论》不仅写了序言，还写了《节本天演论》，其流通量甚至超过严复的译本。第四阶段，八国联军的破坏，致使莲池书院停办，吴汝纶在京创办了东文学社，先后请了五十多名日本教员教授日文、西学，成立译书局、报馆，编印《经济丛编》（半月刊），内有教育、文学、农工商、人物、中外大事等栏目，这件事引起东西方国家争相报道。1902年，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教大臣，奉命重建京师大学堂，聘吴汝纶为总教习，此时他已准备南下，反复推辞此职，其中重要原因是此学堂旧官僚和派系很多，难于周旋和施展。后因多方面和众多生徒的强烈请求，他勉强答应留下，他要为大学堂制定新的章程。为此他启程到日本，考察西式教育。他到了日本多个地方，遍及大中小学、幼儿园、实业专门学校40余所，与日本的文部省官员、教育专家、校长、教师等多方面多层次接触、交流，举行座谈会、报告会19次，也拜会了日本天皇，将考察到的详情记录，细致到膳食安排、教室的面积、学生用的椅桌尺寸都记录，还与日本的政、军、文、企广泛交流。日本人视他为东方大儒，他也写下不少应酬的诗词。考察历时四个多月，他将考察资料汇编印成《东游丛录》，清政府以此作主要参考，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修订出“癸卯学制”，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近代教育学制。这标志着吴汝纶从一个书院走向整个中国教育的大舞台。第五阶段，吴汝纶早有意愿回家乡亲办学堂，因李鸿章一再挽留而不得成行。今次他有机会回乡省亲，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创建桐城学堂上去，乡绅、门生被他感召，倾力襄助，在学堂诸事办结，已等开学铃声的关键时刻，吴汝纶突然病倒，于1903年正月十二日病逝在他的出生地桐城乡高甸吴牛庄。1903年正月二十四日，桐城学堂正式开学。创办桐城中学，是吴汝纶人生最后的力作，凝聚了他对家乡、对教育事业、对人生理想、对中华民族富强的深厚情怀，在他身后，已培育出生机勃勃的一代代具有近代精神的新人。吴汝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独特风采的人物。

吴汝纶一生有很多个角色，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近代文学家，他的书法功力也非常深厚，下面介绍他的主要美学观点:

1、他以传统的桐城派为宗，强调“道”不能离开“文”。

2、认为时文、公牍、说部之词“不足与于文学之事”。

3、以“雅”与“法”为审美标准，反对“俚俗鄙浅”，认为“与其伤洁，毋宁失真”。

4、“欧洲文学，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亦并不宜袭用佛书。”

5、他高度评价严复译的《天演论》，认为严复提出的“新旧二学当并具列”是“最为卓识”，他赞赫胥黎的理论“信美矣”。

从吴汝纶的美学观点中，可以知道他重视中国文化的改进，和加强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比较。他有轻视通俗文化和人民大众语言的倾向。

从人生美学的角度审视吴汝纶，他能够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是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我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得出如下启示：

1、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成材的基础。吴汝纶有良好的家庭条件，他父亲的文化水平相当高，他自幼就师从其父成长。

2、在浓厚文化氛围的地方出生、居住成长，是顺利成材的良好土壤。吴汝纶出生在桐城县，自幼受到桐城派文化的滋养，从小就种下了饱满的文化种子，立下传承此重要文脉的心愿，这影响了他一生。

3、立志成材是人生奋斗、发展的原动力。吴汝纶从青少年开始就坚定地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志向一立，朝着志向的方向奋斗，各方面的成绩就出来了。

4、努力学习是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径。在封建社会，要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主要有效的途径就是努力学习与相关的科举考试的知识，以达到金榜题名，吴汝纶通过努力学习做到了。

5、要实现人生的抱负，须奋力跃上最适合自己舒展的平台。吴汝纶考取进士，犹如鲤鱼跃过了龙门，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有了非常优越的平台，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6、具有优秀的个人品质、习惯是人生不断得到提升自己的根本保证。吴汝纶具有天资聪颖、远大理想、勤奋好学、知识基础扎实、充满才气、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总结经验、忠诚于上级、感恩图报，不贪私利，能审时度势、决心奉献社会等诸多优秀品质，所以他在成为曾国藩、李鸿章手下时，能得到高度信任、培养、重用，在社会各界里，遇到很多良师益友，赢得很高的信誉，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

7、不用为生存、生活的费用而担忧，不用为了解决经济来源问题劳碌奔波而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全心全意将时间和精力投放到学习、工作、事业上，是重要前提条件，我未发现吴汝纶整个人生过程担忧过生活费用问题。

8、在思想和行动上能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如果原来的人生途径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去实现理想，就能及时、正确地选择新的平台、新的前进道路，这是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和步骤。吴汝纶从选择出任莲池书院山长这一刻开始，就是在新的平台、新的跑道上挺进，创建出一番宏伟的事业。

9、成就伟大的事业，成为留芳百世的人物，必须为国家、民族、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并发出精神上的光芒！这是历史的根本要求。这方面，吴汝纶显然在文化、教育上做到了。

我们也应清醒、冷静地意识到，虽然吴汝纶做出了很大的业绩，他的思想在当时封建、封闭落后的中国里，是属于先进的，他在中国可以被称为先知先觉的人。但从世界范围上看，他也只是学习别人的东西，然后再传播给国人，属于后知后觉去启发一批不知不觉的人，让他们觉醒。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原创性的原理、或没有首先发现出重要的规律，他只有在文学、书法等上是创作者。所以，过了若干年后，他的影响就迅速减弱了。这也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美学领域，是人生不应缺少的课题。在美学领域有所建树，容易留下自己独有的标记。当然，吴汝纶能从一个旧营垒里大胆走出来的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确实太不容易了，确实难能可贵！历史又反复地证明，每个人都难以走出时代和自己知识结构的局限。吴汝纶等一批中国先进知识人物的出现，新信息、新观念形成新思潮一波一波地推进，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中国从封闭的封建社走向近代社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

罗国正  写于2024年2月•广州

（待续）

本集责任编辑：詹邓   严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