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香港回归十年纪念帖(13,15,27,32,35楼更新)谢谢九宵加帖!

xszjda

鲁平：前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现已退休。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谈判，鲁平作为中方重要的谈判人和智库要员，经常出谋划策，是中英谈判的关键人物之一。1992年，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组”的政改方案，惹来中国政府的不满。鲁平叱责彭定康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这一句说话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香港是否平稳过渡回归的重要标志。


一转眼，香港回归中国已快十年了。前两天，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演讲时，提及过去十年香港继续走强，同英国的伙伴关系也不断加强。在香港，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则对中方通讯社说，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最新一期《香港半年报告书》的结论是，“一国两制”在香港整体运作良好，中英联合声明及香港基本法所承诺的权利及自由也继续得到维护。

看来，英国对香港这十年的发展变化，没有多少不满意的地方，至少英国的利益得到了维护。不过有英国媒体报道，当英国方面从各种渠道向北京和香港试探，有没有可能参加香港回归十年的庆典，得到的回答全都是“不”。到时候，很可能只有那位柏圣文总领事代表英国，同其它国家驻香港的外交官一起受邀出席，显示英国在香港没有任何特权。这让我联想到不久前在北京采访周南时，他告诉我的一件旧事，二十三年前，他是中英谈判的中方团长。

周南说，双方谈到1997之后香港的各项具体安排时，英国方面要求在香港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而不是总领事馆，以显示英国与香港仍然保持某种特殊关系。周南当场就把英国人顶了回去。他说，英国只在英联邦国家首都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英方不知如何回应是好，只得同意设总领事馆。北京在事关主权的事情上，决不对英国做任何让步，也没有半点含糊，今天依然如此。

北京春暖之后，周南从庐山回到北京，不断接受记者的采访，看来会一直延续到“七一”回归纪念日前后。中国各地的媒体都已着手准备香港归国十周年的报道，纷纷寻找当年的风云人物忆往述旧。上海东方卫视的朋友骆新也在博客中贴上了采访鲁平的照片。骆新说，鲁平八十岁了，依然精神矍铄，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很难想象早在1995年他就因癌症动过大手术，硬挺下来见证了1997香港回归。

陈年往事

采访当中提及的一些陈年往事，常常叫叙事者感慨不已，回味无穷。例如，香港1997回归中国的事情，最早主动提起的其实不是中国方面，而是英国人。早在1979年，港督麦理浩就到北京，从侧面来试探1997年6月新界租约到期后北京对香港前途作何打算。也许，如果不是英国人的这一动作，邓小平还没有那么早就开始考虑1997香港前途问题。

因为那时中国刚刚脱出文革乱局，百废待兴，北有苏联威胁，南有中越边境冲突，十八年后的香港问题根本应该还不上号。但英国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北京同意港英当局批出年限超出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北京就不能不提前考虑香港前途，并给英方明确的响应：不行。

此后，邓小平就交付长期负责香港、澳门事务的廖承志，会同外交部的相关部门，成立专门小组来研究香港问题。而那时公布的叶剑英对台湾九条主张所体现的“一国两制”，也就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到1982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专程到北京，来同邓小平商谈香港前途时，中方已拿定了收回香港的主意。

有趣的是，早先毛泽东时代，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和封锁，北京并不急于收回香港，宁可让英国人继续管治下去。到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从广东开始对外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北京反倒决意收回香港。1982戴卓尔到访之前，邓小平就对英国前首相希思说：“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我们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其中的思考和逻辑，叫最为老练和精明的英国人都猜不透，所以才会始终低估北京收回香港和维护主权的决心。那天撒切尔夫人进入人民大会堂时，她的底线是“以主权换治权”，1997年后由英国人继续管理香港﹔两个多小时后她出来，高跟鞋断在了大会堂的台阶上，旁人看得出她有点精神恍惚。中国官方新华社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没有公开发表戴卓尔夫人跌跤的照片。

最关键的对话，是她问到“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邓小平的回答居然是：中国已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1997之前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撒切尔夫人当然听得懂邓小平这段话的意思，而且，她也考虑过拒绝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可能做法。据说她曾问过相关阁员，英国军队能不能守住九龙和香港，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即使那时英国刚刚漂亮地从阿根廷手中夺回了福克兰群岛。
　
再有一点，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以两年为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谈判策略对最后达成协议，十分有效。

香港经历了金融风暴等种种磨练，港人均知特区政府财政储备雄厚，却不知这些财政实力，是前港澳办主任鲁平等北京政府官员与英国政府斗智斗力下方得保存的。
　
《文汇报》消息，鲁平在近日接受有线电视专访时指出，1970年代末，香港回归尚未提到中英两国的议事日程，直至当时的港督访华，以新界地契期限能否跨越1997的问题，首次提出香港前途问题。

英方计划仅留50亿储备

　　
说到当时处理回归问题的复杂性时，鲁平忆述，那时候英国人在行政局出了一个馊主意，“偷偷把契约跨越1997，让他过去，中国人也不知道，造成既定事实。”当年中资的华润公司便上了当，英国人很便宜地把天水围的一块地卖给华润公司，但地契却超越1997年。中国政府得悉英方“偷天换日”后，把华润训了一顿：“赶紧把它退了，它是不合法的。”
　
回归前，港人当时信心不足，港英政府设“玫瑰园工程”，盖新机场，但同时计划好只留下50亿财政储备给香港。身为知情者之一，鲁平大感焦急，却无法把内部情况向市民公开讲清楚，只得吶喊三声“怎么办”：“将来香港有多少财政储备，跟北京政府都没关系，我一个钱也不要，我跟英国人讨价还价，结果我是一个钱都拿不到的，全部都是香港人的，但是我一定要为香港人争，我有这个责任。”

指英方如老妇买菜讲价

　　
当时的谈判由鲁平与英国特使柯利达秘密进行，鲁平形容“柯利达就像一个老太太在菜场买菜一样，跟你讨价还价，还来还去，最后他说250亿，到顶了。”英方保证了1997年后留下250亿的财政储备予特区政府，而鲁平扳着手指“算数”，香港土地基金到1997年大概700亿到800亿，再加250亿的财政储备，超过1000亿，“勉强过日子还可以”，故他向北京汇报，北京也同意了。
　
继在财政储备谈判上取得胜利，中方在政治上的收获更是巨大。鲁平透露，当年英方答允由时任首相的约翰·梅杰到北京签署新机场谅解备忘录，但后来出尔反尔，狡辩没有作有关承诺。面对此情形，鲁平也发了火，当即批评英方不守承诺，更表示愿意把有关记录跟录音翻出来。他笑说：“我估计柯利达不会因此而功亏一篑，便放话：你还要不要谈，你不要谈，你马上回去。结果呢，柯利达看我一眼，马上认错，继续商谈。”


保港人对回归信心 中英双方曾拟办政治保险

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20日透露，当年为了稳定香港经济，中英双方设立了秘密财经小组，而当时都担心财团撤资，曾研究到瑞士银行开办“政治保险”，以建立港人对回归的信心。另外，鲁平称，回想起来，当时只顾着解除“大老板”们的顾虑，而忽视了占多数的中产和基层市民诉求。
　　
《星岛日报》消息，现年80岁的鲁平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为了稳定香港经济，北京政府与英方已成立一个秘密财经小组，当时因为最担心大财团和外资撤离香港，于是曾研究设立“政治保险”。他解释当时的概念称：“就是如果你的企业、公司（回归后）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损失的话，我赔你，这个就是政治保险。”
　　
他说当时的构思是必赚的：“我们是必赚的， 一定赚的钱，百分百是赚的。因为我有信心，绝对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让任何的公司、企业受到损失。保多少，赔多少；你保我一亿，我赔你一亿；你要保一百亿，我赔你一百亿。”

秘密的财经小组也共同研究、商议和决定采用联系汇率。鲁平说：“我们是定期会晤，这些会议是保密的，不是对我的。第一任中方组长是我。我们那时候小组经常会面。联系汇率实施以前，我们共同研究、共同商量。我们一齐共同决定联系汇率。”
　　
鲁平也承认，回归前，北京政府在制定有关香港的政策时，主要是考虑商界的利益：“就是怕财团、特别是那些外资要撤离香港。那是最关心的事。”他说，当时的想法是解除“大老板”的顾虑，“中产、基层自然就会好，会安定下来。”
　　
不过，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鲁平认为的确是忽视了中产和基层市民的诉求。他说：“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对这些中产跟基层这些人做些工作；因为的确广大市民是以中产和基层占多数，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的确当时重视还不太够，纵使不是没有做，但还是做得不太够。”
　　
今年7月1日便是回归十周年之时，鲁平忆述1997年6月30日的回归典礼上，当五星红旗升起，奏起国歌时，他在台上感动得流泪。他形容，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当时已70岁，完成这个任务便可以退下，做自己喜欢的事。

xszjda

香港和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拒绝让英国参加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重大庆典的请求。   
官方清楚表明，香港的前统治者无缘这些庆典。当中包括7月1日早晨的升旗仪式和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新的五年任期的就职宣誓仪式。
   
另一方面，北京的共产党领袖将得到很好的表现。预计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将出席。
   
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官向《每日电讯报》表示，“我们被拒了”。
   
外交部消息人士补充道，“当我们询问我们将可能得到怎样的表现时，我们基本上处处碰壁。”该消息人士表示，最初向香港政府的询问没有取得成功，到北京中央政府的“上诉”也沉没了。
   
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没有获邀参加任何仪式。据悉他计划在伦敦进行他自己的纪念活动。
   
走过九十年代的低谷后，中英关系已经改善。
   
外交大臣贝克特5月17日获得在中央党校发言的罕有机会。
   
她利用这个机会不同寻常地呼吁中国的政治改革，表示在稳定的社会中人们授予领袖“改革杠杆”。
   
她告诫道，中国政府正面临类似于欧洲工业革命所引起的那些压力。
   
她将从北京到香港。在香港，她将在本周末发表演讲——而不是在7月的正式活动中——纪念移交周年纪念。
   
据悉，英国总领事柏圣文（Stephen Bradley）将获邀出席一些活动，但只是作为驻香港的众多外交代表之中的一员。柏圣文还组织自己的纪念活动，但跟周年纪念日的日子错开，因为没有合适的筹备场地。
   
香港消息人士还指出，庆典将在7月1日，中国收回控制权的那一天，而不是在联邦旗降落的6月30日。
   
一位官员表示，“人人都在谈论它是移交周年日，但它是归还给中国的纪念日。”“香港和它的主人庆祝它们重新走到一起。”


原文:Britain rebuffed over Hong Kong anniversary

The Hong Kong and central Chinese governments have turned down requests for Britain to take part in major celebrations planned to mark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turn of the former colony to the mainland.

Officials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re is to be no role for Hong Kong's former rulers in the ceremonies, which include a flag-raising event on the morning of July 1 and the swearing-in of its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for a new five-year term.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in Beijing will be well represented, on the other hand.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th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are both expected to attend.

"We were rebuffed," one diplomat in Beijing told The Daily Telegraph.

"We didn't quite beg," a Foreign Office source added. "But when we asked what representation we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we were basically shuffled from pillar to post."

The source said that after initial inquirie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ere unsuccessful, there was an "appeal"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Beijing which also foundered.

Britain's last governor, Chris, now Lord, Patten, has also not been invited to attend any of the ceremonies. He is understood to be planning his own commemorative event in London.

He infuriated the authorities in Beijing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by introducing greater democracy even as preparations for the handover in 1997 were under wa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have improved since the lows of the 1990s, which were overshadowed both by the debates ove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and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of 1989.

Margaret Beckett, the foreign secretary, was yesterday offered the rare chance to speak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Beijing, the training ground for future Communist leaders.

She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issue an unusually blunt call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saying that in stable societies the people were given the "lever of change" over their leaders.

She warn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facing the same stresses as those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There wer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and governments\u2026who were, in the end, swept away by it," she warned.

She will be going on from Beijing to Hong Kong, where she will make speeches this weekend - rather than at July's formal events - to mark the hand-over's anniversary.
It is understood that Britain's consul-general, Stephen Bradley, will be invited to attend some events, but only as one of many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in Hong Kong. Mr Bradley is also organising his own commemorative events, but they are well away from the anniversary date as there were no venues available to stage them.

The British Museum will be putting on an exhibition starting in September, while the Consulate will be publishing a commemorative book.

Sources in Hong Kong also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the celebrations will be on July 1, the day China took control, rather than June 30 when the Union flag came down.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be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handover, but it's the anniversary of being restored to China," one official said.

"This is Hong Kong and its master or mistress celebrating that they are back together."

数据

10年弹指一挥

mumuEmilie

[color="RoyalBlue"]一晃眼就十年了呀～～～

九霄云梦

一转眼十年了
已经发生太多事情

Mirabeau

ohoho

maozhuxiwanshui

那个特有爷们样的军官 今安在

邹小胖

时间过得太快了~~~

小小鸡鸡

留名...........

小猪lelio

10年弹指一挥啊

舒同

没回归的时候总觉得那么遥远的事情,一转眼回归都十年了...........................

xszjda

2005年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在请辞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

      

董建华特首向中央政府请辞3天后的3月13日，没有人怀疑，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了。这天香港天气薄阴，在商业区铜锣湾的商场里、街道上，人流摩肩接踵，几乎让人忘记了不到一年前，这个城市的零售业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巨幅广告牌上，谢霆锋注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面孔已由稚嫩变得成熟。楼市的热闹让更多的人感到未来又充满了希望———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在惊涛骇浪般的8年即将过去的当口，香港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着特首突然更迭的消息，市民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某种程度上这是充满回忆与和解的几天，就连那些最反对董建华的人士，此时也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董生”的理解。

13日中午，董建华位于半山的住宅嘉慧园却仿佛置身事外。附近没有行人，只有路旁停了两辆本港媒体的采访车，一位记者在车旁吃着快餐。入口处站着一位保安，代替了12日以前在这里站岗的多位警员。我们驶进大楼车库，被拒绝拍照。四周的安静，几乎让人难以想象，处在舆论中心的前任特首就住在这栋楼里。

在前夜，特首位于深水湾香岛道的别墅香岛小筑，现场所见也没有亮灯，车场也没有停泊任何车辆。

在香港的高地上凝望这座城市，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致辞言犹在耳。当时他用并不特别擅长的粤语读出了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父亲董浩云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说，要记住，你在香港，将来到国外去念书，要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光荣，有机会你要帮国家、帮民族多做一点事情。如今他有机会———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机遇———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了。

在那之前两年，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的标题是“香港之死”，内容涉及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犯罪分子、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无人察觉的危险正在来临，在那11天前，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泰国财政部长辞职。曾在1990年代攻击过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并获利颇丰的国际炒家，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正在急攻泰铢。

就是在这样的雨夜，中国政府庄严地收回了香港的主权，整条巨龙的光彩都映照着它口中的珍珠，而世界对这条巨龙的怀疑的重量，也都压在这颗珍珠上，甚至都压在了董建华身上。

“硬颈人”

在当时的“高地”上，董建华已年近60岁，依旧龙精虎猛，体健如牛，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因而在此后8年中博得了“7－11”的绰号。他的爱国爱港的热忱毋庸置疑，往日经历中跨越坎坷的能力也无可挑剔。同时，他的行为模式已经固定，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企业商圈而非政府机构。8月份禽流感突袭，香港人“杀鸡杀到手软”——共杀了100万只——接着就是新机场营运首日出现混乱局面。“谁都没应付过，没有相关经验。”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如今回忆说。这些仅仅是香港坎坷8年的伏笔。

7月2日，香港回归翌日，泰国被迫放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泰铢贬值。董建华显然没有警觉到危机即将袭击香港，而在整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的序曲。

因此，当“八万五”建屋计划出笼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1997年10月，董建华在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长远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作为长远的建屋目标。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香港的房子太贵了，普通阶层人士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

1997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曾调查最低收入者居住的笼屋的状况，发现笼屋是社会问题的表征。与此同步，整个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的经济泡沫，也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金融风暴，整个香港都没有准备，”2005年3月12日下午，46岁的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回忆说，“风暴在泰国、韩国爆发时，我们还在忙着回归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那些国家的灾难也会落到香港。”

1997年，香港很可能是亚洲最成功的财经金融中心。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政府奉行明确、简单的税制，基建、银行及金融设施完善。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在亚洲名列第2。外汇储备9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它能够给予流通货币的支持，不仅是1倍或2倍，而是8倍之多。在那以前的20年中，世界各地先后经历过至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香港没有，始终像乐观的童子军一样大步前进。

香港的经济堡垒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仿佛坚实可靠；事实上它的骨架也确实大多是以钢筋铸就，除了一根玻璃梁柱：包括贸易、金融、法律、会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占到GDP的85％以上。资金的投入异常迅速，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资金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流出。

出租车司机苏顶明永远忘记不了1997年10月20日，当时他到内地玩了6天，回到香港时，原本价值30多万元的股票就只剩下不足4万元。许多香港人攥紧了矿泉水瓶，在炎热的天气里挤在一起，看着证券交易所的显示牌目瞪口呆。

当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至23日，恒生指数持续暴泻，与8月份市值高峰期相比，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达35％。仅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就超过了2100亿港元。同样截至这一天，银行利息上升了300％，楼价开始下沉。

香港零售业常常喜欢叫嚷“跳楼”价，如今真的有人从变成了负资产的按揭楼上跳了下去。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同样糟糕的一点是，这一关键的时间点仅仅出现在特首宣布“八万五”建屋计划的两周后。

面对城市遭遇的灾难，董建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倔强和执拗。这位在其后7年中被称为“硬颈人”的特首，决定承受短痛，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避免长期的不确定性———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成为了他的信心基础。金融风暴的阴云在香港上空盘桓了18个月后，决斗的时间到来了。1998年8月，当“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董建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决定入市干预，以挽救整个城市。

香港人对于楼价10年上涨10倍印象深刻，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歌星王菲在1997年以七成按揭，分20年供款的方式以4800万港元购入了沙田宝松苑豪宅，每月供款额达29万港元，两年后只能半价出售。楼价的惨跌制造的负资产户数以十万计，2001年，据中原地产数据，香港60万个负资产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

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克雷宁教授看来，香港当时是陷入了经济学所称的“财富递减效应”。他的浅显的解释是，股票市场跌落40％，人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就会减少购物支出。减少购物支出，生产就会减少，受雇用的人数也会降低。

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说，切肤之痛却总是体现在房地产上，而不是理论上。在短期内，房地产的低迷直接造成中产阶层破产，又连累百业受损，拖垮了整体经济，正是每个人都可看到的事实。

特首的首个德政，“八万五”建屋计划，由此惹起了一些争议。有人开始说，在金融风暴扫荡楼市的时期，这一计划无异于雪上加霜。特区政府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1998年6月起就不再出售地皮。不过，由于偶然或者误会的原因，这一计划的正式宣示废止却迟到了整整两年。

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曾为房屋政策定下了3个目标，一是尽快提供公屋，把轮候期由7年缩短到3年；第二是灵活地处理居屋的出售；第三是明确指出政府的目标是稳定楼价。

金融风暴来临之前，香港经济正处于发展到相当阶段，福利主义抬头的时期，形势暗合了董建华本人的思想。1998年2月14日，他在香港电台朗读了写给妹妹董亦平的特首家书说：“你知道，我处事一向注重原则，也有自己的理念。”在信中，他说自己不会在金融风暴前退缩，并坚守三个信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

生为船王之子，品性忠厚的董建华对普罗大众的民生状况抱有同情，这或可揭示他迟迟不愿彻底放弃“八万五”建屋目标的心理动机。

2000年6月，董建华先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首次承认，“八万五”建屋目标早已不再实施，因此已经“不存在”。对于香港经济来说，这是等候已久的一句话。翌日，早盘恒生地产分类指数即上升1.08％，跑赢大市，恒指则上升0.76％。

实际停止与宣示停止之间的时间差，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是特首的执拗性格的体现，更有人指责欠缺沟通意识，不熟悉公共政治的基本技巧。欣赏董建华的人则指出，这恰好说明“董先生不是政客”。“被传媒问出，而不是自己说出，证明他好单纯。”

“在香港做官必须会作秀，”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则言简意赅地总结说，“董先生不会作秀。”

下层人士则显然对董建华的善良充满理解。3月11日，在红区的永昌茶餐厅，40多岁的伍先生表示不关心谁做特首，这时厨师插嘴说，“董生是好人！”事实上，关于董是“好人”，在香港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话题。

亲力亲为，尽心竭力

在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各个经济体中，香港恢复最慢。香港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香港人参与经济转型的心理动力不足。

特首认识到了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香港制造业转移至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所占比例过大。他试图开展新型的制造业，推出“中药港”、“数码港”等计划，并图谋重振电影工业。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可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因此他期望香港的大公司承担起历史使命。

香港“数码港”计划总投资140亿港元，意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帮助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今天，深圳的IT业规模远超香港，但在1998年，香港却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当之无愧的神话之城。既靠家族财富的支撑，又靠新概念，李泽楷的平头形象被视为是时尚楷模，他本人也被称为“小超人”。盈科的并购活动轰动全球，TOM上市亦盛况空前。然而，这一领域里最有野心、最理想化的传奇故事却以幻灭收场———“科技股变科幻股”，新经济的果子落到了别处。4年后，如同“大使”牌轿车作为一个象征物进入记录南亚历史的文学，李泽楷面对提问时“呀呀呀”的张口结舌声也被录制进了香港电影。

不过，“数码港”计划还是给香港带来了成绩，富有特色的创业板市场启动了，为成长性良好的新兴高科技企业新辟了融资渠道。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取得1.1％的增长。这个转折点一出现，香港就开始走上复苏之路。

在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肖耿看来，香港的坏消息中又有着很多的好消息：楼市跌70％，股票跌40％，失业率从2％升到8％，但社会稳定，银行的坏帐只有3％到5％，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架构没有受到冲击，企业破产没有导致社会问题。

“这是被忽视的经济奇迹。”肖耿总结说，“外界低估了香港。”

1998年3月12日，在香港贸易发展局与法国公会属下国际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午餐会上，董建华表示，成本飞涨会损害和抑制香港的经济增长。作为降低成本的方法之一，公务员减薪被提上了日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手段没有得到公务员群体的理解。在公关和谈判方面，勤勉的特首尚称不上是行家里手。

因此，董建华越来越强化了亲力亲为的习惯，试图以个人之力，提高特区政府的工作效率，贯彻自己的政策。

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对董建华的作为颇多肯定，不过，他也评论说，“董先生太亲力亲为，累得很厉害，效率反而低。”

就在这勉力为之的年代的尾声，SARS再使香港百业凋零。在2003年疫情来袭之前，与大陆的情况不同，资金充裕的特区政府一直投资于公共卫生事业，北区医院等一系列新建急症医院设施良好，急症室可以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服务。不过在当年春天，在情况未明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的应急反应虽然相对敏捷，却不足以应付危机。

2003年4月20日，星期日，疫情正烈，董建华出席圣公会基孝中学“健康校园，灭绝肺炎”仪式。在致辞中他承认，特区政府并没有察觉到此前内地疫情的征兆：“事实上当第一次病发时，我们的确是一无所知。”

这时，特区政府的隔离工作已经开展10日，已经初见成效。两天后，经过3个多星期的停课后，香港各学校由中三开始复课。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从疫区名单剔除。

请辞之际，董建华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高度评价。而在香港，无论是中下阶层、还是中产阶级，感受都有些复杂。

在郑钢英看来，在民间层面上，特首很可能是被低估了。“董先生提出了许多目标，一些市民不认同，公务员队伍的配合也不够，当然执行不下去了，也让人有了不切实际，虎头蛇尾的印象。”郑钢英说，“香港人对利益看得重，尤其是短期利益。从长远说，董先生也许都是对的。”

刻苦的长子

我读的大学不是好学校，成绩又大多是C。”在讲究文凭的香港，特首如此坦率地说起自己的读书生涯，令听到这话的朋友感到惊讶。他的这位朋友告诉本报记者，董建华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像别人给予的那么高。

董建华早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航运，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父亲让他去美国通用公司去做一个普通职员。“我担心你的刻苦精神不够。”董浩云当时说。35年后，董建华成为整个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最刻苦的一个的话。凭借所持的东方海外集团公司的股票，他每年收益过亿港元，但是在特首任上，年薪不过500万。每天他勤勉工作，有过劳迹象，除了“耍耍太极”之外，别无娱乐。

7年多的特首生涯并非董建华的最艰难的岁月，早在1986年的夏天，他就走过了人生的最低谷。

在1960年代，董建华还仿佛生活在伊甸园中。那一年有一个人被董建华的车撞了，伤得不重，他记得，“车上走下一个公子模样的人，热心地问伤势，把我送到私立医院。”董建华看了这个人3次，给了3万块钱。在当时，这笔钱可谓数目惊人，在跑马地买一层楼还有余。

在董建华请辞特首后，香港媒体纷纷表示，董是一个好人。这个人则说，董建华是“心真的好”。

到了1986年的夏天的那天，董建华早已不能如此潇洒。当日香港大风，挂三号风球，49岁的董建华回到香港机场时已经满心绝望。当时董氏东方海外公司濒临破产边缘，两个弟弟在美国上学，他已经寄不出学费，而当天他赴台湾借款又遭拒绝。在赶去参加最后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他一度决定自戕，在机场打电话给朋友说，“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奇迹就在当天发生了，债权人会议令董建华和他家族的事业起死回生。董氏集团最大的债权银行汇丰银行决定提供8亿港元的备用信贷，霍英东随后注资1.2亿美元，帮助董建华重组家族公司债务结构。

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形容说，父亲董浩云是个浪漫的人。船队是董浩云的最爱，就像别人收藏邮票一样，买了就不再卖出去。他曾经买下4艘很有名却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的美国船，把这些“海上巨人”停靠在港口里，整艘船的长度比中环的IFC大厦横放还要长。在某种程度上，董浩云还应该说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商人，年轻时他娶了老板的女儿，获得正式涉足航运的机会，在事业的关键时刻又曾请杜月笙做董事长。

与父亲相比，董建华的个性缺少危险，也缺少光彩。香港市民们在过去8年中看到，特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教养良好，是个孝子，讲究忠义。他对一些政府事务不是很熟悉，对公共政治尤其陌生，但是很有学习精神，做得非常辛苦。特首富有同情心，体恤他人，不像传统的港英公务员那么傲慢，总是面带微笑，不过不是很有趣。

香港人对他的涵养功夫印象深刻，在这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批评者的言辞往往非常过火，但特首从不骂人，也从未公开动怒。即便是在最恼火的时候，董建华也只是摇摇头，叹一口气，“唉！”

在香港电台《头条新闻》“越火位”事件中，当有人问特首，对于电台影射特区政府有何看法，他不置一词，似乎对种种荒唐说法不屑一顾。

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说，董建华是一个不爱辩解的人，有人说他做错了，他也不反驳，甚至代人受过，该他扛的不该他扛的他都承担下来。“因此批评董先生不用付任何成本，他任由别人去说，很多观点就被曲解了。”他说。

中央政府坚定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护了香港人的言论多元开放，而董建华自己的作为尤其体现了这一点。绝大多数香港知识分子，都钦佩特首在这一点上的君子之风———他以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准则。特首从不动用警察和税务部门去调查他的反对派，即便反对者们曾经担心他这样做。

“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

董建华不喜欢纯粹游戏性的政治话语。他愿意对很多人敞开心扉，包括熟悉的记者。在请辞前一个月，他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以前他也曾在私下里对朋友说，从来没想过做特首。在2001年之前，他说自己不想竞选第二届。所有这些私下聊天的内容，均与其在公开、正式场合的表述完全一致。

香港回归时，董建华的支持率达到76％，2001年10月11日，董建华的施政报告发表后，根据香港大学公布的民意调查，其个人支持程度由48.4％增加至50.6％

有香港学者认为，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在董建华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错误模式”(PatternofError)，这导致其政策本身虽好，却没能取得最佳效果。他们认为，在一些危机时刻，特区政府本可采取更轻松的方法，在香港范围内化解问题。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肖耿则认为，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要归结于香港社会，他认为，香港社会整体而言缺乏“大脑”，缺乏战略眼光，这使得香港失去了方向感。

在1999年“人大释法”过程中，董建华采取了一种更实际的态度，并最终在法律上获得了合法性。当年1月29日，5名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裁定，港人在大陆所生子女无须经大陆公安部门审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权。据5月6日特区政府公布的评估结果，167万港人在大陆子女至港之各项服务需求，至少要开支7100亿元。一些香港传媒指出，此裁决完全是“香港人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玩残自己”。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却没有列明他们在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之前所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是否可以成为永久性居民。

1月26日，终审法院5位法官表示，毫不质疑大陆“人大常委会”具有解释基本法及按基本法条文和规定程序行使权力。5月19日，香港立法会在35票赞成、2票反对、19位“民主派”议员离席抗议的情况下，通过支持政府要求人大常委会释法。

在现实与观念产生冲突时，董建华给人以倾向于现实的印象。

“董的个性其实很执拗。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扶贫是不可能写进施政报告里的，当时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强烈反对，没有人支持。”与董建华有过当面交流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说。

1997年，董建华孤身一人进入港英政府留下的公务员体系，领导这个东西方交汇的特别行政区，其孤独感一再表述，亦从未完全消除。在本港人看来，他是一个上海人，粤语不灵光，不会表演，与香港人熟悉的政治家形象不符。在政治技巧上，他与公务员传统略有出入，同时博得了下属们的好感和疏远。

这位温和而执拗的特首缺少奉为圭臬的座右铭，有受访者表示，对于困难时期的香港的公共政治来说，应该有一个更为强力的领导者来鞭策香港公众。不过，依照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如果一切如1997年之前那样发展，董建华也许是相当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平稳时期，恰好需要“政府向公司学习管理”。

肖耿认为，内地不该低估董建华时代的香港，因为它的综合体系和社会秩序在亚洲依旧是楷模式的。更为主流的民间意见是，董建华的功绩在于，实现了世界上最多元的资本主义城市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融合。

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在香港特区立法会辩论《回顾行政长官任内之施政》议案时，民建联、自由党、港进联及早餐派等议员均肯定董建华的政绩，当日还担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在发言中也指出，董建华带领特区政府克服了三大挑战：落实“一国两制”；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并订下香港经济转型的策略；订下教育改革、引进问责制官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检讨等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推动香港社会向前迈进。

“现在评价董先生还太早，无论是指责他或同情他，我们都带着太多的个人情绪。”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xszjda

有人说，董建华作为香港特首的这七年多时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七年。的确，从回归之初香港经济泡沫的破碎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正面冲击，以及后来香港在经历SARS之后与内地实现的进一步融合。香港这艘大船始终在几起几落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方位。

而在与我的问答当中，董建华也坦言，在担任特首的七年当中，他所面对的每一个挑战都要比当年董氏家族身负巨债时面临的困境更为艰难。因为毕竟，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关系到香港的前途和700万香港市民的命运。

就在香港回归的仅仅三个月后，来势汹涌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从1998年第一季度起，香港持续5个季度出现经济衰退。而楼价大跌、资产贬值也使得20万中产阶层沦为“负资产阶级”。

董建华：金融风暴来了以后，利息上去了，在97以前的泡沫经济很快就爆破了，我本来在考虑，泡沫经济怎么样有一个“软着陆”，慢慢让它控制到好一点，但是利息上去就爆破了，楼市跌了很多，香港人消费意欲就减下来了，因此形成我们经济慢慢的通缩。

1997年10月20日，香港股市颓势初显。在随后的三天内，恒生指数持续暴跌，与8月份市值高峰期相比，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一共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高达35％。

而就在此后不久，数家欧美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又同时向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动进攻，企图在股市跌到谷底时沽空恒指期货，从而在股市和汇市双双获利。1998年8月13日，恒生指数直线暴跌到6660点，香港经济命悬一线。

就在危急时刻，董建华在半小时内做出了动用将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干预的决定。

董建华：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金融市场的稳定，联席汇率的维护是最基本我们要做到的，不然的话，这个会出大事情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的确是很成功，判断也是很好的，入市的时间也选的很好。

最终，这场被外界称为“世纪豪赌”的决战，成功地将恒生指数上拉了1169点，而特区政府也在期指市场获利约20亿港元，成功维护了联系汇率的稳定。

从1999年第二季度开始，香港经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迈出了复苏的脚步。2000年2月23日，香港首个中文网站tom.com的上市吸引了30万市民到汇丰银行总部及9家分行排队申购，场面的热烈在香港历史上实属罕见。而也就在这一年中，香港的失业率逐步回落到了4.5%，经济增幅也达到了13年来最高的10.5%。

然而，正当所有人对香港的经济前充满期望时，东亚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和随后而来的911事件却让香港的经济重新陷入低谷。

2001年底，在香港经济再次出现零增长的情势下，即将到任的董建华正式宣布，自己将参加香港特区第二届行政长官的竞选。

吴小莉：但是可辛苦了家里人，记得竞选连任的时候，董太太可以说是泪流满面，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那时候她是不是很心疼你？

董建华：因为本来是说做五年，当然家里人没有一个人赞成我再多做五年，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所在，要做好这个工作。

2002年8月，就在董建华第二任特首任期开始的仅仅一个多月后，一场蓄势已久的金融危机再次逼近了香港。

吴小莉：2002年的8月，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还是在的，有人想狙击我们的联席汇率，那时候其实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阻挡这个，谈谈那段的故事好不好？

董建华：2002年的时候，因为通缩的关系，经济不好，收入减少了很多，但是开支还是在增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财政赤字非常可怕，在一个非常可怕的财政赤字的过程中，8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迹象，有些国际炒家又来冲击我们的联席汇率，政治的现实就不容许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会使联席汇率脱钩，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慢慢在传，有些人就运作起来。
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是有选择的，如果联席汇率脱钩，或者维持联席汇率，也不采取任何的操作，中央会支持我们的。另外，我们要加税，要减开支，当然这个加税和减开支本身，对香港每一个市民来说，都是有一个冲击的，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第三个选择比较好，那么就选了第三个选择。

2002年7月11日，香港《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草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从10月1日起，香港66年来的首次公务员减薪正式实施。此外，香港政府还采取了包括压缩政府编制、杜绝浪费等措施来节约开支。2003年3月5日，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也在新财政预算案宣布香港政府将分两期增加利得税1.5个百分点。

吴小莉：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觉得你选择的那三个方案的最后一个方案虽然当时是痛苦的，现在看起来呢？

董建华：我想让历史来判断，但是你假如问我会不会重复再做，假如这样情形，我相信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有的话还是会做，因为我对香港人的智慧，他们的坚毅，他们的智慧，我有高度的信心，我觉得他们会有好的判断，当然有人不高兴。

吴小莉：当然，因为自身的利益吗。

董建华：但是中央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朱总理在香港讲过话的，你们出债券，我第一个人来买，他就是要给大家晓得，你们放心，我们中国总理都讲话，我们在后边支持你们的。
在成功抵御了2002年的危机之后，香港的经济似乎再一次看到了复苏的曙光。

一方面，香港政府临时启动了最容易见效的旅游业作为短期措施。结果在这一年当中，香港接待的旅客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1657万，比2001年增长了20.7％。而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的进一步融合也使香港的转囗贸易大幅度增加。同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也将会越来越多地分享到内地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会。

2002年底，香港经济再一次达到了1.5%。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疫病却悄然袭来。

2003年 3月10日，香港的无线和亚视两家电视台同时播报了这样一条消息：在过去数日内，威尔斯亲王医院的7名医生、4名护士相继出现了发烧、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然而谁都没有料到的是，在此后的短短一周之内，香港就有超过一百人感染了这种后来被命名为SARS的病毒。3月18日，香港出现了第一例本地感染及死亡的病例。

吴小莉：那段时间，是所有香港人经历过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是也显现出了香港人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大家长，那时候您的心情是怎么渡过的？

董建华：这个是我做特首过程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一个报告，多少人又感染了，多少人又死亡了，自己总是觉得这工作做得不好，因为我是家长，所以责任是最大的，我经常说对这个事情我很难过，总是觉得我自己是负上最大的责任，到今天我还会想起这种事情，觉得非常难过。

吴小莉：您那时候是不是也常常有时候会夜不成眠。

董建华：有，那个时候有。

SARS的袭击无疑让经受了金融风暴和地产泡沬破灭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而在经历了回归以来的这些波折与徘徊之后，董建华和香港政府也一直在思索和总结着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定位。

我们经过一个长的通缩的时间，那怎么样的能够走出来呢？怎么样的能够经济恢复呢？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内地的经济在起飞，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香港经济的发展重新定位，就是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将香港以一个金融中心，我们国家的大都市，同国际的都会，在香港的大都会，怎么样地去为国家的快速发展用我们的服务业来支持，来贡献给国家，发展国家的经济，在这个同时，当然香港也可以收汇，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新的定位。

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从Sars疫区的名单中正式除名。在仅仅一个多月后的7月28日，香港就向内地居民分批次地开放了“自由行”的旅程。

一年中，内地赴香港“自由行”的游客达到了200万人，为香港带来100多亿港币收入。而在2004年香港共接待的2180万游客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内地。

2004年1月，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正式实施。在很多经济界专家看来，这项协议的实施意味着内地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向香港敞开更为广阔的市场。

吴小莉：您刚提到这是一连串的过程，其实背后是很深层次的思考，就是香港回归之后跟内地怎么样的一个融合，你说03年内地决定要开放自由行，你是那时候提出了要进一步融合的理念跟构想，而且2004年的（CPER）正式事实，是因为2001年曾经提出的这种类自由贸易区的概念，那时候您向中央提出的时候中央的反应是什么？这个（CPER）从幕后走向目前的经历又走过了什么？

董建华：其实中央对我们香港真是很支持的，我提出CPER（最紧密经济关系）这个安排之后，中央看到是对的，要走这个方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在和美国、欧盟谈进入WTO的条件，谈判过程也非常复杂。

吴小莉：也很艰难。

董建华：非常艰难，所以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安排影响到谈判的过程，所以就等这个谈判完了，我们再开始谈。2002年的12月份，完成我国加入WTO签字，在2003年3月份，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说可以做了，我记得是2003年的6月29号，30号总理在香港签字的。

因为CEPA的实施，在2004年一年中以零关税进入内地的香港产品总值约达11亿港元，有600多家香港企业获准进入了内地的服务市场。

而在经济方面走向复苏的同时，董建华在第二届特首任期内所大力推行的另一项改革：高官问责制，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行政效力。在它的作用下，制约港府施政能力的旧有公务员用人机制将彻底改变。

吴小莉：其实您为香港留下了很多的建制，非常重要的建制，比如说“高官问责制”，那时候建立“高官问责制”是不是也希望建立一个长治久安问责的一个制度？

董建华：对，有这样的考虑，香港回归了，香港的市民对政府的要求，对政府的期望高了很多，我们一定要高官负上政治的责任，让他更好地去发挥他应做的工作，因为任何新的变化，大家都会觉得不习惯，至少有些人觉得不习惯，但是任何大的改变，都需要时间去做好，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好的，现在还一直在完善当中，这种制度改变，假如在三五年里边可以完善很好的话，真是不错的。

在董建华的特首任期当中，他一共做过八个施政报告。2005年1月12日，在他做最后一个报告时，香港在过去一年中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7.5%，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低迷和徘徊之后，香港已经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

然而在这个时候，董建华却选择了离开。

吴小莉：2005年的3月，您选择要离开，很多人觉得那是您对香港的承诺，也是您为人的厚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差不多了，你可以比较安心地离开？

董建华：其实我看到形式是很好的，到今天为止，经济一直在强劲的复苏，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很疲劳，除了我的腿以外，人也很疲劳，小毛病很多，但是疲劳最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思路会出错，所以我觉得“一国两制”的任务完成了，经济复苏的任务业完成了，应该有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接班了。

吴小莉：卸任特首的第一天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您做了什么？

董建华：松了一口气，开始调整，这也要有一个过程的，还是四点半就醒了。

吴小莉：还是习惯早起，要工作。

董建华：习惯了，但是就不起来了，看看睡得着睡不着，慢慢习惯了，就睡着了，现在大概六点多钟才起来。

吴小莉：我记得3月12号，如果我日子没有记错的话，在政协闭幕式上，您当选为副主席，然后全场起立鼓掌，您起立四面鞠了个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大家对您掌声不息？

董建华：我自己也很感动，中央也好，全国的老百姓也好，对我这样的爱护，我很感动，在这种的情形之下，这个能够回国家效劳，真是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荣幸。

董建华告诉我说，在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他计划在未来两年之内走遍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加深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

吴小莉：我知道您年初还去过了重庆，也去过了江苏，而且看您非常关心的港口，在看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关注什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董建华：到江苏我是去了苏北，去看了一下苏北的发展，到这个之后我也到重庆去了一下，总的来说，利用我自己以前经营企业的经验，在管理香港过程当中，对于一个城市在一个区域的定位所学到的经验，总结了可以介绍给人家知道我的看法和想法，再加上我国际上的关系，尽量地来帮助有些内地的城市的发展。
二十多年间，从航运业巨子、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再到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说能为香港服务，为国家服务，是他最为满足的事情。

吴小莉：有人说作为香港的首任特首，你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实践者，这个历史地位是无庸置疑，更有人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您是成功地让一个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和一个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做了一个良好的融合，您怎么看？

董建华：的确是这样一回事，但是这个不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因为有了“一国两制”，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严格的依照《基本法》办事，将“一国两制”做成功。

吴小莉：但是您知道吗，我最近也看了一些评论，就是说，您从来没有想过去动用警察权，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反驳那些批评你的人，所以你捍卫了香港多元化的这种自由的声音，是真正确实去确保了“一国两制”的落实。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人觉得“一国两制”要落实下去，但是真的确保了香港这种多元化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董建华：是，在大家对“一国两制”落实有很多怀疑的时候，要包容，也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我们要做的，有了大目标，大事情，你就照着这个方向去干。

吴小莉：个人的一些什么或者是周围的枝节，其实都不重要。

董建华：没有这样重要了。

吴小莉：对大局来说。

董建华：对，要顾全大局。

吴小莉：您觉得特首的生涯为您带来了什么，您又为香港留下了什么？

董建华：对我来说，我有幸为香港服务，为国家服务，我是很感激的，而且现在离开的时候，我是很满足的，因为我要做的我做了。

吴小莉：而且做到了。

董建华：都做到了。第一，我们应该对过去十年所得到的成就，应该觉得很骄傲；第二，我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们对将来要更有信心。


.pages {font: 12px '宋体','Times New Roman'}.pages a {color:#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padding:0 4px;}.pages a:hover {color:#006699;text-decoration:none;}.pages {font: 12px '宋体','Times New Roman'}.pages a {color:#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padding:0 4px;}.pages a:hover {color:#006699;text-decoration:none;}.pages {font: 12px '宋体','Times New Roman'}.pages a {color:#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padding:0 4px;}.pages a:hover {color:#006699;text-decoration:none;}

九霄云梦

帮你补几张图
1、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1997年6月30日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随即成立。香港回归后，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在两任行政长官及香港市民的努力下，香港十年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谱写了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