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性:耻感文化
《豚鼠》系列地下电影,其产生一方面来源于"人的物化"——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矛盾,另一方面也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密切相关。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影响深远的著作《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日本文化的著名观点,即日本文化的特征是"耻感文化"。关于"耻感文化"她写道:"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则感到懊恼......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都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联系到多数日本人在二战后,数十年对侵略战争"拒不认罪"的态度,我们可以确乎无疑地认为本尼迪克特的上述见解一针见血。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换句话说,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在这一逻辑前提下,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按本尼迪克特看来,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以羞耻感为主要特征的日本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可用萨特所说的"为他人而存在"来做一概括。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他人是我和我的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如此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一切以维护自己在他人中的"名誉"为最高准则甚至不惜以包括自杀在内的所有极端手段来"洗刷污名",对日本人而言,他人真的就是地狱!
"为他人而存在"就其消极面而言,其危害性是巨大的。如上文所述,"耻感文化"客观上要求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由于日本人缺乏"罪感",他们如若犯了错,即使是当众认错或坦白忏悔也不能得到解脱,他们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未被人发现,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这样一来,产生的恶果便是日本人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将他们双重民族性格中"为恶"的一面发挥到及至。关于日本人民族性格之中的"恶",本尼迪克特指出,"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中意味着人心对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的"仁"在日本人眼中一文不值。不仅如此,"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这两个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由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露出日本人民族劣根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仁"。他们缺乏博爱精神,缺乏对别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在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只要不被人发现,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人的"死亡本能"——对他人的进攻与侵犯当作一大享受,因为日本人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负罪感"。
只要不被人发现,再残酷的罪行也无需自责与忏悔,日本人这一"特殊"的民族心态在不经意间流露到电影中就形成了他们独树一帜的"密室电影"。《豚鼠》系列地下电影可算得上是比较标准的"密室电影"了。该系列除去一部《恶魔女医》有相当多的外景戏之外,其它五部90%以上的场景都集中于某间密室之内,且主要人物不会超过五个,情节则尽是展示些不能见光的龌龊行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电影的发行只能在"The Smaller Video Store Chains"(小型音像发行连锁店)中进行,主要满足"Home Video"(家庭录影带)市场的需求,这种避开普通的"院线制"的"地下路线",其最大的"魅力"在于能够使影碟在私人观赏空间内满足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潜伏已久的"死欲"了。
如果说南欧人在利用艺术表现"情欲"上有天赋的话,那么日本人则对暴力情有独钟。以电影为例,战后日本的"暴力电影"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暴力动作片",如深作欣二、北野武、三池崇史等人的作品,这类电影中的大多数属于主流商业电影,暴力但并不恐怖,因此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另一类则是"暴力—恐怖"电影,此类电影往往争议较大,虽然部分可为主流商业电影所容纳,但大多还是被迫游离于边缘地带。这一类电影的代表作除了《豚鼠》系列外,还有冢本晋也的《铁男》及不二稿京的《器官》。《铁男》的第一集摄于80年代中期,是一部"地下实验电影"。它的"实验性"与《豚鼠》系列骇人的"实验性"不同,前者虽不乏另人瞠目的残忍镜头,但它的重心还是落在对电影语言的实验和对社会的批判上。在这部刻意被拍成黑白片的实验电影中,工业社会的标志——作为金属衍生物的"锈"被夸大到一种可传染到人体的"病毒",一个小职员在被感染之后,变成了一个浑身长满金属器物的"铁男",它不停的与另一个从工业垃圾中冒出的金属怪物互相追逐打斗。整部影片没有一条完整的情节线,对白极少,只是充满了各种令人眩目的"机械动作",显得逻辑混乱。尤为"过分"的是影片始终伴随着噪音般的打击乐,再加上凌厉粗犷的影像冲击,几乎使人神经错乱。就是这样一部"神经质"的电影却受到八十年代后崛起的日本新锐暴力片导演的极力推崇,例如,三池崇史就在它的《杀手阿一》中特地采用几个黑白纪录性镜头,向《铁男》致意。被称为"鬼才"的"另类"导演不二稿京,凭借着《器官》曾在90年代初的日本影坛喧嚣一时,但该片模仿《豚鼠》的痕迹太重,只能算是一部不错的"改良之作"。这部以人体器官走私为题材的影片就像是一部诸多流行元素的"大拼盘",里面有弗洛伊德的"童年创伤"、日本黑社会特有的"奇观"、令人反胃的"腐烂冲击"以及日式侦探片中惯用的"悬疑推理"和"孤胆神探"。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镜头是一个活人从一只硕大的蚕茧中羽化而出,它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寓意:在泯灭人性的疯狂都市之中,人只能羽化为蝶才能重获新生。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不无忧虑的写道:"在我看来,人类最主要的问题似乎在于他们的文化发展是否可以,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人类的进攻本能和自我破坏性能,对其社会生活造成的干扰。"但愿缺乏"负罪感"的日本文化能在"他人"的监督之下保持克制,否则《豚鼠》系列中骇人的场景很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噩梦"。
2007-5-11 20:0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