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师的中国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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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如何谈论星座  文|黄永明

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会无情地批判占星学，但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星座”的流行又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人脑就是被这样“编程”的。



在很多人所谓的占星都是谈星座运势，比如十二星座的人如何。从西方占星学观点来说，这些是不是‘瞎说’？”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在与美国职业占星师大卫·瑞雷的公开辩论中追问。
这场公开辩论是2011年6月19日在北京天文馆进行的，尽管台上两人和颜悦色地对话，台下的人却自觉分成了不同的阵营：一名支持占星的年轻男子在得知身旁的女子不相信占星后，拒绝与她乘坐同一部电梯。
尽管天文与占星有许多历史渊源，但朱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自己对占星学的态度：不科学。
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也能模拟宇宙大爆炸后百万分之一秒的状态，但这些科学的进展就像朱进多次使用的“瞎说”一词一样，依然无法消除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生理学、医学、地球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为人们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发现也在暗示，仅靠天文学，是远远不足以证明或证伪占星学的。

黄道星座实际上已经变成13个了

从人类用自己的头脑去“观察”世界的那一天起，星空就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夜空中的点点繁星是那些居住在天上的部落的篝火。那些没有电视可看、没有互联网可上的人们，也很自然地将星星连接起来，想象出神话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者认为，这正是人脑强大的地方—它善于将没有意义的几何图形赋予生命、个性和社会关系。这样的思考时刻在锻炼人脑的社会性，而社会性恰恰很好地帮助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来。
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看待星空，那么它就完全不是星座世界中的生动模样。由于人眼物理结构的限制，我们非常不善于分辨物体的远近。因此星星们看起来才都位于一个球面上。
其实每个星座里的星星都不大可能与我们距离相同。是人眼的错觉加上人脑的想象力，让我们把那些毫无物理关系的星星用线段连接起来。
在社交活动中流行的“星座分析”，脱胎于88个星座中的12个黄道星座，也就是太阳运行过程中会经过的那些星座。占星学萌芽于公元前2500年希腊哲学家对宇宙和灵魂关系的追问。在那个时候，黄道上的确有12个星座。然而，地球运行时有一个叫做“岁差”的现象，自转轴周期性摆动。其结果就是有新的星座进入黄道。现在的黄道星座实际上就不是12个，而是13个，与几千年前相比多了一个蛇夫座。
这就是占星学与天文学密切联系的地方—它必须随着天文学的发展来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比如，在2006年，冥王星从行星降级成为矮行星，那么如何在占星中处理冥王星就成了占星学界要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于黄道星座从12个变成13个的问题，占星学家也有巧妙的解释。他们给出的回应是：我们仍然用12个星座，因为我们的星座与天文概念里的星座不是完全对应的。占星当中所使用的星座是“均分星座”，也就是将黄道平均分成12份，而不是按照有大有小的天文星座来划分区域的，这样一来，就没有第13个星座的困扰了。


太阳有无数周期，星相学依据哪一个？

流行文化中的“星座”是一种非常简化的模型，严肃占星学的体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后者可能要将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都考虑进去。
这样一来，要用科学方法去考察占星学的“经验”论断，就变得更为复杂。太阳、月亮行星与遥远的恒星需要分开讨论。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天体是通过什么力量影响一个人的性格乃至命运的？
天文学上很难理解太阳之外的恒星能够对地球上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这些恒星的距离超出了直观的理解范围。
另一方面，太阳和月球对人类的影响的确是存在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支持这一点。比如2013年的一项生物学研究就发现，月球周期与人类的睡眠质量是存在相关性的，月圆之夜人的睡眠会受到影响。
有研究者尝试从太阳的活动周期、地磁风暴等角度分析出生时间与个性、健康的关系，但其中缺失的链条还非常多。即便如这些研究者所说，太阳活动的极小期具有179年的周期，太阳黑子有11年的周期，但太阳活动还有154~158天周期、80~90年的格雷斯伯格周期、180~200年的德维里周期等，这些周期也很难与占星学中的时间点相对应。
天体（主要是太阳和月球）与人类生理确实会产生一些关系。可能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存繁衍也与这些天体活动相协调，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没有细致到如占星学所言的程度。
还有一些显示星座关联度的统计结果，纯粹是因为并不科学的统计方式导致的。例如淘宝的“星座败家榜”，星座排名与最近几年大学入学新生的星座排名几乎完全相同，可见这类榜单体现的只是各个星座在年轻群体中的人口比例而已。

科学不支持星相学，但支持我们相信星相学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星座分析”很准并且很愿意谈论“星座”，更多的是出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上的原因。
人们通常会认为一段概括而模糊的人格描述非常符合自己，这种现象叫做“巴纳姆效应”。
心理学家卡尔松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双盲”测试。他先请占星家们根据受试者提供的信息来撰写他们的出生天宫图和诠释文，然后再加入两组其他的诠释文，让受试者从中挑选。
占星家们预测，受试者挑中自己的诠释文的几率应该高于50%，但实验结果是1/3，刚好等于随机挑选的概率。随后，他又让占星师充当被测试者，结果这些号称具备“专业知识”的占星师们选对的几率与普通人没有半点不同。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当你相信一个判断适合描述自己的时候，就会自己寻找证据往上贴。如果某一个论断太离谱，贴也贴不上，你就会自动忽略它，你永远只会记住那些说中的部分。
“星座”之所以会流行，可能与人脑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有关。你可以回想一下，当你空闲下来发呆的时候，头脑当中想得最多的事通常是哪方面的？大多数人考虑的都是人际关系：你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如何？别人是什么性格，他（她）那样做是什么意思？你和他（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神经科学家通过实验验证了这一点。他们让受试者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的监测之下做数学题，结果发现，哪怕在解完一道题、进入下一道题的短暂间隙里，人们也会把思维放到人际关系上。可见思考人际关系是人脑的“默认配置”，只要不执行其他任务，它就会自动转回来。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热衷于分析自己的星座、分析别人的星座。即便仅仅把它作为社交时打破尴尬的开场白也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对于不同领域来说，星座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不科学的。从天文和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它肯定缺乏科学证据，一名天文学家会无情地批判占星学。但如果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星座”的流行又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人脑就是被这样“编程”的。






给西方占星术算个中国命
　　如果将“占星术的中国影响力”作为一个解盘对象，归入一种特别的中国式“星盘”来观察，你会发现它的命运流转，并不足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就能穷尽。
　　即使只谈改革开放以来，占星术在中国的命运也已经出现复杂的漂移：
　　起初，占星术在中国是“诸事不宜”—官方媒体认为占星师就是阴阳先生；
　　后来，是“名正而言不顺”，因为公开出版物开始承认占星师是科学家，只是占星是迷信；
　　再回来，是“宜订盟”、“诸事可取”。相当多的公开出版物将星座与生肖、血型混搭在一起，甚至星座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皇帝，形成了一类时髦的乱炖话题；
　　而现在，占星术是“宜经商”—很显然，星座在中国的商业化才刚刚开始。

20世纪80年代：认为占星师是科学家，但占星是迷信

　　不出意料，改革开放之后，占星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时是反面教材身份—1980年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名为《计算机革命—西方社会的怪现象》稿件，介绍当时的西德占星师如何借助计算机占卜凶吉。后来，这个故事出现在了《参考消息》的专栏里，标题变得更加直白：《阴阳先生冒充科学家 占卜凶吉竟用计算机》。
　　出人意料的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种“洋迷信”被大量编译成公开出版物，有的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还明确承认某些占星师就是科学家，只不过占星是迷信。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名正而言不顺”。
　　1989年，一本详细介绍星座的海外著作，美国占星师古德曼的《生辰与个性》（上下册）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编译说明中，古德曼的身份并不是占星师，而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天体问题科学家”。而且编译者还严肃地说明：因为书中的术语并不好懂，所以就用民俗语言“星座”来称呼，但这并不是迷信的占星说。
　　这本书翻译字数超过40万字，版权页上清晰地写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封底写着“人生智慧、人生战略、人生指南”。
　　“怎样真正了解你的丈夫、妻子、情人？—通过占星术”。同样在1989年，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古德曼著作《人与星座》，则更直接地在封面打上这样的推介词。
　　在内文的介绍里，出版社把占星术称为一种“畸形社会的畸形心态”，而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除了让人们了解一种文化现象之外，还把它作为一种写作资料提供给新闻和文字工作者。”
20世纪90年代：研究皇帝运势，看生肖、血型以及星座

　　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西方占星学理论驾轻就熟的港台作者们，已经开始尝试把姓名、属相这些本土化元素结合进占星学中。《迹象姓名学与十二星座》最能代表这些尝试，作者用占星学中的十二星座归纳出了一套中文起名原则，向读者介绍适合不同星座的人应该怎样取名字。
　　这种本土化的星座热潮也影响到了大陆，催生出了第一批原创的星座读物。1993年，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了《生肖·血型·星座·人生》，呼应了港台地区的占星本土化尝试。


宣扬茶文化的台湾的“台北找茶园”，除了旧时制茶设备与茶文化艺廊外，台北找茶园内亦有“茶诗占卜”与“茶叶星座”的主题区。

　　随后，占星学知识随着港台流行文化的兴起再一次发生了转变。娱乐媒体对明星星座特征的关注，使占星在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被简化成为了十二星座标签。
　　这种标签化的星座文化催生出了更迥异的产物。和星座有关的不再仅仅是情感和命运，发型、育儿、历史也会和星座扯上关系。比如1999年出版的《满清皇帝的星座：入关十帝及慈禧太后》，把清朝历史与历代皇帝的星座联系了起来。
　　在这种“乱炖”格局的背后，中国传统的占星术之一—紫微斗数反倒越来越不为大陆人熟知。比如2005年大热的香港电影《杀破狼》以及同名歌曲，就让大陆受众一头雾水。其实“杀破狼”是中国传统占星术的一个普通术语，普通程度类似于“水逆”。但很明显的是，后者在现在的中国更加耳熟能详。
　　1989年，美国占星师古德曼的《生辰与个性》一书在内地出版，在编译说明中，古德曼不是占星师，而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天体问题科学家”。

2000年至今：互联网运动捧红占星术

　　2001年新浪网星座频道的上线被认为是星座文化在中国开始商业化传播的标志性事件。随后各大门户也纷纷成立了星座频道，除了测算运势之外，还向用户介绍占星知识。互联网“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传统媒体用30年尚未完成的传播效果。”
　　湖南大学硕士黄琼把互联网媒体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星座文化推向大众的原因归结于海量内容的提供。新浪星座频道的首任主编“歪脖鱼”在进入新浪网工作之前研究占星学的经历，或许可以证明这种观点。
　　据歪脖鱼的博客，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国内鲜见对占星的系统介绍。“大多是街头的小册子，预测下今年运程的，内容比较粗糙，但价格不菲。”歪脖鱼觉得要“好好‘感谢’下互联网”，不然至今星座都可能只是边缘学说。
　　但对于星座频道开启了星座文化商业时代的说法，歪脖鱼不太同意。“星座频道的作用是积累人气”，虽然尝试过和港台占星网站交易原创内容，但挣到的钱不多。
　　不过，如果我们将积累到的人气转换成为互联网商业模式所依赖的流量的话，星座频道的商业价值或许就可以理解了。歪脖鱼在博客中回忆，星座类的内容最初在新浪网只是预测运势的小版块，但那时就引起了网站用户的兴趣，甚至还有用户在网站服务器故障时给他打电话，不知道当天的运势就不会出门。
　　另外一些突然发生的互联网热点事件，也将星座从“乱炖”的状态拉扯出来，进入一个商业化、娱乐化的轨道。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互联网上的“黑处女座”行为—2006年，豆瓣上的星座小组开始涌现，其中“十二星座去死”的主题小组排行榜上，“我恨处女座”小组排名第一。去年8月，微博上爆发“全民黑处女座”娱乐行动。
　　在网络培养出内地的星座文化群体的同时，线下商业也纷纷利用星座营销自己的产品。娃哈哈纯净水在与乐百氏争夺市场的关键时期，在包装上印上了十二星座的标识，受到了市场欢迎。这被当作案例写进了一些商业论文里。
　　互联网推动了星座文化传播，也引来了主流媒体的担忧。在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里，《新华每日电讯》在2000年后发出了第一篇警告，担心对星座文化的痴迷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国内媒体建议青少年远离占星迷信，提高科学素养。
　　不过，《新华每日电讯》在去年10月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对星座文化传播素来忧心忡忡的全国重要媒体，似乎第一次肯定了星座的“某种”意义：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去虔诚地信星座。他们只是要做出一副相信的样子来，给别人看，也给自己看罢了。有了星座的知识，他便可以不去为自己解释不了的现象劳心伤神，可以更加平静、更加从容地去面对琐屑的日常生活。”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伪科学点亮生活》。


来源 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