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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 禁令 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 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义 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 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 最后导致 伤害弱势群体 ， 道德制高点 变成 道德陷阱 ，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 最低工资法 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 配套 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 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 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维持低运行成本， 弱势群体 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业的 配套 措施。比如著名的 工人进步项目 ，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在 过度保护 ，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 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 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想当然 。如果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度去呢？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 金字塔 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 橄榄型 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 总而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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