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转帖】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人家的官场谋略

伊达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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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明代开国盛世后不久，就一连七八个皇帝非昏即庸，把朝臣惊诧得像看耍猴一样，又不敢怒，又不敢笑，更不敢怀疑皇族的遗传基因恐怕出了一点问题。
　　　　
　　但相比之下，名臣系列总是为大明挽回了一点面子。无怪乎当代有人说，明朝的臣子才最像臣子，这个群体最讲究为臣之道，不怕打屁股，不怕戴枷示众，争先直谏，就怕皇帝不恼怒。特别是有那么几个忠于正统、忠于礼法的，简直就近于偏执了。
　　　　
　　这个名臣系列，从开国时排起，可谓星光熠熠：李善长、刘基、宋濂、方孝孺、“宣德三杨”、李东阳、王阳明，后来更有海瑞、杨继盛、杨涟、左光斗……或德或才，无不有过人之处。与张居正前后脚登上最高政治舞台的，就有张璁、夏言、徐阶、高拱、申时行，也都无不是能臣干员，是处理行政事务的老手。国家要是没有他们，还能不能正常的转动，还真是难以想象。
　　　　
　　其他名气略低一点、不为后世匹夫所知晓的能臣，就更是车载斗量了。
　　　　
　　物以类聚。在这个队伍里面，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张居正，也就不足为怪。
　　　　
　　他所生所长的这个朝代，文治武功，虽略逊于前朝后代，但也是巍然一世界超级大国。
　　　　
　　失地400多年的燕云十六州，是我大明收复。极北之地库页岛（现今俄罗斯的萨哈林岛，旧俄著名小说家契诃夫曾旅行至此)，是我大明版图内疆土。俯首向我称臣的藩邦数量之多，前朝人不敢想象。常来上国进贡的，有朝鲜、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还有一个“八百媳妇国”（真是好国名！该国拥有八百个村寨，位于今日泰国北部的清迈府、清莱府地区。相传其大酋首有八百个老婆，每个老婆把守一寨，国名就由此而得）；声威远被所达的地方，还有马六甲（马来西亚）、爪哇、文莱等地。前来朝贡最远的一个藩国，居然在非洲的索马里。简直不可思议！
　　
　　　　
　　这样一个舞台，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风光。
　　　　
　　要想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中心，“当国十年”而巍然不动，且政绩卓著造福后世，这不是旷世奇才是什么？
　　
　　　
　　　　 二、令人吃惊的少年才俊
　　　　
　　　　
　　　　 【英雄有时候也起于草莽】
　　　　
　　好了，我们的英雄此时应该出场了。不过，我要先讲讲他的出处。尽管民间有“英雄莫问出处”的说法，但这位盖世无双的大英雄实在是令人好奇，不究一究他的家谱，难免叫人心痒。
　　　　
　　老先生的家谱其实很简单，只能上溯到元末。再往上数，没了！不可考。
　　　　
　　显然是穷老百姓世系，上推170多年就来路不明了。
　　　　
　　明代在我国已是文化昌明时期，文人说古论今的时候，思维已相当严谨。家世这东西，已不能再随便忽悠了。不像汉代，刘备、曹操还都能胡攀老祖宗。
　　　　
　　张居正可考的先祖，叫张关保，是凤阳定远人。此地现属滁州，现在凤阳、定远分别是滁州市下辖的两个县。
　　　　
　　这个张关保与大明就很有关系了，而且是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时的一个兵。算是头扎红巾“从龙”起事的老兵了。渡江后打过采石矶，这一仗夺的是安徽当涂附近长江边上的险要。当年南宋与金主完颜亮的大军在这里有过决战。老朱在这地方打得较苦，打了三次才从元军手里拿下，看来张关保也是队伍中豁出命来干的一条汉子。
　　　　
　　后来这张莽汉归到了大将军徐达麾下，随军席卷江南，转战浙江、福建和广东，估计跟张士诚的兵、陈友定（陈友谅的弟弟）的兵都交过手。但似乎没有跟随徐达去北伐锦州与热河。
　　　　
　　刀头舔血的结果是屡建军功，授了世袭千户。这是入了军籍。朱元璋这个老农民首创，把老百姓分为“军籍”和“民籍”两种，军籍不光打仗，防卫，还得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每个兵赏官田50亩，但是你得当兵到60岁，然后由长子一人顶缺，世世代代保你有饭吃。
　　　　
　　张关保当这个千户长，手下管1120人，是个小军官。
　　　　
　　有如此光荣出身的一个老祖宗，张居正一生的报国之志，怕是从这里就能找到源头。
　　　　
　　关保死后，葬在湖北的宜都。军人么，青山处处埋忠骨。张居正后来提到过宜都的“远祖孤茔”，口气中也不免有点伤感。

伊达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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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军人户口”的张氏一脉，给成年后的张居正带来的是铁石心肠的一面，日后在介入中枢的政争时，老张的冷酷、严厉、令出如山，都源自于此。这与书香门第出来的文雅士子，风格确乎大大地不同。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他的那种狠劲儿。
　　　　
　　老祖宗再往后两代，仅仅有名字，无事迹可考。再往下，也就是张关保的曾孙了，叫做张诚。他是次子，袭不了老爹的铁帽子，就从归州（今湖北秭归的老县城，2003年6月被三峡水库淹没）迁到了江陵。从此，江陵就算是张居正的祖籍之地了，当时的同僚也称张居正为“江陵”，成了他的别号。
　　　　
　　江陵也在湖北，离秭归并不远，在长江边上，正是所谓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东晋时为荆州治所，所以后来又称荆州城。这地方离战国的楚国都郢也不远，是个出奇才的地方，屈原屈老先生的活动范围，也就在这一带。现在属荆州市。
　　　　
　　这个迁移到江陵来的张诚，就是张居正的曾祖父。他到这儿入了“民籍”，成了老百姓户口，开始自谋职业。因为生性乐善好施，攒了点儿钱都捐助给弱势群体了，所以一直穷嗖嗖的。
　　　　
　　张诚口吃，是个结巴，人送外号“张謇子”，謇子是古语，就是结巴之意。
　　　　
　　他人缘不错，虽然说话期期艾艾，但颇有哲理。江陵人教训子弟时都乐于引用他的话，俨然是个小城的名流了。
　　　　
　　日后张居正在回忆曾祖时，还念念不忘老人家的慷慨大度（平生急难振乏），说是他老人家经常发愿，愿意自身做一领草垫，让需要的人睡在上面。这个思想，真有点圣人意味了。
　　　　
　　这个张结巴老先生，又给张居正注入了性格中的另一面，就是对困窘中人也抱有同情心。后来在政争中，他并没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
　　　　
　　张结巴老先生有三个儿子，次子叫张镇，就是张居正的祖父了。其他兄弟两个，一个经商，是成功人士；一个读书，补了县学生，是个秀才了。就独独这个张镇，两样都不干，只是放浪，估计是打架斗殴、啸聚街头的那一伙。偏这结巴先生就喜欢他（顾独爱之），处处回护。
　　　　
　　张居正的这个痞子爷爷，又给他传下了几分霸蛮、泼皮的色彩。后来争斗到白热化时，张居正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让人瞠目结舌。
　　
　　　
　　痞子爷爷张镇，后来倒也有了一个好归宿——进了江陵的辽王府充当护卫，用现在人的话说，职务是“守门墩儿的”。光荣传统又恢复了，不过比远祖关保可差得远，关保是从“香军”那会儿就起了义的，有战功。而张镇护卫，终其一生，也就是一名小小的军卒。因此，张居正后来回忆家史，往往也只谈及远祖关保。
　　　　
　　张镇不成器，结巴曾祖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
　　　　
　　张镇生子，叫张文明，别号观澜。这即是张居正的父亲了。结巴曾祖自认为自己一生急公好义，应有好报，该出个体面的子孙了。
　　　　
　　张文明果然没走武把式的路，一直坚持读书、应试。20岁就补了府学生，也就是在本地通过了初级考试，也混了个秀才名份。可是往后，一连七次没通过省里的二级考试“乡试”，成不了举人。
　　　　
　　成不了举人，就等于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社会上没地位，赶不上一个有钱的屠户。只有中举，才能光宗耀祖。《儒林外史》里面，“范进中举”前后的大异其趣，就是个好例子。明代的省上“乡试”是三年一次，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又叫“桂榜”。放榜后，盛况空前，由巡抚大人主持鹿鸣宴。席间高唱诗经《鹿鸣》诗经，跳魁星舞。
　　　　
　　张文明大人可与此无缘了，七次落榜，那就是21年蹉跎过去了。一直到他40岁，儿子张居正早已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三年的中央研究院博士后都毕业了，张文明大人这才彻底死了心。把考篮一丢，叹道：“命该如此啊！”
　　　　
　　张居正后来总结老爹的失败，说在于他不肯向八股文的死规矩低头，所以考官不待见（不能俯首就绳墨……以是见诎于有司）。
　　　　
　　但老爹张文明是性情中人，喜喝酒，爱说笑话。与人接触，不论贵贱，都一碗水端平，平生无什么仇家对头。他要是去赴哪家的宴会，大伙必定“终席而欢”，大有张镇张护卫的豪爽之风。
　　　　
　　结巴曾祖对张文明的希望落了空，但老人家终于看到了曾孙张居正的出生。
　　　　
　　张居正出生那年，父张文明22岁，母赵氏20岁。一肚子悬壶济世思想的老太爷，乐呵呵地盼到了四世同堂，虽然没看到张居正后来的大出息，但也可略感安慰了——子子孙孙，总能有一个出息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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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绝对是天生的】
　　
　　　　
　　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初三，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绝世天才，终于横空出世了。张居正就在这一天生于江陵家中。
　　　　
　　这一天很有意义。寒门里出了一个家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显赫人物；上天给一个衰老帝国提供了一个能给它带来回光返照的拯救者。这也可以说是一件五百年不遇的大好事。
　　　　
　　搅动江陵张氏一门近二百年卑微、平淡生活的时刻到了。
　　　　
　　大人物的诞生，照例有附会的传说。母亲赵氏在怀他的时候，据说曾看见连天的火光，中间有一个大约五六岁的青衣童子，从天上翩然而下，绕床不止。于是有孕。这当然是赵老太太自己编的神话或是后人拍的马屁。什么青衣童子、红衣小儿……都是滥俗了的套路。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在为父亲写的传记《文忠公行实》中，还说赵老太太是怀孕十二个月方才分娩的，无非也是说孕育的是个奇人。
　　　　
　　但是张居正诞生前后的“异象”，却是有他早先的名字为证。张敬修提到过两个与张居正有关的梦，很有意思。
　　　　
　　是说在张居正诞生的前一晚，痞子爷爷张镇忽然梦到了遍地大水，满屋皆淹。张镇慌了，问奴仆：“何来大水？”下人回答：“水是从您张家的地里流出来的呀！”无独有偶，结巴曾祖父张诚也梦到一轮明月落在水缸里，光芒四射，紧接着，一只白龟就从水里爬将上来。老太爷从梦中得到灵感，据此给新生的曾孙取了正式的名儿。
　　　　
　　张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但是小时候的名儿，却是叫白圭。什么是“白圭”？白玉也。这里显然指的是白龟，谐音。
　　　　
　　但这只能存一说。因为，这名儿也很可能是考试名落孙山的老爹张文明从《诗经》里找的。《诗经-大雅-抑之》里有两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言论中要是有毛病，就无法挽回了。这是老祖宗告诫人们要慎言——祸从口出。《论语》里也记载着相关的一件事：有个叫南容的人因为反复诵读这两句诗，孔子很欣赏，就把侄女嫁给了他（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哇，这念念“白圭”，还真捡了个大便宜！
　　　　
　　张居正小的时候，就这么叫上了“张白圭”，很具有形象性。看来，张家长辈对他期望挺高，起码希望他也能娶个什么人的侄女也未可知。
　　　　
　　后来到了嘉靖十五年，张白圭这个12岁的机灵小子在荆州府考生员（俗称秀才），荆州知府李士翱看见这名儿，认为大不妥——可能是觉得不敬。白圭（龟），这不是将来要戴绿帽子么？
　　　　
　　其实，龟这东西，在中国远古时并无恶名，且是圣人怀中必抱之物，占卜也少不了它。人们对龟，只是崇拜，认为它象征神灵、吉祥、长寿也。古代名字里带有“龟”字的，多了去了。直到唐代，贵族和士人，仍不以名字里有龟而为耻。数一数，亲王有楚王灵龟、嗣曹王龟年，大臣有崔从龟、王龟、刘崇龟、李权龟，幕僚有乐朋龟、薛元龟，协律（音乐官员）有李龟年，进士有张仁龟，白丁名士有陆龟蒙，道士有解元龟。白居易甚至直呼他侄子做“龟儿”……也并无不敬。
　　　　
　　问题最初是从汉朝开始的，文字学家许慎写了本有名的《说文解字》，硬说乌龟是没有雄性的，如果要生小乌龟，得跟蛇交配才成。正因为如此，“龟头”才与“蛇头”长得一样。谣言正是起于此。后来渐渐在民间扩散，龟就不是什么可以显摆的东西了，与“通奸”同义。
　　　　
　　到了元朝，“元典章”规定，娼妓的家长和男性亲属，要裹青色头巾。青头巾的颜色与绿色相近。到了明朝，这娼家的头巾颜色索性改绿，看上去仿佛龟头。这就是龟与“绿帽子”的渊源关系（明代人们把头巾也叫帽子。后世男人不戴头巾了，“绿头巾”于是通称为“绿帽子”）。
　　　　
　　至明代的民间，龟已声名狼藉。因此，“白圭（龟）”之名再好，也万万不能取。
　　　　
　　我这里仅仅是开个小玩笑。事实上，很可能李士翱知府认为不妥的，是因为在先秦也有一个叫白圭的。本朝更是有一个名叫白圭的名臣。先秦的白圭，见于《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治生”的鼻祖，商人兼政论家。“治生”，就是经营之道。他最著名的观点即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人家不要的时候我要，人家需要的时候我抛，现代的股票市场也讲究这个。
　　　　
　　明朝的白圭，也是了不得。正统七年的进士，“巡按山西，辨疑狱百余。从车驾北征，陷土木。”跟明英宗一起被蒙古瓦剌围在了土木堡，后好不容易逃脱。后在贵州，四川等地平乱有功，加太子少保。历任工部及兵部尚书。死后赠少傅衔，相当荣耀了。
　　
　　与前人重名，毕竟不好。因此，李知府便做主（十分称职的父母官），为小白圭隆重改名儿为“居正”。
　　　　
　　此名，甚好啊！大气磅礴！
　　
　　布衣寒门的子弟，往往有“鱼化为龙”的梦想，希图一举改变沉于下潦的狼狈处境。但是梦想虽然人人有，能够实现的却并不常见。那么，关节点在哪里？跃上龙门的窍门在哪里？答案自古以来以来不一，有说勤奋的，有说靠运气的，有说看准了时机的。
　　　　
　　而我，却要当头棒喝一声：要发达，先看你天赋够不够！为什么人人都想上进，时代都是同样的时代，上去的人却寥寥无几？就因为天份不同。
　　　　
　　张居正世代寒门，他自己日后也不讳言“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族”，没有家学渊源或祖宗庇荫可以借力。那么，他是怎样蹿上去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成长史就会知道，是因为——天赋！
　　　　
　　张居正小时候天赋就超常，一两岁时，即是一副神童模样。一次，本家叔叔张龙湫正在读《孟子》，见居正在一旁，就逗他：“你要是认识‘王曰’两个字，就算你厉害！”几天后，奶妈又带着小居正来了，张龙湫把小居正抱在膝上，指着“王曰”二字让他看，小居正竟然就读出来了。从此，他便有了神童之名。
　　　　
　　张文明老爹对此甚为高兴，到了居正5岁时，就把这小神童送去“社学”（基层小学校）开蒙读书了，跟老夫子念“孔乙己、上大人”。到了10岁，张居正就通晓了“六经大义”。啥东西是“六经”呢？就是孔子曾列举的《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当然，《乐经》已经被秦始皇烧光了，实际上仅存“五经”而已。即便五经也是不得了，别说10来岁的孩子，放在现代，就是30岁的中文博士生通读一遍，怕也是要了命的事。小居正就因这一点，在荆州府声名鹊起。
　　　　
　　嘉靖十五年，张居正堪堪已经12岁，正是意气风发。那一年，他在荆州府投考府学。据说荆州知府李士翱恰好在前一晚做了个梦，梦见玉皇大帝给了他一个玉印，吩咐他转交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考生点名时，头一个正是张白圭。李士翱心里称奇，叫他走近，仔细看看，正是昨夜梦中所见，于是大喜，以为是天意，便替他改名为居正，还勉励了他许多“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话。
　　　　
　　荆州府刚一考过，湖广学政（省教育厅长）田顼就来视察了。李士翱按捺不住，对田顼大吹法螺，说俺们荆州府出了一个神童子。田学政禁不住好奇，叫赶快把张居正招来，他要亲自面试。出的试题是命题作文：《南郡奇童赋》一篇。张居正的老爹张文明笔头子从来就快（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这本事也传给了张居正。拿到试题他也是文不加点，片刻工夫就交了卷。学政和荆州知府双双大跌眼镜。居正这次当然顺利补了府学生，成为荆州府学的生员，一名秀才了。
　　　　
　　进了府学，也不是光吃干饭，生员们平时除了各自专攻一经外，还要学“礼、射、书、数”四科。“礼科”由中央颁发经、史、律、诏、礼仪各书，生员皆须熟读精通。“射科”设置“射圃”习射。“书科”依名人法帖，每日习五百字。“数科”须精通九章算法。
　　　　
　　第二年，趁热打铁，张居正又赴武昌参加乡试，这次若是一举过关，便是举人——正式的知识分子了。张居正考试时自然又是做了一篇漂亮文章。以他此时在湖广等处的名声，中举是题中应有之义。却不料，有人从中阻挡了一下，让他意外落第。秋闱放“桂榜”之后那一番饮宴的热闹，没他张居正的份儿。

伊达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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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间横插了一杠子的，是个大人物——湖广巡抚顾璘。不过这顾大人并没有恶意，他是怕张居正得志太早，反而成了个庸才。
　　　　
　　在我们一般人印象中，巡抚是一省之长，怎么会管起了教育的事呢？原来，在明代，省一级的地方官叫“布政使”；那时候的省也不叫省，省是元代的叫法，明代公文里很忌讳这个，而把省叫做“布政使司”。巡抚这官儿，作为一省之长是清代的事，在明代则是中央来的特派员，专在地方工作，算是个督查吧。军民的事情都管管，但偏重于军事。
　　　　
　　这老顾本人，因为是大才子，所以对张居正的录取与否非常执着。他是应天府上元县人，和上元县的陈沂、王韦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上宝应的朱应登，称为“四大家”（《明史-文苑传》）。他对从北京来监考的冯御史（中央监察部的官儿）说道：“张居正这孩子才具非凡，早些攫拔，也无不可，但是最好还是让他迟几年，待他才具老到了，前途将更无可限量。”
　　　　
　　他当然不能说了就算，只是让监考官自己斟酌。
　　　　
　　这次张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省高级法院的庭长）陈束的赏识，力主予以录取。但是冯监察官却考虑顾璘的意见不能被忽视，于是决定拒绝录取。
　　　　
　　一个小孩的录取与否，竟引起了几位大员的争论，不能不说是上天对张居正照顾得紧。
　　　　
　　顾璘顾大人此举，对张居正影响甚大。多年后他也忘不了。顾大人的深谋远虑，张居正当时就能领悟得到。因为顾大人也和别人一样，极为欣赏张居正的才华，一见面就惊呼为“国器”、“国士”，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也！又称呼张为“小友”，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顾大人经常与省上几位大员说：“这小子真是将相之才！唐朝的宰相张说老先生当年认识了七岁的神童李泌，如今我这也差不多了。”
　　　　
　　一天老顾请张居正吃饭，特意把自己的幼子顾峻唤出来，训示说：“这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是一定会到中央掌权的，到时候你可以去见他，他会念及你是故人之子，而给予特别照顾的。”
　　　　
　　张居正当时奶毛未褪，哪里敢做当宰相之类的大梦。但对顾大人的这种赏识确是感激涕零，铭刻于心（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确实，要是张居正在这一年中了举，也不过就是早风光几年，没准儿大家一捧，得意忘形，流连于诗酒或花街柳巷，大不了是个风流才子，怎能有后来的一番显赫。
　　　　
　　又过了三年，张居正已是16岁，翩翩一少年了。再去应乡试，一举得中。恰好顾大人此时在湖北安陆监工，张居正就专门跑去拜见。顾璘一见小友“中了、中了”，不由大喜，解下自己的官员服饰——犀角腰带赠送给他，说：“你将来是要束玉带的，我这犀牛角的腰带，怕是辱没了你。”明代的宫服中，一品大员为玉（装饰）带，二品大员为犀带，三四品为金带，五品以下为乌(龟?)带。老顾这个赞许的份量，可是相当的重啊！
　　　　
　　老顾还语重心长地说：“古人都说大器晚成，那不过是中等才能的别称，不足为平。出名就要趁早啊！上次我一句话，耽误了你三年，看来我是错了。但是我希望你立意高远，要做伊尹、颜渊一流人物，不要做一个轻飘飘的甚么少年才子（如后世红极一时的韩、郭之流）。”
　　　　
　　天才就是这样，注定了有天才的命运。中央二品大员的期许，在这个少年才俊心中引起的反响，不知该是怎样的难以平息！
　　
　　张居正中了举，顾大人为何欣喜若狂？原来，对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中举是他们一生中的关键门槛。
　　　　
　　只有中了举人，才有继续考进士的可能，考中了进士，才有了候选做官的资格。即使考不上进士，举人也可以“科班出身”去当官，无非是身份略低一点罢了。无怪《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之后，大喜过望，痰迷了心窍，竟然疯了。多亏他的岳丈胡屠户一巴掌才把他打醒。
　　　　
　　虽然读书人在第一级考试“院试”中考上秀才后，也有一些诸如免役、交不起税可豁免的小小特权，但若是就此止步，前途也不过就是当个塾师（民办教师），或做个幕僚（刀笔师爷），一般民众还是瞧不大起的。所以，在《儒林外史》中，范进在考上了秀才之后，想借点儿钱继续去考举人，被岳父胡屠户骂得狗血淋头：“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私塾），每年赚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娘和你老婆才是正经！”
　　　　
　　看来，中了秀才也还是“臭老九”，连屠夫也看不大上眼。
　　　　
　　因此就有穷秀才拼死拼活也要考举人的事。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京城的邸报上说，福州的考场中有几位考生年纪超过了80岁，更有两位超过90岁，其中有人中秀才之后已经60年了还在考！安徽省90岁以上的考生有18位，80岁以上考生有35位！真个是不屈不挠，死而后已。
　　　　
　　对于读书人来说，到了此时已别无退路。《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劝告匡超人的话，一语中的：“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中举之后，就是当红的潜力股，说不定哪天就捞到了官做。因此乡绅们多有提前投资的，向新举人赠银两、送田地、馈房产。一夜之间，乌鸦变了凤凰。
　　　　
　　有那承受力不强的，怕是要崩溃。范进的老妈苦了若干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暴发了，喜极之下，竟一命呜呼！
　　　　
　　老顾如此看好张居正，他是有眼光的。其实顾璘本人小时候就是个神童（少负才名），从知县、知府、布政使、巡抚一路干上来，在南京刑部尚书（闲职）位置上退休。官做得比“四大家”的另外三个都顺（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惺惺怜惺惺，大人识英雄！
　　　　
　　与那些白胡子老秀才比起来，张居正岂是池中之物，早晚要腾飞的。他一手八股文做的好，书法、策论、应用文也过了关，拿下举人轻轻松松。
　　　　
　　就这样，少年天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国器”的辉煌前景已遥遥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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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也是张家乐极生悲的一年，在辽王府任护卫的痞子爷爷，被年轻的辽王灌了一顿酒，不幸醉死了（这件事后来还有曲折故事，我们留待以后再讲）。至于结巴曾祖这一年是否还在人世，没有记载，估计已过世很久。可惜，他们都没有看到张居正此后的发迹。
　　　　
　　嘉靖二十三年，张居正进京参加“会试”也就是全国考试，却意外地落了榜。原因正如顾大人所担心的，少年气盛，马失了前蹄。张居正多年以后总结教训，认为是“冒窃盛名”害了他，原以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于是放着八股文功课不练了，沉迷于“古典”。估计是被先秦诸子什么的给迷住了。
　　　　
　　一晃又是三年，他卷土重来，于嘉靖二十六年再次进京赶考。这次如愿以偿，中了二甲进士。
　　　　
　　在古代，一般读书人与中进士者的比例，起码是一百比一，甚至是几百比一。
　　　　
　　能在百人中脱颖而出，什么十年悬梁刺骨，什么考场里九天九夜不挪地方的腌臢气，什么势利胡屠户者流的讥讽，都可以去他娘的了！唐朝孟郊的一首《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写尽了知识分子的得意。
　　　　
　　古时有“五十少进士”一说，意思是讲，在中了进士的人群中，50岁也还算是年轻的。而当年的张居正，只有23岁。
　　　　
　　三年一度的会试，是在春天举行，又称“春闱”。放榜之日春风拂面，想想看，人生此时又复夫何求！
　　　　
　　他这次不仅中了进士，还经过考试被选为庶吉士。这“庶吉士”倒不是什么有实权的官，算是有官衔的学生吧，
　　　　
　　这是朱家老皇帝想出来的名堂，从进士里选一批文章书法俱佳的，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馆进修三年，三年后考试合格毕业（散馆），其中优秀的分到翰林院做“编修”、“检讨”，都是有轻松又体面的文字工作。这即是所谓点了翰林。
　　　　
　　那些成绩一般的，就分到各县优先委任知县，分到都察院（监察部）去当御史，分到“六科”（中央监察小组）去当给事中，都是科处级干部的干活。
　　　　
　　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明代自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凡是点了翰林的，将来就有可能入内阁，成为中央大员。因此一成庶吉士，大伙就把你看成是“储相”，合格的接班人，未来的宰相了。
　　　　
　　我们23岁的庶吉士，从此以后就算正式踏入官场了。张居正的人生曲线，到此为止一直是向上走的，往后更是高开高走，直至涨停板，从来就没有跌过。
　　　　
　　他将要面对的，是历代官场中罕见的龙争虎斗！
　　
　　　
　　　　★★★三、他冷眼旁观一场场政治绞杀
　　　　
　　
　　　　【谁是那只最后得胜的黄雀】
　　　　
　　
　　年轻的张居正当了庶吉士，食君碌、吃皇粮，进了人人都羡慕的清要之地翰林院学习，似乎是应该趁着新鲜出炉的劲儿，拜谒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九万里风鹏正举”，有一番大作为了。可是，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偏偏在这以后，有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与他后来执政时期的敢于任事、杀伐决断比起来，这一段的忍耐简直是奇迹。
　　　　
　　不过，这也不奇怪，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政治家。中国的官场，演员有时候的表演，到终了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要活着、并活得比别人快乐的话，韬晦、平衡、隐忍，这些看上去不怎么光明磊落的本领，没有是不行的。
　　　　
　　张居正在冷眼旁观。翰林院冷冷的孤灯下，他在学习——屠龙有术，不学不行啊！
　　　　
　　他这几年所忙活的，是“日讨求国家典故”。这个典故，即是典章制度、前朝故事，学政治的法，学执政成败的案例。他的潜龙之志，就表现在这里。
　　　　
　　在明代，知识分子标榜才华是一种时尚。人们渴望能像唐人、宋人那样，凭一首好诗好词，就流芳百世。这种标榜名气的小团体空前地多，什么“前七子”、“后七子”、“十才子”、“八俊八杰”……都是些志大才疏的狂人。其实，唐宋诗文之下，谁能记得住这些劳什子名堂？墓木未拱，怕是浮名早已散得影子都没一个。
　　　　
　　张居正有了少年时代的教训，对那些花架子不屑一顾。三年的苦读，心得不少，他果然就掌握了政治屠龙术，这从他后来执政时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上就能看出来。
　　　　
　　三年以后，他庶吉士毕业，因为是二甲进士及第，所以照例点了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毕业那一年，他上了一道议论朝政的奏疏（建议书）。这是他在嘉靖一朝中仅有的一次。
　　　　
　　他说，天地间的财富，是有数的，如果用得克制，天下百姓就比较宽裕。如果穷奢极欲，天下就会匮乏。然而现在，“民力有限，应办（税费）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谿壑难填……”总之，说的就是上流社会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了。
　　　　
　　民何以堪啊！这个年轻人，毕竟还是有血性的。
　　　　
　　这个关于理财的题目，跟他在科举时的八股文章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说的更多了一些。
　　　　
　　奏疏上去，如石沉大海。张居正也就不再说了。他知道，还没到他说话的时候。
　　　　
　　此时，正是朝政纷乱如麻，估计沉稳如张居正者，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当朝宰相的大学士夏言，一个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构陷，让嘉靖皇帝下令给杀了。死得惨！弃市，就是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给砍了脑壳。
　　　　
　　一代名臣，落得个身首异处。
　　　　
　　张居正看到了：血，阴谋，绞杀，你死我活！
　　　　
　　他不能不看到政治的残酷，也不能不体会到权谋的重要。这是帝国史上自朱老皇帝杀宰相胡惟庸以来，一百多年间，头一个在职的首席大臣被下旨杀掉。
　　　　
　　昏君如虎，权臣似鹰，他张居正甘心就做一只兔子么？
★★　
　　
　　此时，朝中的顶级人物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绞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静静的谋杀。在热带雨林里，有一类树，就叫“绞杀树”，他们是附生植物，寄生于其他的大树树干上，慢慢长出纵横交错的根，包裹着寄主树，一面盘剥寄主的营养，一面与寄主争夺阳光雨露，迅速壮大自己。当它的无数条根伸入土中，形成了自身强大根系，能独立生存后，密布于寄主树干的根便急剧扩张，紧紧缠着寄主，直至使寄主——哪怕你是参天大树——“窒息”而死。
　　　　
　　这就是“绞杀”。据说，我国最大的一棵“绞杀王”就在西方双版纳，它的根部周长有30米，有上万条根系缠绕在一起，十多个人手拉手围不过来。
　　　　
　　嘉靖一朝的“内阁”，就是一场不断有参天大树倒下去，又不断有新的“绞杀树”矗立起来的连台好戏。
　　　　
　　内阁里捉对儿厮杀着的，都是当朝声名赫赫的大学士，国家重臣，货真价实的“宰相”和“次宰相”。
　　　　
　　在中国历代的官场里，国家兴不兴，国家亡不亡，都是很次要的事。而我兴不兴，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间第一要务。即便官至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摆脱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当然，在这里，“宰相”是个借用的说法。明朝从朱老皇帝的洪武十三年起，就没有了“宰相”。
　　　　
　　特色皇帝朱元璋，亲手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官职给灭了！
　　　　
　　自古以来，宰相为帝王辅佐，乃天经地义之事。乡绅大地主还得要一个管家不是？在政务系统中，宰相之权，仅略低于皇帝。皇帝是“最高最高最高”，宰相就是“次高”。
　　　　
　　古来有不少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美谈，从管仲到耶律楚材，也是一系列璀璨的明星；但是也有君相互斗、反宾为主的例子，霍光、曹操、司马懿、桓温……这都是一手遮天、压倒了皇上的霸道宰相。
　　　　
　　可是像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汉贼”，毕竟两前年才可能出一个。宰相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还是听吆喝的多。由于出了一个篡汉的曹丞相，历代新朝在调整典章制度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加强帝权，削弱相权。到了朱老皇帝坐天下的时候，帝权之高，已经根绝了宰相“篡汉”而代之的可能性。
　　　　
　　但是，朱元璋是个很有个性的开国皇帝，他和宰相老搞不好关系。
　　　　
　　他和我们当下的很多“一把手”一样，都有共通的毛病——对待副手太苛刻。用个窝囊废吧，嫌碍事；用个精明强干的吧，总感到小子没准儿有野心。人家左右都不是。
　　　　
　　早在大明朝成立之前，老朱自称“吴王”的那时候，就有宰相，老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农民做皇帝，知识分子来辅佐，不是正好？，明代宰相的名称是“丞相”，分左、右两个。明代“尚左”，以左为贵，扭转了元代莫名其妙的“尚右”习惯，所以第一丞相是左丞相。
　　　　
　　大明第一代丞相，是开国功臣，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一文一武，挑选的还是不错的。后来又有汪广洋、胡惟庸相继为相。有明一代，当过宰相的就这么四个人。
　　　　
　　可是他们的结局，可太令人惊恐了。四个人，除了徐达干了两年多右丞相就领兵打仗去了，得以善终以外（不过有人还是说老朱用一只蒸鹅害死了他），其余三个，因为“谋反”或受牵连，被诛、被赐死、被灭门！案子历时数年，株连蔓引，竟陆续杀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国初震动一时的“李善长、胡惟庸案”。实事求是讲，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很有干才的人，政务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好。但他们越是多谋善断，老朱就越不舒服。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我皇帝干什么？你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怎么不来走我的后门、拍我的马屁？老皇帝跟权臣赌起了气。史载，胡惟庸谋反是有证据的，不过，都来自告发和同伙在刑讯之下的口供。
　　　　
　　追究胡惟庸并不是先发现了有谋反迹象。而是有谣传说，“从龙”大臣刘伯温因病暴死，是吃了胡惟庸私人医生开的药。根据谣传整一个大臣，这分明就是找碴儿。皇帝一放风出来，人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倒台了，想撇清的，想立功的，想报仇的，还不纷纷起来？不弄出谋反的名堂来才怪！
　　　　
　　杀胡惟庸之时，是洪武十三年，老朱越想越来气：丞相还要谋反，要它还做鸟用？于是撤销了这个官职，连同丞相的办公室“中书省”也一并砍掉。
　　　　
　　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鞠躬尽瘁，也不想重演曹丞相逼迫我儿孙的事。
　　　　
　　我老朱要自己干。皇帝么，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再管个乱七八糟的……
　　　　
　　有人统计过，老朱灭了宰相之后，每天自己要看20万字的文件，处理事务423件，等于一天到晚不睡觉、不吃饭，每小时保持阅读8000多字的速度、和处理20件国家大事的频率。
　　　　
　　老皇帝这下可吃不消了。
　　　
　　老朱这么苦自己，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古人讲究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之不易，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岂不是亏了？在这方面，秦始皇就开了个好头儿，他不分昼夜操劳公务，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他也还不满足，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念“担”）就是120斤（那还是蛮重的啊）。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不过才53岁。按理说放过牛、爬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却是个更辛苦的活儿，干了9个月，老朱顶不住了，从各地找来6个老儒，创立了“四辅”（这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老朱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文职小干部（学士）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鸟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阁臣”。学士改称“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前面就冠以哪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等。
　　　　
　　皇上则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什么，只能“辅佐”什么，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把子。民间的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是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宰相。因此“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干部。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小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不过就是“宫内的小房子”罢了，没法跟“中书省”的堂堂正正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经常是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副部级、部级）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的制度还要严格。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中国人在这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首辅也就是大领班了。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由次辅来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一段时间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格如果不如人家，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行了。想“学而不优”而当大官，不灵了。
　　　　
　　进了阁子，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表明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就一起来吧，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纪检监察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多了。因为嘉靖皇帝从执政第二年起，渐渐喜欢上了修道成仙那一套，想长生不老。到嘉靖二十年，干脆躲在西苑跟方士们混在一起，不视朝了，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很严格，因此他对首辅就挑选得很苛刻，既要能办事又要听话，放了很大的权给他们，把阁臣的地位明确提到“六部”之上，为文官之首。
　　　　
　　“阁老”们的位也高了，权也重了，有的人就要誓死保住位子，有的人呢，则恨不得明天就拿下这位子。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阁臣们的内战也就出奇地精彩。

伊达政宗

★★
　　　　
　　首辅平常的工作，是阅览各部门送来的文件，然后把自己觉得妥当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票上，分别贴在这些文件的封面，进呈给皇上。这个工作，叫做“票拟”，就是代皇上写处理意见了。皇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红笔画个圈圈，批两个字。这叫“批红”。
　　　　
　　首辅在拟定意见时，不必征求其他阁臣的意见，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有唯唯诺诺。即使旁人代拟文件，也是按首辅的意思来落笔。这个票拟制度，初看起来，不过是皇帝借首辅的脑子用一用。可是另一方面，首辅也可以对下拉大旗做虎皮，对上左右皇帝的看法，想办法蒙住皇帝，在票拟中偷运私货。
　　　　
　　皇帝的权力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割让了很大一部分到首辅手中。
　　　　
　　这一点，连朱老皇帝也料不到：“潜规则”的能量，不仅比制度大，而且比皇帝还大。
　　　　
　　这时的首辅，不仅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其权力之大，有时甚于过去的宰相。在他面前，何人敢不战战兢兢？
　　　　
　　张居正踏上仕途之后不久，前任首辅夏言冤死，阁子里剩下的是现任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在掐。居正后来的升迁，与这两人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严嵩是位大名人了，后世无人不知。作为白脸的“奸臣”，在中国民间文化里，大概除了曹操名气最大，第二个就是他了。虽然他作为阁臣，处理政务水平很一般，远不及同时期的那几个。但由于贪和专权，留下了万世之名（尽管是臭名）。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与夏言是江西老乡（夏是贵溪人）。他年长夏言两岁，进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12年），诗文书法水平堪称一流。但可能就是由于诗书读得多了，政务水平太差。他入内阁时，已是56岁，还是夏言把他提携起来的。
　　　　
　　夏言这人，机敏决断，相当自负，大臣谁也不在他的眼里，就更没把由他一手拽起来的严嵩当回事。严嵩拟的文稿，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还常常掷还责令其重写。
　　　　
　　严嵩不知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倒是个官场少见的性情中人，个性甚强，我行我素，经常触怒嘉靖皇帝，政坛上四起四落，但只要一回内阁，就能死死压住严嵩。
　　　　
　　恨便由此而起。中国人，能记住一饭之恩的人不多，能记住一箭之仇的人相当不少。严嵩经过几个回合，终于明白了：夏言只要活一天，就是他头上挥不去的一片阴霾。
　　　　
　　要想出这口恶气，就得让他死！
★★
　　
　　严嵩用来对付夏言的诀窍，是以柔克刚。卑劣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软弱，而是包含藏着鳄鱼牙齿的微笑。他对夏言，永远是忍气吞声，心里骂死，见面却无不毕恭毕敬。据说，一次他在家中举办生日宴会，请夏大人屈尊赏光。夏言不屑，终究未去。严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给夏言预留的座位之前，为英明首辅夏大人遥遥敬酒。
　　
　　不顾尊严，一至于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则百毒俱全了！
　　
　　严嵩是个贪官，在夏言落马的空档里，他在皇帝面前一人专宠，甚至一度成为“独辅”，即整个内阁只有他一个人。此时，他就是上传下达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给皇帝留下好印象，没有严嵩成吗？于是，给严嵩送红包的大小官员，车子挤满了严府门前的路（辐辏其户外）。严大人只是笑纳，然后回报以高官厚禄。以至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赶忙把夏言再度召回内阁，以制约这个老滑头。
　　
　　夏言不是榆木脑袋瓜，他知道自己失宠是严嵩搞的鬼，这次当然要报复。他一回来，仍视严嵩为无物，把严嵩提拔的亲信尽行扫荡。严嵩仍旧是怕他，一声不敢吭。
　　
　　有一次，夏言寻到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渎的罪证，准备上本参劾。这个严世蕃也是个混世魔王，贪声在外，无恶不作。却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称自己占有天下才华三分之一。
　　
　　严嵩久经沙场，自知小儿的丑闻要坏大事，便带领严世蕃来到夏言家中。夏言得知，欲装病不见。严氏父子竟强行进入，跪在夏言榻前泪如雨下，恳求放条活路。敢于向仇人示弱，也是小人的一记狠招——我已经服了，你还非让我死吗？夏言见此，于心不忍，“遂置不发”，把奏本压下了，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严嵩对皇帝，也是柔媚以事之。在中国，邀宠，有时侯就是最大的政治。马屁永远是下级讨上级欢心的法宝，无能之辈为何屡屡得宠，因为，最拙劣的马屁本领，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权术。
　　
　　文雅一点讲，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经常让值班的阁臣替他撰写“青词”，也就是给玉皇大帝的写效忠信。写好了，就拿来焚化以祭天。以至后来竟有了因擅写青词而入阁的“青词宰相”。皇帝一有了什么灵感，就急猴猴让阁臣照此写一篇。一遇此事，严嵩总是兢兢业业地写，而夏言虽然也是此中高手，但他年事愈高，愈觉得这东西纯粹是扯淡，有时候就叫人代写，有时候则把以前写的改头换面拿去充数。
　　
　　两人对比，皇上当然喜欢献媚献得好的那一个。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嘉靖皇帝在醮天时，是要戴着“香叶冠”的，即一种道士帽。某日，他一时高兴，分赠给五位重臣每人一顶，让他们也戴着赶赶时髦。夏言不听那一套，从来不戴，问起来，就答：“这并非法定服装，大臣如何能随便用？”而严嵩，则每次去西苑入见，都要戴得端端正正，上面还小心地笼上了一张轻纱。皇帝好奇，问曰：“典出何故？”嵩含笑答之：“天子所赐，恐染灰尘。”
　　
　　两下相较，柔弱的一方焉能不胜？
　　
　　皇帝也好，总经理也好，哪个当总把舵子的不喜欢趋奉？哪个高高在上的不喜欢顺耳之言？
　　
　　严嵩摸透了在上者的虚荣、狭隘和愚蠢，也摸透了刚直者的疏阔、执拗与不忍，那么，想要上下其手，置对方于死地，就差一个必然会出现的机会了。
★★
　　
　　这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就是后来震动朝野的“复套”事件。
　　
　　何谓“复套”？套，是指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带的地区。这里是明朝北边的战略防务要地。朱老皇帝开国时，对这一带的布防做了精心筹划，在北方一线置三大卫所（军事据点），修边墙（今天都俗称“长城”了），让诸王坐镇，严防“北虏”入寇。
　　
　　这一招很有效，曾经“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殊城周谘录-北狄》）。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皇帝一蹬腿儿，为朱家天下防守北方的燕王朱棣就反了，南下夺了鸟位，名正言顺成了主子。这位明成祖为防止类似自己的事情发生（我造反可以，别人却不可以），将军事重镇大宁都司与东胜卫内徙或后撤，使北方防务出现两处缺口。唯余开平一处孤悬蒙古高原，三面受敌，不得不在宣德年间也撤往内地。从此京师和内地门户大开，防务的最后底线变成了前线。
　　
　　一些饥寒交迫的蒙古族部落，就是趁这个机会，陆续进入河套找饭吃，并安下了家，渐成了气候的。起先不过是千余骑骚扰，到后来竟能聚会起十余万骑，攻入边镇杀掠。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套虏”或者“套寇”。
　　
　　夏言最后一次当政时，陕西“三边总督”（地方军事主官）曾铣上奏，认为“套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朝庭添一点兵力，由他调度，可一举摆平。这个曾铣，是个有胆略、有办法的将才，对边患如何根除看得非常透彻。
　　
　　恰好夏言也想在此问题上建立一番万世功业，就极力向嘉靖皇帝保荐曾总督。嘉靖为夏言的话所动，下令褒奖曾铣，并指令兵部开始操作，筹划兵饷。
　　
　　夏言是个实在人，很认真地与曾铣书信往还，讨论起了复套的步骤。皇帝既然下了决心，此事就有十分把握了。
　　
　　他万万想不到，一转身，这个乐于斋醮的皇帝就反悔了。为什么？为的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那政坛老混混儿严嵩，早已观测多时，套复不复干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正当其时！
　　
　　严嵩此次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不干好事的太监！），在外廷勾结言官，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蒙古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一种倾向性的舆论，就这样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不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蒙古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子”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野蛮人摆平？
　　
　　这皇帝的心，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一粒随时准备讲和的砝码了。
　　
　　皇帝每日绕室徘徊，正是下不来台的时候。聪明的臣子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梯子，为他找一个替罪羊。
　　
　　在严阁老的授意下，有心怀叵测的言官便开始发难了，说边衅不可轻启，不能让边将为立功把国家推向险境；又说曾铣交结阁臣、无非是大言欺君，等等。严阁老更是偏偏在嘉靖一心一意斋醮之时，把上报山崩、沙尘暴异常气象的报告，和曾铣的复套建议一起呈给皇上。当天是正月初一，皇帝看了，当然感到晦气，太晦气！于是，他公开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皇帝下令将曾铣下诏狱（只对皇帝负责的监狱），削夺夏言一系列官职，仅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大正月的，正当锦衣卫前往边关捉拿曾总督之时，总督大人正领着数万大军夜袭“套虏”，颇为得手。曾大人被捕后，“三军大恸，声闻百里”，手下亲军五千，日夜磨刀称反——真是没有天理啊！
　　
　　严嵩又连连进击。此时有个叫仇鸾的边将，由于受曾铣弹劾，正在狱中，严嵩便教唆他上疏，污蔑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贿赂了夏言。
　　
　　曾铣本来还不至于丢命。这么一来，风云突变，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末，曾大人终于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被斩首于西市。夏言在路上听说了他的罪名，竟然从车上掉了下来，大惊：“噫！吾死矣。”
　　
　　正人君子，从来难斗过阴险小人。当年四月，夏言果然被逮捕回京城。十月，脑袋搬家了。一代人杰，就这么个下场！
　　
　　是严嵩笑到了最后——哼哼，你蔑视我，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
　　
　　【官场的食物链远远没有完结】
　　
　　夏言一倒，大事毕矣。严嵩以柔媚事皇上的办法奏了效，此后他又在朝中专权了差不多有15年。
　　
　　一个皇帝，乖僻多疑，很少干正事；一个权臣，虎假虎威，坐收贿赂；这一对宝贝君臣，败家就像别人创业那样锲而不舍。朝政眼见着就一天天败下去了。
　　
　　严嵩有个好儿子，老宰相卖官纳贿，都是由儿子严世蕃一手操办。诸司衙门想办点事，老严就一古脑推给小严：“小儿识天下大体，可与商。”结果，朝政等于由严世蕃一人把持。
　　
　　严世蕃是严嵩中年才得的独生子，严嵩专权时他已经30岁了。此人肥头大耳，一目盲，年轻时沾了老爹光（父荫）读了中央国立大学（国子监），毕业后，当了五品小官。他的确有点才干，代父处理政务之后，谁要想求见，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不拿钱来？没门。有那想跑官的、跑项目捞好处的，均奔走其门，一溜儿的礼物箱子“相望于道”。
　　
　　小严对内外所有官职的油水多少、难易程度，全都了如指掌。对跑官者索要贿赂，开的价码，都正正好好，一分也不能少（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有了这样的智力，想不成为古今中外第一贪也是难。
　　
　　最厉害的一个干法是，户部发给边防的银两，严世蕃要得其中大半，没等银子出京，就缩了水；或者送达边关之后，边将再乖乖按比例返回严府。国防钱缺不缺，管他娘的。敌人来了的话，可能连大刀都买不起了。
　　
　　严氏父子中饱私囊，挣够了，当然就要花。他们穷奢极欲，夜夜笙歌，所吃所用的，人间都非常罕见。搂着含苞欲放的三陪小姐，“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无度，污蔑纲常，从古以来未有以拟其奢”（《明世经文编》）。
　　
　　上梁如此，下梁也就可想而知。嘉靖后期，严氏父子这一对妖孽，把现世当做末日过，造成了贪风大炽，士风败坏，贿赂公行，简直到了随便抓一个当官的来砍头都决不会冤。
　　
　　国家财政哪里禁得起这么消耗？大明天下已是千疮百孔了——国库紧张，入不敷出，军备废弛，民力不堪重负。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强国，到了此时，已是陡然转弯，一步步踏向夕阳了。

伊达政宗

★★
　　
　　这个严大首长当国前后有20年，父子俩到底贪了多少？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了。为何这么说，后文我还要交代。史上记载，他们严家的溺器，也就是小便器，“皆用金银铸妇人，粉面粉衣”。这还不算，往里面撒尿的那个洞洞，居然做成了女阴形状。
　　
　　猖獗之状可想而知！谁说中国古人没有想象力？
　　
　　他们以为圣眷从此不衰，他们认定天下可以随意折腾，他们习惯了自认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荒野淫无道的人，把机关算尽，但就是料不到有无数仇恨的眼睛正死死盯住他们。
　　
　　有这样一双眼睛，是他们决不可以忽视的。
　　
　　这就是另一位他们将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徐阶。
　　
　　徐阶是江苏华亭人（今日上海地面），为人聪明干练。早在嘉靖二年（1523年）报考进士，中了一甲三名，俗称探花的是也。那一年，他才21岁。按规定，一甲的这三名，不用考庶吉士，直接进翰林院，当了编修。
　　
　　当年任首辅的名相杨廷曾经责怪主考官，为何不把这个聪明小子录取为状元；又指着徐阶夸赞：“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老一辈人奖掖后进的那股子真诚，真让现在的小孩只恨生得太晚！
　　
　　徐阶个子不高，面白，风度翩翩，性格机敏，有权谋而不外露。在嘉靖初年本该一帆风顺的。可是，仕途刚一开始，就遭到了坎坷。
　　
　　嘉靖皇帝上台那时候，还干过几件不错的事，其一就是取消孔老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吓人称号，仅封“至圣先师”。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取消了大师的官本位。
　　
　　但徐阶不同意这个做法，因而触怒了当朝大员和皇帝，被外放到福建延平府，做了个预审科长（推官）。
　　
　　这种基层的历练，对徐阶好处不少，阅历一多，人也圆通老练了。他在下面的政绩不错，从县到市，再到省一级，当到了江西按察副使，是管司法的副省级了。
　　
　　夏言很看重他，对他多有提携。嘉靖二十年，徐阶回到中央，当了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两年后，调任礼部侍郎（副部长），又升为吏部侍郎（跑到组织部去了），由于在部里受一把手受器重，成了实际上的组织部长。他待人和气，“折节下问”，下面来了办事的官员，他总是一脸和蔼地问问风土民情，因此口碑非常好，干部们人人“愿为用”——有事您就吩咐吧！
　　
　　徐阶还一度出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负责教导庶吉士，这就恰好是张居正的老师了。他对张居正的最初印象与好感，应该始于此。张居正对他，也是终身执弟子礼，始终恭敬有加。
　　
　　这是张居正仕途上的引路人，是一颗带来好运的吉星。张居正后来能搅起那么大的动静来，就是因为徐阶给他发了一个通行证。这些，我们在稍后再慢慢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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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言被杀的第2年，嘉靖二十八年，徐阶回京后8年多，当了礼部尚书，这就很有入阁的希望了。果然，3年后，他顺利入阁。
　　　　
　　诸位可能想不到，徐阶的窜红，不单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且是跟他擅写青词大有关系。嘉靖就喜欢他撰的青词，认为玉皇大帝看了一定会满意，于是，一日都离不开徐阶的样子。
　　　　　　
　　徐阶入阁的时候，严嵩是首辅，李本是次辅，徐阶排老三。
　　　　　　
　　这颗新星升任次辅，那是指日可待的事。在眼下，朝中能对严嵩构成潜在威胁的，也就只剩下徐阶一人了。
　　　　　　
　　严嵩老矣，可他的嗅觉还是灵敏的！他不能容忍有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超越他。史载，他对徐阶“中伤之百方”（《明史》），想方设法挤兑，这是生物竞争的本能。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徐阶的罪过，就在于他得了皇帝的宠爱。
　　　　　　
　　中国的所谓“办公室政治”，无非就是争宠、邀宠、固宠那点儿本事。因为领导当中理智的不多见，糊涂的居多，欣赏谁就不问青红皂白，什么都好，怎么干都行。受宠的下属，闹翻了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像严嵩这样的政治老手，自有他的原则——上级的宠爱，决不容他人分割。
　　　　　　
　　受严嵩的压迫，徐阶当然郁闷。但他是目睹了强悍的夏言是如何覆亡的，他不可能傻到去做个前仆后继的烈士。
　　　　　　
　　他使用的对策，也是柔术。手段跟严嵩相似，只是目的不大一样。
　　　　　　
　　他内心早已经清楚——他的使命或者说宿命，就是有朝一日干倒严嵩，挽回政局的清明。而在此之前，就只能先保住自己。
　　　　　　
　　严嵩的攻击来得相当之凌厉。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落因边贸问题与天朝闹翻，大兵拿下蓟州，突破古北口，铁骑直薄北京城。明军溃败，九门被围，京师震恐。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当时防守北京的京军，在册的只有6万人不到，半是老弱，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是空额。仓促间召集了约4万武举生员、街头流氓等防守。彼辈从未经过战阵，登上城头一看蔽天的烟尘，早吓得尿了裤子。
　　　　　　
　　严嵩在这个事件过程中，两次给徐阶下套，都被徐阶侥幸躲过，没有蹈夏言的覆辙。
　　　　　　
　　兵临城下时，嘉靖曾征询严嵩和徐阶的意见，严嵩借故这是边贸问题，向礼部（也就是徐阶）推责任。徐阶没办法，只好献上了一条缓兵之计。他认为蒙古军孤军深入，长不了。先问俺答要什么，咱们就答应给什么，拖一拖再说。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缓兵之计居然就奏效了。俺答在各地开来的勤王军队压力下，退去了。徐阶也因此安然无恙，而且还在皇帝面前赢了几个点数。
　　　　　　
　　还有两件事也很悬。一是请求早立太子事，一是安葬已故皇后事，不知怎么触怒了上心，徐阶险些又一次被驱逐。严嵩已经兴奋得在那儿摩拳擦掌了，但徐阶的认识转得非常快——皇帝圣明！皇上您说的，那才是对的。
　　　　　　
　　柔术到底还是有用的！皇上不再追究了。
　　　　　　
　　不过风浪也实在是太紧，徐阶只有万分小心。于是他更加兢兢业业撰写青词，将功补过。他很清楚，做这些于国于民没用的事，反而比做有用的事更能让皇帝高兴。此外他毕竟不像夏言那般刚直，平时宽以待人结下的善缘，也使他有了一层无所不在保护网。无论嘉靖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说：徐大人这人，为人不错！
　　　　　　
　　这事情就这样无可理喻——领导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下级的评价，并不是出自观察。他喜欢听舆论。随便什么赶车的、端水的、送文件的小角色，说一句某某人好，就能影响他对一个人的看法。
　　　　　　
　　徐阶便因之有福了。皇帝的气总算消了，危机得以度过。

伊达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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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嵩当初扳倒夏言，用了10年光阴；如今徐阶与严嵩暗斗，也用了10年工夫。徐阶的法子，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他把最终的政治目的深藏起来。对严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玩起了太极推手。
　　
　　徐阶日日面对咄咄逼人的严首相，采取的是“委蛇”策略，跟智退俺答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也许是由于官场太险恶，也许是夏言的教训太惨痛，徐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有些过，后世总有人呶呶不休。
　　
　　因为严嵩极重乡谊（夏言除外），徐阶就以避倭寇为由，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把户籍迁到江西去，与严大老爷攀上了乡亲。他还把自己的孙女送给严世蕃做小妾（一说是送给了严世蕃之子），用起了和亲政策。两家既然成了姻亲，严嵩对徐阶的冉冉上升便“坦然不复疑”——老滑头也有中招的时候！
　　
　　这胯下之辱且咽下，来日再算总账。
　　
　　徐阶比较喜好经世之学（即 “经世致用”。“经世”有时也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他还是有一番大抱负的。当日社会，正流行阳明之学，徐阶虽不是阳明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朋友中，不乏阳明先生的弟子，因此耳濡目染，“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玩得很圆熟。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苛责古人。
　　
　　当今在世上谋生谋职的各位，环境再恶劣，尚且没有斧钺加颈（就是掉脑袋）的危险，可我们能有多少人敢于直言？敢于疾恶如仇？各位还不是要常常动用脸上的微笑肌肉？
　　
　　况且徐阶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严嵩的奸诈与“横”，是史家给予评定的。要取仇家的脑袋，或以他人性命做赌注，不过举手之劳。
　　
　　俺答兵犯京畿的这回，就有人为他送了命。当时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请示如何办，严嵩授意不要动真格的，北虏抢够了自然会退走。丁照计而行，让各营停战。敌兵在城外杀掠一通，果然退走了。那时宦官的家产多在城外，损失至为惨重，因此他们围着皇帝哭天抹泪，要个说法。皇帝为之震怒，追究下来，逮捕了丁汝夔。
　　
　　丁汝夔慌了，连忙嘱家属向严嵩求救。严嵩告诉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丁于是宽了心，把停战的责任全部揽下。
　　
　　却不料严嵩在嘉靖面前谈及丁汝夔，嘉靖勃然变色：“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几句话吓坏了严嵩，只好踉跄而
　　出，不发一言——天要下雨，我可管不了啦！
　　
　　待到弃市的圣旨下来，丁汝夔被绑赴法场，他才知道不好，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严嵩老贼，误的岂止是一两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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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中的事如此波诡云谲，张居正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俺答袭北京的那年，这位青年才俊正值庶吉士毕业，请假回家探亲数月，春去秋归，正赶上这件震动全国的事变。
　　
　　国家的危亡，君主的善变，权臣的翻云复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
　　
　　我们后人推测：他不能不有所悟！
　　
　　就在朝上严、徐掐得正激烈的时候，徐阶开始注意到了翰林院里的这位“沉毅渊重”的张居正，不禁深表赞赏。他是有慧眼的人，走政治的棋，会想到后面的很多步。于是，有意结纳这个年轻人。
　　
　　《明史》上载：“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用当代的话说，这人就是仪表堂堂，冷峻、孤傲、有内涵。
　　
　　在混沌的官场之上，这实在是够醒目的。
　　
　　当时严嵩猜忌徐阶正深，好多与徐阶关系还不错的人，不免要躲躲闪闪。但张居正不，他堂堂正正，既与徐阶亲善，又与严嵩往来，决不鬼鬼祟祟。如此一来，徐阶自然是大为感叹，而严嵩也不以为杵，反倒是很器重这天马行空的后生。
　　
　　这也许就是天生的政治异秉吧？当代有人评论说，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很深的道行不可。以今天职场的经验观之，确实是不易。单位里如果有非黑既白的两派，想左右不得罪，难矣哉！
　　
　　我想，张居正固然是以光明磊落走稳了这钢丝绳，另一方面，跟严嵩毕竟是个才气颇大的文化人有关。对张居正，他多少有些惜才，没看到更深一层，不过将小张看作是个词藻华丽的文人。
　　
　　张居正呆在翰林院里，从表面看，也确实只做了些无聊的马屁颂扬文章，比方《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这样的东西，严嵩也得经常写，有时他懒了，就叫张居正代拟。
　　
　　做这样的文章，如何才得以经邦济世？这样憋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院里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必也有鲁迅在教育部做小吏时的苦闷，他险些走了另外一条路。
　　
　　嘉靖三十三年，到了而立之年，一切皆茫然。他曾经娶妻顾氏，却早亡。不久又娶王氏。但内心创伤仍难复，即使丧妻一年后，他“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
　　
　　这一年，他忽然萌生退意，坚决告病假，回了江陵。他无法面对“师翁”，临走前，只给徐阶老师留了一封信，劝老师也退了算了：“遗世独往，不亦快乎？”
　　
　　面都不见就走了，这学生是够固执的。书生气毕竟未脱干净啊！徐阶比张居正老道得多，他不会激愤。在官场，激愤有什么用？能做的，就只有蜷伏。日久生变——时机是等来的，两下里的较量，有时就是耐心的较量。
　　
　　但他对张居正并不失望，他仍然要等待，包括等待张居正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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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这次告假，既是对混沌世局的不满，也有避祸的念头。他深感“荣进之途，甚于榛棘”，仕途不是那么好走的。他告病的前后，正是著名的直谏忠臣杨继盛上书嘉靖，参劾严嵩“十大罪状”、“五大奸宄(ɡuǐ）”之时。
　　
　　直臣杨继盛的下场非常惨烈。
　　
　　这位一根筋的杨老先生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时任兵部员外郎。他挑战严嵩，几乎等于飞蛾扑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观者看了，很难不胆战心惊。就在张居正告假的第二年，系狱已两年的杨继盛，被严嵩阴险地借皇帝之手杀死。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闻名于当世的话，就出自这位硬汉。勇士留其名，千百载后都会有人叹服。他当时固然没有改变得了什么，皇帝下诏杀他，也只不过就当捻死了个虫子。大明天下几乎烂透了的道义，他一个瘦弱的肩膀……想什么呢？
　　
　　但是，他不与王八蛋们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绝然，却是为万世的人们昭示了——“男子汉”三个字该怎样写！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义之火。人们固然是噤声了，但离爆发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张居正的选择，则是与恶浊的政治一刀两断。在江陵老家，他开始了“卧龙”式的生涯。“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
　　
　　这简直是活神仙了！张家原来仅是清贫之家，张居正小的时候，家里可以说是无存储一担之粮。但在他中举后，祖父辈经商有方，才得攒下数十亩田。现在，他可以优游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恋，甚至，不禁有“终焉之志”了——老死在这儿，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政治的热中，对民情的焦虑，对国事的牵挂，都注定使他当不了老陶。
　　
　　在乡间，他常绕行在仟陌间，看那些“田夫佣叟”。看到他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稍遇荒年，母亲就要卖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税催粮，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乡间，何处不是寡妇夜哭，盗贼横行……
　　
　　农民这日子，怎么过啊？
　　
　　张居正的心也是肉长的，“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当朝的大佬们，只要有官好做，他们怎能有切肤之痛？
　　
　　张居正痛心于“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什么叫“苦于兼并”？就是农民失地！农民们本来就贱，失了地，就更贱到了底！
　　
　　在明代，选了庶吉士的人，一般不能做外官。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张居正曾经有过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家中隐居，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就越发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如省征发，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
　　
　　民间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关我鸟事！食肉者别有怀抱，懂吗？
　　
　　张居正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的火，还没有熄尽。在江陵，他曾与好友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进退出处，做大事业还是散发扁舟，矛盾的心理纠结在了一起。
　　
　　“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这是忘情于山水间了。
　　
　　“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又是想扬鞭奋蹄，干他娘个天翻地覆了。
　　
　　老爹张文明，不懂儿子内心里的这些罗里八嗦，看见儿子高卧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闷闷不乐。孙子们问他为何焦虑，他起身就走，像没听到一样。
　　
　　老人家想的也许是：张家，完了。
　　
　　他哪里会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志者。他的宝贝儿子搅动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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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年的山中生活，张居正没有仅只埋头读书，更非饱食终日，他在眼观八方，发微探幽——帝国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隐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头又紧了，与明朝贸易不成，就抢。鞑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后，又奔袭至怀来，北京再次不寒而栗，宣布戒严。
　　
　　俺答虽然拥兵十万，为蒙古土默特部的势力最强者，但毕竟不是以往辽、金那样强盛的国家。仅仅是为抢夺一点财物与人口，竟逼得大明首都屡屡告警。堂堂上国，怎会衰弱到如此地步？
　　
　　这一时期，张居正对于“国病”（恕我自己的发明——作者）的思考，已是一针见血。他早看出来，像严嵩这样贪得无厌的高官盘踞上位，必然是“财货上流，百姓嗷嗷”。何谓“财货上流”？就是，财富都流到上流社会去了。皇室的奢靡，权奸的搜刮，无日无休。国家的各类机构就是无数条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这样来榨！
　　
　　张居正在一篇赠友人诗的长序中说，汉代贾谊有言，如果生产的人少，靡费（胡乱花钱）的人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万难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从根本上除去这弊端，反而竞相仿效商人狂敛老百姓的财富，这怎么能使国家富起来呢？
　　
　　因此，“国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要做一个“计度久远”的统治者。
　　
　　张居正不是满足于写写朦胧诗、排比句之类的时尚文人，也绝非空有抱负毫无治国本领的李太白。他的头脑，正酝酿着改变这郁闷政局的风暴。他的诗，也有不输于太白的慨然之风——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不惜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为了“致君尧舜上”，又怕他什么“地崩山摧壮士死”！
　　
　　张居正，这难得的人中蛟龙，终于从潭中跃起了。嘉靖三十六年秋，他突然返回京城复职。
　　
　　一条迢迢的杨柳官道，车马辚辚，载的是这辽阔国土也难以盛下的一片雄心！
　　
　　身后江陵的青山碧水，太纯净；眼前京城的黄尘万丈，太肮脏。
　　
　　他张居正，此去，就是要廓清这世界。上报君恩，下对得起黎民百姓。
　　
　　那些啼饥号寒的“末世景象”，他再也不要看了。
★★★ 四、庙堂大决战为他扫清了障碍
　　
　　
　　【庞然大物也会轰然倒地】
　　
　　
　　秋山如洗时，前度刘郎今又来。
　　
　　怀着“摘奸剔弊”的浩然之志，回到了京城，然而一切似乎都未有变化。金碧依旧，黄土依旧。长安道上，仍是豪门的五花马、千金裘。权贵及其子弟们，照旧“笑入胡姬酒肆中”。
　　
　　国事看不出有什么振作，京都的靡烂，不因他的万丈豪情而刷新。在翰林院里凭窗远眺，张居正郁结在胸，心事浩茫。
　　
　　他慨叹：“长安棋局屡变，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答耿楚侗》）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不过，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满心欢喜迎候他回来的徐大老爷，实际上都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为将来的棋局，布下了几个关键的子。
　　
　　先是徐阶已经把张居正作为自己“夹袋”中人物了，在官场的升迁上，处处予以照拂。
　　
　　他这样做，固然有他个人的一些考虑，但在他安排的梯队中，之所以选中张居正，也是出于为国家选相才的目的。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古时官僚集团的选人原则了。
　　
　　我我在前面说的，嘉靖中期的官僚们几乎“无官不贪”，不过是极端之语。实际上任何时候，官员阶层里都还有些正直之士。士风再颓靡败坏，人心也不可能全部烂透。
　　
　　这些官员，毕竟是由孔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民为本”理念熏陶出来的。这套东西，有的人不当真，但也有的人很当真，自己的仕途既要考虑，另外也未敢忘国忧。
　　
　　因为，吃饭的家什毕竟是这个国给的。他们还没有蠢到要杀鸡取卵。
　　
　　从张居正投考生员时起，就不断有高层官僚对他报以青睐。
　　
　　张居正是寒门学子，上溯五代无一人有半寸功名。那些欣赏他的官僚们与他也毫无裙带关系，但他们擢拔人才的认真劲头，足以让我们后人汗颜。
　　
　　只有最愚蠢的官僚集团，才热衷于安插自己不成器的三亲六故连带外甥小姨子。他们不怕马铃薯一代代的退化下去，直至赖以吃饭的家什也砸在这些庸才的手里。
　　
　　嘉靖十五年，湖广学政田顼看了小居正的答卷，惊问荆州的李知府：“太守试以为孺子何如贾生？”你看看这小子比贾谊如何？李知府的回答更是夸张：“贾生殆不及也！”贾谊？不如这小子吧！
　　
　　其实他们所发现的这个灵童，在将来的政治作为，远比32岁就郁郁而终的贾谊大得多。
　　
　　张居正确实很幸运。
　　
　　国家在走下坡路，但官僚集团里有人在试图补天。张居正就是他们找到的一块石头。
　　
　　嘉三十八年，徐阶在皇帝面前越来越得宠，官运开始亨通。此后，他每升一步，也都想着拽张居正一把。两人就这么“水涨船高”。
　　
　　嘉靖三十九年，张居正从编修升了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前一个官名挺绕嘴，其实是虚衔，负责太子的奏请、讲读，暂时还轮不到张居正真的去做这类事。后一个才是实职，乃国立大学的副校长、或者说教务长，有一点实权了。
　　
　　在他当副校长的时候，校长（祭酒）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叫高拱。这人，同样是一个注定将来要搅翻一池春水的人。
★★
　　
　　尽管徐阶在默默积蓄力量，但目前他只能隐忍，靠精心撰写青词来加固皇帝对他的信任。
　　
　　严嵩父子，权势熏天已不是一般程度。小严从一个正五品的小官升至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又升工部左侍郎，当了常务副部长了。对严嵩公子的加官进爵，其实也就是皇帝对严嵩本人的恩赐。严老贼心里是有数的，越发搞起了“逆我者亡”。
　　
　　这里就要说到张居正的一个变化了，他此次返京，对严嵩十分恭顺，这做法与他归乡之前对徐阶“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一个强烈对比。
　　
　　为何如此？因为张居正终于懂得了，隐忍，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他对严嵩，能够称颂道：“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意思就是：尊敬的老太爷啊，只有你工作小心翼翼，为国家苦思冥想，堪为忠贞的栋梁，昼夜不停地在办公，连吃饭都顾不上了。
　　
　　对严世蕃这花花公子，也能说出：“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这大意是说，严家小子啊，天生奇才，崇高品质堪比先贤，为公无私奉献，但又不忘孝敬，严于律己，从不懈怠。
　　
　　对这些连溺器都要做成女人体的无耻之徒，奉上如此的赞美，这跟骂人也就差不多了。
　　
　　估计张居正吮着羊毫笔想词儿的时候，心里只有一句话——“我顶你个肺！”
　　
　　张居正已然学会了韬晦。官样的赞美文字，又不搭上什么，举手之劳的迷魂汤，我很愿意白送。
　　
　　张居正是否太小心翼翼了？
　　
　　不是，是严嵩太狠毒了。
　　
　　就在张居正归山的前一年，发生了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轰动事件。
　　
　　事起那个曾在狱中诬陷过夏言的仇鸾将军。仇将军在夏言一事上搭上了严嵩的客船，节节高升。在做宣大总兵时，正是俺答南犯之时。仇将军根本不是打仗的料，畏敌如虎，竟贿赂俺答，让这小爷爷随便去打哪儿，只要“勿犯大同”。结果祸水东流，直冲到了北京。
　　
　　仇大将军却又一面密报朝廷，说北虏有可能近期东犯，“诚恐京师震惊”，皇上赶快防守吧。你您瞧这个乖卖的！内部天气预报当然准确，皇帝不禁大为感动，封了他平虏大将军。
　　
　　仇鸾从此深受宠爱，从一名严嵩的马仔，跃为与老严平起平坐，而后，又压了老严一头。干脆脱离了严系的门庭，独立自主了。
　　
　　严嵩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但他没办法。仇将军正是如日中天啊！
　　
　　俺答退后，嘉靖皇帝企图血耻，便抓紧了练兵，又封仇鸾为京营和边兵的总督（最高统帅），准备北伐。
　　
　　这草包将军，如何北伐？于是他力主开“马市”，也就是与蒙古展开边贸。鞑靼三番五次的来抢，无非是缺少生活用品，比如铁锅之类。草原上不能制造，中原又不卖给，莫不成天天吃烤羊肉串？
　　
　　这时候，半路跳出来一个杨继盛，坚决反对开“马市”。他上疏弹劾仇鸾，遭下狱，受酷刑，被贬官，与仇大将军结下了仇。
　　
　　严嵩却笑了，他注意到了这个不怕死的杨继盛。他要好好报答一下这楞头青——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朋友。

伊达政宗

　 ★★
　　
　　杨继盛，比张居正年纪略大，是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字仲芳，别号椒山。小时候很苦，当过放牛娃的。他好学、求上进，嘉靖十九年中举，进了国立大学读书（监生），与张居正同年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算是个中央第二组织部的科长吧。
　　
　　这个小科长，却是个硬骨头，参奏仇鸾的时候，根本就不怕触怒皇帝。被逮进诏狱后，受到酷刑，指断足裂，后被贬为狄道（今属甘肃临洮）典史，当了县看守所长兼联防队长。
　　
　　他这一贬，到造福了地方。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老杨在地方上大办教育、为老百姓减税免役、开矿挖河，好事做了一箩筐。当地人淳朴，都叫他“杨父”。真乃古代的焦裕碌也。
　　
　　而被他参的仇大将军，后来可丢了大丑。却说“马市”开了以后，蒙古部落中有人不大守规矩，卖给明朝的是瘦马不说，还强行索要高价。在宣府和大同之间，玩起了黑白脸：今天在这边贸易，却出兵在那边抢劫，改天再反过来。甚至“朝市暮寇”，早上卖了一批瘦马，晚上再抢回去。
　　
　　这哪里是贸易，这不是玩人么？
　　
　　嘉靖大怒。仇大将军见“马市”失败，怕皇帝怪罪，只好建议自己率兵去教训教训这些“不接轨”的家伙。皇帝允了，仇鸾便战战兢兢上了路，一心只想拖，拖过去便算。
　　
　　严嵩又奸笑了，他要为这个忘恩负义的“义子”催命。舆论是可以利用的，他就唆使群臣请旨——赶快打呀！
　　
　　此时从大同到辽东，一大串边将，战死的战死，被撤的被撤。明发的圣旨又一道接一道地催。仇鸾无法，只好冒险袭击俺答，哪知道中了“埋伏”，被两队人马一顿砍杀。
　　
　　仇大将军见状拨马便跑，大军哪里还有斗志，也都撒开了丫子。
　　
　　等敌人退去，侦察员来报：“大帅，刚才只是俺答的游击队，并非大部队，请大帅不必惊慌。”
　　
　　仇鸾羞愤难当，喝退了侦察员。忧心忡忡之下，竟生了一个“背疽”（将军都容易生这东西）。
　　
　　大帅生病了，仗却不能不打。嘉靖急了，要找人暂时代仇鸾征讨，便便派人去收他的将军大印。仇大将军舍不得大印，一急，竟然背疽发作，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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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鸾一死，他纳贿通敌的事自然也包不住了。嘉靖早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查实了以后，大怒，将草包将军开棺戮尸——死了也得挨千刀。又抓了他的父母、妻子、亲信通通斩首。布告天下，立罢马市。
　　
　　皇帝想想，当初那杨继盛也是够冤的，至今还委屈在甘肃，便开恩把老杨从县看守所长的位置上提拔起来，连续四次升迁，最后，当上了兵部员外郎，是个副部级了。严嵩自然也要说好话，又将他调入兵部武选司，这机构相当于是个选拔卫所武官的组织部门，权力可是不小。
　　
　　严嵩有意笼络这个敢说话的家伙，有大丞相的协助，“一岁四迁”梦想成真。这一年之中（其实只有几个月）四次加官，简直是坐火箭了。
　　
　　但杨老先生不是那么好腐蚀的，他从南京到京城兵部上任时，走在路上，就有了大胆的想法。他认为，升得这么快，真乃皇恩浩荡，史上罕见，一定要舍身图报，做个大大的忠臣。
　　
　　环顾天下，如何报国？看看大明的官员们吧，都成什么样子？贪官如狼，恨不得一口吞下一个宝钞局；昏官如猪，只知道穷吃海喝、安插子女；淫官如驴，就忙着广置华屋、藏匿小蜜……这一切败象，都是由首贪严嵩造成的。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了！
　　
　　他一路走，就一路拟好了弹劾严嵩奏疏。苍天在上，我要与这贼人来一场对决！
　　
　　严嵩哪里知道这个，按他的思维，领导朝你微笑，你感激涕零都来不及，哪能恩将仇报？他算定了杨继盛能为他所用，让小严在家中设宴款待老杨。礼贤下士，嘘寒问暖，意思是很明白的——
　　
　　你老家伙上不上我的客船？
　　
　　那时小严已是京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了，人呼“小丞相”。寒冬腊月里，能在严府受招待，吃涮羊肉，全北京能享受这待遇的，两三人而已。谁敢不受宠若惊？
　　
　　那杨继盛，却是个慷慨之士，吃是吃了，但嘴不短。吃饭的时候，袖子里就藏着弹劾严阁老的奏章。
　　
　　他暗笑。
　　
　　你们就吃吧，看你们是否能一直吃到地狱里去？
　　
　　杨的老伴张氏，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不同意老杨再折腾了。她劝阻道：“参个仇鸾，就把你差点搞死。而那老严嵩，一百个仇鸾也是敌不过的，你这又是何苦？”
　　
　　杨继盛慨然道：“我不愿与这奸贼同朝共事，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奏本终于递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
　　
　　这是明史上的一篇金石之作。
　　
　　杨继盛“古今第一言官”的伟业就此铸成！
　　
　　朽木撼动，浊水倒流！大明假使有上十个八个杨继盛，哪里会有这贪官遍地，豚犬当道？
　　
　　天不弃我族，天不弃大明，将这好男儿生将出来，天地间，吼一声“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
　　
　　天呀，你瞎了眼么？让我与你一起死吧！
　　
　　天下读过孔孟的高官，车载斗量。但是，谁敢？谁肯？谁能有这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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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写奏疏的前夕，严嵩又差遣严世蕃给老杨送来精美折扇一把，上有严嵩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老家伙玩风雅的了。
　　
　　杨继盛感到，此乃奇耻大辱。与谁同怀？我要与你不共戴天！当即誊清了奏稿，斋戒三天，回心静思，决心以天下社稷为重，以一死换来朝堂的清明。
　　
　　此时，距老杨到兵部上任才一个月。荣华富贵，他老人家已视若粪土了。
　　
　　这篇奏疏，蔡东藩先生描绘它是“语语痛切、字字呜咽”，这一点不假。
　　
　　当然，不仅在当时，就是后世也不见得所有人都会被它打动。也许有那在官场上十分想躁进的人，长袖善舞，学严嵩还怕学不地道呢，怎能为一篇文字所动？
　　
　　但杨先生的奏本，却是真的把严嵩的斯文外衣扒了个干净。“十大罪”，刀刀见血。尤其是九、十两条，即使今人见了，也不能不呼“痛快”！
　　
　　我们这就来看，国防部职员杨继盛诉严老贼第九大罪——“失天下之人心”。他说：严嵩老贼“一人专权，天下受害，怨恨满道，含冤无伸，人人思乱。”他还说，老贼把持吏、兵二部，是因为有“大利所在”，用人不分贤与不贤，“惟论银之多寡”——你就拿钱来吧！
　　
　　他说：为了行贿，将官就只能盘剥军士，造成军士逃亡。文官为了行贿，就死命的搜刮百姓，造成百姓四处当盲流。军民怨恨到了这种程度，怕是天下之患不在什么北虏敌对势力，而就在我们的国中！
　　
　　第十大罪——“坏天下之风俗”。他说：严阁老不严于律己，以马屁对付上边，以贪污带动下边。自古以来风俗的败坏，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甚！严老贼是首辅，是百官万民的榜样，首辅好利（迷恋经济利益），天下也就因此流行贪污；老贼愿意听好话，天下也就因此崇尚舔屁股。老贼一人贪污，致使天下成风——
　　
　　只要你勤跑勤递红包，你就是贪得如盗跖也一样能推荐升官；你要是不跑不求人，你就是廉政模范像伯夷叔齐靠吃野菜过日子，也给你拿掉乌纱帽。世事已经昏乱至此地步了：守法的，叫呆子；善于溜缝的，叫有才，廉洁耿直的，叫过激；善于跑官的，叫干练。“卑污成套，牢不可破，虽英雄豪杰，亦入套中”。
　　
　　这套子，分明就是民族正气的绞索，是社会良知的催命符！老先生的檄文，400多年后，也要让人读出一身冷汗！
　　
　　杨继盛列出的严贼“五奸”，就更是剑剑封喉——“皇上之左右，皆贼嵩之奸谍”，“皇上之纳言（秘书），乃贼嵩之拦路犬”，“皇上之爪牙，乃贼嵩之瓜葛（一条线上的）”，“皇上之耳目，皆贼嵩之奴仆”，“皇上之臣工，多贼嵩之心腹”！我的皇上呀，你又怎么能做出正确决策？
　　
　　老先生最后更是急呼：我皇英明，你怎么就不能割爱一个贼臣，难道就忍心百万苍生就这么生灵涂炭？
　　
　　您老人家要是不信我说的，可以去问二王（裕王、景王），让他们俩给您掰扯掰扯；要不你也可以去问问各位阁臣，让他们别怕严嵩尽管讲真话。
　　
　　皇上啊，皇上，您就把严嵩用重典，以正国法了吧，不然让他退休回家也可以，那么，我们的国家总还能像个样子！这“内贼”一除，朝廷可就清了，大明的天下，才算见着亮了呀！
　　
　　老先生的泣血上疏，一片忠心。哪里知道，朝上奏折，暮入诏狱——把他又给逮起来了。
　　
　　原来嘉靖皇帝看了后，不为所动，只恼恨这个上回没给夹死的老顽固又犯毛病了。皇上立即急召严嵩入内，把折子交给他看。
　　
　　严嵩强作镇静，擦着一脑门的汗，读了一遍——看出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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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看了奏折上骂严嵩的话，倒还没怎么生气，骂严嵩的折子年年都有，多半证据确凿，估计嘉靖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皇上震怒的是，杨继盛的奏疏里提到了“召问二王”，这在专制王朝是犯大忌的事。
　　
　　自从西汉的“吴楚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之后，历代藩王的地位就有点尴尬。因为他们既是皇族同胞，血浓于水；又是潜在的篡逆者。要造反，他们出面最有优势，因为大家血管里都流着先皇的血。有时老皇帝驾崩，无嗣或未立太子，大臣和皇太后也是选一个藩王入继大统，成为新皇帝。
　　
　　明朝对付亲王的办法是硬性的制度，小王子一成年，就把他们通通撵到封地去（之国），不能留在京城。华屋美食，供养的好好的，为非作歹也不管，但就是不得参与地方军政。朝中官员要是“交通藩王”（与亲王交朋友、通消息），那是大逆不道。
　　
　　严嵩人老，眼睛可尖，一眼看出杨继盛奏疏的软肋所在。看后他退下，考虑周全后，立马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说：“老杨这是胆敢交通二王，诬陷老臣我，皇上您做主吧！”
　　
　　这对君臣，也真是够默契的——混蛋们往往有一致的奇怪逻辑。老严的话，当然更加激怒皇上。他下旨把老杨逮了后，命法官往死里拷问：“为什么要把二王拉进来？”杨继盛抗声答道：“除了二王，满朝还有谁不怕严嵩？”一针见血，把法官堵得没话说。照此汇报上去后，下旨杖一百。
　　
　　“杖一百”，就是打一百下屁股。
　　　　
　　明代的王八蛋规矩——脑袋出问题，要屁股来负责。
　　　　
　　一百下，那是定会皮开肉绽不可。有朋友担心老杨熬不住，给他送进去了蚺蛇胆（喝了止痛），杨继盛断然谢绝，昂然道：“椒山（自称）自有胆，要这玩意干什么？”
　　　　
　　果然，几次行刑过后，惨不忍睹，两股之上，碎肉片片。老杨是个硬汉，半夜苏醒，痛难忍，就打碎一个磁碗，用碎片把腐烂的肉割下，烂肉没了，筋又垂下来，又用手把筋扯断。给他掌灯的狱卒，看得心胆俱裂，手抖得差点把灯打翻。
　　
　　然而，“继盛意气自如”。
　　　　
　　真是个铁打的！
　　　　
　　杨的案子，后来移到了刑部（最高法院），皇帝让刑部给定案。刑部侍郎（副部长级）王学益是严嵩的儿女亲家，受了老贼指使，想以“诈传亲王令旨”罪，判一个绞刑。而郎中（司长）史朝宾却是正直之人，只认死理，他认为“召问二王”跟“假传亲王指令”根本是两码事。
　　　　
　　天下还有这样不识好歹的？结果，严嵩立刻让他滚到高邮当判官去了。杀鸡吓猴，刑部尚书（最高法院院长）何鳌这只猴可是给吓得不轻，乖乖按严嵩的意思，把老杨判了死刑。
　　　　
　　但是嘉靖还不想真的杀老杨，把他一关就是快三年。这过程中，朋友为之奔走的不少，舆论也越来越大。就连严的喽罗、中央大学副校长王材也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来为老杨求情。严嵩略有犹豫，但另有党羽却蹿掇说：“老太公啊，你可不要养虎遗患！”
　　　　
　　严嵩想想，把脚一跺：“好好，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什么舆论，狗放屁！监督个红杏出墙还差不多，能拿我这首席大学士怎么样？
　　　　
　　老贼又玩起了阴毒的：姓杨的，你不就是一头压不垮的骆驼吗，我就来给你加一根让你彻底趴下的稻草。
　　
　　杀杨，确实还得动动脑筋。因为皇帝还没有起杀心，但是我有办法，权臣权臣，就是能让皇帝按我的意思办。
　　　　
　　正在此时，严嵩的“义子”赵文华奉命到东南沿海视察海防。明朝时候除了“北虏”以外，南边还有“南倭”、也就是倭寇，为患一时，闹得朝野头都大了。赵文华就是去视察抗倭前线的。
　　　　
　　不过，严嵩的“义子”，还能有什么好东西？
　　　　
　　他正是杨继盛所痛骂的严贼手下“拦路犬”，是严嵩安排他当了通政使，也就是皇帝的秘书，专管收发奏章事宜，随时可以通风报信。
　　　　
　　赵文华在巡视的时候，与兵部侍郎、总督两广军事的张经闹矛盾。赵特使嫉贤妒能，上奏，诬陷张经等人“屡误军机”。严嵩先拿到奏章，他估计张经此回是一定要掉脑袋了，就提笔把杨继盛的名字也附在了后面。
　　　　
　　可怜张经，他刚在嘉兴前线打了个大胜仗，斩首1980级。明代抗倭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捷。赴京报捷的兵卒和前去逮他的锦衣卫，在官道上擦肩而过。
　　　　
　　皇帝果然着了道，批了，杨继盛和张经等人一起杀！
　　　　
　　杨继盛的老伴张氏深明大义，要到午门去告御状，愿代夫一死！她是个妇道，当然不允许去午门，折子托人转递了上去，最后自然是被严嵩扣下。
　　　　
　　哼，我只要搞我的人去死！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二十九日，杨继盛在北京西市刑场就义，
　　　　
　　先生慷慨赴死，戴镣长街行，在刑场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可怜啊！
　　　　
　　死时，40岁整。
　　　　
　　血落如雨。整个大明寂然无语。
　　
　　当时有位大名士王世贞，不顾鹰犬环伺，在刑场为志士放声大哭。刑毕，他以官服盖在杨继盛的尸身上，又抚尸痛哭，置生死于度外。
　　　　
　　——既然活不好，死，又有什么可怕！

伊达政宗

★★
　　
　　
　　 【千夫所指就别想有好结局】
　　
　　
　　古人讲：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什么道理？没有道理。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没道理。就在严嵩父子气焰熏天时，事情开始发生逆转。
　　
　　皇帝开始对老严不满了。
　　
　　事情起因，不是因为严嵩太贪，皇帝的好恶哪里能等同凡人？他是嫌严嵩老糊涂了。
　　
　　诸位一定还记得老严当初是如何得宠的——撰写青词。嘉靖后期修玄修得走火入魔，避居西苑，不理朝政。天天与太上老君对话，就好这一口。
　　
　　当他有了跟太上老君沟通的灵感，或者要对政务发话，就写个条子，叫太监传给严嵩去办。
　　
　　这个嘉靖皇帝，写的条子有个特色，就是言简意赅，几近灯谜。
　　
　　领会上意太不容易了，再加上严嵩坑死夏言再做首辅时，已经70岁了，脑筋开始犯糊涂，皇帝传出来的条子，他“多瞠目不能解”。什么意思？猜不出了。
　　
　　老东西之所以始终没露馅，仍恩宠不衰，靠的是严世蕃。条子来了，都是严世蕃揣摩其意，每猜必中，然后根据上意写出奏答或青词，皇帝没有不满意的。
　　
　　这就是史称的“上不能一日亡（无）嵩，嵩又不能一日亡（无）其子”（《明史纪事本末》）。
　　
　　本来这生物链还可以长治久安，杀一个老杨，就是让那些不识趣的20年内给我住嘴。可是，正当这时，有一个人死了。
　　
　　死一个人而发生历史转折的事，在我国是经常有的。
　　
　　死的这位，是严嵩的夫人欧阳氏。这权奸一家，就老夫人还算是个好人，她治家很有法度，见老严贪得不像样子，每每劝谏：“你忘了钤山堂二十年的清寂么？”
　　
　　钤（ｑｉáｎ）山堂是严嵩早年不得志时隐居读书的地方，就在他的家乡。那时候他颇有清誉，“天下以公望归之”，正经是个不错的君子。可惜后来腐败了。
　　
　　嘉靖四十年五月，欧阳氏病故。按礼制，严世蕃应该护送棺材回原籍，在家乡守孝。
　　
　　这一来，老严嵩急了：儿子一走，那皇帝的谜谁来猜啊？便恳求嘉靖说，自己年老了，得有人照顾，能否让孙子严鹄代替守丧。皇帝准了，严世蕃可留在京城守孝。
　　
　　老夫人平时管不了严嵩，但把严世蕃管得挺死。这回她撒手西去了，严世蹯喜上心头。守孝就不用上班了，在家里，他开上了色情派对。史书上说，他在丁忧守孝期间“拥姬狎客”、“日纵淫乐于家”。就是说，天天都叫小姐。
　　
　　那年严嵩已经81岁了，还天天守在西苑值班室，伺候着皇山修玄，经常累月回不了家。以往的票拟，有小严来代笔，现在小严热孝在身，按规定不能进大内。皇帝的条子一来，严嵩就急忙“飞札走问”，也写个小条子派人去问严世蕃。
　　
　　问题就出在这里。守孝期间，严世蕃一口气娶了27个二奶，说是仿古制，“二十七世妇”。估计每月一天一个，另外三天休息。哪还有功夫帮老爹写材料？“飞札”一到，他就胡乱应付，有时抱着小姐喝醉了，竟无法动笔。此时太监又在值班室频频催老严快答复，老严无奈，只好自己琢磨着写，有时写好了觉得不对，又把草稿追回来重拟。拟出的稿子，这回是皇帝看不明白了，有时逻辑还前后矛盾。青词也是找人代写的，文采要差得多了。
　　
　　皇帝由此老大的不高兴。廉颇老矣，谜都猜不好了。
　　
　　随后，又听说严世蕃守孝在家淫乐，这还了得？皇帝对这父子就更起了厌恶之心。
　　
　　严世蕃对封建礼教禁锢的反弹，成了他们家族悲剧的序幕。
★★
　　
　　恶事干得太多了的人，其显赫地位会让他们感到生活的幸福度很高——真搞不懂杨继盛这些死脑筋有什么可不满的？
　　
　　但是，清夜扪心，他们的良心安吗？
　　
　　也许这是与虎谋皮了，他们从来没有良心。
　　
　　但是，他们能够感到安全吗？
　　
　　严嵩父子的跋扈，让那些想捞好处的人纷纷跑来攀附，固然是声势浩大。但这些人只为利来，利尽就散伙，根本别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能捍卫主子。相反，严嵩搞的那个“逆我者亡”，却有一个意想不到效果，就是使一些正直的人为了自救、自保而结成了牢固同盟。他们随时在窥伺、在酝酿、在互通信息，寻找着庞然大物上的任何一条缝隙。并且前仆后继，要致严嵩于死命。
　　
　　这些人，就是“清流”。
　　
　　要在这世上建成乌托邦、人人都成尧舜，固然是妄想。但要想把这世上的“清流”剿灭绝迹、人人都丧了良心不说话，那也同样是妄想！
　　
　　在杨继盛“文死谏”之前，已有锦衣卫经历（宪兵队文书）沈炼上疏，极言“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顽之心顽于铁石”，“要贿鬻官”，“贪婪愚鄙”。
　　
　　皇帝不听，下诏将沈炼廷杖、谪官。严氏父子仍怀恨在心，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终致沈炼被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边地。
　　
　　又有御史（监察官）王宗茂履职才三个月，就不顾身家性命，弹劾严嵩“八大罪”。
　　
　　皇帝又不听，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又借机夺去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
　　
　　与杨继盛死谏同一年，又有南京监察御史赵锦在云南上疏弹劾严嵩“奸权乱政”，疏文被传诵四方。
　　
　　他说：大学士严嵩乃“奸佞之雄”，善于逢迎之巧，买通皇帝您的左右亲信，凡陛下有什么动静，他无不先知，所以做事当然让您老人家无不满意。文武大臣们官职升得快慢、得官还是丢官，全看贿赂多少。有那一帮想往上爬的家伙，自贬身份，对自己的称呼已经到了“不伦”的程度，廉耻扫地，我甚至没法说出口（估计是自称“三孙子”之类）。严嵩辅政以来，只讲恩怨，只顾受贿，群臣怕中他的阴招，有忠言不敢直说；四方习惯了贪污之风，致百姓日益愁困。“天下之势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
　　
　　皇帝还是不听，将他从云南逮回，下诏狱拷问，斥为民。
　　
　　屡扑屡起，屡败屡战。连严嵩及其喽罗，也觉得安全确有问题。
　　
　　问题说来就来了。从严世蕃守孝之后，嘉靖皇帝有什么秘密话，都舍弃严嵩而去问徐阶。不久，又加徐阶太子太师的荣衔，从一品。
　　
　　这是一个信号：风向要变了！
　　
　　恰在此时，又有两件事对严嵩极其不利。冥冥中是有天数的吧，倒严的大潮已经有微澜初起。
天意从来就难测。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帝住的西苑突如其来一场火灾，引发了朝中清、浊两股势力均衡的微妙变化。
　　
　　皇帝在西苑，已经住了19年，彻底住习惯了。以前，他是住在大内乾清宫的，那里才是他该住的正地方。那么，为什么要搬出来？是给吓的。19年前的那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嘉靖服过了仙丹，想在人间也找一找神仙的乐趣，就跑到万安宫曹端妃那里逍遥。一个曹端妃还嫌不够，又叫了一个王宁嫔，三人在床上玩起了“现代派”。到半夜，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因平时经常受到嘉靖的暴烈责罚，心怀怨恨，串通了有同样遭遇的王宁嫔，密谋杀皇帝，差点把嘉靖用绳子勒死。
　　
　　当时的场面十分恐怖。不过，由于受害人是皇上，所以也很搞笑：嘉靖的嘴被黄绫抹布塞住，脖子被绳子勒住，喉咙格格作响，眼球向外凸出。宫女们还纷纷拔下头钗，往他胯间那个要害地方乱刺……
　　
　　看来，匹夫之怒，也了不得啊！
　　
　　可惜事机不密，其中有一个丫头，临阵脱逃，跑去告了密。方皇后闻讯急忙带人来，救下了嘉靖一条命。所有的涉案人员，都当场拿下，方皇后领旨立刻主持拷问。第二天，一个也不留，通通从重从快、千刀万剐。包括王宁嫔和并不知情的曹端妃，还有那个告密的宫女。
　　
　　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壬寅宫变”。那一年——嘉靖二十一年，是农历的壬寅年。皇帝还专门为此事布告天下臣民，以安定人心——真不知他是怎么把话给说圆了的。
　　
　　这回西苑起的大火，也是逍遥惹的祸。当晚，嘉靖和他的新宠尚美人，半夜三更的在貂帐里玩烟火，不小心点燃了帐子，一把火，把永寿宫烧了个干净。皇帝玩的花样儿，总是这么匪夷所思。
　　
　　寝宫给烧了，就只好暂住玉熙殿。玉熙殿地方又小又潮，皇帝住得不大惬意。大臣们就建议，干脆搬回大内乾清宫去住算了。嘉靖不干：那地方？决不去。阴影尚在，在心理上承受不了。再说那是历朝老皇帝驾崩的地方，太晦气。我的活神仙还没有当够，坚决不去。事情总要解决一下，他便把严耸、徐阶两位爱卿叫来商量。
　　
　　严嵩当然不敢提搬回大内，就说：那么，就搬到“南内”去吧。这“南内”是过去英宗当了瓦剌部落的俘虏、放回来后被幽禁的地方。这地方，在政治上很敏感。估计严忪当时确实是老糊涂了，说这话时没过过脑子，犯了大忌。嘉靖一听，这是什么主意？极不高兴。于是又问徐阶。
　　
　　徐阶段此时陪着十二分的小心，正在和严憽暗斗，头脑清醒得很。他知道皇帝是舍不得离开西苑，因为在这儿装神弄鬼的比较方便，就提议说：现任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是个能干的人，让他在原址上再造一座新的不就成了么？几个月就可以办到。
　　
　　嘉靖听了，大为高兴，立即任命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建设部的科长，充当这个工程的包工头。小徐不辱使命，到第二年春，建成，皇帝亲自改名为“万寿宫”。
　　
　　新居很对嘉靖的胃口。不久，徐阶加“少师”衔，位列“三公三孤”里的“三孤”之一（明朝至此尚无活着的大臣位列三公），可谓“位极人臣”，连带着徐包工头也跃升为太常寺少卿（宗教事务部副部长、正四品）。
　　
　　自此，徐、严两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徐阶隐忍十年，就在寻找这样一个时机。他于嘉靖三十一年就以礼部尚书职入阁，成为阁老，虽是末位，但前途无量，稳步在上升。到此时取代严嵩为首辅，已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皇帝现在凡有军国大事，都是问徐阶；对严嵩么，只有装神弄鬼的时候才想得起来。
　　
　　在大明的官员中，有一类人，比例大概很不少，也许他们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干得利落的，甚或连几句官场的套话也说不清楚，但对于人事变动却具备超级敏感——全部的聪明都用到这上了。徐阶的上升，严嵩的失宠，不用谁来说，很快的，明朝人都知道了。
　　
　　严嵩就是再糊涂，也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他不能不考虑退路。再打击徐阶就是找死了，他于是又来了能伸能缩的那一套，摆了家宴，恭恭敬敬把徐阶请来，命子孙团团跪拜在徐阶的面前。他举起酒杯，语重心长地托付徐大人：“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
　　
　　老贼，你也有今日！这样的话，居然也说得出口——“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这帮小子只有认您老人家为奶妈了！”
　　
　　然而，徐阶不是夏言，夏言的教训他记得牢着呢，此时只是佯做惊讶，把小崽子们逐一扶起，温言相慰。把严嵩也好一通哄。
　　
　　有道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不错，缩头了十年的徐阶开始出手了。这时候发生的第二件事，就是他与道士蓝道行联手，对严嵩发动了第一攻击波。
　　
　　蓝道行这家伙长于扶乩之术，就是咱们说的“装神”，能请来神仙的意旨。他与徐阶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徐把他推荐给了嘉靖。进西苑去预言祸福，无一不中。本来就相信搞怪的嘉靖，服了，待之若神明。
　　
　　下面，就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对话。
　　
　　嘉靖问大仙：“现在天下何以不治？”
　　
　　蓝道行以大仙名义回答：“贤臣放不开手脚，奸臣拦路呀！”
　　
　　问：“谁是贤臣？谁是奸臣？”
　　
　　答：“贤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奸臣就是严嵩喽。”
　　
　　问：“严嵩固然是奸臣，但是上天为何不灭他？”
　　
　　答：“（废话，我灭得了吗我？）上天要真是灭了他，那么用他的人罪过可就大了，所以就没灭（您看着办吧）。”
　　
　　这一顿忽悠，大起作用。嘉靖心里一动，不再问了。此时，他罢黜严嵩的决心已下，就等个合适机会了。
　　
　　天心回转，机不可失！言官们见严嵩地位动摇，怎能不蠢蠢欲动。第一个蹦出来的，是御史邹应龙（这名字也好，真龙天子想什么，他就来什么）。
嘉靖四十一年春，春雨潇潇。这真是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好预兆。持续了15年的“严冬”，似乎就要结束了。
　　
　　给予严嵩致命一击的监察官邹应龙，此举倒不是出于徐阶的授意。他一向就是个秉公执法的好干部，对于严嵩早就恨之入骨。不过，此时干还是不干？他是有过犹豫的。严嵩毕竟还不是纸老虎。就在四年前，刑科（司法系统监察组）和刑部吴时来等三个小干部，于同日分别上疏，参奏严嵩受贿卖官、破坏边防等恶行，没奈何得了严嵩，反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因他们皆是徐阶的门生故旧，所以才不至于掉脑袋。
　　
　　此次要是出头倒严，万一没对皇帝的心思（我养的恶犬，我踢一脚可以，但你踢就不行，你踢就是打狗欺主），那也免不了要流放三千里。
　　
　　最终，据说邹应龙从梦中得来灵感，说一箭就能射垮严嵩这座大山，于是他连夜疾书奏章，天明就递了上去。
　　
　　这份奏疏，比较讲究策略，并没有主攻严嵩，而是重点打他的“七寸”——为虎作伥的严世蕃。
　　
　　他说：严家小子凭借父权，擅自卖官，广收贿赂，致使干部选拔法完全败坏，卖官居然公开叫价。因为有一批小人趋炎附势，竟然把价钱给步步抬高！最高法院科长项某人，花了一万三千金转到了组织部任职；举人潘某人，以二千二百金得了个知州。部里和各郡的小官，都动不动行贿以千以万计，公卿大老就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平时从中担任买官卖官“经纪人”的，居然不下一百多人。其中，严首辅的孙子、家仆、幕客（帮闲师爷）尤为猖獗。
　　
　　以仆人严年为例，士大夫中的无耻者竟称呼他为“鹤山先生”，首辅过生日，他居然能拿出一万金的寿礼。跑腿儿打杂的都富到如此程度，主人又该如何！尤为骇人听闻的，是严世蕃在丧母期间，聚嫖客，抱小姐，“恒舞酣歌，人纪灭绝”。现在天下水旱频仍（天灾连连），南北多警（有鬼子进犯），但严氏父子，只知道日日搜刮，中央地方各种机构，无不将民脂民膏搜罗一空，以填他们俩的欲壑；如此干法，“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
　　
　　英明的皇帝，请您立斩严世蕃的头颅，悬之于市，以作为人臣不忠之戒。要是我上述有一句话失实，甘愿受刑掉脑袋。此外，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卖官，也应立刻打发他回老家歇着，还我们一个清廉的政治空气。
　　
　　这些话，都是老话，说了十多年了，皇帝充耳不闻。可是这次，见效了。嘉靖阅奏后，“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
　　
　　——勒令严嵩退休，严世蕃下天牢待审。姥姥的，你终于翻船了！

伊达政宗

五月十九日，诏旨一下，举国欢腾。
　　
　　说来，似我等草民百姓，一生平淡如飘萍，唯有三件事能让我们欣喜若狂：一是连绵多年的战事以我方胜利而告终（譬如“剑外忽传收蓟北”），二是旧朝崩溃、新朝崛起（譬如“满城尽戴黄金甲”），三是奸臣垮台、万象更新（譬如“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余生也晚，只赶上了最后一件。那种解脱感确实无以言表。
　　
　　罢官一个月后，83岁的老严嵩蹒跚离京，回老家袁州去了。浮华一梦，尽皆成空。这回乡的路，不大好走啊！
　　
　　严世蕃被判流放雷州卫，那地方离天涯海角也不远了。其余孙子辈、以及邹应龙折子上点到的恶仆帮闲，系狱的系狱，充军的充军。就连那两个买官的小子也没跑得了，一个死在狱中，一个充军边远卫所。
　　
　　徐阶顺理成章执政，内阁基本是他说了算。他坐进了原来严嵩的值班室，贴出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用谁不用谁）刑罚还公论”，显示出新气象来。
　　
　　当然，他还在思考，严嵩这百足之虫，还没有僵，还要设法再给他来个致命一击。对付恶人，就不能讲妇人之仁。
　　
　　张居正过去曾经对徐阶的忍让颇为不满，在回乡前的告别信中，甚至有所暗讽。但是徐不为所动，坚持乌龟战略，终于看到了对手败亡。张居正现在当然很服气了，更加留意徐阶的处事之道。徐阶对张的器重，是始终如一的。他有意保护张居正不卷入任何政争，只留在幕后。冲冲杀杀的事情，决不让他干。
　　
　　张居正自然明白老师的苦心，也决心有朝一日大干一场。
　　
　　“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这诗，写于严嵩垮台的当年秋，也还算是有些鸿鹄之志吧。
　　
　　朝局一步步地在好转。徐阶不愧是一代名相，他当政之后，平反了一些冤案，嘉靖一朝原先的戾气有所缓和，锦衣卫不再频频出动，人们为了国事也敢于讲话了。对付嘉靖，他也有办法加以疏导。皇帝的乖僻性格，慢慢有所改变，对徐阶竟然“谆恳如家人”。
　　
　　另一边，此时的严嵩，在家里还做着东山再起的好梦，不时的给皇帝送去点儿秘方。皇帝毕竟念及他几十年的苦劳，时时流露有所不忍。严嵩便向皇帝近侍行贿几千万金，令他们揭发那个蓝道行的非法活动。结果蓝道行被下狱，死在狱中。垮了台的严嵩，居然顺利报了这一箭之仇。
　　
　　严世蕃也没有去卫所报到，而是在半路潜回了老家。他不思悔过，反而收留亡命徒，抢女人、劫商旅，横行不法。又召集了工匠几千人大造府第。
　　
　　此事被南京巡江御史得知，就上疏称：严世蕃收留江洋群盗，日夜诽谤时政，蛊惑人心。又以建屋为名，召集勇士四千名。市面上人心惶惶，都说要出大乱子，形势难以预料。
　　
　　嘉靖看到折子里说严世蕃居然要谋反，不禁震怒，立刻下令第二次逮捕严世蕃，解到京城问罪。
　　
　　其实，谋反是不大可能的，工匠也不是什么勇士。但是，不用这阴损一招，又怎能斩草除根？诸臣把严嵩的那一套，也学的差不多了。
　　
　　严世蕃却不怕，在监狱里放了话出来：“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他凭的什么呢？
在这最后的格斗中，已是严世蕃在与徐阶较量。那老严嵩害人的本领，也不过是倚仗皇帝恩宠，暗地里做手脚杀人。一旦摆出堂堂之阵，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作为。
　　
　　严嵩下野、严世蕃逃回原籍后，严家最忌惮的，是徐阶。那徐阶知道事情尚未完成，照旧示之以弱。严嵩派亲随去徐府打探，徐阶只说：“没有严公，哪里有我今日。忘恩负义的事情，我做不来。”并且连连致信问候，一如往昔。这伎俩瞒不仅过了严嵩，连聪明绝顶的小严也着了道，松口气道：“徐公不我毒。”——老徐不会害我们。从此在家招兵买马，肆无忌惮。
　　
　　老徐大概只在心里笑吧：不如此，你们怎会在临死前猖狂一跳？我又怎能抓住把柄“害”得了你？
　　
　　待小严进了诏狱，知道是上了徐阶纵虎归山的当，但他自有主意。在监狱中接见严氏旧党，密嘱：“贪污一事，死不了人，你们放心好了。聚众造反，查无实据；你们可以当众吹风，让法官在定案奏稿上删去谋反一节。告诉他们，杨继盛、沈炼案则是关键，不列入罪状，岂能扳倒严氏？”喽罗不解，小严笑道：“杨、沈两案，毕竟是皇上主裁，要翻案，那就是揭了皇上的面皮，触怒天颜。我等自然可以解脱。”喽罗恍然大悟。
　　
　　一提起要为杨、沈翻案，京中群情振奋。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三法司”（即：刑部——最高法院；都察院——中央监察部；大理寺——复审法院）首长果然中计。将杨、沈两案写入罪状，拟成奏稿，准备要搞死严世蕃。
　　
　　为此，他们三人前去向徐阁老讨教。徐阶只讨过草稿来看，看罢一笑：“法家断案，谅无错误。请你们进内厅里面来谈。”
　　
　　进得内室，屏退左右，关好了房门，徐阶问：“你们的意思，是想救严公子活命吗？”
　　
　　三人争相答道：“小严一死都抵不了罪，岂能让他活？”
　　
　　徐阶道：”既然想要小严的命，那么为何要牵入杨、沈两案？“
　　
　　大理寺卿道：“用杨、沈事，正是要他抵死！”
　　
　　徐阶笑道：“杀杨、杀沈，都是严嵩巧妙利用皇上的旨意。可是皇上英明，能承认自己不对么？你们这奏章一上，皇上必然疑心是法司借本案张扬他的过错，要发脾气。你们这几位，恐怕就有不测，反是那严公子没事，骑驴款款出都门去了！”（《明史-严嵩传》）
　　
　　三法司首长这才如梦方醒，连忙请徐阁老指示。徐阶便拿出自己写的草稿，让三人看了。三人不由得叫好。当即让严府的文书誊清，三人盖了大印，封好送上去了。
　　
　　徐阶的这个稿子，只字未提杨、沈冤案，重点有三个，一是说严嵩的亲信罗龙文与著名的倭寇头头汪直“交通”；二是说严嵩听信江湖术士的话，以南昌有王气，于是造起豪宅，规模不亚于皇宫；三是说他勾结“宗人”（旁系皇族），窥伺“非常”机会，聚集亡命徒，“北通胡虏，南结倭寇，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这次嘉靖感到十分震惊，令再次核实。
　　
　　皇帝不愿意被蒙，也很难相信严阁老会堕落至此地步。
　　
　　徐阶揣着圣旨出了长安门，叫了三法司的首长到自己家，再写奏本，曰：“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人神之愤！”（《明史纪事本末》）
　　
　　密室定案书，就这样出笼了。可怜权奸严嵩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交通”日本。
徐公的这次谋划，连同书吏在内，天地间只有五个人知道，断无任何泄露的可能。中国的政治，多出于密室，就是类似于此。严世蕃在监狱中哪里能知道其中内幕，只听说是黄光升等拟的奏疏已将杨、沈案列入，不由大喜。按照他以往对皇帝心理的揣摩，折子上去，不出十天，他就可骑驴走出城门了。
　　
　　他与同案的罗龙文关在一起，两人谈得高兴，买通狱卒叫了酒来痛饮。小严此时，只是恨当日为何不取了徐阶的首级？十分怨恨父亲养虎遗患。眼下，只有等圣眷恢复，再来收拾那个老滑头几其同伙。
　　
　　不想，第二天有三法司长官来提堂，徐阶也在座。甩给他看的，就是那个写有三大罪状的奏疏。严世蕃读了，面如土色，连呼冤枉，嚷道：“徐公！徐公！你定要我父子死吗？”
　　
　　徐阶冷笑，将压抑了十多年的恶气，一口呼出：“哼，自作孽，不可活！”
　　
　　这就是“再勘”的真实过程。再过一日，即有旨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两人听了，相觑愕然，只有抱头痛哭。不一会儿，家仆问讯赶来，叫赶快写遗书交给严嵩。小严浑身颤抖，竟不能书一字。
　　
　　不多时，有监斩官到，一声大喝，命捆绑起来，押赴西市——任有多少才情，以及往日的风花雪月，都毕了！
　　
　　京师民众闻听消息，无不欢天喜地，纷纷携了二锅头到西市法场去看行刑。严氏的名声太坏了。这也是徐阶敢于这样做的民意背景。
　　
　　徐阶彻底斗败严氏，显然是有猫腻在内，胜之不武。但面对可能的猖狂反扑，为己和为同僚的身家性命，不如此，又能如何？恶人逼人太甚，自己同时也就走在了悬崖边上。可见，事不能做绝，才是硬道理。
　　
　　史家对于徐阶这一点，多持有原谅态度。手段并不重要，目的才是一切。
　　
　　圣旨中还有一条，就是将严嵩削职为民，并命江西巡抚（第一省长）和按察使（省司法局长）负责抄家。此次共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另外还有珍奇异玩价值数百万。这些财富，可够大明中央政府支用整整两年的。
　　
　　嘉靖对此倒是很在乎，他对严嵩仅剩下的那一点点怜惜，到此也全都消散了。
　　
　　据说，在抄家时，严嵩恳求抚按大人给他留一些药品。
　　
　　大人问：“可有能治刀剑红伤的药？”
　　
　　严嵩答：“有，有，多乎哉！”
　　
　　大人遂正色道：“请问那东西能否治好杨继盛颈上的刀伤？”
　　
　　严嵩只能无语。
　　
　　天道轮回，夫何言哉！
　　
　　严嵩侥幸没死，但在政治上已经等同死亡，断无复生的可能。
　　
　　他的几个孙子和那些恶仆，全部被判刑、流放。严嵩孤独一人被驱逐出门，房产查封。
　　
　　此后的生涯里，据说他曾经靠乞讨为生。
　　
　　一年多以后，87岁的一代奸雄，在家乡墓地一间看守坟墓的草屋里，咽了气。也有人说他是寄居在一位故旧家里死去的。
　　
　　在这一年的凄苦风雨里，足够他回味往日辉煌的了。他无数次想到过的，也许是——打了一辈子鸟的人，为何被鸟啄吓了眼睛？

伊达政宗

★★★ 五、内阁门外的最后一级台阶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
　　
　　
　　徐阶是个思维缜密的政治大佬，在他的囊中，揣了许多棋子。自他担任首辅以来，他就一粒一粒地在布子。而张居正，是他最中意、且又是最后的一颗棋子。他的这种眼力，使他在晚年得益不少，否则，下场不会好于严嵩太多。这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
　　
　　他对张居正的栽培，处处都有心机。当年他提拔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使张在众多监生中有了威望，这是在为张居正积蓄做大事的资本。明代由监生入仕而任各级干部的，有一定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气氛来，到日后，必会有用。
　　
　　嘉靖四十二年，也就是严嵩罢相的第二年，徐阶又把张居正的位置挪了一挪，推荐他去参与重校《永乐大典》，同时又让他担任修撰《兴都志》的副总裁，实际主持全盘工作。总裁是老徐自己和另一位大学士袁炜。
　　
　　这是一次精心的安插，目的，为了能让张居正在嘉靖那儿有个深刻印象。
　　
　　这所谓的“兴都”，就是湖广的安陆，这地方在嘉靖一朝非同小可。这里是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继位，是由于武宗（正德皇帝）无后，从旁支选了一个入继大统的。当了皇上后，他忽发奇想，要把自己死了的老爹也封个皇上，在执政初年，狠狠的闹了一场“大礼议”风波。这本来就是胡来，没有任何法统依据，但他终于力压群臣如了愿。
　　
　　兴献王成了皇帝了，安陆也就改了名字叫“承天”，同时还有一个尊称叫“兴都”。《兴都志》（又名《承天大志》）是嘉靖为自己的“正统”出身造舆论用的，所以每一篇稿件都要亲自过目。
　　
　　张居正在编辑这部《兴都志》的时候，荣耀是荣耀，却发挥不了什么才能。写的东西，无非是马屁文章。有人明知是马屁文章也要随时欣赏，所以只好胡吹。比如，把兴献王比做周文王，什么“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这基本是胡说八道。又称嘉靖乃“今之尧舜”，更是令人瞠目。不错，确是尧舜。但是，是假冒伪劣。
　　
　　张居正才是真正的“天纵圣哲”，能来写这种玩意儿，证明他已历练得有点功夫了。在一个疯人充斥的世界里，你也得当一个疯人才显得比较正常。
　　
　　那个与徐阶两人同为阁老的袁炜，是个最著名的“青词宰相”。张居正写的稿子，他要死劲删改后，才能递上去。袁炜后来病死了，张居正的稿件直接拿上去后，嘉靖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吹得还不够——鬼都不看的东西，却要耗费很多精神来写啊！
　　
　　嘉靖四十三年，《吹牛大志》总算写完了，徐阶立马又挪动了张居正一下子。让他任右春坊右谕德（虚衔），实职是裕王府讲官，给皇子当老师去了。嘉靖那时未立太子，所生八子死了六个（都让太上老君给召去了）。裕王是现存仅有的两位之一，而且是长子。按照立长原则，裕王是第一皇位继承人。
　　
　　徐阶的这个安排，用心良苦啊。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
张居正这个人，写阿谀奉承的奏章写不好，如果爱听马屁的嘉靖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就把他给埋没了。那种玩意儿，也确实脸皮得够厚才写得出来。
　　
　　那个擅长此道的大学士袁炜，看见发生日偏食，本是不吉利的事情，他偏要上奏祝贺，说：食仅一分，与没发生差不多，因此臣等不胜欢欣。听说皇帝养的猫死了，又赶忙写悼词，说那是“化狮为龙”。——简直要晕死！
　　
　　唉，明朝人，你为什么不羞耻！
　　
　　而张居正的才学见识，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裕王府讲读，也就是给富裕王讲课，“王甚贤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就是说，裕王很善待他。王府中的太监也无不和张居正友好。据说，他讲课的时候，“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也就是非常到位，裕王往往目不转睛地盯住张居正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文忠公行实》）。王府的侍从大太监李芳对对他也极尊重，经常向他请教书中道理，谈话往往涉及到“天下事”。
　　
　　这一段实践，也见出了张居正的本事——善于和没有下半身的家伙们周旋。他后来执政时，与在内廷掌实权的太监关系处理得很不错，从这里就看出了苗头。
　　
　　裕王的弟弟是景王，两人都不是太子，于是关系就很微妙。嘉靖原来立过太子，但是死了，按理裕王就该晋封太子，但据说是嘉靖听信了道士陶仲文的话，所谓“二龙不能见面”也，就长期不见裕王，反而对景王很欣赏。而景王想夺嫡的动向，在宫中也已不是什么秘密。严嵩当国时，倾向的是景王；而徐阶、高拱等则是拥裕一派。那时，谁也说不清楚将来的变化，干脆就赌吧！反正到时可以据理力争。看来，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到裕王身边，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所幸，嘉靖四十四年，景王也蹬腿儿了。裕王才算坐稳了皇位继承人的椅子。这个结局，注定了阿里巴巴的大门迟早要对张居正打开了。因为依例，东宫（太子府邸）的讲官，一定是要被任命为阁臣的。
　　
　　徐阶对张居正前途下的注，就这么，赢了。

伊达政宗

张居正进入裕王府，就跟一个非凡人物凑到一起了。这就是高拱。这也是一条人中之龙。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就是张居正的一个翻版，志趣、才干、抱负、见解，无一不同。只不过跟夏言一样，刚有余而柔不足，所以，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好运气。最终，只是一颗惊鸿一瞥的政治流星，直到晚年还为此愤愤不平。
　　
　　高拱比张居正大，是正德七年生人，比张居正大一轮。他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仕途经历跟张居正是一模一样的，学而优，则仕。17岁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中进士。选了庶吉士，两年后当了编修。
　　
　　王世贞说他“刻苦学问，通经义，务识大指，为文不好称词藻，而深重有气力。”（《嘉靖以来首辅传》）看来，也是一个务实的人。裕王府刚一建立的时候，他就出任侍讲，一干就是九年，为岌岌可危的裕王出了不少死力。裕王待他，视为最可信的人（王深倚重之）。
　　
　　当时景王也想当皇帝继承人，朝野流言四起，人心汹汹。裕王整天胆战心惊，不仅嘉靖有时侯疑心他不轨，连首辅严嵩也敢于欺负他，竟然派了小严来责问高拱和另一位讲官陈以勤：“听说你们殿下对我们家大人不大满意啊，是怎么回事？”高拱等人都竭力做了周旋。
　　
　　高是性情中人，对权势熏天的严嵩也不大在乎。一次严嵩作寿，傲然出场，百官躬身迎候。高拱就笑出声来，说：这场面，叫我怎么想起了韩愈的《斗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言罢，全场笑倒一片，严嵩也只能是哈哈。娘的，成鸡了我！
　　
　　后来他离开王府去任国子监祭酒，裕王送了他很厚的礼，且难舍难分，“哽咽不能别”。以后王府里无论大小事，裕王都要派了太监去问高老师。一次，想老师想得厉害了，就让太监送去一幅字，写着“怀贤”两字；不一会，又派人送了两个字过去，是“忠贞”二字。世态炎凉中，高拱显然当得起忠贞之士的名号。
　　
　　张居正几次都和高拱凑到一起，在裕王府，在一起；在国子监，也在一起；修《永乐大典》，又在一起。他都是担任高拱的副手。对高拱，以兄长事之。
　　
　　两人气味很相投。当时人评价是“谋断相资，豪杰自命”。且又“相期以相业”，也就是彼此鼓励，将来一定要入阁，好好干一番。
　　
　　两人对嘉靖朝的弊政，都看得很清楚。官场废弛，边防涣散，民力疲惫，他们心中是有数的。——等老子们上手再说吧。
　　
　　每读史至此，草民我不由得感慨丛生。想我们年轻时，也都有雄心大志，不说想上凌霄阁之类，心想未来做一督抚，总还是小菜一盏吧。哪里知道，命运全不由你自己把握，甭说督抚，就是“以科长、处长相期”，也大都一梦黄粱。有那少数梦成了的，也差不多快累吐血了。
　　
　　几百载之下，遥想当年公瑾式的人物，凭栏处意气风发，真是徒有羡慕，徒有羡慕啊！
在相对祥和的气氛中，堪堪来到嘉靖四十五年。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值得一书。
　　
　　严嵩被扳倒后，政坛说是祥和，实际嘉靖的老毛病没改多少，照旧是装神弄鬼，且愈演愈烈。皇帝好什么，臣子就忽悠什么。那时候，各地都争献“祥瑞”（上天赐给的吉祥物），比方什么冬至甘露、乌龟蛋、白毛雀，硬说都是出自皇帝老祖宗陵墓上的。
　　
　　嘉靖欣然接受，不疑有他（谁还能怀疑拍马屁的？）。一有祥瑞，礼部官员就赶紧奏请，让百官给皇帝上祝贺的帖子（进贺表），又告太庙（把那些玩意儿放到祖宗庙里供着）。
　　
　　事情越闹越离谱。一次，嘉靖在晚上坐着发呆，一回身，看见身后桌子上有一只新鲜桃子，就问：桃从何来？贴身太监善于拍马屁，灵机一动，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符合牛顿定律）。嘉靖大喜：“哦，天赐也！”立即下令举行五天的谢恩大典。庆典还没完，第二天，“天上”又掉下一个桃来，而后，宫中养的白兔、白鹿又接连生崽儿。真是好事连连啊，朝中为此忙了个不亦乐乎。
　　
　　那嘉靖也不想一想，就算天上能掉桃子，深深大殿，它也没法从窗户进来、拐着弯掉你桌上啊！人独揽大权久了，总有点儿白痴。
　　
　　这桃子就是太监从宫外菜市场买的，也可能是没收小贩的，拿来给皇帝尝鲜。张口一撒谎，收不住了。至于白兔、白鹿产崽儿也是偶然，生孩子是到日子就生的事，莫不成让人家还得憋死？
　　
　　嘉靖感觉良好，认为这吉祥三宝，“天眷非常”。太上老君那是特别地看好我呀（《明世宗实录》）。
　　
　　但有人不看好，谁？就是那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海瑞。海瑞那一年是户部（民政部）云南司的小科长，管的是地方财政税费的杂事。宫内外乱七八糟的祥瑞事件，本与他无涉。但他实在看不过了。
　　
　　嘉靖四十五年，春二月，他上了一份疏奏《治安疏》。要说明一下，此“治安”非彼“治安”，不是说社会的治安状况太差了，到处男盗女娼，而是劝告嘉靖要好好治国、安天下。
　　
　　此疏一上，连海瑞自己也没想到，他就此成了一位名震千古的谏诤之臣。你现在去问中国的乡村野老，最著名的清官是谁？答：包公，海瑞！一问一个准儿。
　　
　　海瑞是海南琼山人，字汝贤，因为生平所学的学问，以刚为主，因此他自号“刚峰”。好人，名字也好。他这人刚直不阿，骨头硬得很，是一头官场绝无仅有的犟驴。在福建南平代理教谕(县教育局长兼“县学”校长)，碰到御史大人来校视察，他的属员们全都跪地行磕头礼，唯有他一人作了个长揖就算了事。他说：“大人，我本该给您磕头行礼，但这个大厅，是老师教育士子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屈膝！”
　　
　　嘉靖三十七年他任浙江淳安知县。当了县太爷之后仍然简朴，吃的粮食是自己亲自磨的，常常穿了件布衣在场上筛稻谷。吃菜不买，让老仆人在家自己种。平时吃不上肉，母亲过生日时，才买二斤肉开荤。不贪不占，一贫如洗。当时的总督（军区司令）胡宗宪听说后，大吃一惊：当官的，怎么能穷到这份上？
　　
　　胡宗宪的儿子有一次路过淳安，住在驿站（县邮局兼招待所），嫌驿吏招待不周，把人家倒吊起来打。海瑞打抱不平，下令把这撒野的胡公子抓了，搜出身上携带数千金，通通没收上缴国库。还当众宣布：“过去胡大人到部里办事，声明沿途不得超标准招待。这个小子，带这么多金银财宝，一定不是胡公子！”
　　
　　通报送到胡大人处，胡宗宪任是一代抗倭名将，也是没招儿，干憋气。老小子，你干嘛要捅我的软肋！
　　
　　严嵩执政时，其爪牙鄢懋卿（就是劝严嵩不可放过杨继盛的那个）为巡盐都御史(监察部长巡视盐政)，一路巡查，浩浩荡荡，地方上都是好生招待。到了淳安，却只有咸菜稀饭，不由大怒：“小小知县，你耍我？”海瑞高声反驳道：“俺们县小，供不起你们那些车马！”
　　
　　鄢懋卿想要逞淫威，但他知道海瑞一向就是倔驴，跟他缠上，没什么好儿，只得灰溜溜离开淳安。后来指使别人参了海瑞一本，把海瑞贬到兴国州当了判官。
　　
　　严嵩倒后，吏部有官员对海瑞的遭遇不平，把他调来北京当京官，这才有了震烁千古的“海瑞上疏”。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还一度围绕他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海瑞啊，当政者都欣赏他的万古精神，却容不下身边一个活的海瑞。
海大人的这篇今古奇文，我认为有“三奇”：在中国历史上竟然有这么一篇下级干部指着鼻子骂皇帝的进谏书，这是一奇；这样的文字竟然出现在对谏臣处罚一向酷烈的明代，这是二奇；可敬的海大人居然没有因此而掉脑袋，这是三奇。
　　　　
　　只能说，我中华之大，无奇不有！
　　　　
　　来看内容：海瑞首先是先轻轻拍了一下马屁，说：陛下啊，我是要“言天下第一事”（教教您怎样做皇帝），您“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功劳如下……（此处略）。但是（话题急转），英明的时间不长，却走了神儿，错用了您的一肚子聪明。以为遥远的理想可以实现，就一心修玄去了。您固然是富有四海，但是你怎么不说这是老百姓的血汗呢？光知道大兴土木乱花钱。20多年不理朝政，社会的道德纪律，全都废了！
　　　　
　　您看看现在，“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天灾无时不有），盗贼滋炽（不法分子气焰嚣张）”。您刚上台的时候这些情况就有，但还不厉害，而现在“赋役增常（上面的税费比过去多），万方则效（地方就学上面的样子也胡乱收费）”。
　　　　
　　陛下您竟不顾破产去装神弄鬼，闹得家底空空！天下都把陛下的年号叫做“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谁都缺钱花啊！天下的人不说您好话，那可是有时候了（前呼后拥的您哪能听得到啊）！
　　　　
　　大小臣僚也都放弃了职责，您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一说装神，就相率进香；出了“天桃天药”，就争相庆贺。为了建造宫殿，工部极力经营；为了取香觅宝，户部公差四出；陛下您一个错误举动，诸臣也就顺着错的来，没有一个人为你纠正一下。扬善惩恶的大义，都扔到爪哇国去了。臣子们拍马屁也拍得太厉害了，低三下四，含糊其词，“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陛下啊，您的错就多了！您修醮是为了长生，可是自古圣贤只说是顺其自然，是天地赋予了人的性命，这一句话就说全了！尧舜汤禹、周文周武，那是圣人中的的极致了，都不能不死啊！我也没见过汉唐宋的方士有活到今天的，能让陛下您也学学他们的法术。陶仲文那个老道士，陛下您称呼他为老师，可是他已经死啦！仲文都不能长生，陛下您怎么又能求到呢？
　　　　
　　要说什么天赐仙桃药丸，那就实在是太扯蛋了！您想啊，桃子是要人采才能采到的，药丸是要人工捣制然后捏成的，没有这些过程他们就来到您这儿了，难道桃、药都长了脚吗？还说什么是“天赐”，难道天有一只手拿着送给您的吗？陛下您修玄多年，一无所得，至今左右奸人还哄着陛下瞎想。区区桃药就能导致长生？断无此理！
　　　　
　　太甲(商汤王的嫡长孙)说；如果有人说的话听着刺耳，那必然是有“道”的，如果有人说话什么都顺你的心，那一定是“非道”的。严嵩可曾有一件事情不顺着您吗？没有。可是怎么样，过去贪污，现在要谋反啦！望您一洗过去的错误，翻然悔悟，天天上朝来打理打理，君像个君，臣也像个臣。朝廷的各种浪费，也须收敛一下。京城里节省一金，就相当于给农村拨付了一百金。您这里节省一些，国家费用就足啦，老百姓的储蓄也就不知道有几多啦，这种好事，陛下何不为之？
　　　　
　　总之，“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对这个我要是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大臣拿着高津贴而奉承您，小臣怕得罪您而顺着您，您有了错自己也没办法知道。我海瑞每每最恨的就是这个，因此冒死为陛下进一言。
　　　　
　　——不愧是从海边考上来的秀才，端的是生猛异常！
　　　　
　　我把栏干拍遍，读之再三，绝了！海刚峰，海大人，好啊。这哪里是我们印象中温文尔雅的儒生，这哪里是戏文里喊“吾皇万岁”的贱货？这是“高山仰止”的山峰，是一个世俗民族最缺乏的脊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股气血！
　　　　
　　草民我自小就听说过“海瑞上疏”这四个字，却不知是它竟这样一篇奇文。在为古人担忧的同时，也甚感欣慰：史海漫漫，毕竟，我们总还能披沙拣金。
　这份不要命的奏疏到了嘉靖手里，他正病着，看完，暴跳如雷，脸都气绿了，把奏疏一把摔到地上，看着左右侍从，怒吼：“胡说八道！快给我拿下此人，不要让他跑了！”
　　
　　时有司礼监太监黄锦在一旁，缓缓开口：“禀皇上，此人素有痴名，您甭发火。臣听说他上疏的时候，自知杵逆了皇上必死，已经买好了棺材一口，诀别了妻儿老小，此刻就在宫外等候您发落呢。家僮仆人怕受牵连，都一跑而空。他呀……这个，是决不可能跑的。”
　　
　　嘉靖一听，呆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三千年历史啊，居然有这种小子！
　　
　　随后下旨，将海瑞下诏狱，“究主使者（把幕后人物揪出来）”。锦衣卫遵命出去后，黄锦弯腰把海瑞的奏疏从地上捡起来，又放到嘉靖的座右。
　　
　　嘉靖拿起又看了一遍，心有所动。想想，那严嵩的党羽蓝田玉、陶仲文的徒弟胡大顺，也确实拿了些假冒伪劣的仙药哄我，海瑞说的话，不无可取之处。随后，叹口气说：“此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却不是商纣呢！”便把奏疏压下了（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交给内阁票拟意见）。他不想落下个杀忠臣的万世骂名。
　　
　　海瑞的案子，后来也下旨移到了刑部，你们看着办吧。
　　
　　由于假药吃多了，导致铅中毒，嘉靖的身体愈加坏了。他百般无奈，把徐阶召来商量，想去一趟承天府老爹的陵墓，取药补气。徐阶劝道：保重要紧，不宜出动。
　　
　　嘉靖更加心灰，说干脆“内禅”算了，让儿子继皇位，自己不干了。徐阶慌了，说那哪儿成呀！嘉靖此刻又想起了倔海瑞：“海瑞说的全对啊，我病得这么久，怎么能办公！”想振作，但力不从心啦。“真是的，我不知道自己珍惜，病成这样，假使有力气去便殿办公也好，也不至于挨这人这么骂啊！”
　　
　　徐阶连忙予以缓冲，说：“海瑞这人，说话一贯愚憨，明朝人都知道。其心还是可谅的，请陛下对他格外宽恕。”
　　
　　此后，刑部意见上来，嘉靖一看，刑部尚书黄光升（就是要了严世蕃小命的那个）居然认为无法可依，只好比附（参照）“子骂父律”，罪应论死。嘉靖略略一瞧（子骂父？当斩？黑色幽默啊！），当即搁下，不批。一直到死，这份意见他都没批。
　　
　　海青天海大人的脑袋，就此保住了。
　　

LILA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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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柳絮

没下文了吗

gracemm

LZ与女人版里的LZ截然不同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