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平均智商的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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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舞台上的《无耻混蛋》只对韦恩斯坦这对花天酒地、透支Visa卡也要住五星级的制片人有用。对昆汀来说，有没有奥斯卡都不影响他进一步奠定自己的地位。《无耻混蛋》是1940年代反纳粹电影和1960年代意大利B级战争片的超级拼贴，但昆汀的快感逻辑学对简单的戏仿和嘻哈风格进行了超越，是LSD、印第安仙人掌和西班牙苍蝇提炼的新品种。昆汀创造了一种难以归类的风格，他在不断用自己的作品为这个风格提供代表作的目录。最佳影片给《无耻混蛋》或者最佳导演给昆汀，都算不上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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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弹部队》不获奖才是新鲜事。笑到最后的可能是这部片子。这部只凭几个好想法拍成的电影受到奥斯卡格外宠爱非常复合推理。这就是好莱坞平均审美水平的正常发挥。像《撞车》、《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样，政治上正确和通俗人道主义会让一部艺术水准中等偏上的电影锦上添花。但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拆弹部队》有极高的创造神话的潜质。凯瑟琳·毕格罗无限逼近了美国人的造梦渴望。尽管好莱坞平庸市侩，但它也可爱，最可爱的就是热衷于创造神话，这种冲动会在毕格罗身上膨胀出一个传奇，让她有望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位加冕的女导演，就像美国人在奥巴马身上实现了黑人总统梦。《拆弹部队》是一部被高估的电影，但它符合美国精神，具备被塑造成好莱坞传奇的潜质。美国人喜欢在见证真相的时刻看到弱者反败为胜，妻子打败前夫，独立电影险胜重磅炸*弹……在好莱坞造梦的强烈期待中，走来了《拆弹部队》，非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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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凡达》，问题不在于获多少奖，而在于获什*么奖。这可以检验美国同行是否真对3D电影充满信心。《阿凡达》的商业成功是必然的，资本、技术与品牌的高度结晶，这种顺理成章的成功甚至不需要任何多余的鼓掌。《阿凡达》的悬念在于，技术理性的“效果至上”能否取代“明星决定论”或“剧本中心论”，成为未来好莱坞制作的主流。《阿凡达》是代表高技术、高资本和高宣传的三个代表作品，它能否成为主旋律，威胁着好莱坞明星制和机械物理力学时代的场面调度传统。正常人要用7秒钟来认识一张脸，如果要把这张脸存入记忆，需要反复对这个面孔进行编码和情感加工，这就是基于“上镜头”的明星原理。人们对那张脸有着相对固定的情感加工和记忆想象。但凯瑟琳·赫本或马兰·白兰度的脸带上数码面具，变成CG多点捕捉下的虚拟人物时，观众真不知道还需要演员做什*么，他们把脸蛋儿存入素材库就可以回家了。当操作员可以在数码平台上靠“←”或“→”就能取代复杂的摄影机运动时，很难说奥逊·威尔斯在地板下面挖个洞仰拍《公民凯恩》还有什*么可学习的。如果我是投票人，绝对会对《阿凡达》充满警惕。潘多拉的“天神下凡”不见得是心怀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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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奖励《阿凡达》意味美国电影产业如何看待3D电影。《阿凡达》的本质不在于是不是影史上第一部3D电影，而在于气势如虹地确立了3D标准。《阿凡达》对美国电影产业的盈利，绝不仅是那20亿美元票房，更是好莱坞3D技术在全球立体电影市场上的龙头地位，《阿凡达》对于3D就像索尼蓝光对于高清DVD技术，它最终确立的是行业标准，这个标准将带来潜力巨大的行业技术市场。卡梅隆卖的不是《阿凡达》，而是他们公司的3D摄像机，以及配套的3D技术。如果《阿凡达》获得最佳影片，说明整个美国电影行业对这种三个代表的3D电影充满信心，我们也将面临一个戴着眼镜看电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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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竞猜中存在一个永远无法计算的测不准原理：同情。与同情相关的情感参数是厌恶、嫉妒和偏爱。5700人的评选群体，它的同情指数往往起决定作用。比如《贫民区的百万富翁》，有多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同情在作祟。但这不是“测不准原理”最奇妙的地方，最奇妙的是最佳女主角，我始终相信这个奖总是5700个大脑皮层进行电化学反应的非理性结果。
我对乔治·克鲁尼越来越喜欢，但这不代表他“在云端”的表演是直冲云霄的。相反，克里斯托弗·沃尔兹不获最佳男配角的几率应该是零，这个曾经演过尼采的奥地利演员让我们领教了欧洲表演传统的惊人爆发力，电影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纳粹形象能让人在如此的笑声中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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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丝带》不属于2009，它属于21世纪的电影史。哈内克几乎用社会学的样本实验方法冷静地思考纳粹起源，或者一切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个奖是电影弱国们对好莱坞工业进行民族主义幻想的切口，可惜的是，这个奖的历史是由无数次失败的选择铺成的。美国人总是把慷慨的怜悯献给那些水准平平、但浅显易懂的作品，所以如果《白丝带》落选，也只能换来一些人在Party上端着酒杯说几句Dam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