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欧洲·战法

标题: 为什么不应该要日本赔款? [打印本页]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08-12-14 08:00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4 09:10
有钱不能解决问题,问题是怎么用钱解决问题。
就得看这个利益值得不,才是关键。
作者: Communiste    时间: 2008-12-14 09:28
楼主扯得天花乱坠...为什么不要赔款.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各个大国都放弃赔款 .再加上美国的压力.美国自然是为了广大对日本的影响力..美国的附庸蒋中正自然是放弃赔款..拿到政权的中共的毛泽东也是很现实的,如果能拿到这笔钱 ,他肯定会要 不然他也不会去低头求斯大林了.但是这笔钱拿到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即使拿到,也没多少。比如菲律宾 索赔100亿美刀 ,拿到了8亿.毛这个现实的人,自然是选择放弃,来促进中日关系的回暖.分化美日同盟..............

[ 本帖最后由 Communiste 于 2008-12-14 09:39 编辑 ]

作者: Communiste    时间: 2008-12-14 09:30
当然了  楼主说的部分我也是很赞成的..二战就是一战的延续..德国不满一战赔款也算是德国发动二战的仇恨根源之一...
作者: 991man    时间: 2008-12-14 09:49
都放弃了,也要不回来咯

空有马后炮
作者: 太子爷    时间: 2008-12-14 14:10
当然要赔...但没说让小日本赔得倾家荡产那
一分不要那是对他们太仁慈了...
作者: Sandro    时间: 2008-12-14 16:21
标题: 请看毛泽东选集第八卷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
高中时政治老师在讲这一节时,气的大骂MAO TSE DONG:“你个王八蛋!” 。。。

[ 本帖最后由 Sandro 于 2008-12-14 16:27 编辑 ]

作者: 摄氏0度    时间: 2008-12-15 00:04
原帖由 Communiste 于 2008-12-14 09:28 发表
楼主扯得天花乱坠...为什么不要赔款.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各个大国都放弃赔款 .再加上美国的压力.美国自然是为了广大对日本的影响力..美国的附庸蒋中正自然是放弃赔款..拿到政权的中共的毛泽东也是很现实的,如果能拿到 ...
有理,能拿谁不拿......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14
原帖由 Communiste 于 2008-12-14 09:28 发表
楼主扯得天花乱坠...为什么不要赔款.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各个大国都放弃赔款.再加上美国的压力.美国自然是为了广大对日本的影响力..美国的附庸蒋中正自然是放弃赔款..拿到政权的中共的毛泽东也是很现实的,如果能拿到这笔钱,他肯定会要 不然他也不会去低头求斯大林了.但是这笔钱拿到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即使拿到,也没多少。比如菲律宾 索赔100亿美刀,拿到了8亿.毛这个现实的人,自然是选择放弃,来促进中日关系的回暖.分化美日同盟...............


100:8..........美国佬也有目的,不然把中国拉太强大了,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处,所以.....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20
战争赔偿是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政策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化。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还是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想通过对日索赔来达到削弱日本赖以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来增强中国工业的复兴能力。

  国民政府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确定了如下几项重要方针:日本的重工业应保留在1914年的生产水平;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必须列入赔偿范围,由中国予以拆迁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即着手进行战争损失的调查,以备在战后作为对日索赔之依据。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也同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过日本战后的赔偿问题。蒋介石当时主要想让日本对中国进行实物赔偿,即把日本的一些工业设备和车船设备等移交中国充作赔偿。当获知苏联方面在着手研究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时,蒋介石也曾指示国民政府参事室对苏联的方案加以认真分析,以便将来为中国借鉴。1944年3月,国民政府参事室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初步提出了对日索取军费赔偿和经济赔偿的若干原则。

  抗战胜利后,对日战争索赔问题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委员会与行政院、内政部、经济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就对日索赔问题多次开会讨论,并组建了专门负责对日索赔的机构。1945年11月,经过各部门的反复酝酿和讨论,国民政府初步形成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就日本赔偿问题制定了11条原则。这是中国在战后准备向日本进行战争索赔的第一个初步方案。由于当时盟国对日本的赔偿问题尚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这个初步方案主要是从中国自身立场出发表达的一种意向。考虑到对日索赔所涉及的国家比较多,国民政府也提出将来所得之赔偿应当占到日本赔偿实物与赔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还确定了如下几项重要方针:日本的重工业应保留在1914年的生产水平;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必须列入赔偿范围,由中国予以拆迁。

  中国方面的上述对日索赔政策与战后初期美国确定的严惩日本的政策基本上是相符的。

  美国在战后初期制定的对日政策的最高目标是既不让日本将来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也不让日本对将来的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基于这样的理念,美国所制定的关于日本赔偿的政策体现了《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上,美国政府提出了两种办法:“移交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充作赔偿;移交日本国内那些对日本的和平经济和对占领军的供应并非必须的物资或现有的基本设备和设施。”

  为具体地了解日本的赔偿能力,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就派总统特使鲍莱等专家前往日本、中国、朝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1945年12月,鲍莱发表了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临时报告。报告认为,“过去的日本工业的发展,带有极其浓厚的扩充军备的色彩,即使在遭到战祸的今天,仍然拥有超过维持其平时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很大的过剩设备,通过拆除这些过剩的设备来实现日本的解除武装,同时通过把这些设备移交给曾经遭到日本侵略的各国来促进这些国家的复兴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可能的”。鲍莱在临时报告里还详细列举了日本应予保留的工业和应当拆迁充作赔偿的工业种类和数量。并强调对日本国内赔偿设备必须迅速拆迁,以免搁置而受损失,另外也可使日本确知保留的生产设备的范围和数量,以便迅速计划恢复平时生产。

  鲍莱将其临时报告提交给美国政府后,美国政府即以其为蓝本,制订了一个临时赔偿方案,拟把日本用于战争的一部分工业设备先行拆迁充作赔偿,待将来最终方案确定后再进行总的结算。当时由对日作战有关的11国组成远东委员会,在1946年通过了由美国提出的上述临时赔偿方案。但是,由于临时赔偿方案同时规定了其实施须等待盟国内部的分配额商定后才能实行,而盟国内部对各自应当所得的份额争议很大,所以迟迟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于是,美国依据远东委员会的组织程序,决定采取单独行动,即在临时赔偿方案范围内,先提30%作为对直接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赔偿物资。1947年4月,美国政府正式向盟军总部颁布了第75号临时指令,规定在临时赔偿范围内,由盟军总部负责选择日本可供赔偿的设备,将其作为先期拆迁物资分配给中、菲、荷(代表荷属东印度)、英(代表英属马来亚、缅甸及其他远东殖民地)四国,其中中国得15%,菲、荷、英各得5%。

  远东委员会不同意中国提出的方案,确定了要以1930年至1934年的平均生活水平为今后日本工业生产的标准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发表了《中国要求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1946年8月,国民政府又草拟了《中国对日赔偿问题提案纲领》,详细地向盟国特别是美国全面阐述了中国对日索赔的政策和具体要求;1947年初,国民政府负责日本赔偿事务的最高机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也形成了一个对日索赔比较全面、系统的文件《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这个说帖成为中国对日索赔的政策性纲领。

  国民政府虽然在战后初期就对日本赔偿问题进行过反复研讨,多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由于远东委员会是由11个国家组成的机构,对日索赔直接涉及各方的利益,故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上依远东委员会的表决程序,四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可以行使否决权,这就使对日索赔政策的统一和实施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是关于日本在国外资产的处理问题。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在中国境内属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的部分资产加以接收、清理。这些资产中很多是日本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完全是侵略的产物,因此,理应列入日本无条件归还中国之列,不应作为抵充赔偿之部分,但国民政府还是顾全大局,同意将日本在华资产来抵充赔偿额的一部分,这充分体现了战后中国对日宽大的一面。至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资产,本来是日本长期以来对东北殖民侵略的结果,理应完全归还中国或抵充赔偿,但苏联坚持要把东北的日本资产作为战利品搬运回国,拒绝将其列入赔偿范围,也拒绝将其归还中国,中国只好请求远东委员会在决定赔偿比例时应对中国在东北所损失部分予以考虑,使中国取得相当之补偿,但中国的建议最终未获盟国的赞同。

  其次,是关于日本工业应保留在何种水平的问题。国民政府最初主张日本重工业应以1914年为保留水平,超过这一水平的工业设施一律拆迁赔偿,但国民政府的此项主张根本不为盟国接受。后来,国民政府又提出以1928年至1930年为日本应予保留的工业水准,但远东委员会在1947年1月23日确定了要以1930年至1934年的平均生活水平为今后日本工业生产的标准,这就使日本实际上能够被充作赔偿的物资和设备被更多地保留下来。

  再次,是关于中国在日本赔偿总额中的份额问题。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提出争取50%以上份额的要求,其依据是中国受害最深、损害最重、对抗战贡献最大。这本来是一项极为合理的要求,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国民政府只好提出40%的要求,即使如此,远东委员会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尽管存在以上分歧,国民政府还是根据远东委员会的临时拆迁计划,积极地做好了各项拆迁的准备工作。1947年6月,国民政府在日本设立了“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在国内设立了“日本赔偿归还物资督运委员会”。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总算得以正式启动。

  当时,在盟军总部的先期拆迁计划中,充作拆迁赔偿的物资主要是一些兵工厂的设备。这些设备分三批分配,中国所接收的三批物资的价值以1939年日币计,共计84931433日元,折22070282.19美元。国民政府从1948年1月开始从日本装运上述赔偿物资回国,到1949年9月止,前后共派船或租船22次,运回物资1254箱。综观这一时期美国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脱离自战争开始以来盟国间所达成的重要国际协定,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无论就其政策层面而言,还是就其政策的实施而言,基本上还是表现出了对各战争受害国和参战国权益的尊重。正是由于以上的因素,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才得到一定的实现。

  美国操纵通过的《旧金山和约》,使各受害国失去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彻底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

  战争赔偿问题如果仅仅从惩处发动战争本身的角度来解决,同盟国家的共同利益总是多于其内部的分歧,但是,当战争赔偿问题与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相关联时,它的解决也就会越来越偏离要求战争赔偿本身的意义。

  战后的日本赔偿问题,就是由于与战后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相缠绕,在美国的主导下一步步朝着背离其他盟国意愿的方向发展的。究其原因便是:要求日本作出战争赔偿,原来只是美国对战败后的日本政策的一个方面,而美国的全部对日政策则是服从于其亚洲政策的,而它在亚洲的政策又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着它的亚洲政策,而其亚洲政策又决定着它的对日政策。

  在亚洲,伴随着中国内战的发展过程,美国也逐步调整着它的亚洲政策。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失败,美国已经无法再指望国民党中国作为它在亚洲对抗****主义势力扩张的战略基地,因此,在中国以外确立新的战略重心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凸现出来的。美国要以日本来代替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前哨基地和****堡垒。美国的对日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发生变化的。

  由于扶持日本成了美国现时的战略要求,而要日本对已经过去了的战争支付赔偿,必然会削弱日本的经济能力。在追究过去的战争责任与满足现实的战略需要之间,美国的选择无疑会是后者。因此,美国对日基本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赔偿问题。

  1949年5月12日,美国政府终于在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上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取消1947年4月的临时指令,停止先期拆迁。此外,它还声明:第一,日本现有工业设备都须加以保留,以便使日本的经济得以恢复,即使是军需工业,除必须销毁部分外,也应当全部保留,移作民用;第二,此后美国将向远东委员会建议取消或修改日本关于赔偿及工业水平的一切现行决策。至此,战后初期美国制定的先期拆迁计划告终。

  美国停止实施先期拆迁计划,为日本逃避战争赔偿责任创造了极大的便利。美国以自身的战略利益作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像战争赔偿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不符合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道义要求,同时也是对二战中横遭日本侵略的各受害国和为击败日本而作出贡献的同盟国家利益的严重背叛。

  美国停止先期拆迁方案的时候,盟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依然存在。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战争状态的结束只有通过盟国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因为和约将载明双方恢复和平关系的条件,规定战败国应履行的义务以及应受的法律和道德约束。

  1950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提出了关于对日和约的七点原则,其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原则是:“缔约各方放弃1945年9月2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产生的权利要求,但下述情形例外:(一)一般说来盟国将占有在他们领土内的日本财产;(二)日本将归还盟国财产,如不能完整归还,可按双方协议的关于损失价值的百分率以日元赔偿之。”这项规定的实质,是要各受害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要求。

  1951年9月,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旧金山和约》的第14条至第16条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和约一方面表示日本应对其战争中引起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又表示“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因此各受害国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国的财产充作赔偿外,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劳务性服务(即“服务补偿”),作为修复所受损害的费用。除此之外,各盟国及其国民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偿要求。

  《旧金山和约》战争赔偿条款的出笼是美国追求一己私利、置亚洲各国人民利益于不顾的恶劣行为。它没有使日本通过支付战争赔偿来承担起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也使各受害国失去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彻底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给日本在以后与各国的战争赔偿谈判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参加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单独媾和,因此《旧金山和约》中的各项规定,包括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的条款对中国是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

  在美、日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对菲律宾总统特使说:我们一个钱也不要

  旧金山和会后,美国着手策划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所谓双边和约。台湾当局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无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一心想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它对于未能参加旧金山和会本来也极为恼怒,认为这使其失去了与其他盟国的平等地位,因此力图想通过与日本缔结双边和约的形式来挽回这种局面。

  海峡两岸处于分治的局面使日本钻了空子。日本在战后不久就确立了对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1947年6月,日本首相吉田茂曾说:“我们要高举****、****的大旗,与志向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在他们的援助下,实现日本的复兴”。根据这个外交政策,日本与美国扶持下的台湾当局发生所谓的“官方关系”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但日本统治集团却利用中国没有完全统一的现实,虚伪地打出“大陆牌”。

  旧金山和会后,吉田茂多次声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邀请日本政府在上海设立海外事务所,日本也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本设立类似机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并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

  同一时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也对国民党“驻日大使”董显光表示:如果日本同国民党中国缔结和约,可能伤害大陆上的中国人的感情而给北平****以敌视日本之口实。

  实际上,日本政要的这些言论决不意味着日本真的打算拒绝同国民党当局缔结和约,日本之所以打“大陆牌”的目的在于:日本自知其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可能不顾美国的利益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日本无疑是想通过打这张牌对台湾当局施压,迫使其将来在缔约谈判中对日本作出大的让步。

  尽管日本表示有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只是一种策略,但此举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访日期间对日本软硬兼施:一方面,他告诉吉田茂:“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承认,台湾是远东的军事战略要地,日本政府同国民政府进行和约谈判是符合日本利益的。”另一方面,美国甚至使出“杀手锏”,劝日本只有在选择台湾当局、与台湾当局媾和并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美国国会对《旧金山和约》的批准。日本本来就无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立双边和约,美国的压力只不过使日本不好再打“大陆牌”而已。1952年1月16日,日本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吉田信件”,明确作出了要与台湾当局缔结双边条约的承诺。

  “吉田信件”的发表虽然免除了台湾当局的担心,却使台湾当局的对日关系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首先,台湾当局争取到这次与日本进行缔约的权利完全是依仗了美国,这必然使其在缔约谈判中受制于美国,受制于《旧金山和约》的框架,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言。其次,“吉田信件”客观上也助长了日本在缔约谈判中的气焰。在日本看来,与台湾当局缔约本身就是对台湾当局的施舍,这无疑埋下了在后来整个缔约谈判中台湾当局步步退让,日本方面得寸进尺的伏笔。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平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尚能顾及民族利益和民族心理,积极致力于对日索赔的话,那么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已经完全背离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对于美国对日媾和七原则中关于日本赔偿的规定,台湾当局起初并不完全赞成,表示“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要求是困难的”。但一切靠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最终还是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愿,稍后即表示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对美方主张,应力图接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台湾当局还作出了一副对日宽大的样子。1950年底,菲律宾总统特使在台湾拜会蒋介石,在谈到日本赔偿问题时,蒋介石问菲方做如何准备,对方回答说菲律宾要向日本索赔80亿美元。菲方代表反问蒋介石,中国要索赔多少?蒋介石答道:我们一个钱也不要。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日本战败后,国穷民困,同盟国实不应再加重其负担,尤其要避免日本被“****”。

  日本方面就连《旧金山和约》中所规定的对盟国具有象征意义的“服务补偿”,也不愿意向台湾当局承诺

  台湾当局虽然追随美国,在1950年下半年就已经正式作出了放弃对日索赔的打算,但由于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通过的对日和约中规定了日本应对各受害国进行“服务补偿”,台湾当局为了体现它与其他盟国拥有平等的地位,在与日本的缔约谈判中,在赔偿问题上便将争取《旧金山和约》的同样条款作为最高目标。

  1952年2月20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与日本原大藏相河田烈作为双方全权代表开始就缔约问题进行谈判。整个谈判一直持续到4月27日,双方共举行了3次正式会议和19次非正式会议。谈判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主要是条约的名称、条约的适用范围等问题。至于战争赔偿问题,双方虽有争议,但台湾当局步步退让,最后是完全向日本屈服。

  双方谈判的基础是台湾当局事先准备好的所谓《中日和约初稿》。和约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条款几乎完全照搬了《旧金山和约》的内容,主要规定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利用日本人民在生产、打捞沉船及其他工作方面对中国所做之服务作为协助补偿中国修复其受损害之费用,此即所谓“服务补偿”;二是中国拥有处分日本及其人民在中国境内之财产,此外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然而,日本方面就连《旧金山和约》中所规定的对盟国仅具象征意义的“服务补偿”,也不愿向台湾当局作出承诺。3月7日,双方在第六次非正式会议上谈判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木村主张将赔偿问题从和约初稿中全部删去,认为此项规定适应范围全部与大陆有关:“目前欲加规定尚非其时……中国之利益已在《(旧)金山和约》内予以适当顾及,此处似无须重提。《(旧)金山和约》已经明白规定,日本放弃在贵国领土之多种权利,此项规定所加诸日本之负担,在日本国民观之,已嫌过重,若中日和约重复行予以规定,自足更加深其对于日本国民之剌激。”台湾当局代表胡庆育答道:“中国非《(旧)金山和约》缔约国,不受其约束,故对于各项规定所涉及权益,中日和约仍有另行予以规定之必要。”但日方坚持认为抄袭《旧金山和约》毫无意义。

  3月17日,双方举行第七次非正式会议,叶公超声称其所以要在条约里规定“服务补偿”的内容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如放弃服务补偿之要求,则将来返回大陆后,将无以对全国国民,此点实具有重大之政治性;第二,签订《(旧)金山和约》之盟国均享有此项待遇,我方如予以放弃,恐影响其他盟国(例如菲律宾)对我之关系。”日方代表河田烈的答复是:“我方始终认为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以美金计,当值数百亿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贵方服务补偿之要求适足以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绪。”

  由于台湾当局在谈判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决定了它在这场谈判中必然要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在日方的坚持下,台湾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在3月19日的谈判中,台湾当局代表表示只要日本接受其他方面的意见,愿自动放弃“服务补偿”的要求。并提议在条约中先由日本承认有赔偿义务并表示愿将“服务补偿”给予台方,然后由台方主动予以放弃。在这里,台湾当局退到了玩文字游戏的境地,但日方并不满意,而急于通过和约的台湾当局只好再度退让。因为《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时间为4月28日,如果在此之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待《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自主权,到时候台湾当局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因此,台湾当局代表最终连在条约里表述自己愿意放弃要日本进行“服务补偿”的权利也未争取到。在4月28日签订的条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只在议定书里这样规定: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起见,“****”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在条约中,台湾当局连《旧金山和约》中所规定的日本应承担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服务补偿”也未争取到,最后不得不完全放弃对日本的索赔要求,这既是其追随美国政策的结果,也是在日本的外交压迫下作出的屈辱让步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21
二战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这一有争议的举动国人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以德报怨,过于宽厚,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甚至将此列为***、周恩来的战略失误,是他所“不能原谅的”。这一看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赔款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得到这笔钱吗?

一、如何得到这笔钱?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共支付了22.3亿美元战争赔款,其中数额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各8亿。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一处理对日本来说是异常宽大的,而美国的外交说服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1917 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后不久,Wilson总统就提出14点建议(包括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民族自决),这一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引起两种对立的看法:欧洲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对这个“自命为耶稣第二,来到地球改变人们信仰”的家伙深为反感,而另一些人则予以高度推崇——蒋廷黻曾说,他当时对此“每一字都信以为真”。

美国是一战后对德国战争赔款态度最为超然的大国,同时却坚持向同盟国政府收回战争债务。法国人对这一点极为厌恶,一度引起两国外交关系恶化。美国当时无法阻止英、法对德的报复措施,但在二战中,它以更强的姿态出现,重申自己的主张,这一次,别人必须倾听它的见解了,即使态度温和,其建议也是“无法拒绝”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半年,美国向日本提出八项条件,日本同意即可劝和中国政府,其中第4条是不索取战争赔款。不久美日开战,但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变仅一个月后就提出:美国将在战争期间以租借法案帮助盟国,并不得向敌国索取赔偿。这一政治姿态一直贯彻到美国战后的外交活动中。

1945年日本战败后,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的讲话,暗示放弃战争赔款。蒋的姿态引起诸多猜测,包括其早年在日留学经历及美国的压力。但在当时对美高度依靠的情形下,无须美国直接、明显地施加压力,蒋也会意识到,一个政治上的高姿态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美、英、苏、荷等诸大国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形势下,中国坚持索赔也将是孤立的。虽然中国损失远大于以上四大国,但至少我们也并不是唯一高尚的。

1946年国民政府的数据称八年抗战经济损失为133亿美元,如果以此作为日本战争赔款的标准,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战后菲律宾向日本索赔100亿美元,最后仅得到8亿。

1940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60亿美元(人均$86)。在战后一片残破的情形下,13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求将是日本完全无法承受的,也根本搜刮不出这笔钱来。这首先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尤其“显而易见,美国从1947年开始,已经不再依靠国民党中国,而是集中注意力,和日本建立良好关系”(《外交史,1919-1978》)。美国的支持在当时对蒋政府的重要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之后的30年里更是如此。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美国的卵翼,中国仍然很难得到这笔钱。因为,问题在于日本是否存在赔偿的意愿;如果这一战争赔款几百年也还不清,那么很可能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拖延、拒绝赔款,煽动民众的悲情,结果是为下一次战争作准备。

苛刻的战争赔款提出不难,难在执行。中国当时虽是战胜国,但如果日本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中国是无力派兵去日本强行索取赔偿的——即使派了兵,最终不但付出大笔驻军费,还可能一无所获,法国一战后占领鲁尔区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一战后德国仅支付了不到30%的赔款(360亿马克[1],总额为1320亿),同时却从海外借入330亿马克,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没有归还。也就是说,一个破产的德国毫无赔款意愿,只是拿贷款去还。

1949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更使日本战争赔款几乎不可能:中/共北京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日对立;而朝鲜战争更促使美国加快将日本建设为远东的盟友。1951年旧金山和会两岸均未参加,但在美国主导下,蒋政府不得不承认和会的结果,即中华民国放弃战争赔款。至此,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法理上已经结束了。

可以说,在朝鲜战争后,中国再无机会获得日本战争赔款。美英在二战后都放弃对德、日战争赔款。苏联强迫德国支付200亿美元赔偿,其中一半归苏联(考虑到苏联在占领德国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也只得到100亿美元赔款,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当时可以从日本得到多少)但美英对此拒绝同意。1946年5月,美国对德占领区副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宣布“除了先前已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一切赔偿”,这使苏联从西占区获得赔偿的无法实现。不久,西方不再向德国索赔。从其一贯的态度来看,美国既能拒绝从自己占领地区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那么,比苏联更弱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国,就更难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得到一分钱。

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一姿态在当时仍是感人的,但在政治上来说,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种被迫追认。

*** 在政治上是个极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如果当时能够理直气壮并且容易地得到一笔巨额赔偿,那么他也绝不会去低头请求苏联援助了。我宁可相信,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或头脑发热,更不是糊涂了、傻掉了,而是他相信,这一高姿态将使中国占有对日本的道德高地,以“中日友好”来打破日美同盟。指责放弃毛周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过于慈悲或愚蠢的人,都未能足够意识到他们只是放弃了本来就无法得到的东西。

二、战争赔款的利弊

二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三个对一战造成的世界局势不满的大国成为大战的策源地。而这种不满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一战后对德国索求的战争赔款过于苛刻。

近代以来,法德宿怨越积越深。拿破仑1806年在耶拿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强迫对方支付10亿法郎战争赔款,1809年又取得每年1.2法郎“贡金”。六十年后两国乃有普法战争,结果法国支出军费150亿法郎后战败,割地、赔款50亿法郎(相当于10亿白银,是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4倍;或相当于 1879-1904法国政府用于公共建设的拨款总和)。此后不出50年,两国爆发更剧烈的战争——一战中法国损失达2000亿法郎,战胜后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结果却是希特勒上台,法国遭到更大惨败。

这是不到140年的时间里法德宿怨的四次爆发,前三次战胜方都拼命压榨战败者,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赔款、割地。俾斯麦曾解释说“把法国打败的越彻底,越能保持和平”,这种举措看似是为了加强自己实力、阻止对方复仇,但每次都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一恶性循环的悲剧在一战后终于达到颠峰,法国在之前的大战中“失血过多”,极力主张“榨干这个小个子”,认为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外交史,1919-1978》),“德国必须付清赔款”成了竞选宣传的一句极好的口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发誓“我们搜他们的口袋也要搜出这笔钱来”。这使当时普遍把赔偿“更多地看做是一种报复行为而不是正义行为”。

附带说一下,一战后英法两国人民要求德国赔偿民间一切的损失,最终,凡尔赛和约中列入一条,强迫德国支付战争受害者养老金并给予其家人补偿。“这种规定前所未闻,以前欧洲的和平条约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条款”(基辛格《大外交》)。最近十多年中国对日索求民间战争赔偿也属于这一类型。

在国际秩序中,对现状不满的大国互相吸引。1922年,苏联和德国恢复外交,并放弃对方的战争赔款,原因是两国都对国际秩序不满。美国在考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首要吸取的就是凡尔赛条约的教训,确保战败国不再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止苛刻的战争赔款——对大国来说,则意味着放弃。二战后除了苏联对德国外,其他战胜的大国实际上都放弃了对德、日的战争赔款要求。

基辛格在谈到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根源时说:“ 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的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

日本在二战后的心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战后的德国,像一个输了一次的赌徒,心里总觉得要是再来一次翻牌的机会,自己的运气不会还那么差。对日本而言,太平洋战争即是日美战争,只是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正如日俄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一样,因此不包含对当地力量的尊重 ——我们在谈到二战缅甸战场时,也很少会谈到缅甸人。

现在的不少国人重新谈论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出于日本“不思反悔”态度的反感和愤恨,认为自己的宽容没有带来善报,相反倒姑息养奸了;人们由此推断,假如日本当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就不至于这么骄横了。这是一种朴实的逻辑,然而如果当时我们开出巨额罚单,结果或许更糟,而且还未必能拿到钱。我们也可以设想,假如日本态度与德国一样(几乎所有人谈论这个问题,都喜欢将日德的反省态度作比较),那么中国人大概就不会再重提战争赔款问题了,相反,或许提起来还觉得“伤害了中日友谊”——这是中国人情胜于理的思维表现之一。

那么或许有人说,苛刻的赔款或许是双刃剑,也难以执行,那么合理的赔款又有何不可呢?这首先要看以多少为合理。1946年国民政府说抗战经济损失133亿美元,1951年北京政府新公布数字为500亿,而现在的说法是3000亿。上面已经谈到,即使以133亿为标准,得到这一赔款也是有难度的。少量的赔款,在政治外交上,实际上还不如彻底放弃更为有效。日本近25年的ODA对华贷款达300多亿美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赎罪援助的味道。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得到了名义上不使用“战争赔款”这一字眼,但如果当初就以战争赔款的名义处理掉,它现在也就不必再背负着那么多历史包袱了,这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视之处之一。

现阶段的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自我证实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国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了,同时进一步证实日本人的可恨。这种民族悲情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只要它像目前一样,处于可控制的程度之内。但是,正如俾斯麦曾说的:“我认为令世人相信,我国政策并非注定要导致与法国关系紧张,对我方有利。”如果不幸走到了理智的反面,成了为反日而反日,那么,最终我们自己也将成为这一情绪的受害者。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22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

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23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 ——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
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23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27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

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作者:梁文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30
动员戡乱:国共内战的最后对决
  1945年8月,蒋中正在日本投降前后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际、国内重要问题”。为避免内战再起,国共双方代表曾先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然而,国民政府派出政府军进入东北地区及其他原日军侵占区后,不承认前期已经进入该地的中共军队及其所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双方遂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奉命前来进行调停工作,虽曾达成国共双方共组政府的协议,但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张召开非常片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及其他亲共党派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短暂的合作再度破裂。1946年6月,政府军以突然袭击手段,进攻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集结区,全面内战遂告爆发,中国国民党方面则认为该次事件为共军主动调动挑起,双方各执一词,但借此机会开战的意图却是两造皆然,美国遂中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装备美式武器的中华民国国军因此开始走向下坡。
  1946年年底,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并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中共及民盟等民主党派强烈反对和抵制,国共关系全面破裂。1947年7月,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广大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中正,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其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表示热烈响应,并逐渐向解放区集中。为从经济上支撑内战,国民政府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内战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金融秩序濒临全面崩溃,新疆省政府发行的货币面额高达六十亿。共产党以要求民主为口号,搭配蜂拥而起的学潮,以宣传争取民心,以大量间谍(如刘斐、郭汝瑰、韩练成、熊向晖、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等等)渗透夺取军事情报,并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开始进行全面的战争。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徐蚌会战等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节节败退。到了1949年元旦,内外交困的蒋中正宣布下野,此后代总统李宗仁试图求和,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遭到中共与蒋中正拒绝。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渡江战役,突破长江防线,向全国进军。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1949年9月,带有制宪会议性质的由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决定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3日,解放军兵临广州,李宗仁只得飞往重庆。10月24日解放军发动金门战役,渡海登陆部队在三日之内全军覆没。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复发,出现十二指肠出血,遂于11月20日以治病为由转往香港。12月5日,与夫人郭德洁,两名儿子及随从又从香港飞美国纽约就医。国民政府经广州、重庆、成都直至于12月7日迁往台北,解放军开始集结东南沿海,预备进攻台湾。
  一个中国的僵持:“一国两制统一中国”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国共双方隔着台湾海峡,均积极厉兵秣马,甫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喊出“解放台湾”的口号,站稳脚跟的中华民国则高举“反攻大陆”、“光复神州”、“解救苦难同胞”的标语,调停失败的美国则坐等内战结束,海峡大战一触即发,惟1950年的韩战爆发,原本预备解放台湾的中共部队,在“抗美援朝”的大旗下,调往朝鲜半岛作战,中华民国政府则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反攻,陆战队编制扩张到世界第二大规模,预备于东南沿海登陆、或配合联合国军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基于国际局势与美国内部的政治问题,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兵权、改变对中华民国的放弃态度,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一方面阻止中华民国反攻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保证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不再断绝,中共日后指为美国公开干涉中国内战,中华民国政府得以在台湾稳定维持,此后两岸的较劲除了军备竞赛以及数次军事冲突外,也展开了激烈的外交、经济上的攻防战。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观点: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1颗原子弹,日本败局已经注定。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无条件停战。所以苏军未经大规模抵抗,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军投降。中共中央指挥河北、山东所属小股部队于8月下旬向关内进发,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先后抵达10几万人。倚靠苏联势力抢夺战利品与抢占东北地区地盘。根据苏联方面提供的资料,苏联为中共提供的武器则包括缴获日本七十万关东军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除此之外,北韩是日本的重要军火库,那里的军火都给了中共,足足装了两千多车。还有更多的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联制造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的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国制造,从“蒋中正运输大队长”那里缴获来的。中共俘虏一定数量的日本战俘,包括恶名昭彰的关东军,违反他们回国的意愿,使他们参与中共军队的训练,并提供了许多工程技术方面的服务。他们参与训练了中共的空军,由日本飞行员做教练。参见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同时,国民党方面也聘请不少日本侵华将领作为军事顾问,并开脱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其中最出名的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但是相当多历史研究者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在整个内战期间,没有任何中共方面大规模使用坦克,飞机的战例,即使在关键性的决战中也没有大规模使用的纪录(唯一可证实的中共使用坦克的战例是攻打天津,而且数量极少,只有三到五辆日式坦克参战),因此,接受苏联七百辆坦克一说可信度极低。但是另有部分人士指出毛泽东1949年在北平的阅兵记录影片明确显示出中共装甲部队装备清一色的日本轻战车,而且数量亦不在少数。至于所谓10月1日的开国典礼进行时也有受阅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也有人认为苏联将德造武器转交中共也是无稽之谈,因为枪械,火炮都要求有与口径相吻合的弹药。但是轻武器如KAR98K步枪等武器装备并无弹药不吻合之虞,因为中国自造之步枪机枪同样使用7点92毫米毛瑟无底缘步枪弹。而苏联缴获日本武器转交中共使用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数量多少之区分。另外中共官方史料有记录,苏军因受与国民政府协议之限制,部分东北苏军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有刁难,限制行为。 
  蒋中正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日军就地集中并固守待降,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就地待命不得受降,同时命令其他国军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进军;另一方面又接连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首先提出谈判的程序、议案,双方并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但中共中央以扩张势力与地盘为首要考量,从未遵守中国战区统帅的命令,反命令所指挥的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力量积极向日军进攻,抢占地盘。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下,中共所属各武装力量纷纷向附近据守的日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投降,并对拒不投降者展开攻击。
  1947年-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莫斯科协定》,以中国的权益、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的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承诺苏联对东北铁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并且对苏联提供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资棉花、大豆、战略物资提供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驻兵在新疆和东北地区,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劳工两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行政区在适当时候并入朝鲜。
  美国最初对中国内战持秉承中立政策,冻结对内战双方的武器供应直至1948年,其后才对中华民国政府给予军事和财政支持(相当一部分并未到位)。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观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当时的国内形势由解决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主转为解决以国共之间的国内矛盾为主。历经战乱尤其是8年抗战的中国军民普遍渴望和平,不希望战争;同时,国际社会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再爆发新的内战,因此国内矛盾在一定时期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但是,还应看到,中华民国政府当局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政权,不愿放弃彻底消灭中共的愿望,因此国内矛盾还存在激化进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中共对此的战略决策就是争取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但同时又要做好战争准备。 
  由于抗战期间日军深入中国腹地,因此处于正面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大部分位于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与此相反,处于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等却处于有利的战略位置。为改善不利的战略处境,蒋中正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日军就地集中并固守待降,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就地待命不得受降,同时命令国民革命军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进军;另一方面又接连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当前形势后决定,派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同时不理睬蒋中正的命令,命令所指挥的武装力量积极向日军进攻,收复失地。
  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下,中共所属各武装力量纷纷向附近据守的日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投降,并对拒不投降者展开攻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挥河北、山东所属部队积极向关内进发,配合苏军占领东北地区。
  由于中国国民党当局没有谈判诚意,因此对毛泽东赴重庆事未作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中共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中正进行多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中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中国国民革命军在蒋中正的部署下,调集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原日军占领区推进。但是,国民党无视原日军占领区内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中共领导武装力量的存在,无视中共领导下所建立地方政权的存在,因此遭到中共所属武装力量的坚决抵抗。其中规模较大的冲突有“上党战役”等。

[ 本帖最后由 魔天道 于 2008-12-15 00:32 编辑 ]

作者: 魔天道    时间: 2008-12-15 00:35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驻守金门的国民革命军发动了榴弹炮突击,在四十四天内,向金门射击炮弹几近五十万发。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赵家骧、章杰等中弹阵亡。9月11日,金门守军击毁厦门火车站。9月22日,美国所支持的八吋大口径巨炮由中华民国海军运抵金门。海军与空军皆有交手。解放军以炮弹封锁金门的尝试已经算是失败。其后十年内,两岸海空军不断有零星交手的纪录,双方各有战损,但大体而言,仍是维持势均力敌的态势。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从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大胆、二胆等岛屿的炮击,国共内战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正式宣布结束。
  至今两岸仍维持对峙形势。由于两岸双方并未针对国共内战签署过任何协定,因此就形势上两岸仍是军事对立状态,但两岸有偶军事合作的状况,例如南沙群岛两岸驻军即时常共同应付群岛周边事件,1974年中越西沙之战台湾海军更是主动开放航线、导引驰援的中共军舰通过,对抗当时仍是中华民国盟国的南越海军。1996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民选总统选举,中共以东南海域为目标,实施弹道洲际飞弹试射,中华民国方面亦在不扰乱社会秩序的状况下,让军队进入高度备战状态。当时海空军均有不同、未经证实的接战消息传出,例如中华民国海军曾出港于高雄外海进行扫雷、空军则有在海峡中线与中共空军互开火控雷达锁定的传闻,是次危机由美国第七舰队以“经过”之名进入台湾海峡而告缓和,但中共军机“不出海”的默契从此被打破,中共军机活动范围延伸至海峡中线,压缩了中华民国空军的预警时间。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主张,惟台湾方面没有正式回应。
作者: Communiste    时间: 2008-12-15 01:14
原帖由 Sandro 于 2008-12-14 16:21 发表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
高中时政治老师在讲这一节时,气的大骂MAO TSE DONG:“你个王八蛋!” 。。。
你高中老师 ..怎么不骂周恩来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08-12-15 08:58
我记得一战时的反战士兵就是要求签订不赔款停战条约,所以罢战。 这是普通人民和士兵的呼声。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说,是早晚的,必然的。 中国只是实践了这一点。老毛时代中国的国力弱,但却是西方青年中心目中的圣地,不是偶然的。
作者: Almodovar.    时间: 2008-12-19 08:54
lz的观点很奇怪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08-12-23 00:59
在法国,奇怪的观点比比皆是。比如儿女不孝敬父母。
作者: Sandro    时间: 2008-12-23 09:41
本帖最后由 Sandro 于 2008-12-23 09:50 编辑

你高中老师 ..怎么不骂周恩来
Communiste 发表于 2008-12-15 01:14

现讲原文贴出供大家奇闻共享(通篇对话,未提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236〕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黑田寿男(以下简称黑田):浅沼先生作为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来中国,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继承浅沼的精神并继续发扬他的精神。
    毛: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该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206〕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黑田:去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反对“安全条约”[214]运动,代表垄断资本的政府站在同我们相反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用暴力通过了“安全条约”。在这期间,中国举行了很大的游行集会支援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毛: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
    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一九六○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 他们不完全一致。 松村〔247〕、三木〔248〕、高ゑ〔249〕、河野〔250〕、石桥〔251〕,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黑田:反主流派今后如果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对反对“安全条约”更坚决一点,那时就可以说是间接同盟军。
    毛: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黑田:我们有亚洲团结委员会,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在开展活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拥护和平的斗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愿意今后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这一活动。
    毛:非常有必要。
    黑田:今年在亚洲,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问题。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美国就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最后日本各工会、各政党、各群众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开了大会,反对美国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行为,也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让美国使用日本基地。
    毛:这很好。
    黑田:现在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在进行谈判,把南朝鲜政府看作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妨碍了朝鲜的和平统一。美国利用日韩谈判加强南朝鲜、台湾、日本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北亚军事同盟。 进行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正在反对日韩谈判。
    毛:反对很有必要。
    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以前, 一九一一年四月黄兴〔252〕在广州领导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 出现了“造神派”〔253〕,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二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 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 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 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254〕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 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 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 高ゑ邀请廖承志〔207〕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廖承志:现在还没有定。
    毛: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 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 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黑田:完全同意。今年民间交流会更多起来。
    不管池田〔255〕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黑田:我们年初就来中国,也是为了两国人民的亲善。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许多有益的话,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表示感谢,并祝主席身体健康。
    毛: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 这是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

作者: lsss    时间: 2008-12-23 12:07
本帖最后由 lsss 于 2008-12-23 12:28 编辑

楼上引用那些, 标红字部分想要说明什么呢?

我不觉得是什么奇闻, 是楼上少见多怪罢了. 日本军队的确是当了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 不是么. 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楼上要看这些话是对谁讲的. 搞清楚这些,就一点也不算什么奇闻了.

还有, "伟大的日本人民" 很奇怪吗??? 不明白楼上为什么标红字.

"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 很奇怪吗? 考虑到当时的背景. 日本远不是如今这样强势, 而且中国考虑的问题是离间美日同盟. 而且发展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不一向也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吗?

"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 很奇怪吗? 日本不是个伟大的民族吗? 看看它是如何崛起的, 看看它们的一丝不苟, 看看他们的认真, 西方人也是自叹不如. 的确, 日本现在是中国的重要对手, 但是这样就需要否定日本的伟大吗?
如果我们看不到对手的强大和优点, 不能加以学习并超越, 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战胜对手呢? 做一个无知的仇日愤青有助于我们超越日本吗?

楼上的政治老师如果也是这样去理解老毛的话, 那只能说他对于历史的理解还太肤浅.

放弃对日赔款是件很聪明的事情,而且事后日本也常年向中国提供低息甚至无息政府贷款, 很多都是一二十年的长期贷款, 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 lsss    时间: 2008-12-23 12:11
基本同意LZ的观点, 不过放弃日本赔款, 也的确是看到强行索要, 一要不了多少回来, 二不利于中日和解. 这一点基于缔结中日民间友好关系, 对日和解的想法, 的确是深谋远虑的. 而且, 放弃日本赔款也换回了日本长期的无息贷款. 也很不错.

巨额战争赔款是新的战争的源头, 凡尔赛和约的教训,一定要吸取.
作者: Sandro    时间: 2008-12-23 14:39
re:less网友
"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 话是不奇怪,但是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哪个中国人敢讲?没人敢在大街上吼"日本是伟大的民族"——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我这里有几本内参书(仅供部级以上干部阅览),想长长见识不?

巨额战争赔款是新的战争的源头, 凡尔赛和约的教训,一定要吸取——说的好,赞一个!不过还要加上经济问题,这也是大战的主要原因
作者: 枫的季节    时间: 2008-12-23 21:34
这样粘贴 有意思么?请ls的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当初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人,放弃了赔款,而这也成为了现在日本不承认曾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主要借口,日本的教科书上就明显的标示出了,2战中日本的战争是护国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否则为何没有对中国进行赔款。如果当时中国接受了赔款,不论多少,这就是个铁打的证据
作者: lsss    时间: 2008-12-23 22:00
这样粘贴 有意思么?请ls的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当初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人,放弃了赔款,而这也成为了现在日本不承认曾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主要借口,日本的教科书上就明显的标示出了,2战中日本的战争是 ...
枫的季节 发表于 2008-12-23 21:34


这个问题,我谈点想法。

是否侵略战争,应该与是否赔款没有必然联系。
一战德国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能否说德国的对手就是正义一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此, 日本即使支付战争赔款,仍可以援引德国一战的例子, 说赔款是战胜者强加的。

事实上, 远东战犯法庭审判时, 日本许多战犯就已经言明, 所谓战犯审判只是战胜者的强加而已, 他们认为只有胜利者与失败者之说,而无战犯一说。

因此, 很容易得出结论,即便有赔款,只要日本不愿意承认自己发动了侵略战争, 那么一样是可以赖掉的,不同的是用什么借口而已。
作者: Sandro    时间: 2008-12-24 18:17
re 楼上的
日本许多战犯就已经言明, 所谓战犯审判只是战胜者的强加而已, 他们认为只有胜利者与失败者之说,而无战犯一说。
这是典型的当了婊子又要给自己立贞洁牌坊——日本极右翼分子的一贯作风
作者: 神仙小亮    时间: 2008-12-26 16:54
好多的跟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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