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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番辉煌的背后并不平静，文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爱恨情仇波澜起伏。巴尔扎克曾问欧仁·苏：“您有敌人吗？”欧仁·苏答道：“敌人？噢！问得好，有，而且有不少！” 来源｜北京晚报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他们彼此敬重，又互相攻击，形成了文学圈另一种文化现象。于是，年轻的法国学者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根据19世纪法国作家的书信、日记、情书和那些影射性作品整合成一本《法国文人相轻史》，重现了那个年代作家之间的相爱相杀，读起来饶有兴味。而他们的相互仇视与嫉妒，辩论和指责也成为各自创作的动力，成就了法国文学的一次高峰。 “贵圈真乱” 文人之间相互仇视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爱情永远是滋生仇恨的绝好温床。19世纪作家的爱情并非个人私事，作家圈子不大，相互又彼此熟识，没什么事情能够长期保密。从另一个角度讲，19世纪正是沙龙文化繁盛的年代，作家和某些特定的女人往来，被认为是一种魅力的体现，情人的更换一定程度上成了社交活动，以显示自己“驾驭文坛规则”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交往的伴侣流动性非常大，时常在作家间形成复杂的几何关系。文学评论家圣伯夫对文豪雨果算得上因敬生恨，起初两人交往频繁，然而随着雨果文学上的成功，他的崇拜者越来越多，在雨果周围形成新的包围圈，圣伯夫觉得自己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因而目光转投到雨果夫人阿黛尔的身上，和阿黛尔建立了情人关系。直到雨果后来和演员朱丽叶·德鲁埃成为情人，阿黛尔失去了一部分对雨果的吸引力，她和圣伯夫的感情也渐渐冷淡下来，最终断绝了关系。
更为复杂的比如作家维尼和演员玛丽·多瓦尔的纠葛。遇见维尼之前，多瓦尔结过婚，有过多位情人，还有三个孩子，维尼也有自己的妻子。两人在一起后还各自有情人。多瓦尔和大仲马有一段昙花一现的关系，和女作家乔治·桑也暧昧不清，但同时她又怀疑乔治·桑和维尼的关系，后来她成为儒勒·桑多的情人，这位桑多恰恰又是乔治·桑的旧情人。而以此看来，乔治·桑的感情就更加错综复杂了，和桑多、梅里美、普朗什、缪塞、肖邦等艺术家们都有过或长或短的感情。 感情的流变似乎成了19世纪文学圈的一种现象，然而这样的爱恨情仇也催生出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雨果创作《黄昏之歌》歌颂妻子也赞美情人，波德莱尔为追求演员多布兰写下《秋之歌》和《致玛丽亚》，维尼因普朗什对多瓦尔的追求而写下《愤怒的桑松》，巴尔扎克因不满圣伯夫而决定改写圣伯夫的小说《情欲》，从而诞生了《幽谷百合》……作家们用文字求爱，表达感情或者进行报复，如多尔维利所说，若你心中真有仇恨，它会成为你灵感的源泉。 既生瑜何生亮 朱尔·勒纳曾说：“别人的成功让我不舒服，如果他的成功名副其实，我会更加难受。”夏多布里昂也曾感叹：“成功总让最好的朋友难受。”同行之间的嫉妒仇视在文学圈的表现得淋漓。 大部分作家是有野心的，无论才华是否出众，都渴望得到文坛和社会的双重认可，而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公众对对手的赞扬言过其实，因此相互之间便产生摩擦，相互抨击、批评，这种矛盾一方面被社会团体所利用成为某种噱头，一方面也激励着作家创作更优秀的作品。 19世纪的作家对戏剧创作趋之若鹜，因为“没有比在剧院更容易成功并赢得声望的地方”。成功的剧作家名利双收，剧院经理对他们百依百顺，女演员为了获得可以出名的角色也不惜一切代价。恰如当今文学作品与电影的关系，许多作家愿意将作品改编成剧本也便不难理解了。
当时，雨果、大仲马、维尼三人过从甚密，获得的成功却大小不同，冲突便很快爆发出来。某次演出，大仲马的剧本《安热尔》被排在雨果的剧本《玛丽·都铎》后上演，剧院经理却冒失地将海报词写成“先上演《玛丽·都铎》，接下来就是《安热尔》了”，似乎暗指《安热尔》更值得期待。雨果看到之后非常愤怒，坚信是大仲马在背后捣鬼，于是也授意一名评论家发表了一篇批判大仲马的文字。事情很快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认为雨果算计了大仲马，他的戏剧《玛丽·都铎》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剧本主演，也是雨果的情人朱丽叶表现很差，演出中雨果甚至被喝倒彩。朱丽叶的角色最终被伊达·费里埃顶替，讽刺的是，这个伊达正是大仲马的情人。 “敌人”成就文人 除了感情、名利，政治思想的不同和文学流派的不同也成为文人内战的导火索之一。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文人开始在作品中加入政治思想，他们认为作品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如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作家反对所谓的“政治作家”，他们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其本身。同样，作家所处的流派不同，也会造成彼此看不上的情况。还有一些矛盾产生的特别有趣，曾经崇拜雨果的缪塞因为雨果要求他的小圈子里的人每周要陪他爬一次巴黎圣母院，并在圣母院北楼欣赏落日而被折腾得够呛，渐渐“背叛”了雨果的圈子。后来因为政治思想不同，彻底决裂。
当然，文学界难以避免的互相仇视，文人之间的笔战，给出版商们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也谱写成文学史上别有趣味的一个部分。正如《相轻史》的作者提到：我们在撰写这段文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时，内心充满对他们的温情。 其实，人世间的游戏里，没有敌人就意味着自身的无足轻重，正如夏尔·蒙瑟莱的寓言故事里提到的：“失去一个敌人？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往后我和谁较劲？谁还能带给我写作的冲动和熬夜时内心的窃喜？谁还能每天早晨在我耳边吹响起床号？没有敌人就没有激情”。 诚然，文人相轻不能当做攻击他人的借口，而那些相爱相恨的故事终也变成笑谈，所谓的“相轻”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一种现象，一些趣事。 （编辑：鲁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