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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生于190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9年通过考试，和萨特同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并从此成为萨特的从未履行结婚手续的事实上的终身伴侣。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别人告诉我，这是等待萨特的女人之一” “我1941年头一次见到她时，”波伏娃的朋友、作家多米尼克·德桑蒂回忆自己初见波伏娃时的印象：“别人告诉我，这是等待萨特的女人之一。” 萨特一生艳遇不断，波伏娃只能是其中之一。但是，波伏娃深知萨特对自己的价值——这个年轻的萨特，“就跟年轻的柏辽兹或年轻的歌德一样”。波伏娃比谁都明白，自己不应是“等待萨特的女人之一”，而应该是“终身等待”萨特的唯一女人。 波伏娃在《回忆少女时代》中，曾提到：“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他既不能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 婚姻是每个女子寻求的归宿。但是，萨特对她说，不要结婚，我们签个两年为期的协议吧。波伏娃果然同意。这份著名的协议，就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以及波伏娃的女性圣经《第二性》被人所提及。协议约法三章：云游四海，多配偶制，一切透明。简单说，就是灵魂紧紧相依，身体可以自由，关系要透明。这份契约当时为期两年，遵守则合，违约则离。双方不得隐瞒任何私情，双方分开后，保持通信联系，一日一信，如实讲述。 他们双方都遵守了这份契约，并将协议的保质期扩展为，一辈子。
波伏娃终身没有婚姻，也不生育。谈到这个选择，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 从波伏娃与萨特相识的1929年起，一直到萨特1980年辞世，一起共度了51个春秋。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萨特忠于协议，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海狸”写情书，爱的气息弥漫着这一对终身伴侣。 波伏娃则追随着萨特耀眼的光芒。她曾经毫不隐讳这一点，并称这种追随经过了她自身的思考。因而，当萨特启发波伏娃：“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这句话成为奠定她一生成就的《第二性》写作的一个动机。 1949年，《第二性》出版。这本书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波伏娃可以说一生都在强调女性在父权制的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女人应当“跟父亲一样担负起夫妻间的物质和伦理责任”，应当有“自由的成年生活”，而不仅仅是承担母亲的功能，最根本的是：“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造成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可谓骇世惊俗，波伏娃也当之无愧地列入现代妇女运动最早的权威理论家。 20世纪下半期法国女性主义研究专家西尔维·沙波隆认为，在法国有整整一代女性知识分子追随波伏娃，她们的研究和著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波伏娃的思想，并由此构筑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我们今天正在受惠于这个体系。这个“后天造就的女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一个自由的女人。如果说萨特是为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而活着，那么波伏娃则是以特立独行的理论与实践，为了“自由”而活着。正如她执拗地认为：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 尽管有契约，但是，萨特身边从来不缺情人。他与他的无数情人之间公开而放肆地调情与热恋，根据契约，波伏娃应该全部知晓。由此，她的内心是矛盾的。 她一方面要笃信萨特对自己所说的，“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另一方面，她必须承受他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直至老年，波伏娃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过自在。”她的朋友们也否定了她在自传《盛年》中称自己对萨特的纷至沓来的情事，“没有丝毫嫉妒的感觉”，在他们看来，这话才是真正的嫉妒了。 萨特与波伏娃各自众多的“偶然之爱”中，俄裔少女奥尔加显得很特别，因为她是萨特与波伏瓦共同的情人。奥尔加17岁那年，通过波伏娃认识了萨特。萨特被奥尔加的执拗与灵性所吸引，开始疯狂的追求。奥尔加走进他们的生活，让这段“三重奏”备受折磨。 萨特在“战争日记”中回忆道：“我对奥尔加的感情，就像一盏煤气灯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浑浑噩噩一烧而空。我异常消瘦而激情万分，不再寻求任何安慰。”他也忆及，“从1935年3月到1937年3月这两年间，我因对奥尔加的感情和疯狂而陷入了人生的最低点。” 波伏娃在回忆这段情感时说：“在这种三人的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旖旎的气氛，我则舍己投效，玉成其好，但我一想到这种三重奏长年累月持续下去，我就不寒而栗。” 这是一段混乱的情感。奥尔加后来嫁给了萨特的学生博斯特，而波伏娃一开始就暗恋上博斯特，萨特又与奥尔加的妹妹塔尼娅开始一段情爱。波伏娃的自传性小说《女宾》，演绎的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性爱生活。她的小说从来都很真实。书的扉页写着：献给奥尔加。这个女子在她心中有一定份量。
波伏娃的情事还在继续。1938年7月，波伏娃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远足时，她写给萨特：“发生了一些我出发时完全没有料到的快事——我和小博斯特已经同床共枕整整三天……我们一起度过田园牧歌式的白天和激情似火的夜晚。” 这年波伏娃30岁，被称为萨特最聪明的学生博斯特，比她小8岁，长着褐色头发和绿色眼睛，迷恋黑格尔和拳击。根据契约规定，波伏娃如实汇报了与博斯特的情爱细节。而萨特信守契约，接到信时很平静，只是问波伏娃怎么挤得出时间去看博斯特。 在2004年发表的波伏娃和博斯特《来往书信集》（1937至1940）中，可以看到波伏娃排山倒海的爱情。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写，诉说更多的是彼此的思念。“对你的思念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想你都快想疯了”、“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我刚把萨特送到火车站”……而萨特也被告知，海狸和博斯特情投意合，得到情爱和性爱的双重满足，但这不影响她对萨特的情爱，也不影响博斯特对萨特的友情。 萨特收到信后，说自己很感动。他尽管一生有许多的狂蜂乱蝶，但是，他的性功能的单薄，也为众人所知。因而，他写信感谢博斯特使波伏娃得到双重快乐，尤其是，她获得了自己无法给予她的那种极大的性满足。 波伏娃与博斯特的书信持续了不到三年，如同大多数的“偶然的爱情”，有执迷，有轻狂，无疾而终。 “我非常爱M，但我现在是和你在一起” 契约婚姻最大的危机，来自1945年萨特的美国情事。这年1月，萨特以记者身份随团去美国，遇上了美国美女记者多洛莱斯（波伏娃在书中称她为M），萨特疯狂地追求她，并获得了美人的芳心。这是与萨特相爱多年，第一次让波伏娃感到焦虑以及担忧的萨特的“偶然之爱”。“他们互有好感，相当的好感。”波伏娃感到了威胁。波伏娃问萨特：“坦率地说，你是爱M多点还是爱我？”萨特回答：“我非常爱M，但我现在是和你在一起。” 尽管如此，这年12月，回到巴黎的萨特依然无法遏制对美国情人的思念，再度飞往美国，并在那里租了公寓，用以与多洛莱斯约会。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娃称自己对萨特的这场有别于他的其他风流韵事的“偶然之爱”，感到绝望，迷惘。“我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命运”。
1947年1月27日，波伏娃到美国作巡回讲座，终于见到了被萨特疯狂爱恋的多洛莱斯。这个金发美女果然美丽魅惑，是无与伦比的尤物。其时，多洛莱斯正准备飞到巴黎见萨特。波伏娃的心一下子沉入深深的谷底。 2月，落寞的波伏娃去芝加哥，意外地邂逅高大的美国作家艾尔格伦。在离开芝加哥去加州的火车上，她读他的小说，并且开始他们一生中304封信件中的第一封。 富有戏剧性的爱情开始。波伏娃与萨特都在进行跨国之恋。艾尔格伦与多洛莱斯，都以爱情的名义，走进20世纪两颗耀眼的明星。 5月，久别萨特的波伏娃结束了美国的讲座，准备回巴黎。但是萨特告诉她，最好能够推迟回去，多洛莱斯喜欢巴黎，她想再呆上一阵。极度孤独与莫名的感伤之下的波伏娃最终拨通了艾尔格伦的电话。热情的芝加哥情人，与她一起，在美国西海岸共度了生命中的一段浪漫时光。这个不擅于想象，总是以自传性质写小说的女人，在她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中，将自己对艾尔格伦深深的缱倦记录其中： 突然，他不再那么笨拙，也不再那么正经。他的欲望把我全然改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早就失去了欲望，失去了肉体，如今我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又拥有了肉体。我犹如面包一样富有营养，宛如土地一样芬芳四溢。这一切都是多么神奇，我竟没想到去计算我的时光，去衡量我的欢乐。我仅知道当我们昏昏入睡时，耳边已经响起了黎明时微微的啁啾声…… 肉欲与爱情，让这对跨国情人疯狂而激情。但波伏娃无法放下萨特。这一生，她听命于萨特的召唤。当她告别艾尔格伦，离开芝加哥，回到了巴黎，发现萨特的情人多洛莱斯并未离开，正与萨特住在一起，情意绵绵，巨大的失落与哀伤，包围了波伏娃。波伏娃只好住到了巴黎乡下的一家旅馆里，与萨特约会。
我们想象此刻波伏娃的心情。波伏娃是个极其理性与冷静的女子。她不会轻易地被击毁，这也是她与萨特绵亘一生的契约之所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个夏天，她将乡间盛开的风铃草花寄给艾尔格伦，表示自己无法抑制的思念，而事实上，她比谁都清楚，萨特就是自己一生的伴侣，她无法脱离他独立存在，而他也会回到她身边。 只是，芝加哥情人艾尔格伦无法接受这份“无法在一起”的情爱。这年9月，当波伏娃再次从巴黎飞到芝加哥，狂热的爱恋中，艾尔格伦送她订婚戒指，希望她留下，结婚，定居芝加哥。没过几天，波伏娃突然丢下了艾尔格伦提前返回法国——因为大洋彼岸的萨特在召唤，他希望波伏娃回来帮自己修改他的一本哲学书稿。波伏娃对惊愕的艾尔格伦说：“不管是你，还是我的生活，或者我自己的作品，什么都不在萨特作品之上。”——这是一切的根本。只是，她回到巴黎，在那儿遇到的是萨特已和他的轮流情人度假去了。 “我不能用一生去等待只能陪伴我几个月的女人。”艾尔格伦决定与她分手。他也极其反感波伏娃所说的“偶然的爱情”。“在我们这里，妓女们才会如此。”他在另一封信中则写道：“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 波伏娃则徒劳地向他保证，对方是自己“唯一的爱情”，她在情书中甚至称他为“我亲爱的丈夫”，说自己是他“永远的妻子”。她很纯情地告诉他：“我会乖乖的，听话，我会洗碗，拖地，我会自己去买鸡蛋和甜酒，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我不会碰你的头发、面颊和肩膀……我永远不会做你不准我做的事情。”如此炽烈的表白，萨特也不曾听过。 然而，不管爱情如何击中她，波伏娃总有更高的理性坚守了这份契约。写作，尤其是在萨特身边写作，以“自由爱侣”的理想姿势，这是波伏娃一生不可动摇的选择。自从1929年以来，萨特与波伏娃的名字就紧紧相连。萨特《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萨特对波伏娃在思想、文学领域所起的作用更是至为重要。从本质上说，波伏娃在萨特的私人生活和文学活动等方面密不可分。——相比婚姻，他们两人更看重的是，自由，以及写作所代表的生存价值，这才是这份“必然之爱“的唯一答案。 1951年秋天，波伏娃再次到美国看望艾尔格伦。艾尔格伦正和前妻复婚。波伏娃心灰意冷，回到巴黎。 在《名士风流》中，波伏娃提到分手的原因： “如果我留下来，您会继续爱我吗？”——“再问也是枉然，因为问题正是我没有留下来。” “一个40岁的人仍有许多岁月要度过” 1952年，波伏瓦44岁，结束了跨国之恋，这个女人疲惫，孤独。6月的一天，她意外地接到比她小17岁的朗兹曼的电话：“我想请你看电影。”经历了几场废墟般的爱情，波伏娃挂上电话，居然眼泪夺眶而出。 如她的《第二性》所说，“一个40岁的人仍有许多岁月要度过。”朗兹曼是《现代》杂志的记者，波伏娃觉得他很像“年轻时候的萨特”。波伏娃此时已经声名大振，并站到了20世纪思想界的闪亮位置。但是，朗兹曼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与一名偶像在一起生活。她有趣，快活，是真正的女人，完全的女人。” 朗兹曼是波伏娃唯一共同生活过的男子。哪怕萨特，他与波伏娃也只是在巴黎的旅店里租了楼上楼下的房间，定期住在一起，很快又分开。波伏娃一定深深喜欢这个年轻的男子，他们住在巴黎毕榭西路的小公寓，后来又搬入波伏娃用荣获龚古尔奖的小说《名士风流》版税买的维克多舒乐赫大道的新居，那里有绿地与花园，他们一起生活。 6年后，波伏娃50岁，朗兹曼和她分手。波伏娃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他们曾一起在欧洲旅行，一同写作。她也曾站在巴黎机场，深情等待他访问莫斯科回来。年龄与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事。到时候了。 此后，他每周来看望她两次，直至波伏娃离世。
对于波伏娃来说，与奥尔加、博斯特的爱，成就了她一生的处女作《女宾》。至于与美国作家艾尔格伦的爱，在她的《名士风流》以及回忆录《盛年》中到处可见。然而，对于艾尔格伦来说，这些美好的过往与私情，竟然被“厚颜无耻”地公开发表（甚至包括艾尔格伦写给波伏娃的信件段落），他无法忍受。事实上，当他72岁时在一个记者面前回忆此事，依然怒不可遏——她无视他的感受，直至生命的终老，他都很难原谅她。 1981年，艾尔格伦孤身一人，在芝加哥心脏病复发去世。他的身边却有个开着的铁盒，里面竟是那两朵干枯的来自法兰西大陆的风铃草花和一大堆信件。那个遥远的法兰西的夏季。无法知道他对这个女人的情感。 萨特生命的最后10年中，身体很差。1971年萨特第一次中风，1973年旧病复发。从那时起，波伏娃减少了自己的写作，每天照顾他的生活。 关于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萨特在晚年的表述是：“大部分情形下，我和波伏娃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而且也一直都是如此。我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属于次要的层次。”“和波伏娃在一起是生命的全部。” 正如波伏娃的养女希尔维所说：“不是因为波伏娃选择了萨特而使她变成西蒙·波伏娃，而是因为她是西蒙·波伏娃，她才选择了萨特。” 波伏娃一生执迷于爱，她是一个对精神与欲望的放纵交织有着极致追求的女性。波伏娃的伟大，从她的情感轨迹而言，在于她听命于最初的选择，此后终其一生，特立独行，实践和追随了自己的理想。在肉欲与情爱的多重选择中，波伏娃与萨特身边都有许多美丽的诱惑，但是，最终，他们都视对方为不可替代的唯一，并成就了彼此的辉煌。这是20世纪不同凡响的一对“终身伴侣”，也是追求自我与自由精神的意味深长的一对伴侣。
（选自：那海《写作的女人危险》） （编辑：鲁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