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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今天左翼最重要的区分就是在那些坚持地方主义、直接行动和坚持平面斗争的流俗政治的左派,以及与抽象、复杂、全球化、技术的现代性和平共处,被称为加速主义政治的左派之间的区分。前者热衷于建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狭小和临时的空间,他们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这些敌人在本质上是非地方的,抽象的,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这种政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走向失败。相反,加速主义政治试图保留资本主义的成就,比其价值体系、治理框架更进一步,而群众病理学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多工作。这是一个引子,说明了为什么战后主流的经济学家会相信,经过启蒙的资本主义会朝着进一步削减工作时间的方向前进。在《我们后代的经济繁荣》(TheEconomic Prospect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中,凯恩斯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未来,那时,个体只需要一天工作三个小时。相反,实际发生的是工作-生活之间区别的消失,工作已经弥散到即将出现的社会工厂的方方面面。
资本主义开始限制技术的生产力,或者说,至少将技术生产力导向毫无无用的细小目标上。专利竞争和观念垄断就是当代的现象,表明资本需要超越竞争,资本也逐渐退化为技术。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成果不会导致更少的工作或压力。我们得到的不是空间旅行的世界,未来的震撼,以及革命性的技术潜能,相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唯一发展的是,在边缘上,我们沦为更好的小玩意的消费者。不断重复生产的满足边缘消费者需求的同类基础产品,完全牺牲了人类的加速发展。
我们并不想回到福特制,也不可能回到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在井然有序的工厂环境的生产范式基础上做出的许诺,在那些工厂中,(男性)工人得到了保障和基本生活水准,他们付出代价的是终生陷入徒劳无用的无聊和社会约束。这样一个体系依赖于各个殖民地、各个帝国之间,以及落后周边地区的国际等级制,还有国内种族和性别上的等级制,以及让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家庭等级制。对于可以感受到的乡愁而言,这样的体制不是我们想要的,在实践上也不可能回去。
加速主义希望解放潜在的生产力。在这个计划中,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只需要重新将其导向公共目的。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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