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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崇高肃毅之气——谈杨晓阳的写意人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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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8 05:35: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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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阳,1958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79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1983年毕业,同年考上研究生。1986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主任。1994年出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1995年主持全院工作,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调任中国国家画院。
  现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国家三五人才一级,四个一批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高教名师。
“写意”在《辞源》上总称为“宣曳书写,描摹心思”。它有两种辞条:一曰“表露心意”;一曰“写的方法”。“写意”是一种语体的形式,更是中国艺术精神表现的美学传统。早在二千多年前,那位孔圣人曾在他的《周易系辞上》大谈“圣人立象以尽意”。另一位不甘寂寞的庄子在《秋风》中同样郑重强调:“书也,书不过悟;意也,意也所随,不可言传也。”事实上,不是故弄玄虚,所指的是大千世界所难囊括的艺术哲学。后来,锤嵘、司空图、严羽在他们留给后代的《诗品》、《沧浪诗话》大作中,提出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艺术论调,实际上,已经将“写意”揽入传统文学怀中。



  应当说,“写意”不是专门赐于艺术哲学享用,竟也成为绘画形式中艺术审美的品评标准。谢赫早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之首的就是“气韵生动”,那就是要求人物画有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描绘对象的神情风貌、性格特征、内心世界“写意”出来。五代荆浩《笔法记》中高喊“六要”标准,称曰:“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或”(用心意统帅用笔)。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将绘画分为“神、妙、能、逸”四品,宋黄休复唯恐世人不解,在他的《益州名画录》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逸品‘笔简形具,意趣俱足’。”宋僧仲则作形象的比较曰:“工笔之笔,只貌其形;写意之法,盖遗形而取神耳。”由此可见,上述诸如此类的画论无非给我们两种印象:写意,一方面代表着中国画以意为先;另一方面又演化为简笔造型,即是将内美与外美合为一整体,成为东方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东方绘画本质特征的写意性,尽管多次的宣扬,然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宋代文人画理论的倡导者苏轼“不求形似,取其意气”的奋笔疾呼后,才对人物画的创作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南宋梁楷的“减笔泼墨,遗貌取神”成为苏轼理论的实践者,如果穿越时光的隧道将梁楷与晚明陈洪绶、晚清任伯年写意人物相对照,也能觉察到彼此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写意性的延续。只是陈、任更加世俗生活化罢了。此后,“写意”这种人物画艺术精神又陷入枯竭状态。直至20世纪50—70年代,徐悲鸿学派、苏联现实主义对美术教育和创作的控制,写意人物画又选择从素描、透视、解剖、比例制约下的造型入手,尽管徐氏在他的著名《画苑序》中也提出“新七法”评品标准,也提到了“气韵”、“传神”的要求,尽管也有蒋兆和等一大批名家的实践者,创作了一批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但失掉了写意笔墨独立性,束缚了形式创造和写意的艺术想象力,难以建立传统应有的一种轩昂大气、广博宽厚的大国写意艺术精神。



  当代写意人物画仍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迷离混沌中交织状态,同时也意味着多元结构共存的空间,他们既遵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与古为新”的创作思想,也汇入新时代知识结构、艺术思潮等多种元素,呈现多样的景象,但总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写意型;二是当代写生型;三是现代意象型。传统写意型以传统人物画为宗,尽管描绘的是当代人物,但仍选择传统线描方式,且视觉感仍不越出传统的范畴,如范曾、刘旦宅等。当代写生型,多半接受西方写实观念与技巧,试图把传统与写实性描绘结合起来,主要是以人物写生为主,传统规范只是辅助因素,这类型的画家居多,如刘大为、史国良、杜滋龄等等,现仍活跃在当代画坛的主流上。



  杨晓阳应属于现代意象类型,这类型的画家还有田黎明、周京新、李孝萱等等,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即都在五十岁左右,都系统学过中国画,且有着较高的学历,他们是当下或者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写意人物画的主角。他们不仅出入传统与当代,融中西为一炉,更有着一般画家难以相比的睿智、才情和知识结构,他们勇于破坏传统写意人物画完熟的笔墨程式,建立新主题与新结构;能正视人生与人性,揭示现代城市异化后深沉心理意识;自由分解和组合光与色;抛弃传统写意人物画虚假说教,袒示当下芸芸众生的感情消费;借鉴抽象表现主义而不失中国神韵气质,重新建立充盈大写意精神力量等等。



  将杨晓阳归属于现代意象类型,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艺术创作的必然结果。他的写意人物画,不描绘都市男女时尚,无意青藏牧民,未见黔滇瑶族、傣族少女,而源于他赖以生活——西北黄土高原。这里曾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演绎过许多悲壮与豪情,是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并存,儒家教义和政治杀戮共置一处,发生了既有“荆柯刺秦王”、“聂政刺韩相”、“蔺相如完璧归赵”、“高祖斩蛇”、“鸿门宴”等血腥场面,也有“玉龙比翼”、“人皇九头”、“皇帝唐虞”那充满热烈而粗豪的浪漫情感,它的青铜艺术,秦俑庞大的队伍形象的浑厚,雕刻绘画的朴拙、动势、现实感,使人们一无遗漏地看到高度统一后中华帝国的繁荣艺术,至今仍难以掩盖那根底深厚异常充满磊落庄严般的崇敬。上世纪60年代的长安画派,正是寻找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发出了“魂兮归来”的呼唤,赋予西北高原质朴雄健的豪情。杨晓阳写意人物画正是围绕这一文化母题而展开,他专注于关中、秦岭黄土断层上的农家、庄稼地、乱草坡、窑洞劳作和小憩的男女老少,描绘他们吃饭、抽烟、带孩子、晒太阳的生活场景,尽管只是西北农民的一般式的日常生活,也仍然反射出画家对他所熟悉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只有对熟悉生活和全面关注与肯定,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的热情去表现,从而展示西北农民渴望生活的情状,尤其是他们质朴、宽厚,以及由此而发展西北农民的纯朴之美。



  画家对西北农民的描绘采取特写式、白描式,一切又都是本土式的,毫无借鉴与纂写,更无琐碎雕琢之感。作品舍去人物环境的渲染与衬托,没有房屋、树木、炕头、老井等农村里常有的东西,只有农民们站、坐等姿态,尽管是单纯而简单,然简单而不失严谨,在单纯中见丰富,是画家千锤百炼概括而成,那些农民们吃的大碗、旱烟袋、酒具……每一样都标志着关中生活习性特征,看来杨晓阳对关中传统文化及其生活作了一番深入的思考。在当今社会充满喧嚣浮躁的都市文明中,很难见到这纯粹的原有的生活习性。从艺术上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主题,这种生活习性正是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深层的民族情结,从而揭示西北农民的命运。



  关注西北农民生活及其命运是杨晓阳写意人物画的一个主题,对于传统文化的浸透,回归传统美学,又是他另一个主题。他有一批以达摩、怀素为人物形象的作品,还借助传统文化典故、成语为题而进行的创作。应当说,传统文人形象的塑造及其一些典故、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这些对象无直接的经验可借鉴,尤其在合乎完美中会带来一些难度,这不仅需要厚实的传统论知识,更需要对知识的理解。所画的形象当然不是直露地表白,需要通过画面隐喻着情致与意境,从而给人们有所启迪。他画的《面壁图》,达摩跪姿双手合并的虔诚,营造一股静的气氛,令人回想起“大音唏声”。《怀素习书》描绘怀素伸臂握笔疾奋而书的动姿,不仅形象刻画人物,还留给我们求知的欲望。《春妆图》描绘一群端庄秀丽仕女,坦然着妩媚、丰腴的躯体,艳红的口红以及婀娜秀丽的曲线,是对青春生命的赞颂。这些作品无图释观念之痕,无矫柔故作姿态,一切在自然之中,在蕴藉中透出对传统的热恋与向往。



  将杨晓阳写意人物画归类于现代意象型,不仅限于他专注于黄土高原西北农民生活命运的母题发掘,更重要的是他写意人物的造型和品格,追求一种相对汉唐时期的造型美学价值的尺度,在融入陕北民间意趣的基础上,施展高超卓绝的大写意风格,把人物造型与意境推向极致,树立自身强烈而独特的造型形式语言,一反当代一些画家萎颓、无病呻吟纤弱之势,充分地表现出力量、气魄和个人魅力。他对关中人物造型,不像写生型的画家,只重复前辈大家(徐悲鸿、黄胄)业已而成模式化,流露出表面生活的景象。他笔下的关中人物造型在体态上强调开张、横向宽厚,善于将人物躯体韵律化,人物的头部造型与躯干产生一种往复律动,如同音乐间的重强音,不由人们想起陕北信天游高吭和秦腔嘶吼,表现出一种崇高肃毅之气,把人体复杂的结构纯粹化成抽象的点、线、面结构,不是图案、装饰的形式,而是真正“有意味的形式”。不是静止的,或者失去生命感的东西,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和表现力量的“大写意”。人物面部的表现方法,即吸收戏曲、剪纸、皮影,尤其是秦俑雕塑般的结构而富有重量感。人物整体的姿态造型如陶俑、汉像砖石或墓壁画中的传统造型方式。当然、还不只是纯传统的吸收,可能还看出还吸收一些西方的结构方式。当代人物写生型着重对人物质量感的真实描绘,拿杨晓阳的关中人物与写生型画家们的作品相比,便可发现这种源于深厚文化传统,又有睿智才情的现代写意人物画,其成就和价值将会更高些。



  需要指出的是,独特的造型品格就会产生独特的笔墨品格。如果说造型品格追求画家理想的“境界”,那么笔墨则是为这种“境界”而服务,造型品格是笔墨品格的母体,笔墨则是对造型进一步深化和归结。为了完乎于独特的写意造型人物,杨晓阳的笔墨形式结构也采取相应的品格。他在用笔上选择了以书入画。当然,以书入画在我国传统绘画中有着渊源深厚的历史,并完成理论与实践。早在汉代杨雄认为:“书,心画者。”晋杨泉颂曰:“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乍杨柳而奋发,似龙凤之腾……”尤其翁方刚提出:“世间无物非草书。”直接将书法纳入绘画程式。在实践上,就有八大以篆书入行草,又以行草入画;赵之谦以魏“书丹”之法入画,吴昌硕以“石鼓文”入画;齐白石以汉篆书法入画。杨晓阳写意人物画以书入画,应当是他研究传统后自我完善的方式,画家不仅以传统习惯性的方式,而是将传统的用线方式变异,用圆润、朴质、顿厚的中锋用笔,在轻重、疾涩、强弱、转择顿挫间求其“意”的畅达,这种书写式构筑人物形象,随机、随意,跳动有力,不滞亦不滑,有着力的样式,更获得表现新造型的生命活力,充分运用墨的渗化效果,这里的墨即画衣服,也是线条,有时是肌理……有时是质地感,总体上是形体,有对比,有反差,黑、白、灰十分明显,充分反映气氛、形象、传统的情绪。



  杨晓阳的写意人物画不随时尚,无所顾忌地吸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进行创造与变新,突破传统,走向当代。关中的人物既不是外在活动的夸张与描绘,也不是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面对有血肉的人间现实感受,在他简约、肃毅、峻朗的人物造型中,我们感受到博大与宽广,显示出天资超拔的素质和才情。目前,杨晓阳担任美协和美院领导重任,我们应该给他让出一点时间,让其不断地向艺术精神的深度掘进。倘若如此,他不断地超越自我,终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永驻大家。
文/汪为胜
资料由北京一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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