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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人的八大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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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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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9 22:08:14

新浪微博达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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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是人性,是心理矛盾,是“剪不断理还乱”。
人类都会纠结,只是我们中国人活得更加纠结。




其一,文化矛盾:君子与小人的纠结。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与西方的“圣徒”、“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这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签。与君子相对的,就是小人。君子小人本无常,利他行善即为君子,自私作恶即为小人。


道理是阳光的,但历史是阴霾的。孔子杀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几千年历史是一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诡计多端,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能取得成功,而越是正直仁慈的人,往往越遭到惨败。


传统文化的两面性,给我们深埋了纠结的根。千百年来口碑相传、熏陶心灵的中国俗语,一面教诲我们做君子,一面又教唆我们做小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又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士可杀不可辱;又说:好死不如赖活。贫贱不能移;又说: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明人不做暗事;又说:兵不厌诈。宰相肚里能撑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半部《论语》治天下,成了圣贤书;而一部《厚黑学》,则成了畅销的成功秘笈。


我们在君子与小人之间纠结,中庸圆滑成了生存智慧的葵花宝典。我们对真理缺乏矢志不移的追求,对信仰缺乏始终不渝的坚守,我们在各种诱惑和逆境面前,总能寻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总有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妥协。选择做小人,我们也装君子样。





其二,文明错位:明君与民主的纠结。

我们祖宗怎么“颂圣”,只能从满屏的宫廷电视剧里看,那就是跪成一地,屁股朝天,山呼“万岁”和“皇上英明”。而今皇帝早已被打倒,但骨子里的颂圣癖依然活着。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是一种癖,是奴才癖。中国的专制和奴性有着同等的土壤和地温。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中国底层民众依然渴望明君,但伟大政治家更应致力创建先进制度,而不是让万民臣服。




其三,东西碰撞:自豪与自卑的纠结。


文化学者臧一民指出,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中国一直是老大哥,引领着世界。我们享受周边小国的供奉,给他们提供保护,那时的我们很骄傲,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但慢慢的,我们落后了,这种落后让我们从自负一下子变成了自卑,于是,在很多人眼里,外国的月亮开始比中国圆了。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一种焦虑,而这焦虑带给我们的是更深度的迷失与纠结。


与“伟大”、“神奇”、“奇迹”有关的一切西方赞美,是中国人最爱的一粒春药、大力丸和致幻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中寻找到哪怕一丝中国味道,都会放大咀嚼,常年往复,乐此不疲。“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我们学校的女婿”,这种祝贺标语也只在中国校园才有的奇观。


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人均水平很落后。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老朋友”越来越少了。自豪的中国人说北京APEC礼花是世界最美,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还有许多穷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当自豪与自卑交集在一起,我们又纠结了。




其四,信仰迷茫:无神与有神的纠结。


我们很多人不是敬神,而是求神。敬神与求神,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敬神有敬畏,由敬畏而反省、修身;求神是为己,信仰不入肺腑,只为满足私欲。中国寺庙吹嘘“有求必应”,庸众信徒烧香拜佛奉行实用主义,你灵我就信,你不灵就滚。



国家信仰重建是最根本的,否则任何先进制度都走不远,任何一个群体的人都不会真正幸福。但我们国家经历得太多,各种东西都打碎过了。多少年来,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

那我们信仰什么?


当“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法治常态化、宗教自由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成为现实时,或许我们就明白心中的信仰了。赵启正先生说:具有了真正的良心、灵魂与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才会建构出值得信任的国际形象。




其五,人格分裂:真心与假意的纠结。


中国历代君主专制是不断演进的,结果导致国民性不断退化,权力不断压缩,社会不断退缩,人的精神不断被扭曲。著名学者吴稼祥在《公天下》认为,中国规模太大,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对稳定、安全有需求,所以这个国家有专制偏好,有中央集权偏好,有大一统偏好,有崇拜偏好,崇拜从大一统开始。在这种条件下,民族性格的窒息越来越厉害。


儒学,因为契合着统治者的这种需要,于中国实现中央集权后不久的汉武时代,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儒学与权力的结合,开启了洗脑时代。


儒学给中国人设定了具体的极高道德标准,要求人人成为忠孝仁义的道德圣人。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做人标准,怎能人人为圣?于是大家心照不宣,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融为一体。“显文化”是孔孟之道,冠冕堂皇,摆在台面却行不通;而“潜文化”包括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游民文化、拜金拜权文化,难于启齿却暗中通行。于是乎,一个分裂的人格诞生了。


专制社会常态是,政客相残,文人相轻,商人相骗,艺人相妒,草民相贱。很少有公平竞争的时候,能够爬上高位并且站稳,大都不择手段。他们害怕别人也不择手段竞争,就祭出圣人一套道德标准。他们自己是不相信的,但装出很相信的样子。上行下效,一个统治集团的人格分裂就开始了。




其六,身份尴尬:人民与公民的纠结。


理论上,“中国人民”很自豪、很吃香。但去人民政府部门办事,可别把“为人民服务”口号太当真。


在当下中国社会,“人民”总是被冒用和替换,成了一些人手里的“万金油”。媒体上刊登一些官员发言,仍然会出现“人民答不答应,人民满不满意”的用语;评出“公仆”,又说是“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拜托“公仆”大人,请告诉我,“人民”里面包括我吗?


“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无法称为人民,因此极有可能出现“人民缺位”的局面;而公民社会是讲宽容、互爱、志愿精神、礼貌、非暴力的。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的法律身份远比贴上一张政治标签重要。让人民退休,让公民上岗!





其七,制度磨合:人情与法治的纠结。

外国人评论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


这也许是一种偏见,也许是我们国家的过去式。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治建设一直不停步。习李新政以来,反腐无上限无禁区,司法改革亮点多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全面推行,党政权力不得干涉司法成为制度。习总提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是很好的方向。





其八,现实困惑:面子与里子的纠结。

网上有一段精彩的话,给我们现实的素描:我们鄙视“拼爹”,却又“恨爹不成刚”。我们讥讽一夜暴富,但私下里又喜欢买彩票。我们恨贪官,却又想“当官发财”。我们看不起“富二代”,但结婚时又想着“傍大款”。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起事来却忙着找关系。我们痛恨收礼的,却盼着别人收下自己的礼。我们痛骂“炒房团”,可一回头又四处找寻炒卖的机会。我们鄙视崇洋媚外,却又总是偏爱国外品牌。我们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我们抨击不良价值观,但又是不良价值观的实践者……这就是面子与里子的矛盾。


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2016-10-19 2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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