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由《钱杨夫妇身后事所引起的社会争议》而引发的思考

Tadzio

关于由《钱杨夫妇身后事所引起的社会争论》而引发的思考


自杨降安逝的消息被媒体报出后，国内外网络上随处可见对其评论的文章。归结起来，可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即以“道德”为中心，并在其两极——高尚，低劣之间，对钱杨夫妇身后事所进行的评审亦或是裁判而展开。最后以张鸣和徐贲先生——两位大洋两岸知识分子界精英的争论而使之达到高潮。
在此，我分别列出两篇文章的题目，具体内容将附在本篇讨论的后面。
《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徐贲
《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张鸣（原题：《看客的勇敢》）。
++++++++++++++++++++



来自褒派阵营的人们对杨的一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并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更是满溢着欣赏与赞美之情。欣赏她的处事哲学，颇有老庄的味道；赞美她的品格，梅花般地孤傲，冷峻，优雅，随性，美艳却从不张扬。就如同杨绛生前自己翻译过的一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以下是源自网上对杨绛杨女士评价的一段摘录：


“一代才女杨绛离世，身为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她却从不显耀自己。低调平和、谦逊从容，无论是在人生谷底还是在荣誉巅峰。胸怀若谷，世事洞察，一个真正心有大海的智者，不会苛求别人，愤慨人生，而是修炼自己，无论面对什么，都能神定气闲、泰然自若。这正是杨绛先生的宝贵品质。她的那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正是她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来自贬派阵营的人们对杨的评语是比较尖刻的，以否定为主旋律。主要是指责其在“道德”上的“虚伪”，行动上的“犬儒”，人格上的卑贱。具体是指她及其丈夫在反右和文革时期所扮演政治的角色——保持沉默，翻译毛语录等。还有她对其女儿婚姻的干预。。。。。。这场争论直到最后引发出对整个知识分子界“良心和责任的缺失”的深度思考。
就如徐贲在《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xb20160602.html
文中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责任可否被视为他们的“义务”或“良心”？
或直接引用《张鸣先生，请不要拿徐贲的海外身份说事》 (瑞典) 茉莉 文中的原话：



“徐贲的《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一文，整个的论述，就是如张鸣所说，知识分子要多一点道义责任。”




以下是源自徐贲在《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的一段摘录：
“人的不完全义务感越强，也就越可能有所道德担当，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你认为实事求是、揭示真实、说真话、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那么，当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尽屈辱，甚至家败人亡的时候，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对右派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但这个义务对你有约束力，这就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会认同你，尊重你。。。。。。
杨绛的去世引发对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她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及时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钱杨个人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他们两人的褒贬。”
++++++++++++++++++++++++++++++



看到这场争论能走到这一步，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欣慰的是，首先，终于能有个不那样“敏感”的话题让人透口气了；再者，这一由对某一个体人所进行的“道德”评判，终于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开启了审视整个知识分子界生存状况讨论。我将其解读成“知识分子是否应比普通百姓保有更多的良心和义务？”以便于他们对社会的公共道德担当起更多的正义和责任。
++++++++++++++++++++++++++++++++++++++



老实讲，我不是一个研究“道德”的专家，但仅对“道德”一词，我却始终保有高度的敏感。这不是说我反对谈论“道德”，而是在强调谈论“道德”的方式。在我的记忆中，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人们总是爱以“道德”说事，这倒也无可非议。问题是，当我发现人们总是习惯于先把自身置放于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而后去非议别人。特别是当我看明白，某些拥有无上权力者们，他们竟然先将自我打扮或被护拥者们给装扮成“道德”无瑕疵的圣者。待时候到了，便强行要求别人去跟从他们。崇尚他们的“精神”；领会他们的“思想”；模仿他们的言行，以至于最终成为愚人们学习的“楷模”。这是何等的虚伪。圣经里有一句智慧的话，于任何人都会受用的：“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就去拿起石头投掷那个妓女吧。”
自然，道德是一种伦理范畴的文化。人的道德提升是一个自我灵魂净化的过程，它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自我忏悔文化或叫忏悔精神。而绝非是对他人进行武断地“道德”指点或是裁判。
+++++++++++++++++++++++++++++++++++

Tadzio

现在，再来谈由对钱杨夫妇的“道德”问题讨论所引起的对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界道德状况的思考。
在毛时代，以钱杨夫妇为代表的多数知识分子，对坚持“正义”的冷漠，以及对知识分子受迫害所保持的高度沉默。
就此现象，我想说两件事：



一，我们是否有选择的自由？
先说，那是一个公，检，法均被砸烂的时代，即便是你想坚持“正义”，你又能到哪儿去申述你的“正义”，没有了渠道。就连刘*少*奇都没能找到这扇门。临死前，只剩感叹和遗憾了。
引子网络：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http://news.qq.com/a/20110429/000498.htm



再说，那是全民只能服从于一个人的个人意志时代；一个愚民遍地，野蛮横行的时代，一个人人自保，人人害人的时代，一个人性恶大爆炸的时代。。。。。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人 人都是泥菩萨过河。对于一个弱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便是你拥有再多的知识，你的理性精神再强势，你也无力阻挡这股全民性的集蒙昧与野蛮与一体的洪水猛兽。。。你硬去”玩”你的“良知”和“正义”就等同于一场以卵击石的游戏。
我为那些为自由而战并献身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他们做了我做不到的事。他们很伟大，更令我很敬佩。但每每想到他们年轻轻的生命没了，他们父母的余生的痛苦，灌注在他们兄弟姐们一生中的阴影。。。。。。总有一种苦涩难言之痛感。人的生命是天赋的，且一生只有一次，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任意剥夺我们生存权，更何况我们自己。只要活着，就是希望。当然，我讲这些，并不在于强调在恶劣环境下，知识分子就应该或不应该选择“沉默”。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我认同他们有选择的自由。并且我主张，与其牺牲自己性命而去坚持“正义性”或“真理性”，先争取到最大可能的存活性则更具实质性意义。只要人还活着，就可以为历史见证，就可以为人间公平，正义的早日来临提供沉淀的智慧，而不是简单单纯意义上的苟且偷生。



二，人性和“正义性”或“真理性”谁更重要？
于我来说，这样的问法就如同民间笑话：“当你的母亲和夫人同时溺水，你先去救哪一个？”。事实上，这是一个伪命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你对生命的认知程度—— 一是，生命的重要性，二是，挽救生命不分彼此，也不被主次先后所左右。你要做的事是，穷尽你的智慧去寻找解救所有遇险人生命的方法；至少是最大几限度地救活人的生命的可能性。而绝不是掉进谁和谁与先后主次的陷阱。
同理，当人们讨论起人性和“真理性”或“正义性”谁更重要时。人们往往会掉入这一伪命题的陷阱，各说其辞，各持己见，争得不亦乐乎。在大众舆论中，大多时是思想激进派站主流上风。其主要征象是：他们代表了“正义”，他们代表了“真理”他们代表了“良知”。。。。。。可当他们被反问到：“林昭之举你能做到吗？”或许他们的回答就不会那样慷慨激昂了。至少他们会开始思考他么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了。于此他们便有了必须面对的，事关生命存在，正义，真理等命题的诸多选项问题。而这一选择过程的一系列思考，恰好是其人性的最真实的写照。于此，世界上有林昭的勇敢之举，也有杨绛的智慧人生。也就是说，只有当你能把持住你的人性时，才有可能为寻求社会的正义性和价值的真理性开启正道。对此，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人生哲学，故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亦即正义性和真理性只有在其人性内才作用有其实质性的意义。这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读者或许不解，原本讨论的是 《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现在怎么扯到人性和正义性真理性问题了。笔者认为，这正是对钱杨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道德”评判中所纠结的问题实质。
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就正如呐喊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的权利一样。求生存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而求活的好更是每个人与生俱在的渴望。这存在于我们共有的人性中。



以上，看起来似乎是我在为知识分子的集体性沉默辩护。，但我真心想说的，那个社会的恶，群体性的恶，是知识分子所无法承起的重。



这里引述张鸣《看客的勇敢》中的一段话：



“我是一个土鳖，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我也同意，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同上述文句所说的那样，事实上，那个恶世道竟然没给知识分子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间。在一个连活的权利都可以随时随地被人剥夺的境况下。论及所有其它就都变得太奢侈了。走到这里，我们是否先应该考虑一下，走出一个误区，即对人（这里尤指知识分子群体）进行“道德”要求，或是评判乃至审批的误区。进而去思考一下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即社会的恶，群体性的恶的问题。





记得读中学时，寂静的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进行紧张的高考复习。忽听的一声轰隆隆巨响从远山传来。。。。。。后来听人说，那天有一架飞机在山顶坠毁；再后来听人说，去了个部队大官儿，到山里，捡到了一只飞行员的胳膊。那个官员就抱着那只胳膊哭。。。。。。再后来，人们问起，他为啥抱着那只胳膊痛哭流涕。官员回答说，这是我们用金子堆出来的呀！什么? 一只胳膊？不，我是说我的飞行员阿。



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一个飞行员在部队重要地位，在军人心中的价值。今天，我在问，一个知识分子在其社会的地位在哪里？他们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如果说一个飞行员有金子般的价值。那么，知识分子在其社会的作用和价值又如何尼？。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是牵引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火车头；他们代表的是社会文明智慧之光；他们是引领人们拔出泥潭，走向人类文明理性的航标灯。前提是，首先把他们从残酷的政治高压下解救出来，从极端的思想至酷下解放出来。还给他们应有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学术自由，精神自由，言论自由。。。。。。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让他们不再恐惧于强权暴政而被折断了脊梁；让他们不再去为二斗米而变得犬儒；让他们不再为“政治正确”而变成哑巴；让他们能安静下来做学问，而不再受拜金主义诱惑而去做御用文人。。。。。。。


总而言之，属于知识分子的当如数还给知识分子，这当是一个国家，政府和人民必须清醒的事，且必须落到实处的。否则的话，文革的一幕立刻现前。如果我们习惯于称过去的三十年，是一个摸石头过河的时代。那么，一个缺少真正知识是分子的国度，用瞎子摸象来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摸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走到那儿了? 我想，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希望自己迈向一个瞎子摸象的国度。



然而，我们这个国家，政府，乃至国民，都为知识分子在争取精神，思想，学术，言论。。。。。自由做了些什么？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而不单单停留在对知识分子“道德”谴责层面。翻翻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便一目了然了，我们的先人所做的一切。是的，我们人人都有权利去评论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可我们的资格在哪里。与其去做他人的道德裁判，不如更好地修炼自身，反思社会，反思人性，反思人的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当再一次看到知识分子的头被人按倒在泥潭时，我们的国民们能从心底里生出那怕是一丝丝地恻隐之心，而不是朝他们的脸上吐一口吐沫，再踏上一脚。那就我们这个民族获救的开始。



当我们重温历史，回看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迫害。我们的政府，国民，是否有过历史负罪感。我们的国民是否应该记取这样的教训，使其悲剧不再重演。


今年是西方天主教国家的仁慈年，,每隔二十五年轮一次。我在想，是否我的故国也能开立先河，创立一个国家忏悔年。全民忏悔——忏悔我们曾犯下的罪过；忏悔我们的恶，忏悔我们曾经的野蛮，暴力。。。。。



今年正直文革五十周年，每五十年轮一次，虔心忏悔。


我们与时俱进，在经济文明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的精神文明与世界接轨，喜迎我们的忏悔文明。



全文完
Tazdio 写于05 06 2016 18 21

Tadzio

张鸣先生，请不要拿徐贲的海外身份说事

(瑞典) 茉莉

笔者一直是张鸣教授的读者，很欣赏他在各种公共议题上发表的见解，以及他的社会批评。刚才读了张鸣的新作《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原题：《看客的勇敢》），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徐贲先生既未对钱杨夫妇，也未对张鸣本人提出什么“勇敢”的要求，他只是思考“钱杨政治行为缺失”的普遍意义，提倡一种他希望看到的公共道德。
现在美国任教授的徐贲，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并没有阻碍他对中国公共事务有着充满激情的关怀。正如张鸣先生所说，徐贲先生的很多文章令人”钦佩得很”，我本人也是徐贲文章的受益者。
那么，为什么很多国内知识分子会钦佩徐贲? 这是因为他虽然身在海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看客”。多年来，被称为“说理者徐贲“的这位华人教授，“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他提倡说理的价值规范，提倡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被认为是” 在强权与犬儒交织而成的荆棘丛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徐贲做到了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
介入这场”钱杨之争”，徐贲的基本观点其实与张鸣本人的看法相同。张鸣说：“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徐贲的《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一文，整个的论述，就是如张鸣所说，知识分子要多一点道义责任。
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与张鸣的出发点基本一致的徐贲，为什么会因为他的海外身份受到张鸣如此的嘲讽? 张鸣谈到“看客”与“奴隶”，质疑徐贲在国内生活的经历，说徐贲的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但徐贲并没有叫张鸣“勇敢”，他的本意只是赞赏这次围绕钱杨的讨论，寻求其中的意义。张鸣说徐贲的话”太轻巧“，其实这种“轻巧”的话语源远流长，来自东西方的哲人与思想家，长期研究“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的徐贲，不过是传播一种自古以来的人文精神与公共理念而已。
在被张鸣修理的文章中，徐贲引用了一些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理论，例如，梁启超针对公民冷漠，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康德关于人的道德义务的分类；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谈到的“政治性沉默”。
与上述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一脉相承，徐贲在文章中提倡的是一种“希望”，即希望中国有一种“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他没有说别人非要这么做不可，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这么做。徐贲在文中说：“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
既然徐贲说这个义务“没有约束力”，张鸣先生尽可以不“勇敢”。如果张鸣先生仍然反感这种观点，可以去追根溯源，去质疑梁启超与康德，以及中外大量提倡知识分子责任的思想家，不必只在乎徐贲这种理念的传承者。
不知张鸣先生可否观察到，海外的作家学人，包括昔日高调抗争的流亡者刘再复和北岛，他们也回国出书发表文章，但没有一个还敢就中国的公共问题置喙。
现在的事实是，大洋外的学人也少有张鸣所说的“勇敢”。为了各种利益，有些海外学者（包括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公共问题噤若寒蝉，选择沉默妥协，有的甚至帮中国政府站台。即使是敢言的海外写作者如我本人，因敢言付出了代价，也由于自己的学识不足缺乏影响力。而徐贲不但敢言，而且学理深厚，言说精彩，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因为同样在海外言说中国问题，笔者为张鸣先生的指责心有戚戚。徐贲是忠厚书生，他只知道引经据典，按照他一贯的学术专业逻辑去谈知识分子沉默的问题，而不知道他的话如何惹恼了张鸣这样的大陆学人。
笔者只希望希望张鸣先生就事说事，不要逸出旁支，去指责徐贲“大洋彼岸”的身份，谈什么“奴隶”与“看客”。无论中国还是海外，有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论述也是东西方的共识。中国的梁启超会与欧洲的康德有相同的观点，可见人在大洋哪一边并不太重要。
当然，我们海外论者因为有言论自由，没有现实的威胁，应该更勇敢一点。也由于在海外吸收多种文化，海外学人应该给中国提供更丰富的资讯与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像徐贲先生这样的优秀的海外攻玉者，在我看来至今还是独一无二。希望国内的朋友珍惜，不要让还愿意关注中国问题的海外学人从此被迫闭嘴。
2016年6月3日
-------------------------

Tadzio

附张鸣原文：


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
张鸣 | 2016-06-03
导读
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看过徐贲先生很多文章，说实话，钦佩得很。但是，看到这篇《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却如鲠在喉，觉得不得不出来唱点反调了。
我是一个土鳖，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我也同意，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确，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存在过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服务中心，曾经查到过大约几十个像林昭那样倒下的英灵。当然，我在看到他们事迹时候，也是热泪盈眶的。然而，反顾我自己，即使当年我有了那样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做不到这样的勇敢。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几个站出来抗争的。如果非要说有所谓的抵抗的话，无非就是自杀。即使是马寅初这样的人，被斗得七荤八素，最终还是得低头。当年的大右派，又有几个没有低头认罪呢？他们昔日的朋友，又有几个不站出来批判他们的呢？没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经算是品质优良的了。
在那个时代，能够站出来，大声说不的人，实在太少了。连梁漱溟这样的人，最后也做了检讨。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当年苏联肃反的时候，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尽管个个都是被冤枉的，最后还不是个个都公开认罪，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真诚。背后的原因，还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躯，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当面对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也跟着遭殃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可以做到铁石心肠。
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在文革后期，我仅仅是在私下里非议了几句文革，就被人告发，被整得半死。当我意识到因为我的缘故，在文革中被整过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斗的时候，我真的后悔了，后悔不该说这样反动的话。其实，在挨批判的时候，面对台下愤怒的同学和老师，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的时候，神经就已经快崩溃了。当时还不到17岁的我，哪里敢坚信我是对的，这么多人都是错的呢？我相信，多数经历这样批斗的人们，即使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愤怒的声讨，也都难以神经大条地镇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不是说当年那些敢于面对特务手枪的人，都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比任何人都强。
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所以，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如果他们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此后就永远站不出来了。
文革的时候，我也曾站在批斗会的下面，台上斗的是我的老师，积极批斗的，不仅有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被批斗者的同事。那个时候，能够仅仅站在台下喊口号，不冲上台去打被批斗者耳光的人，就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顺从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知识分子，还像古罗马时一样，被扔在角斗场里让你跟野兽和自己的同类决斗，供看客们取乐。正如角斗场里的奴隶都会拼死搏斗一样，当年的臭老九们，也是会斗的。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人曾经谴责过当年的奴隶，责备他们为何不跳出角斗场，跟看客们厮杀。
我不知道，徐贲先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如何，至少，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

Tadzio

《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 》徐贲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xb20160602.html

『公共马甲』 124.205.126.x:29448

评论

『公共马甲』 124.205.126.x:54014

其实，钱钟书就是个老顽童，围城里把自己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外国学位不屑拿，现实中，法国总统邀请访问法国不屑去，对一切什么都看破红尘：人生/事业就是打打出出进进那么回事。旅程结束赵欣梅对其评价一语中的：”你呀，不讨厌，可是全然无用！“围城里钱钟书能和唐小姐拿报纸上“我军保持实力，暂时撤退”来调侃跟赵欣梅之间不快，说明钱钟书在严肃政治问题上还是像小孩一样。他和胡适，蔡元培等知识分子完全两回事儿，可以说钱钟书就是知识分子里的娱乐明星，为什么苛求人家一定要去摇旗呐喊？钱钟书的积极意义在于知识是可以拿来娱乐的，不论多艰苦的环境下都保持乐观，调侃一下各种人，研究一下学问，玩玩儿而已。中国需要各种知识分子，未必全都是满脸理性，一身正气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公知。事物进化发展的过程有时是要迂回，需要润滑剂的。有知识，有文化就得有那大的责任吗？社会的进化固然需要萨哈罗夫那种勇敢，正义的知识分子，但也需要《虎口脱险》电影里那种乐观精神，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宽容还不够。汉奸里也有人性闪光点：我父亲12岁（1942）就是被汉奸从日本鬼子刺刀下救下来的，没这个汉奸，也就没我们家一个化学家，一个医学专家，一个航天工程师的一切！反过来知识分子堆儿里，要是没有法国娱乐知识分子精神，比如那个乐队指挥，还为德国军官演出，按说没知识分子风骨，应受到唾骂，其实不然，国家陷落他就比吃不喝聊吗？钱钟书正式为中国带来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娱乐精神，翻译个毛著就是作恶？钱钟书是好人，乐观人，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