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丢关于巴黎恐怖袭击演讲：“文明”世界病入膏肓的真相

Cogito

当代世界的三种典型主体性

我这里要说的是在这种世界结构下实际存在的三种主体性，但并不是所有可能的主体性。

第一种是西方主体性：它的代表是持有14%财富的中产阶级。正如我在上部分讲到的，他们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自我感觉很良好，这是一种历史沿袭下来的傲慢。不久前西方还是世界的主导者，通过帝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夺取了大笔财富，他们自认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创立者和守卫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持续受到来自无产阶级的威胁。当下资本主义问题凸显，这部分人的利益可能不再受到保障了：寡头们蚕食的欲望在扩张，他们不得不在自由区耗巨资战争，而中产阶级14%的财富也很难再守住了。

这点就被民主政府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将中产阶级的这种恐惧不安引导向置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不是与政府的对立：把中产阶级的恐惧合法化，试图说服他们，恐惧的来源不在于政府的管理不善，而在于那群被遗弃者，比如在我们社会中的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后代、难民、穆斯林……

以上是中产阶级——西方的主体所代表的主体性，现在，我们来关注那些既不是消费力也不是劳动力的人。全球化进程使得大众媒体也有了跨国性的特点，西方人的生活模式得以广泛传播。无产者们常常透过大众媒体看着别人的小资生活，直面别人的傲慢，而没有思想或政治层面的出路。造成的结果就是这群人痛苦沮丧的心理状态，混杂着艳羡和反叛。于是就有了后两种主体性，我要说的第二种主体性是对西方的向往：试图采取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消费方式却缺乏足够的物质能力。这种主体性带来了以下现象：首先是移民潮。第二种情况是当地的畸变，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西方的人用可悲的条件生硬模仿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关于这点我们可以谈很久，简而言之，这种对西方的向往非常普遍，而它带来的影响很大，并且基本都是极具破坏性的。

第三种主体性是虚无主义，一种复仇和破坏的渴望。虚无主义经常表现为保守主义，不则手段地克制对西方的渴望，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表面上是对西方的仇恨，实则也是对西方的渴望在作祟。对于虚无者，生命一文不值，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不采取最极端的手法，包括死亡的冲动，他们就会堕落到对西方的渴望中去。

可以说，后两种主体性——对西方的向往和虚无主义，其实是面对西方文化的主导，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不同反应。

当代法西斯

一般来说，由资本主义体制引发的民愤，可以被称作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情绪有时会在严重经济危机时产生，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之前讲到的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越发明显（不能给每个劳动力以一定价值）。这是资本主义内生性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实现它的诺言，当西方梦受到压制或破灭，取而代之的就是对西方的仇恨。

就形式来说，当代法西斯主义是身份认同语境下的杀戮冲动。宗教是一个可能的因素但并不是事情的本质。它不过为这无处不在的西方梦——要么是积极的向往，要么是破灭时致命的渴望——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地标。

就行为方式来说，法西斯常常采用帮派及犯罪逻辑。它的行事方式包括领土抢夺，大型洗劫、杀戮。那些国家被消除的自由区实际上是和全球市场接轨的，正如我提到的，Daesh（达伊沙）是一个高效率的企业，它的拥护者和一般企业员工差不多，不过是多了几项抢劫杀戮的犯罪特权。当代法西斯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内在的病变。我们知道，一些大公司甚至国家政府，比如沙特阿拉伯，一直在与中东的法西斯组织进行利益交换。

总而言之，当代法西斯是被压抑的西方梦，有着帮派团伙类似的组织结构，还带着点宗教色彩。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这种法西斯思维对年轻人的影响，毕竟事件的杀人者是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是移民后代，没有工作，没有未来。法西斯化（人们常使用极端化一词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自我退行”）给青年人提供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罪犯英雄主义”以及西方梦初体验的混合：一方面，他们就像自负的黑手党，为终于向西方复仇、征服领土而兴奋。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受到了“西方“（西方中产阶级）的那种自我满足感——要知道，达伊沙在薪酬方面可是大手笔。

关于此次事件

正像我刚才提到的，肇事者是年轻的法西斯，有点像法国二战时维希政府自卫队的士兵。首先，二者有着一样的残忍属性——无恶不作。其次，二者都是受到一系列小恩小惠的蛊惑，比如美好的生活，一辆好车，泡吧，女友.....第三个相似点在于他们的理由。自卫队在贝当的爱国旗帜下做着最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我把这个称作法西斯主义者内在的分裂。而今天的杀手们，实际上是西方梦破碎的产物，他们的西方梦得不到满足，无法在当今社会立足，就自认为仇恨西方，陷入盲目的虚无主义。

媒体对他们行为的描述并不好。这并不是一场袭击，我认为也不是恐怖袭击。袭击是一种有预谋的行为，在做的时候就想好了撤退的办法。我把他们的行为成为大规模杀戮，他们对于死亡的冲动，不仅让他们以杀害更多的人为目的，还包括了对自己生命的杀害。对于他们，即使自己的性命也不足挂齿，其他人的生命就更不在话下。

诚然，这是一次残忍罪恶的法西斯行为。然而，把他们归类为“野蛮人”是适当的吗？长久以来，“野蛮”一词与“文明”对立。即使遇到这样的事件，我们也无法让西方的傲慢合法化，认为西方就是文明的代表。我想说明的是，西方人的杀戮在今天也是持续而血腥的。

我这里举三个例子。

西方人可以根据国家元首的秘密指令杀人，借助于无人机技术和特殊部队，在法国我们有homo部队，homo代表着homocide（杀人）。无人机杀起人来更容易，我们甚至不需要离开办公室就可以操作。对于无人机我们有过统计调查：每杀害一个锁定目标，无人机平均需要造成九起无辜死亡。要杀掉10个对手，我们就不得不让90个人无故牺牲。想想奥巴马执政期间用这种手段除去的目标，我们能推断，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无辜杀害了。如果杀害平民被称作野蛮的话，西方人每天都是野蛮人。只不过在巴黎事件中，那些野蛮人中的野蛮人的杀戮是自杀性的，而文明人的野蛮行为是技术集中的和被掩饰的。

第二个例子，在当代的战争中，西方人声称能够完全消灭敌人而不损伤一兵一将，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到。不过，如果我们计算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平均结果是当西方每有1人死亡能消除另一方20人。而对于那些在战场下艰难为生的百姓，西方人才是最残忍的野蛮人。

最后，以加沙事件为例，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其政治影响：事件造成2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将近450个儿童。这就是文明吗？只因为这是用战机执行的，而不是一群愚蠢的年轻人在自杀前对着人群开枪？

此次事件的肇事者是一群类似于贝当时期的自卫队，他们的动机肮脏可憎，却也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而我们现在说要向野蛮开战，意味着我们的军队代表着文明。这样的说法是无法接受的。战争说到底，或多或少是肮脏的杀戮。我们自己也曾在在殖民战争以及后来的战争中虐待、驱逐、杀害。我们仍会继续，如果像政府所说的——我们是时候向恐怖主义宣战了。

宗教在这其中可以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载体。但说到底，这些年轻人的出身、宗教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面对自身沮丧时的选择，伊斯兰其实是他们走向的终点而不是犯罪的起点。

国家的回应：“法国”和“战争”

我认为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让中产阶级守规矩。这方面，（法国）左派做得很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左翼政府就获得过“特别权利”，如同今天他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可以展开全面战争。然而，中产阶级早已没了战争的概念，想用“战争”一词来管教他们，在今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说的战争，其实也不是真实的战争，在今天的法国，没有人真的准备作战。国家现在又重新使用了民族主义，想把法国的旗帜和战争放在一起，但这对组合很荒谬，我认为也持续不久。

我先说说“法国”。今天，法国已经成了一个没有明确内容的指代词。它是当今世界结构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曾经，让法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是法国的价值观——一种革命的传统。在1789到1976年之间，法国经历了共和制度，随后是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共产主义，最后是当代左翼。但这都成为了过去，这种革命的传统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法国的特征在于其知识分子团体，以及公开歧视的法律。歧视谁呢？歧视穷人，有宗教信仰的穷人。在这里，穷人被妖魔化，而这群人不过是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法国之所以有这么一大群的第三世界移民，是因为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我们为了满足工厂生产的需求，大量引入了移民。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的家庭，有了孩子，而这些二代移民普遍的未来就是成为工人，技工…但是生产机制在法国已经被摧毁了，工厂都搬迁至国外了，这些二代移民的未来变得渺茫。我们曾经不辞辛劳从各国进口移民，现在倒想着把他们全部出口......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

法国大概就是我上面说到的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含义。那些急切寻求法国身份认同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身份认同的冲动常常是为了迫害这一身份之外的人。那些叫喊着“法国，法国”的人，实际上为法国做了什么呢？他们对着阿拉伯人嘶吼。我并不认为这种事情能使法国人觉得光荣。另外，调查显示，英勇的法国人里也只有3%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奉献生命。

而对于“战争”一词，有一点没有争议：并不是那些“野蛮人”宣告了战争，而是法国。后者在一些公司以及美国的牵引下，参与了帝国主义行径，参与了“区域划分”，消除了国家...

回到“解放政策”

最后，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呢？我会说，应该从这种战争的宣传中抽离出来，即使这个战争是虚构的或是虚假的。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国际视野。毕竟，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局势已经确定。我们需要从国家的概念中抽离出来，去关注那些民粹情绪滋长的地方。

我们现下的社会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是西方梦破灭后导致的法西斯命运，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以及中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然而两者并非善与恶的矛盾，并非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这是一种主体性的矛盾，一种内在的扭曲，使得西方的弱点全部转向对西方的攻击。因为西方社会并没有给年轻人一种合理的主体性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借口，不能成为任何罪行的理由。无论什么形式法西斯行径都是可怕的。然而，我们需要理解这对矛盾，而不能受困在这对矛盾中成为其帮凶。

我们今天痛苦的局面是由于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一种能够从资本主义内生性问题抽离出来的政策。并不是年轻法西斯、犯罪团伙或是宗教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能重新构建世界格局的解放政策，恰恰相反，正是缺少这种政策和思想的出口，才有了前者的诞生。我们今天的痛苦之源可以追溯到很远，它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在欧洲）。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当时是一种能从资本主义结构中抽脱的思想。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的失败被确定了，而此后资本主义找到了他新的动力。

而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首先，我们有一批流动性很强的无产阶级，他们已经非常国际化，比如，在韩国，我们有许多来自尼泊尔、孟加拉的劳工，就像在法国我们有很多马里人和摩洛哥人。这一批人成为了“被遗弃者”的先锋力量。其次，我们有一群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欢迎新的思想，并在为此不断探索。这群人需要做的便是与无产阶级形成联盟，深入调研，与无产阶级对话。新的政策往往是在出人意料的结盟中形成的，在不平等间的对话中创造的。

最后，我们还有年轻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想在那三种主体性中选择一种，而我们却没有给他们提供另一种选择，于是，他们迷茫了。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失去方向的机制，尤其在当人们不想仅仅作为消费者或工薪者的时候。

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新的选择，如果有足够的条件孕育一个新的思维模式，那么，当代法西斯终将走到尽头。我们看到的将不会是战争，而是肆意蔓延的法西斯主义被消化和清除了，因为我们有了新的选择。我们会创造第四种典型的主体性，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主导而又不陷入虚无的主体性。这需要知识分子，来自不同阶层的年轻人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是在地方范围内，然后再扩大推广。这需要来自知识分子以及不同阶层的年轻人迈出脚步，接近那些游牧人似的无产阶级。

寻找这个新的选择是一项急切的工作，也可以归为一项思想界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每个人参与，需要我们从全人类的命运去思考，去探索，使得人类历史能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从而脱离我们今天的困境。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这便是我们下一步会做到的。但是时间紧迫，很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