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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万象] 巴丢关于巴黎恐怖袭击演讲:“文明”世界病入膏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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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发表于 2015-12-15 18:16: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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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巴丢于11月23日在巴黎公共剧院的演讲
法文听译:刘燕婷
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微信ID:ibookreview】

演讲视频 https://vimeo.com/147061687
演讲音频下载 http://audiobank.tryphon.eu/casts/odc8vbbl.mp3

今晚我想谈谈最近发生的事件(注:11月13日巴黎事件),发生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也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事件。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讨论这次事件,毕竟这是一个极为残忍的悲剧。媒体和政治家们也在不断地重复它对我们情感的伤害。这些情绪反应很自然。我们感到遭受了严重伤害,我们认为此类极端行为无法容忍。这样的情绪占据了每一个人,我们无法抑制也不该加以指责。

这样的悲剧发生必然会影响大众心理状态,这种影响会带来几个风险:

首先,这可能让我们允许国家采取无用甚至是不可接受的应对手段,并且很有可能会这样。国家会首先冲上舞台前方,充当着或自认为充当着民族的代表。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领导人对此次事件表现出了不祥又明显的喜悦。所以即使在这样的情绪下,我们也应该保持判断,也就是说从是否有效、是否合理的角度清醒地判断当下的言论及政策。

这种感性主导可能带来的第二个风险是激发我们身份认同的冲动。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机制,就像一个家庭受到威胁,其成员自然就会更加团结,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增强了力量。在法国发生大规模杀戮之后,民族情绪也会相应加强。受害者心态往往导向身份认同。于是,“法兰西旗帜”,“法国”“法国人”等等词汇就开始涌现,仿佛这些词汇是当前情势下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当我们在谈论“法国”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法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当今,“法国”以及“法国人”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这种身份认同的冲动会使我们认为这样的事件是只针对“法国”的。而事实上,这类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还在几天前,超过200名俄罗斯人就在飞机上惨遭恐袭,而对于这些事件我们的反应就比较冷淡了。我们应该从全人类的视角看待这些暴力事件,而不是自封于一种民族心理。否则,为了寻求所谓的公平,我们会受到报复心理的诱惑,而报复只会带来更多冤冤相报的暴行。从古希腊悲剧开始,人们就把公平的逻辑和报复的逻辑对立起来了。我们没有理由为报复行为——杀掉那些杀人者——喝彩,并认为这是正义的胜利。这一点,古希腊人早就启示我们了。我还想提一个令我担忧的事情,虽然大众都很自然地接受了:例如奥巴马的回应,“这不仅是对巴黎、对法国的进攻,这更是一次反人类的罪行”。话说得没错,问题出在奥巴马并不是在每发生这样的事件就会采用这样的措辞。在巴黎发生是为反人类,但在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就不是了?因为巴黎属于西方。我们应该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即是有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加代表着人类。这种逻辑即使是现在也非常流行,在我们的言谈和媒体的措辞中,常常有意无意地表达这种思维方式。一个西方人的死事关重大,而非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死了就算不了什么。

第三个风险是正中肇事者下怀,也就是造成无限放大的媒体舆论效应。这种杀戮行为无非是为了在当地及周边国家制造一种“阴暗的话题”,带来沮丧和复仇的情绪。这可以说是一种战略,让人们失去理智,让情绪占据上风。人们在两种情绪中徘徊,一方面是受迫害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复仇模式,这种模式下任何行径都将被允许。需要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者常常使用这种“阴暗的话题”,让“受害人”在压抑和仇恨的情绪中无恶不作。

为了避免以上三种威胁,我们要保持对于此次事件的思考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得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即人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存在一定逻辑的。如果就以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来定义这样的事情,是失败的表现,而我们也将为这种失败付出惨痛的代价。思想的天职就是要和一切所谓无法理解的事物斗争并去思考它。诚然,很多行为是非理性的,罪恶的,病态的,然而思想者会像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将其作为思考的对象,而非放弃对其的思考。放弃思考便是暴行的胜利。

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想澄清此次事件的真相,我把它当做重疾下的当代世界的诸多病症之一,我也会试着给出解决当下问题的一些必要条件和长期的解决办法。今天的报告首先是对当下世界形势的系统思考,为大家呈现当下世界的真实状态,由此出发谈及大规模杀戮以及国家层面宣告的战争;在谈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之后,我会讨论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如何才能使此类病症消除。讲话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当代世界的客观结构,这个结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搭建起来的,这种构建先是在背地里的,后来是明目张胆的,到最后就是近乎张狂的。

第二部分是这种结构给人民带来的影响: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化,产生了不同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在第三部分,当代世界的三种典型主体性。

第四部分,现代社会的法西斯。我认为此次事件的肇事者就可以称作现代语境的法西斯。

在第五部分,我会专注谈论本次事件,包括此次事件的肇事者,策划者,以及如何定义他们的行为。

第六部分,国家对此次事件的应对以及以“法国”和“战争”为中心的舆论导向。

第七部分,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从这种国家和舆论的导向抽离出来。采取“解放政策”,一种能从当前世界结构抽离的政策。

当代世界的结构(自80年代起)

当代世界的结构可以从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是在近三十年来的资本主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又恢复了最初的活力,作为其基本逻辑的自由主义再次盛行,我们给予了它一个值得争议的名字“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我不确定“新”在这里是否正确,但不管怎么说,18世纪在英国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社会模式又一次被政客们鼓吹,并被认为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不仅找回了当初分化社会的动力,也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扩张开来了。

二是国家的弱化。这是由第一点带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关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常被诟病的观点是国家消亡,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的调整最终会达到一种“自由联合体”状态,一个没有国家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当下的社会却处在病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弱化的进程。尽管超级大国的存在掩饰了这一现象,这确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的世界化的逻辑就是他的跨国性,资本与国家已经不是直接的一对一关系。早从6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它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怪物。

全球市场是当今社会一个重要概念。“当上海证券行情颤抖,全球便跟着紧张。”全球市场地位的确立非常具有进攻性,造成的结果也是非常惨重的:我们之前对资本制定的节制性措施几乎都被完全摧毁。历史上,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限制资本的举措,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和其他逻辑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解。其他逻辑包括国家监管、对工会作出让步、对银行或企业的合并保持谨慎、部分国有化、反垄断法、社会福利政策等等。而现在,私有化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在一些模范国家,这里我并不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你们知道,法国也曾是节制性的模范国家。我们彻底推翻了之前做出的努力,国家的角色不断弱化,私有化急剧扩张。私有化意味着公共福利事业掌握在私人财产手中: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保障法制在倒退,我们可以想想劳动法,社会福利,教育系统等等。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胜利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理性的扩张。而我们对这此作出的微弱的抵抗令人担忧。我们的抵挡往往受限在某一领域,或是某一行业,而没有全局的视野。资本逻辑完全被放任,自由主义也被放任。这种放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扩张;二是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的扩张化和集中化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最近FNAC和DARTY的合并(注:FNAC法国一家经营图书和电子产品零售商,DARTY法国家电零售商)。大企业的合并创造了能与国家实力对抗力量,甚至赶超后者。行业巨头们依靠着腐败,有时是武力,不断膨胀。而这些大企业基本也都是跨国性质的。道达尔(法国石油巨头)每年并没有给法国缴税,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家法国公司吗?

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力量的失衡也造成了主观上的影响:现在我们甚至基本无法想象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完全排除了另一种生产模式的可能。我们对这另一种模式的怀念,得追溯到二战之后制定的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那时我们刚从纳粹的占领中挣脱,资本家们(大多是战时的合作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和国家监管的政治方针。这另一种可能也曾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不同形式的政治反抗和革命。但是从70年代至今,这种思想逐渐消亡,共产主义也成为了一个备受唾弃的词汇。我们由两个选项过度到了只有一条路可走,资本主义在思想界取得了全面胜利。

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国家是如何反应的呢?国家不过是当代社会结构下的地方管理者。他们在资本逻辑与当地实际状况中间充当调停者,于是有了联邦制、邦联制、联盟制度。如此前提到的,有的大型公司的体量已经可以等同于一般国家,有的银行体量之大使得我们都认为它们是“大而不倒”的。国家的角色正不断被削弱,正如马克思提到的,国家的角色就是“资本的代理人”。但我认为,马克思应该从未想象到今天局面:公司规模之大,已经与国家的体量,甚至是国家联盟之间的体量不相匹配了。资本以其自身庞大的实力,仿佛一位独立的掌权人,在国家间穿梭。

现在我要开始说我的第三点了,帝国主义的新形式。帝国主义在上个世纪的模式,完全是建立在国家概念上的。它的实质就是强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瓜分,这种瓜分通一些会议来实现,比如1885年的柏林会议。当时我们像分蛋糕一样切开了非洲,并在当地建立了宗主国统治。这是一种直接的管理,有时还有一些当地名人显要的合谋。在四五十年代之间,这种直接管理的帝国主义模式(殖民主义)在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冲击下瓦解了。但是,这些宗主国家仍继续承担着保护当地企业,监管大宗商品运输,维护能源安全的任务。企业靠聘用雇佣兵还承担不了这些工作。今天西方国家仍在不同的地方有活跃的军事活动:法国在其非洲原殖民地区长期的驻兵和军事行动、阿尔及利亚战争、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

显然,帝国主义并没有随着殖民的终结而终结,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干预的方式。我们仍需在遥远的国家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法国在马里出兵,一家严肃媒体是这么描述的:“这次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因其维护了西方人的利益。”注意这里说的是在马里,维护西方人的利益,而不是马里人的。另外,为了西方的利益,我们干脆就把马里切成了两半。(注:指2012年马里内战)即便是形式换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需求仍是迫切的:铀、石油、钻石、木材、稀有金属、咖啡豆……更好的我就不列举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与其承担直接管理殖民地区这一项艰难的任务,新的方法就是干脆把国家消除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前面提到的国家的弱化有一定巧合。我们可以在一些蕴藏着大笔财富的区域建立起一个无国家状态的自由区,这样就无需再和那些讨厌的国家展开谈判了。即使是与一些力量弱小的国家,谈判也是恼人的。这样一来,公司集团们就可以在当地不受约束地施展。此外,这种自由区往往也是各个武装团伙的温床,他们有的受控,有的不受控,在自由区上肆虐。与我们所听到不同的是,一些大公司的代表,资本的经理人是能够和这些军事团伙进行谈判的,而且往往比和主权国家谈判更为容易。

很长时间以来所有人都叫喊着要消灭达伊沙(Daesh,注:ISIS的另一种称呼)。但至少至今,只有库尔德人实际在出战,他们在当地有自己的利益。不管怎么说,达伊沙都是一个高效率的形式多样的商业大集团,和所有人进行着进行着石油、棉花、艺术品的贸易。要做笔买卖,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想用“区域划分”(zoning)来描述这种状况。 现下的帝国主义模式是通过划分出一片去国家化的区域进行掠夺,这样需要时不时地向该地区出兵,但也免去了管理殖民地这一繁重艰难的任务。新帝国主义的行为实际上也容忍甚至推动了国家消亡的趋势。出兵利比亚、伊拉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消灭了一个国家,代之以真空状态——各个民族、宗教派别之间脆弱的和解协议。而这种行为对人民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当代世界格局给人民带来的影响

首先,不均衡的发展空前尖锐。在当前国家角色被削弱的环境下,问题将会更加突出。有一些基本数据需要了解,这些数据支撑了阶级分化的逻辑,使得民主成为不可实现的目标。

•全球1%的人口掌握了46%的资源

•全球10%的人口掌握了86%的资源

•全球50%的人口几乎一无所有

这个世界实际是掌握在10%的人手里的。在旧体制中,贵族的比例大概也是10%,某种意义上讲,当下的社会是一种寡头政治的回归。另外有一半的人处于赤贫阶级,这部分人大多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剩余40%就是中产阶级,这部分人艰难地持有着寡头们剩余的14%的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他们构成了西方国家的主体。可以说,中产阶级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不被遗弃到无产阶级中。这种无产阶级的威胁使得他们既自负,又脆弱:一方面孕育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滋长了他们的优越感,一种针对“野蛮”无产者的西方优越感。今天的媒体中充斥着“要和野蛮作战”的言论,我们这么说的同时,必然是把自己当成了“文明”的代言人,而那些野蛮人,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贫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此次事件具有意义特殊,它直击欧洲,这个“文明的中心”,它直击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酒吧、音乐、体育盛事。这是一次文明的危机,中产阶级,这个紧紧依附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群,感受到了来自后者扩张的威胁。

其次,在当代社会中还有超过20亿的“被遗弃者”。这里说的“被遗弃者”还不仅是无产者。这群人在资本逻辑下,几乎什么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无是处。在资本主义里,人首先应该工薪者,然后还要通过消费来推动社会进步。而“被遗弃者”既不是消费力,也不是劳动力。在资本的眼里他们仿佛是不存在的。而现在,有一种危险的宣传是说,这群“不存在”的人,或是不应存在的人,正要向我们发起进攻,比如现在炙手可热的移民问题,非洲人口出生率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批“被遗弃者”的存在呢?我们只需要稍稍用点马克思思想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资本逻辑只根据利润创造来定义劳动力的价值,简单来说,公司招聘员工就是为了获取利润,你们可以想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我们无法确定资本能不能够赋予每一个劳动力以价值。在其他时期,比如30年代,我们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失业。但现在的失业问题似乎成为了常态化的结构性问题。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无法给为每一个劳动力赋予一定的价值,也就是无法使他们都能够创造利润。这个矛盾可能会继续加剧,因为在利润的推动下,在竞争的压力下,不可能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世界政府,为世界人民牟利,他应该会把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周20小时,甚至更少,这样就可以把这20亿人纳入到社会中来。

在马克思的改革和革命理论中,工作时间是一个重要议题。工人阶级需要减小工作时间,而对于这点,资本是无法容忍的。今天的状况来看,资本处于这场斗争的下风。那群没有被资本吸纳的人们正在宣告自己并不是不存在的。

另外也请注意上述“被遗弃者”的地理分布问题。这一点和我在第一部分讲到的“区域划分”紧密相关。在那些国家被消除的无政府状态的区域,这群人就被遗弃在武装团伙之中,没有任何体制的保护。为什么要保护呢?他们既不代表消费力也不代表劳动力。这群被遗弃者的存在与国家被消除的区域的结合,制造了真空区域中恐怖组织、犯罪组织猖獗的现象。可以想象,如果这群人能够有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身份,能够被纳入社会结构中,那么就不会是今天的局面。法西斯主义者总是喜欢借用宗教名义。比如西班牙的法西斯就完全使用了天主教的名义。别太认真,别把责任推给伊斯兰教。这些犯罪团伙的目的其实是在资本主义遗留的真空区域建立起高利润的帮派主义,宗教是他们常用的借口。

新浪微博达人勋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5 18:17:04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代世界的三种典型主体性

我这里要说的是在这种世界结构下实际存在的三种主体性,但并不是所有可能的主体性。

第一种是西方主体性:它的代表是持有14%财富的中产阶级。正如我在上部分讲到的,他们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自我感觉很良好,这是一种历史沿袭下来的傲慢。不久前西方还是世界的主导者,通过帝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夺取了大笔财富,他们自认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创立者和守卫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持续受到来自无产阶级的威胁。当下资本主义问题凸显,这部分人的利益可能不再受到保障了:寡头们蚕食的欲望在扩张,他们不得不在自由区耗巨资战争,而中产阶级14%的财富也很难再守住了。

这点就被民主政府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将中产阶级的这种恐惧不安引导向置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不是与政府的对立:把中产阶级的恐惧合法化,试图说服他们,恐惧的来源不在于政府的管理不善,而在于那群被遗弃者,比如在我们社会中的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后代、难民、穆斯林……

以上是中产阶级——西方的主体所代表的主体性,现在,我们来关注那些既不是消费力也不是劳动力的人。全球化进程使得大众媒体也有了跨国性的特点,西方人的生活模式得以广泛传播。无产者们常常透过大众媒体看着别人的小资生活,直面别人的傲慢,而没有思想或政治层面的出路。造成的结果就是这群人痛苦沮丧的心理状态,混杂着艳羡和反叛。于是就有了后两种主体性,我要说的第二种主体性是对西方的向往:试图采取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消费方式却缺乏足够的物质能力。这种主体性带来了以下现象:首先是移民潮。第二种情况是当地的畸变,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西方的人用可悲的条件生硬模仿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关于这点我们可以谈很久,简而言之,这种对西方的向往非常普遍,而它带来的影响很大,并且基本都是极具破坏性的。

第三种主体性是虚无主义,一种复仇和破坏的渴望。虚无主义经常表现为保守主义,不则手段地克制对西方的渴望,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表面上是对西方的仇恨,实则也是对西方的渴望在作祟。对于虚无者,生命一文不值,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不采取最极端的手法,包括死亡的冲动,他们就会堕落到对西方的渴望中去。

可以说,后两种主体性——对西方的向往和虚无主义,其实是面对西方文化的主导,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不同反应。

当代法西斯

一般来说,由资本主义体制引发的民愤,可以被称作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情绪有时会在严重经济危机时产生,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之前讲到的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越发明显(不能给每个劳动力以一定价值)。这是资本主义内生性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实现它的诺言,当西方梦受到压制或破灭,取而代之的就是对西方的仇恨。

就形式来说,当代法西斯主义是身份认同语境下的杀戮冲动。宗教是一个可能的因素但并不是事情的本质。它不过为这无处不在的西方梦——要么是积极的向往,要么是破灭时致命的渴望——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地标。

就行为方式来说,法西斯常常采用帮派及犯罪逻辑。它的行事方式包括领土抢夺,大型洗劫、杀戮。那些国家被消除的自由区实际上是和全球市场接轨的,正如我提到的,Daesh(达伊沙)是一个高效率的企业,它的拥护者和一般企业员工差不多,不过是多了几项抢劫杀戮的犯罪特权。当代法西斯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内在的病变。我们知道,一些大公司甚至国家政府,比如沙特阿拉伯,一直在与中东的法西斯组织进行利益交换。

总而言之,当代法西斯是被压抑的西方梦,有着帮派团伙类似的组织结构,还带着点宗教色彩。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这种法西斯思维对年轻人的影响,毕竟事件的杀人者是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是移民后代,没有工作,没有未来。法西斯化(人们常使用极端化一词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自我退行”)给青年人提供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罪犯英雄主义”以及西方梦初体验的混合:一方面,他们就像自负的黑手党,为终于向西方复仇、征服领土而兴奋。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受到了“西方“(西方中产阶级)的那种自我满足感——要知道,达伊沙在薪酬方面可是大手笔。

关于此次事件

正像我刚才提到的,肇事者是年轻的法西斯,有点像法国二战时维希政府自卫队的士兵。首先,二者有着一样的残忍属性——无恶不作。其次,二者都是受到一系列小恩小惠的蛊惑,比如美好的生活,一辆好车,泡吧,女友.....第三个相似点在于他们的理由。自卫队在贝当的爱国旗帜下做着最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我把这个称作法西斯主义者内在的分裂。而今天的杀手们,实际上是西方梦破碎的产物,他们的西方梦得不到满足,无法在当今社会立足,就自认为仇恨西方,陷入盲目的虚无主义。

媒体对他们行为的描述并不好。这并不是一场袭击,我认为也不是恐怖袭击。袭击是一种有预谋的行为,在做的时候就想好了撤退的办法。我把他们的行为成为大规模杀戮,他们对于死亡的冲动,不仅让他们以杀害更多的人为目的,还包括了对自己生命的杀害。对于他们,即使自己的性命也不足挂齿,其他人的生命就更不在话下。

诚然,这是一次残忍罪恶的法西斯行为。然而,把他们归类为“野蛮人”是适当的吗?长久以来,“野蛮”一词与“文明”对立。即使遇到这样的事件,我们也无法让西方的傲慢合法化,认为西方就是文明的代表。我想说明的是,西方人的杀戮在今天也是持续而血腥的。

我这里举三个例子。

西方人可以根据国家元首的秘密指令杀人,借助于无人机技术和特殊部队,在法国我们有homo部队,homo代表着homocide(杀人)。无人机杀起人来更容易,我们甚至不需要离开办公室就可以操作。对于无人机我们有过统计调查:每杀害一个锁定目标,无人机平均需要造成九起无辜死亡。要杀掉10个对手,我们就不得不让90个人无故牺牲。想想奥巴马执政期间用这种手段除去的目标,我们能推断,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无辜杀害了。如果杀害平民被称作野蛮的话,西方人每天都是野蛮人。只不过在巴黎事件中,那些野蛮人中的野蛮人的杀戮是自杀性的,而文明人的野蛮行为是技术集中的和被掩饰的。

第二个例子,在当代的战争中,西方人声称能够完全消灭敌人而不损伤一兵一将,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到。不过,如果我们计算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平均结果是当西方每有1人死亡能消除另一方20人。而对于那些在战场下艰难为生的百姓,西方人才是最残忍的野蛮人。

最后,以加沙事件为例,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其政治影响:事件造成2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将近450个儿童。这就是文明吗?只因为这是用战机执行的,而不是一群愚蠢的年轻人在自杀前对着人群开枪?

此次事件的肇事者是一群类似于贝当时期的自卫队,他们的动机肮脏可憎,却也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而我们现在说要向野蛮开战,意味着我们的军队代表着文明。这样的说法是无法接受的。战争说到底,或多或少是肮脏的杀戮。我们自己也曾在在殖民战争以及后来的战争中虐待、驱逐、杀害。我们仍会继续,如果像政府所说的——我们是时候向恐怖主义宣战了。

宗教在这其中可以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载体。但说到底,这些年轻人的出身、宗教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面对自身沮丧时的选择,伊斯兰其实是他们走向的终点而不是犯罪的起点。

国家的回应:“法国”和“战争”

我认为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让中产阶级守规矩。这方面,(法国)左派做得很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左翼政府就获得过“特别权利”,如同今天他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可以展开全面战争。然而,中产阶级早已没了战争的概念,想用“战争”一词来管教他们,在今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说的战争,其实也不是真实的战争,在今天的法国,没有人真的准备作战。国家现在又重新使用了民族主义,想把法国的旗帜和战争放在一起,但这对组合很荒谬,我认为也持续不久。

我先说说“法国”。今天,法国已经成了一个没有明确内容的指代词。它是当今世界结构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曾经,让法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是法国的价值观——一种革命的传统。在1789到1976年之间,法国经历了共和制度,随后是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共产主义,最后是当代左翼。但这都成为了过去,这种革命的传统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法国的特征在于其知识分子团体,以及公开歧视的法律。歧视谁呢?歧视穷人,有宗教信仰的穷人。在这里,穷人被妖魔化,而这群人不过是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法国之所以有这么一大群的第三世界移民,是因为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我们为了满足工厂生产的需求,大量引入了移民。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的家庭,有了孩子,而这些二代移民普遍的未来就是成为工人,技工…但是生产机制在法国已经被摧毁了,工厂都搬迁至国外了,这些二代移民的未来变得渺茫。我们曾经不辞辛劳从各国进口移民,现在倒想着把他们全部出口......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

法国大概就是我上面说到的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含义。那些急切寻求法国身份认同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身份认同的冲动常常是为了迫害这一身份之外的人。那些叫喊着“法国,法国”的人,实际上为法国做了什么呢?他们对着阿拉伯人嘶吼。我并不认为这种事情能使法国人觉得光荣。另外,调查显示,英勇的法国人里也只有3%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奉献生命。

而对于“战争”一词,有一点没有争议:并不是那些“野蛮人”宣告了战争,而是法国。后者在一些公司以及美国的牵引下,参与了帝国主义行径,参与了“区域划分”,消除了国家...

回到“解放政策”

最后,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呢?我会说,应该从这种战争的宣传中抽离出来,即使这个战争是虚构的或是虚假的。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国际视野。毕竟,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局势已经确定。我们需要从国家的概念中抽离出来,去关注那些民粹情绪滋长的地方。

我们现下的社会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是西方梦破灭后导致的法西斯命运,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以及中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然而两者并非善与恶的矛盾,并非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这是一种主体性的矛盾,一种内在的扭曲,使得西方的弱点全部转向对西方的攻击。因为西方社会并没有给年轻人一种合理的主体性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借口,不能成为任何罪行的理由。无论什么形式法西斯行径都是可怕的。然而,我们需要理解这对矛盾,而不能受困在这对矛盾中成为其帮凶。

我们今天痛苦的局面是由于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一种能够从资本主义内生性问题抽离出来的政策。并不是年轻法西斯、犯罪团伙或是宗教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能重新构建世界格局的解放政策,恰恰相反,正是缺少这种政策和思想的出口,才有了前者的诞生。我们今天的痛苦之源可以追溯到很远,它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在欧洲)。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当时是一种能从资本主义结构中抽脱的思想。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的失败被确定了,而此后资本主义找到了他新的动力。

而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首先,我们有一批流动性很强的无产阶级,他们已经非常国际化,比如,在韩国,我们有许多来自尼泊尔、孟加拉的劳工,就像在法国我们有很多马里人和摩洛哥人。这一批人成为了“被遗弃者”的先锋力量。其次,我们有一群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欢迎新的思想,并在为此不断探索。这群人需要做的便是与无产阶级形成联盟,深入调研,与无产阶级对话。新的政策往往是在出人意料的结盟中形成的,在不平等间的对话中创造的。

最后,我们还有年轻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想在那三种主体性中选择一种,而我们却没有给他们提供另一种选择,于是,他们迷茫了。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失去方向的机制,尤其在当人们不想仅仅作为消费者或工薪者的时候。

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新的选择,如果有足够的条件孕育一个新的思维模式,那么,当代法西斯终将走到尽头。我们看到的将不会是战争,而是肆意蔓延的法西斯主义被消化和清除了,因为我们有了新的选择。我们会创造第四种典型的主体性,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主导而又不陷入虚无的主体性。这需要知识分子,来自不同阶层的年轻人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是在地方范围内,然后再扩大推广。这需要来自知识分子以及不同阶层的年轻人迈出脚步,接近那些游牧人似的无产阶级。

寻找这个新的选择是一项急切的工作,也可以归为一项思想界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每个人参与,需要我们从全人类的命运去思考,去探索,使得人类历史能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从而脱离我们今天的困境。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这便是我们下一步会做到的。但是时间紧迫,很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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